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娟、呂斌、羅婷、張馳、馬麗
剛剛過去的2007年精彩紛呈而又值得回味。
對于一些人來說，2007年是他們的好運年，史玉柱、馬云、楊惠妍等印證了這一點，他們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要么從此翻身、來了個驚天大逆轉，要么一躍而成中國新首富；而對另外一些人來說，情況卻不那么妙了。有人黯然離職、有人鋃鐺入獄，也有人曲終人散、財盡樓空，成為剛剛過去的一年里，最讓人噓唏不已卻又無可奈何的憾事。他們的倒下，再一次讓人們看到金錢與權力這根魔杖的神奇之處。
在這根神奇的魔杖面前，或許只有那些高超的智者才能舞得動、才能舞得好。
敬克文：“權力濫用”的犧牲品
離職前崗位：四川綿陽燃氣集團董事長
身為并不算太知名的四川綿陽燃氣集團公司董事長，略帶書生氣質的敬克文留給我們一個爭議頗多的背影。作為被追究刑責的首家燃氣改制試點企業老總，敬克文案在“燃氣企業改制”、“政府與企業關系”以及“領導者責任”等諸多方面，都具有相當的標本意義。
2007年11月20日，原四川綿陽燃氣集團公司董事長敬克文“濫用職權”案開始二審。包括中國城市燃氣協會秘書長遲國敬在內的多位重要證人專程前往四川當庭作證。
這是一起在國內燃氣行業引起軒然大波的案件。敬克文成為因天然氣管網建設費收取問題被追究刑事責任的第一人。而該案罪名也頗具爭議，許多人認為：“濫用職權”罪名背后凸顯了政府與企業利益博弈以及法規缺失的痕跡。
管網費之爭
早在1992年，剛上任綿陽燃氣集團董事長、總經理的敬克文就改變了企業過去單一經營煤炭的模式，開始把開發天然氣作為龍頭產業。經過幾年的發展，公司的天然氣業務已初具規模。
1994年，為了加快公用事業發展、積極推進市場化改革，國家建設部下發了《關于確定23家市政公用企業為建設部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試點單位的通知》，該通知列出的燃氣企業共有7家，綿陽燃氣集團公司排在首位。
根據國家文件精神，綿陽市有關部門先后對綿陽燃氣集團(以下簡稱集團公司)公司進行了兩次改制，以產權轉讓方式新組建了股份制企業——綿陽燃氣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有限公司)。有限公司的股東分別為：集團公司、集團公司職工集體持股會、職工合股基金會。而敬克文則兼任集團公司和有限公司兩家企業的董事長和總經理。
“兩次改制為敬克文的獲罪埋下了禍根。”相關人士表示。因為改制前，天然氣管道鋪設的主要資金來源——天然氣管網建設費由集團公司收取。改制后，隨著天然氣供氣和管網工程業務歸入有限公司，該項費用改由有限公司收取。
而綿陽市政府相關部門認為：集團公司雖經1994年、1998年兩次產權轉讓，但其性質仍為全民所有制企業。在兩次產權轉讓后注冊成立的有限公司中，集團公司為參股企業。根據政府相關部門批文，管網建設費應當由集團公司收取，用于城市燃氣主干網建設。而敬克文卻濫用職權，在產權轉讓后又無償將集團公司6000余萬元國有資產轉入有限公司，導致了國有資產流失。
敬克文與“權力濫用”
敬克文獲罪的消息引起了行業的極大震動。“該案暴露出在燃氣類公用市政企業改革中，如何認定燃氣管網建設費用和性質的問題。”業內人士表示。
