文/本刊記者 侯耀晨
吳緒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原社長、總編輯，現任北京福州商會秘書長、世界福清社團聯誼會常務副主席、北京福清同鄉聯誼會會長，并兼任北京福建企業總商會顧問、冠城大通高級顧問、北京順華集團總顧問等多項社會職務。
“一個人活在世上，如果除了家人以外沒有人牽掛你，你也沒有可牽掛的人，那你這個人就活得沒有意義。”吳緒彬在接受了《中國商人》專訪時說。吳緒彬認為，當前中國貧富差距過大，民間商會組織會員參與公益事業有利于社會和諧，也是平衡社會財富分配的必要手段之一，但在當前中國公益事業發展的外部環境有待于全面改善的前提下，民間商會做公益也面臨諸多困難。
貧富差距過大，公益事業是平衡手段之一
中國商人：隨著中國民間商會（異地商會）的發展壯大，企業或者以商會為單位統一規劃，科學應對重大災情及日常的公益行動已有可能成為企業參與公益事業的主流形式。你認為商會有沒有必要統一組織會員企業的公益活動？
吳緒彬：國際上衡量財富分配公平度的基尼系數警戒線是0.4，我們現在官方公開數據是0.46，學者的數字早就超過0.5了。以前大家認為印度是貧富分化比較大的國家，而印度的基尼系數是0.33。最近有記者到離北京僅256公里的河北省康保縣三義村去調查，有戶人家唯一的電器是一盞燈，一個月2塊錢的電費都繳不起。根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有關數據顯示，最低收入的10%人群，只占社會財富總額的1.7%，而收入最高的1%人群，占社會財富總額的35%。
貧富差距如此之大，就需要大量慈善事業作為平衡手段之一。我這里有一份《2009年中國慈善捐助報告》，全國接收社會捐贈款物是332.77億,這個數字相比往年已有所增長，但橫向比較與國際水平差距仍然很大。美國僅一個比爾．蓋茨現在已經捐了400多億美元，而且承諾要把580多億美元的個人財富幾乎全部用于慈善事業。巴菲特在2006年就將個人持有的300多億美元股票捐出。另外像臺灣地區的郭臺銘，在與曾馨瑩的訂婚宴上宣布將捐62億元用于公益事業。
這樣比較，我們會發現中國大陸地區慈善捐贈數額還不及美國一個零頭。當然這幾年我們的公益慈善事業發展較快，特別是你剛才講到汶川地震、玉樹地震激發了全民參與公益慈善的熱情和大愛。汶川地震期間，民間捐獻款物總計592.49億元，截止2009年7月份實到賬款589.68億元。這次青海玉樹地震，青海省搞了一個賑災捐贈晚會是9個億。4月20號晚上中央電視臺的賑災義演晚會共募集善款21.75億元，那天我也看了電視，有幾個公司捐款數額較大，加多寶集團捐了1.1億元，中國泛海控股集團捐款1個億，大連萬達集團1個億，我老家的企業家——福耀玻璃集團的曹德旺、曹暉父子個人捐款1億元，而且還答應給西南旱災區捐款2個億。我們商會常務副會長單位興業銀行捐了1500萬。另外我注意到畫家范曾上次汶川震災期間捐了1000萬，這次玉樹震災又是1000萬，還有被稱為“中國首善”的陳光標，這些人出現是一個可喜現象。但我總覺得這兩年出現了如此罕見的天災，我們去年全年的捐款捐物合計總額才達到300多億，規模還是太小。