我國各地燃氣管網建設費收取始于上世紀80年代中期，一直延續至今。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絕大多數城市正在大力建設燃氣管網和改造舊有管道，特別是改變上游供氣和調峰能力，需要投入大量資金。
燃氣企業為滿足安全供氣，均收取燃氣管網建設費，費用收取后用于燃氣管網建設、維護、更新，以及燃氣價格的補償。
早在1998年，國家有關部門就開始清理行政性收費項目。燃氣行業的燃氣管網建設費收取也由行政收費轉變為經營性收費。收費主體也隨之發生變化：一般由財政部門收取改為由燃氣企業收取。
敬克文既是國有企業的負責人，又是改制的股份制企業的負責人。這種企業改制不徹底落下的“病根”也許直接導致了敬的“權力濫用”。
在許多人眼里，敬克文算得上是一個能人，他不僅白手起家，讓一家破敗的企業起死回生，而且書寫了一個行業的神話——把一家靠經營蜂窩煤、年產值僅為300余萬元的企業，發展成擁有總資產6億元、營業收入4億元的國家二級企業。
現在，他什么都沒有了。
管網資產的界定不單是資產歸屬，還涉及燃氣價格及長期的利益分配。需要國家及地方各監管部門多方協調，盡快研究出臺相關法規，并對管網資產等相關問題進行明確規定，才能避免更多“敬克文”的出現。{分頁}
張曉光：我是臭豆腐，我怕誰
離職前崗位：東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張曉光成為世人關注的焦點，不僅僅因為他欲壑難填、瘋狂斂財、為情婦一擲千金，更因為他被認為是中國銀行高山案中能解開存款企業和銀行之間如何進行犯罪交易的關鍵人物，由此也引發了對上市公司金融監管問題的關注。
歷經2年10個月的調查取證和先后三次庭審，2007年12月4日，吉林省白城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受賄罪、貪污罪、挪用公款罪、為親友非法牟利罪、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等五項罪名，判處東北高速原董事長張曉光死刑，緩期兩年執行。
涉案金額令人瞠目結舌
張曉光今年48歲，經濟學碩士，高級工程師，歷任黑龍江省交通廳人事處副處長、黑龍江省高等級公路管理局黨委副書記、局長等職務，黑龍江省交通廳助理巡視員。自1997年以來，張曉光就一直擔任東北高速董事長。
據起訴書指控，張曉光從任高速公路管理局局長到案發，僅僅6年的時間，就涉嫌收受賄賂1920余萬元，貪污公款48.8萬余元，挪用公款3300余萬元，巨額財產來源不明2934萬元，涉案數額如此之大，令人瞠目結舌！
兩拉桿箱現金交易
2001年7月2日晚8時左右，北京昆侖飯店。赴京開會正在房內休息的張曉光接到朋友李東哲的電話，說要送點錢過來。很快，有人將兩個一米見方的拉桿箱送到了張曉光的房間。箱子很重，里面裝了滿滿500萬元現金。
此后，李東哲又如法炮制地送給張曉光200萬元現金，前后總計700萬元。檢方指控正是因為張曉光接受了李東哲(中行高山案幕后主使者)的賄賂，將巨額公款存入李東哲指定的中國銀行哈爾濱市河松街支行，并滿足其不斷增加存款的要求，才致使東北高速2.93億資金離奇丟失。法院亦認定張曉光收受李東哲賄賂，“在客觀上為他人實施犯罪致使東北高速的2.93億元資金丟失提供了條件”。
張曉光的巨額財產說明中，“拉桿箱”是出現頻率最高的詞匯。檢方資料中記錄，張曉光數次用拉桿箱裝滿現金托李百川(張曉光同班同學，曾任東北高速投資部總經理)保管。風聲緊時，李甚至專門租用一個車庫儲存錢財。
為情婦一擲千金
張曉光挪用公款和為親友非法牟利，完全是因為“禍起紅顏”。根據檢方指控，張曉光兩項挪用公款的犯罪事實，皆因其于2000年和2001年兩次將共計3300萬元公款借給情人楊曉萍用于房地產開發。此外，張曉光還利用職務之便，將楊曉萍經營的“達利”公司生產的不合格機油精強行推銷給下屬收費站，給國家造成了83萬余元的經濟損失。
據知情人士介紹，除了楊曉萍外，張曉光還花巨資在北京購置豪宅包養了一位劉姓空姐。就在張曉光被拘留后的第二天，妻子呂輝跳樓自殺。據說此舉曾一度讓張曉光悔悟。
張曉光有一種“臭豆腐思維”。他曾經這樣交代：“社會上各種思潮比較活躍，曾經風行‘一切向錢看’。我耳聞目睹了許多類似于臭豆腐式的事情，例如權錢交易、買官賣官等，說起來臭，但是吃起來卻香，信仰都是虛的，應該務實。”
張曉光的這種“臭豆腐思維”反映了近幾年相繼落馬的高管們的共同心態。而張曉光利用職權貪污受賄、挪用公款數額如此巨大，公司監事會及獨立董事竟未置一詞，絲毫沒有起到監督制衡的作用。這種高管“落馬風潮”，從一定層面上折射出我國資本市場制衡機制的失效之弊。一方面，上市公司自身要完善日常監督制衡機制；另一方面，監管機構應該加強對上市公司的金融監管，并提高違規成本。“治亂世需用重典”，對上市公司高管行為的約束，嚴刑峻法才是最有效和最現實的監管方法。{分頁}
龔家龍：不留后路的結局
離職前崗位：湖北天發集團董事長
“我做事從來就不留什么后路。”這是湖北天發集團董事長龔家龍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言如其人，正是這敢打敢拼性格使他成長為中國民營石油企業第一人。隨著2007年12月公安機關對其五宗罪的認定，龔家龍的這句口頭語又似乎是一把雙刃劍，成為他“油氣帝國”破滅的有力見證。
龔家龍的五宗罪
龔家龍案的浮出水面，頗具戲劇性。
2006年上半年，湖北證監局在清理大股東占用上市公司資金時，發現天發集團占用天發石油3個多億、天頤科技1個多億。
盡管，當時新的《刑法修正案》尚未獲得通過，大股東占用上市公司資金也不算什么犯罪，但此次清理卻發現天發的財務漏洞百出。
案件很快引起了中國證監會、公安部、湖北省委省政府的重視。不久，公安機關就對此事展開了調查，10個月后，他們掌握了龔家龍以及天發集團經濟犯罪的全部事實。
在公安機關的偵查中，龔家龍等人主要涉嫌五宗罪，涉案金額達31億元人民幣。
第一，偽造金融票證。
第二，非法轉讓土地使用權，涉案金額高達6888萬元，天發集團非法獲利3688萬元。
第三，違法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
第四，挪用資金。2000年2月，龔家龍私自挪用旗下天榮農業公司1000萬元資金。
第五，職務侵占。2001年7月，龔家龍將從下屬公司挪用的巨額資金中轉出253.758萬元，為自己和公司員工葉某購買個人人身意外保險。
“歷史的原因既成就了他的輝煌，又為他的人生沒落埋下了隱患。”一位民營企業家的話語顯得意味深長。
風雨二十年
龔家龍是上世紀80年代后期通過轉賣彩電冰箱等生產資料實現資本積累的。其后，龔家龍收購了兩個石油液化氣庫，成立海南龍海石油液化氣公司荊州儲運站。這是龔家龍作為民營企業家正式踏進石油行業的第一步，也為他后來成為民營石油企業的帶頭人奠定了基礎。
1993年他把公司改建為湖北天發企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為了上市，天發集團與荊州地區國有資產管理局掛上鉤并成功上市。這也為后來的隱患埋下了伏筆。