作為一個企業，一個企業家，本身就有回報社會的責任。我們這些企業家當初所賺的錢，跟改革開放大環境提供的各種政策、機會，包括價格雙軌制，以及異地差價這些因素是分不開的。前一陣子我給一個老板談過一個觀點，我說你一年賺1000萬，500萬是靠你個人能耐，500萬是政策和資源給你的。如果不是通過各種關系，你怎么可能拿到那么多的資源和優惠呢？所以我認為企業和企業家應該拿出一部分錢來用于公益慈善事業，商會作為企業和企業家的集合體，也完全有責任和義務參與公益慈善事業。
中國商人：你所在的商會是如何組織會員參與公益事業的？
吳緒彬：上次汶川震災期間，我們商會會員進行了多次捐款。像冠城大通，第一時間捐了200萬，隨后冠城大通董事長韓國龍個人捐款100萬，接著冠城集團控股的依波表公司又承諾分階段捐贈360萬用于資助汶川地震災區的貧困學生。商會會員進行了多次捐款的情況下，我們認為不夠，又繼續發動會員捐款，兩三天之又募集了67.4萬，通過中國扶貧基金會捐給災區民眾。
除了汶川這樣的天災，平時我們商會也多次組織會員做公益。
福建永泰縣紅星鄉過嶺村，村路破破爛爛，有六個自然村村民吃不上自來水。我們商會會長林厚勇帶頭組織大家捐款，分三年捐了150萬用于自來水和村路修建工程。現在山上村民都喝上了自來水，路也修好了。我們每年贊助在京的福州籍貧困大學生，今年一月份年會期間還贊助了十名貧困大學生，四年學費人均一萬六共計十六萬。最近有三名白血病患兒的家長找到我們商會，一個九歲，一個十三歲，最小的才兩歲多。我們正在發動會員給這些患兒捐款，已經有七八個人捐了，有上萬的，也有五六千的。
正如前面講的我們現在貧富差距過大，長期以來國家在社會保障這一塊歷史欠賬太多，所以應該發動社會上的有錢人特別是企業家積極參與公益慈善事業。
{分頁} 商會做公益，有優勢，也有困難
中國商人：就短期和長期的效果來說，你認為商會組織會員做公益有哪些問題需要解決？
吳緒彬：我們國家公益慈善事業起步晚、整體規模小，相關制度和配套政策也亟需完善。就當前狀況來說，商會和企業做公益無非以下幾種形式：一是通過中國紅十字會、中國慈善總會、中國扶貧基金會及其各地分會這些可信度較高的機構，其次是民間自己搞的公益慈善機構。此外就是你說過的商會能不能組織會員企業自己搞？
最近我給一個企業家打電話說了這方面的事，他決定聯手幾個兄弟拿出200萬來成立公益慈善基金，但報批了兩個月都沒批下來。因為相關審批手續太麻煩，我只好讓他去找福州慈善總會的方慶云會長。所以從公益慈善的大環境來說我個人認為有幾個突出問題需要解決：第一我們國家正規的慈善機構太少，民間可選擇的捐贈渠道太少；第二當前一些慈善機構在捐贈款物的去向、款物到位情況和有沒有流失等信息的批露方面缺乏透明度；第三民間參與公益事業的渠道不暢通，包括一些企業想自己設立慈善基金，但審批關口太多、太復雜；第四公益慈善活動的管理制度不規范、監管不夠；第五是稅收方面，目前除了中國慈善總會、中國扶貧基金會等少數大的基金會可以開出抵稅發票，其它的基金會都開不出。我們商會搞捐款活動，還得找一家慈善機構去開發票。
中國商人：針對目前公益慈善事業的大環境，你覺得商會組織做公益有哪些優勢，有哪些具體的困難？
吳緒彬：從商會自身來講首先要有號召力，否則你就拿不到錢。商會辦得好，有凝聚力，加上會長帶頭就能形成號召力。當汶川、玉樹這樣重大災難來臨，我們就可以號召大家來捐款，同時像捐助白血病兒這樣的慈善活動，我們平時也可以做。