隨后，天發集團并購了湖北的十五家國企，但很大一批屬于按政府要求“挑擔子”的瀕臨破產的國有企業。由此，背上了近10億元的歷史債務包袱。
隨后荊州市也積極為天發跑貸款，并幫助其申請到了部分石油經營資格許可，從而使得天發因擁有全國民營石油商中惟一一個牌照齊全的石油類上市公司——天發石油而聲名顯赫。而此時，天發已經成為一家涉足成品油、石油液化氣經營、食用油脂加工、日化、造紙、金融證券等領域的大型投資控股集團，在2003年鼎盛時期曾擁有總資產70億元以上。
2004年，因產業鏈運作過大，龔家龍一手經營起來的天發集團動用了流動資金，未能如期歸還銀行債務，與債主銀行關系破裂，導致資金鏈的嚴重斷裂。
在此期間，天發集團屢屢挪用其控制的兩家上市公司天頤科技、天發股份的資金，導致這兩家上市公司相繼進入股市ST行列。
龔家龍是一個戰略家，從天發集團的上市到石油商會的成立，再到長聯石油公司的運籌帷幄，無不顯示出他的智慧與大氣磅礴，但由于缺乏一個能貫徹他思想的執行團隊，導致他在諸多事情的運作上半途而廢；他又是一個冒險家，像芭蕾舞演員一樣踮起腳尖在象征著政策與法律的鋼絲繩上翩翩起舞，向人們展示一個又一個精彩的瞬間。美中不足的是，他的表演在中途就偃旗息鼓，因為道具用盡、錯失平衡的他已經跌下了萬丈深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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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樹華：高峰之處是深淵
離職前崗位：河南華林集團董事長
2004年胡潤百富榜、福布斯中國富豪榜上榜富豪，十年間從普通農民搖身成為河南首富，兩年間總資產從2億元擴張到47億元。孫樹華和他的華林集團，以神話的速度締造了一個財富帝國，又在瞬間隕落。孫樹華的敗局是給所有草莽富豪的當頭棒喝：政企生態已經改變，企業發展理念勢必更新。
2007年9月10日，河南華林集團原董事長孫樹華因涉嫌挪用資金700萬元，被開封市人民檢察院依法批捕。這位中原傳奇人物倒下了，挪用資金或者只是整個問題的冰山一角，孫樹華帶來的最大震動還是他給銀行系統造成的13.6億元的虧空。
少年成名
孫樹華出生在河南淮陽，與生俱來的除了貧窮還有執著和要強。他炸油條，賣燒餅，蹬三輪，做小買賣。1992年，孫樹華與當地鄉政府合作，辦起了一個小型的塑料農地膜廠，不到半年，凈賺200萬。其時，孫樹華不到20歲。
1994年，孫樹華在去鄭州的途中出了車禍，經過搶救，命是保住了，卻幾乎成了植物人。可是八個月后，孫樹華奇跡般地蘇醒。命運的車輪就此轉向：工廠復工，產值翻番，甚至連1998年的洪水也為孫樹華做了一次美，讓他的塑料大棚供不應求。此后孫樹華的發展勢如破竹，直至2001年一個號稱“產值過2億、員工上千”的華林集團橫空出世。
孫樹華成名了。只有孫樹華知道這不是老天的眷顧，老天的眷顧只是把他從八個月的沉睡中叫醒。從跑政府到跑銀行，從跑河南到跑北京。成功是他一步一步跑出來的。在這來回奔波中，孫樹華漸漸悟出了“官、銀、商、民”四輪驅動的微妙。
壯年落馬
死里逃生的經歷沒有讓孫樹華變得謹小慎微，反倒讓他有了甩開膀子豁出命的膽量。“只有發展到一定規模才能徹底降低風險。”這是華林企業章程里最醒目的一行。在孫樹華心里，只要把規模做到極致，企業就能屹立不倒。
2002年10月開始，華林走上瘋狂擴張道路，不到兩年時間拿下了總投資額達200億元的工程項目，這其中包括讓孫樹華一舉成名的國家西氣東輸、南水北調的重點配套工程。華林企業總產值始終未能超過2億元，拿下國家級工程是跑官的結果。
想以每年千萬元的利潤玩出200億的盤局，華林的格局還是小了點。可是孫樹華不怕，貸款可以解決任何問題。一面提供虛假資料，一面重復抵押土地，孫樹華輕松拿下40億的貸款。這是跑銀行的結果。
孫樹華貌似木訥、內向，不愛說話，可是卻有極高的情商，“搞錢、搞關系”對他來說游刃有余。
孫樹華不抽煙、不喝酒，一日三餐甚至不如員工，但是在跑關系方面卻是驚人的大方。他曾經一次性給原周口市農行分行行長的司機戶頭上打入700萬元。這也正是孫樹華被批捕的禍端。
孫樹華沉迷于四輪驅動的發展理念，他跑官拿大項目，跑銀行拿貸款，濟民樹口碑，可唯獨忘了經商。偌大一個公司沒有法律風險防控意識，沒有中長期發展規劃，200億元的工程項目都是孫樹華一個人拍案決定，華林集團的敗局早已注定。
往往權力的高峰處就是深淵，這一點，恐怕孫樹華現在明白得太晚了。
孫樹華在貸款上一路綠燈，當然不能只歸功于他嫻熟的關系學。從政企生態上講，孫樹華的發跡源于當地特定時期的政企形態，政府和企業是相互寄生的關系，企業賄賂政府官員的同時，政府官員也在賄賂企業。孫樹華的沒落源于政企生態的變化，法治政府和市場經濟的建立和完善，已經讓政府和企業的相互賄賂無處遁形。{分頁}
陳同海：不會花錢，怎么賺錢
離職前崗位：中國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陳同海作為中國壟斷行業的特大型國企掌門人、正部級高官，本該是勤儉之風的典范，卻淪為損害國家利益的典型。作為2007年落馬企業高管中，級別最高、掌管企業規模最大的一位，陳同海將給后繼者以深刻的警示意義。
2007年10月23日，時值中共十七大召開期間，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主任李榮融對媒體確認：三個月前離職的中國石油化工集團公司原總經理、中國石化原董事長陳同海，目前處于被“雙規”調查的階段。
這是三個月來陳同海被“雙規”的傳言首次得到權威確認，也標志著這位聲名顯赫的國企巨無霸掌門人黯然落馬。
中石化震蕩
2007年6月22日，國務院、中組部宣布：中石化領導改組，由蘇樹林接任集團黨組書記、總經理。當天晚上，中石化集團下屬上市公司分別在上海、香港發布了陳同海因“個人原因”辭職的公告。
隨后，陳同海的繼任蘇樹林全面接管了陳的工作，這是這家國資委直屬的特大型國有企業經歷的有史以來最大的一次人事震蕩。
1948年9月出生的陳同海，祖籍山東省惠民縣。其父陳偉達是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建國后曾歷任浙江省委書記、天津市委書記和中央政法委副書記等要職。
1976年，陳同海畢業于東北石油學院，歷任大慶研究院地質員、浙江省科委干部、浙江省鎮海石化總廠黨委書記和浙江省寧波市市長、原國家計委副主任等職。
1998年4月，陳同海任中國石化集團公司副總經理，2003年4月，接替李毅中任中國石化集團公司總經理、中國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開始正式掌管這家超級國有企業。
陳同海的突然“辭職”在中石化內部產生了巨大沖擊。隨著消息的公布，各種關于陳涉嫌違紀和已被“雙規”的傳聞應聲而起。由于投資者對陳離職原因的困惑，導致在上海證交所和香港聯交所上市的中石化股票均有下跌，最大跌幅達到8%。香港聯交所對此也大為不滿，認為這種高層變動的不透明性嚴重損害了股東利益。