一些企業和個人有資金、有實力、有意愿做公益，但他對于如何做公益不一定有專業經驗，同時也沒有太多時間去跟各種機構對接。商會做公益比企業和個人單獨做更有優勢，商會的聯系面廣，容易幫助企業找到合適的捐助對象、捐助渠道、確定適合的捐助項目。第二，單個企業和企業家資金畢竟有限，我們把多個企業和企業家的大錢小錢攏在一起，能夠聚集的公益慈善資金規模、影響力，所發揮的作用也更大。商會牽頭做公益還有一個優勢，商會可以組織身份出面跟中國扶貧基金會、中國慈善總會等正規的機構對接，對于捐獻款物的去向、捐助的效果等進行必要的跟蹤。
當然，在具體操作中也有一些實際困難。首先是去攏錢很難，由于商會對于會員沒有直接約束力，我們只能通過個人去做工作。拿我們福州商會來說，很多時候需要我親自打電話、找老板，靠我個人的聲望、年齡和為人去推動工作。如果我不在這兒，讓秘書處其他人做這件事難度非常大。
除了已經談到的當前公益慈善的大環境造成商會做公益會遇到一些困難。當前的慈善機構日常運營費用都是從捐款里面提成，這樣就會造成一個問題：企業家或者商會認為，我捐的款，你扣了我這么多！再加上我們的捐款是層層下撥，捐款流轉過程當中被截留、被挪用這些事都有，捐贈人包括媒體與公眾也時有質疑。正是因為有這種情況，陳光標等企業家帶著幾千萬捐款，自己開車到汶川災區親自去發放。按道理講這樣的捐贈成本是很高的，企業家的本身工作是是管理企業和運營企業，是為了賺錢，而陳光標寧愿自己到第一線去做，恐怕也有擔心捐款流失的問題。他認為面對面把資金交到受助人手里，捐款的去向很明確，誰拿到這個錢，這些錢能起什么作用，他也很清楚。
中國商人：在企業參與公益事業的過程中，有兩種現象引起公眾關注，一是“諾而不捐”。二是企業家本身對捐款的去向也很關注。你認為以商會為主做公益，是否可以逐步做到全過程管理？
吳緒彬：商會對企業做公益的過程管理也很難。企業家“諾而不捐”的問題，情況比較復雜。比如在永泰捐款中，有些企業捐款不到位，我們只能不時去催，希望捐款能盡快到位。因為人家是捐贈，不是欠你貨款，你沒有辦法通過強制性辦法去要求人家。也有的企業家說我現在資金緊張，一時拿不出手，這樣的情況也是正常的，再有錢的老板也有資金短缺的時候。
對于企業“諾而不捐”，換句話說捐款不能及時到位的情況，商會需要有人專門跟蹤落實，要讓捐款無論早晚一定到位。這個負責落實捐款的人就必須在老板當中有威望和可信度。另外，他要有很強的責任心，能把這個事情切實承擔起來。如果沒有專人去盯，可能有些捐款最后就不了了之。
商會督促企業落實捐款只是一方面，老板捐款之后，對于捐款的去向還有一個監管的問題。這方面商會能做的就很有限，我們只能盡其所能給捐贈人一個比較滿意的反饋。
汶川震災中，我們首先是找中國扶貧基金會，我們不能把錢隨便捐給一家沒有可信度的機構。捐款之后，我們跟中國扶貧基金會還有聯系。在中國扶貧基金會成立二十周年的時候，賈慶林等黨和國家領導人接見企業家代表，我們讓兩個會領導參加接見、合影。這應該看作是在聲譽上對捐款人的一種肯定。做到這個地步，老板就比較滿意。
像永泰縣紅星鄉過嶺村自來水工程和道路工程，這是由我們商會自主進行的公益項目，監督就可以多一些。撥款之前，我們有幾個前提：一是要求這個村做項目預算，如通自來水需要多少錢，修村路需要多少錢，整個工程造價等情況都要給我們提供。其次是做好之后，我們要去考察、驗收，看工程到底做得如何。有些環節我們還是監管不到，比如說我們無法審計他的財務，我們也沒有這樣的人力和精力。但基本的情況，如預算、決算、材料、人工的費用以及總造價，我們還是有基本的監管。