黯然落馬
“每月交際一二百萬算什么，公司一年上交稅款二百多億。不會花錢，就不會賺錢。”這曾是陳同海的一句“名言”。
關于陳同海被雙規的原因，各方揣測也各不相同。有消息人士猜測，陳同海的離職起源于中石化青島煉化公司項目的違規。而此案也與前青島市委書記杜世成案頗有淵源。
作為國資委下屬排名第13位的超級大型國有企業的負責人，客觀地說，陳同海近幾年在中國石化建樹頗多，最大的功績是提升了利潤率和建立了較為健康的市場化形象。包括建立更加合理的薪金制度、加強海外戰略的執行和大刀闊斧地進行資產重組等。
但是功績并不能掩蓋個人的違規問題，越是位高權重的企業高管，越應該時刻有危機意識。權力是國家與人民賦予，一旦觸雷，身敗名裂、身陷囹圄將是必然的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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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國勝：那個魔咒榜單害了我
離職前崗位：河南花園集團董事長
在細心的人看來，福布斯排行榜、胡潤排行榜在見證中國民營經濟發展的同時，又像是一個可怕的魔咒，一部分上榜人物總是曇花一現，他們或是被后來者超越，或是東窗事發，謝國勝則屬于后者。
幾個月前，S*ST鑫安發布公告，該公司原董事長、2005年登上《福布斯》中國富豪榜的謝國勝因涉嫌合同詐騙已于2007年7月9日被鄭州市公安局依法逮捕。導火線是鄭州酒精廠兼并案中的土地轉讓問題，謝國勝將酒精廠的95畝土地轉讓給鑫苑置業，但在得到7200多萬轉讓費后，“遲遲不辦理土地使用權過戶手續”。
至此，謝國勝“失蹤月余”終于有了答案。
這是河南2007年以來，繼李義超、孫樹華之后的又一位“福布斯”富豪落馬。
“花園系”的崛起
上世紀80年代末，鄭州市金水路紫荊山公園以東、中州假日酒店以西豪華酒店林立，因消費群體以公務為主，市民戲稱此段為“白吃一條街”。出手闊綽的消費者當年為經營者帶來了豐厚的利潤，謝國勝創立的“花園酒店”也因此淘得了“第一桶金”。
其后，謝國勝的麾下又增添了“西花園”、“錦繡花園”、“全福德”酒店，“花園系”陣營初現。20世紀90年代中期，當鄭州餐飲界將“花園酒店”推上神壇之際，謝國勝卻悄然開始了他的戰略“轉型”。
1997年，謝國勝創建河南花園集團。該集團主要經營房地產開發、實業投資、餐飲。
此后，這位經營者更是頻出驚人之舉——2002年3月，參股民生證券，將這家全國綜合類券商以1.29億股攬入懷中；2003年3月，收購S*ST鑫安3750萬股，位居第一大股東；同年8月，又與世界500強企業——法國家樂福聯手，進軍鄭州商界；同年，再以6億元之巨競標“鄭州地王”,一時間，“花園系”與謝國勝的大名成了鄭州市財富的代名詞。
多元化之痛
有人形容說，河南花園集團的所作所為，算得上是一個在饕餮盛宴中的“消化不良者”。
謝國勝本可在餐飲業安安穩穩地做一個富豪，但在看到國企改制的好機會后，謝國勝悄然開始了他的“戰略轉型”，一口氣吃掉了鄭州9家國有、集體企業。
謝國勝與其員工一道，曾經為花園集團擴張后的主業設計過一個架構：餐飲、地產開發、醫藥。但與謝國勝雄心勃勃的收購之舉相比，他在完成企業重組方面顯得力不從心。大部分被收購的國企資產，都沒得到真正理順。
在收購的過程中謝國勝面臨的最大問題是職工安置和資金鏈的斷裂。為了安置原有企業幾千名職工，謝國勝的花園集團陸續投入了巨額資金，雖然有他原來的餐飲企業每年幾千萬的利潤作支撐，但仍是杯水車薪。
面對著越來越緊張的資金鏈，花園集團便“策劃”出種種布滿了謊言和欺騙的“融資”奇招，最后不僅焦作鑫安的主業停頓，花園集團也深陷各種資金擔保、占用上市公司資金的丑聞中不能自拔。據稱，在鄭州市中級法院和河南省高級法院的民庭和執行庭，涉及花園集團的案件，無論數量還是標的額都是出了名的。
謝國勝的被抓與“花園系”的倒塌，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
“一些企業老板，為了能夠創造出更大的業績，往往不惜冒險，進軍自己并不熟悉的行業，盲目擴張，這不僅是謝國勝的敗筆，而且也是很多富豪落馬的共因。”民營經濟研究專家湯亞健表達了他的觀點，“很多富豪的相繼倒下還有著這樣一個共性：在兼并擴張中由于資金鏈難以為繼，于是便弄虛作假、違法亂紀，最終走向牢獄之災的深淵。”對9家國企的兼并收購，是謝國勝夢魘的開始，面對著職工的安置與資金鏈的斷裂，謝國勝不得不采用非常規的手段使自己渡過了暫時的難關，然而卻最終釀成了他的牢獄之災。{分頁}
喬洪：我出局，我費解
離職前崗位：貴州茅臺股份公司總經理
2007年前從貴州省輕工業廳副廳長任上空降到茅臺集團的喬洪，作為中國第二大白酒制造商的“三駕馬車”之一，本可以在季克良退休后成為這個納稅占貴州省財政收入十分之一的大型企業的二號人物，甚至掌門人。但在2007年5月，卻被確認因一樁5年前的受賄而被“雙規”。喬洪從茅臺出局已定，但出局的原因在一些人眼里依然成謎。
“落馬”過程撲朔迷離
2007年5月9日上午，素來走勢平穩的上市公司貴州茅臺在沒有明顯利空消息的情況下，突然逆勢大跌：從開盤的96.5元跌至當日最低價89.90元。由此，公司總經理喬洪出事的說法開始流傳。
茅臺隨后公告稱，因媒體報道需要澄清，兩個工作日連續停牌。“喬洪出事”傳言更盛。
5月14日，貴州茅臺針對傳言再發公告，稱喬洪將平調至貴州省國資委任副主任，其原職暫由董事長袁仁國代理。當日，茅臺復盤，走勢正常。就在輿論認為風波平息、塵埃落定時，再次傳出的消息是：喬洪并未到國資委報道，相關官員甚至對這一任命并不知情。事情因此變得更為撲朔迷離。
5月19日，貴州省紀委終于通過新華社發布消息，喬洪因為涉嫌在2002年的一次獎勵經銷商活動中接受賄賂，已被采取“雙規”措施。在12天后召開的茅臺股東大會上，喬洪被免去公司董事職務。
至此，這位曾在國酒舞臺上領軍近七年的前茅臺總裁，被完全割斷了與茅臺的人事關系。
誰是喬洪
現年54歲的山西人喬洪，被熟悉他的人認為“人生比較順利”：“文革”時別人上山下鄉，喬洪去當兵；“文革”行將結束，喬洪到了機關；強調干部“四化”時，喬洪剛好補完學歷回來；覺得發展空間有限時，又遇上全省公開招聘領導干部，擔任輕紡工業廳副廳長；2000年機構撤銷，又正趕上茅臺上市需要總經理。
喬洪加入茅臺之前，茅臺幾乎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市場營銷。在他主持下，開始了整個營銷和渠道的建設：在行業內首次推出“年份酒”，進行專賣店建設，并連續幾次提價。由此，茅臺的品牌價值得以釋放。
“我到茅臺之前，茅臺的銷售額只有9.8億,到2006年茅臺銷售額達到62億元，茅臺股票也成為中國白酒第一股。”在2007年4月一封給省紀委的信中，喬洪這樣寫道。
一手締造茅臺今日輝煌的季克良曾經這樣評價喬洪：外來干部，思想活躍，懂專業，能夠引進一些新的思維模式，與茅臺的傳統文化相互融合。