我們給貧困地區學校捐贈圖書，這個事已經持續做了好幾年。我們首先通過公函往來，跟當地教育廳這樣的正規單位來合作。對于具體接受捐贈的學校，可以讓老板自己去選擇或者指定，商會負責跟蹤落實情況。
雖然目前商會對捐款要做到完全監控還有困難，但我認為既然老板把錢捐出來做公益，商會秘書處就要盡最大可能負起責任，對資金的流向、資金的用途，逐步實現全過程的監控，同時要把相關信息及時反饋給老板。
{分頁} 重復繳錢、重復要錢、重復捐款,企業負擔其實很重
中國商人：就北京福州商會來說，下一步會不會針對一些群體進行有規劃的，有目標的捐贈？
吳緒彬：完整的規劃現在還沒有。北京福州商會2006年才成立，我們前面花出去太多，光周年慶典就花出去160多萬。商會辦公室是租的，過去9.6萬一年，現在搬到這個地方更貴了，人家照顧我們一年還要十二萬，再加上車位和其他費用一年需要十三萬。每年我們還有各種會議、商務考察等費用，一年的開銷最低也要百八十萬。
我們一直在探討以商養會的問題，真正的成效并不大。現在商會還有一個亂象，比如北京有福建企業總商會，總商會下面有福州商會，福州商會下面還有永泰商會、閩清商會、平潭商會等商會。有的商會還有行業商會，又是一層商會。還有一些人在外地如山東、內蒙參加了當地商會，這是第五層了。
中國商人：就是說一個企業或企業家往往要參加多個商會，這樣導致個人負擔較重。
吳緒彬：多的有參加五六個商會的，他就要繳五六份錢，這是正常情況下造成企業家負擔重。第二，凡是商會多少都會做點公益事業，企業家的負擔又增加了。舉個例子，為白血病兒童捐款，我給一個企業家打電話，他說我剛給一個白血病患者捐了一萬塊，是一個律師向他要的，他村里有一個白血病人。捐書過程中也有這種情況，我們福建有各種單位直接打電話給老板，老板就通過這些渠道捐出去了。
重復繳錢、重復要錢、重復捐款，把企業家弄煩了，怎么天天都是捐錢啊？玉樹這一次我不敢大動，因為下面一些企業自己已經捐了。還有我們目前一些捐助項目正在進行，我怎么好再去向人家要錢呢？
中國商人：我們探討通過商會對企業捐款進行全過程的管理問題，像你剛才說到的重復捐款的情況，可否通過商會把企業通過各種渠道捐助情況進行匯總呢？
吳緒彬：你說的對，我們目前已經開始做一些統計。我們當地政府也在做，凡是2008、2009年在福州地區捐款達到五十萬的，福州市委市政府要表彰。經過統計就發現問題了，好多企業在老家捐了款我們商會不知道，這些他不是通過商會的捐款算到商會是不是合適呢？
中國商人：我覺得這種情況可以分開的。比如說，第一無論你是通過商會還是其它渠道，只要是企業捐出去的，都以商會會員捐贈的名義統計出來；第二，基礎數據出來后，也很容易統計出通過商會捐贈的企業名單和捐款數量。這樣經過統計，會員發現原來我們捐款的總額這么大，對沒有捐款的人是個激勵；其次，通過商會正面引導、全程把控也可以解決捐助人關心的款物落實和捐助效果問題。
吳緒彬：你說的可以分成兩方面。商會做好這樣的統計工作，一方面對商會會員有一個交代，一方面對社會也有一個交代。商會的企業家今年做了多少公益事業，大家心中有數；第二也可以作為我們商會的業績。這樣的統計結果出來后，商會可以給他發獎，起到一個鼓勵和引導的作用。
對公益企業家要宣傳，但不可過度宣傳
中國商人：商會和企業在參與公益事業之后，應不應對外宣傳，一些商會、企業以及個人也為之困惑，你對此有何見解？
吳緒彬：像汶川、玉樹這樣的非常時期，國家出大頭，企業家出小頭，總是一件好事。企業家捐錢做了公益，我認為商會一定要給他在聲譽上有所肯定，而且要盡量做好這個工作。
我們商會過去也是這么做的。你捐錢到了一定的額度，我要表彰你，商會刊物上也要宣傳。即便你捐了幾百塊錢，我也會記錄在案。同時，我們還要借助媒體或者其它的機構來宣傳。我在接受媒體采訪時，也會把他們的貢獻說出來。
對于款項特別大的捐建工程，可以樹碑立傳。像福建平潭修跨海大橋，我們商會執行常務副會長、北京順華集團的總裁鄭武、常務副會長許揚明、常務副會長吳海濱、常務理事林顯德，這幾個人分別捐了100萬，其他還有捐了10萬或20萬的，總計500多萬。這些捐款是通過我們商會底下的平潭商會來做的，這樣的大額捐款我們要把信息反饋給地方政府，因為當地政策有表彰的規定。
另外，這次給幾個白血病患兒募捐，我們有一個想法，如果捐的錢多了，就由這里起步搞一個小規模的我們商會自己的慈善基金。商會拿到錢以后，一部分給這三個患兒用于后期排異治療費用，剩下的錢作為慈善基金，把這個基金規模逐步搞大，專用于救助工作。
中國商人：雖然基金注冊不下來，但可作為商會的一個部門來運行。
吳緒彬：這筆錢要有專人負責，專款專用，商會日常開銷不動這筆錢。對于捐款的企業家，商會要向理事會和全體會員定期公布，接受監督。晚年我要做幾件事：一是發揮我的余熱，用我的智慧，我的才華去幫助企業成長；第二，我要發揮我的余力來做公益慈善事業，第三我還在幫助后生、提攜后生，我幫助過幾個大學生解決了一些實際困難，我開博客也是為了這個目的。我發動企業家贊助他們，給他們講課，我博客里也有這方面內容。最后我要把商會工作做好，同時也要把人才培養出來。
我愿意做這些事情。我認為一個人活在世上，如果除了家人以外沒有人牽掛你，你也沒有可牽掛的人，那你這個人就活得沒有意義
中國商人：由于我國的公益慈善事業起步較晚，媒體都有一個意識，就是鼓勵和引導企業去做慈善，但有時過度張揚反而產生一種負面效果。
吳緒彬：對于公益慈善的宣傳要有度。有的企業家捐獻并不多，或者說看起來不少，但跟他擁有的財富總額相比很小。這種情況下要不要宣傳？肯定要宣傳，但是宣傳過頭了，就會讓社會公眾感覺你捐點錢是為了做秀，為了揚名，恐怕效果就不太好。
作為商會來說，如果自己有刊物，商會刊物上要登，因為這也算商會的一個業績。企業家也是人，當財富積累到一定程度的時候，他肯定需要名。有了名，他的生意才好做。
但是我認為你說的那種過度宣傳，媒體持續地或者一涌而上報道一家企業，宣傳的規模太大，就會讓人家感覺到是不是捐贈的企業家自己操作的？我們商會的名譽會長黃如論，好多年他都可以說是“中國首善”，但他很低調，對他的宣傳也較少。韓國龍，宣傳的也不多。再比如曹德旺，以前他也捐了不少錢，宣傳的也少。前一陣子是因為他把價值四十二億的股票捐出去，但他不是現錢，操作上有難度。有一陣子媒體宣傳的也很多，各種反映都有。
我想我們當前應該有一個原則，你不通過商會我沒辦法，只要你通過商會捐了，我就要掌握情況進行適當宣傳。當然每次都宣傳、宣傳過度也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