對于喬洪的落馬，官方說法是，喬洪因涉嫌在2002年的一次受賄而被“雙規”。當時茅臺股份由喬洪領隊，組織了150人的公司中高層及優秀經銷商赴韓觀戰世界杯。活動交由茅臺山東經銷商姜國武經辦。據聞姜從中漁利，并向喬洪行賄。此后，對喬的舉報不斷。
五年前涉嫌行賄事件為何在2007年升級，外界難知就里。但是包括其妻在內的多名親屬被調查，顯示事情遠非一樁受賄那么簡單。
喬洪的落馬至今還是迷霧一團。
有人說，是茅臺的內部權力斗爭“使喬洪成了犧牲品”——超期服役的季克良今年可能卸任，袁仁國和喬洪均被視為下一任掌門人有力競爭者。
但這一說法遭到茅臺否定。相關高層稱，喬洪并不在茅臺的權力核心中，也從未對袁仁國的地位構成威脅。
有分析則認為，喬洪對股權激勵的積極態度為自己樹立了對立面。
但不管因何落馬，可以看到的是，從喬洪7年前的空降，到近期為了保護茅臺，未經股東大會、董事會就迅速將其調任國資委，政府對茅臺人事任免擁有絕對話語權。出任一個地方大國企管理者的這幾年，喬洪也從未擺脫過是官員還是企業家這雙重身份的疑問。{分頁}
周偉彬：豬尾巴的孩子
離職前崗位：佛山金冠集團董事長
從2001年起，“涂料大王”周偉彬連續6年進入福布斯中國富豪榜，在順德乃至廣東風光一時。命運的轉折發生在2006年10月，因涉嫌巨額偷稅，周偉彬被當地公安機關帶走接受調查。1年后的2007年11月29日，周被佛山中院以偷稅罪判處其有期徒刑三年，緩刑四年，成為胡潤排行榜發布以來，首位落馬的廣東富豪。
白手起家成富豪
在熟識周偉彬的人眼里，他的成功源于自身多年的打拼。1988年，中學教師出身的周偉彬來到順德金龍油墨公司應聘。作為該公司第一位大學生，周成功研制出“聚酯漆”，填補當時國內涂料業的空白。但多年后周回憶這段經歷時，對公司的印象只是：“沒有一個好人”，“到哪里都受排擠”。
周偉彬很快便辭職，靠借來的八千元創建了自己的涂料廠。他采取先用產品后付款的經營策略，騎著一輛破舊的自行車載著涂料產品跑銷售，打開了涂料市場的大門。
1993年，周偉彬將工廠更名為金冠涂料廠，并在5年后斥資收購了自己的老東家金龍油墨化工有限公司——當時中國最大的油墨生產基地、國家百強高新技術企業、廣東工業企業200強之一，奠定了金冠集團在涂料和油墨行業的領先地位。周收購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將金龍老臣全部解雇，并笑稱“君子報仇，十年不晚”。
被稱為“商界奇才”、“中國儒商”、“涂料大王”的周偉彬，此后又被評為“廣東省十大杰出青年”。
到2001年，周偉彬名下共有金冠公司、金龍公司、聯邦涂料、偉易達化工等四家公司。其中的金冠涂料集團是廣東省十大民營企業，在全國裝飾產品市場上曾經名列前茅。當年，38歲的周偉彬登上胡潤福布斯大陸富豪榜，排名第76名，財富7億元，此后年年上榜。在2006胡潤百富榜中，周以8億元身家名列第438位。
偷稅額達數千萬
極盛之下，周偉彬的命運悄然逆轉。
胡潤發布2006中國大陸富豪榜9天之后的10月20日，周偉彬所在公司的一名銷售部前負責人向佛山市國稅部門寫舉報信，“周偉彬是坐擁8億元資產的超級富豪，為何有錢不繳納欠稅？”“為何欠工資不發？”該員工還向國稅部門提供了2005年8月份周偉彬所辦公司可能涉嫌偷稅的證據。在此同時，國稅部門還收到大量周偉彬涉嫌偷稅的舉報材料，大部分出自其公司的員工。2006年11月，周偉彬被佛山市國家稅務局稽查分局調查，隨后被公安機關刑事拘留。
2007年9月，廣東三水法院一審判決金龍公司采取偽造、隱瞞賬簿、記賬憑證，在賬簿、記賬憑證上少列收入，進行虛假納稅申報等手段偷逃稅款，在1998年4月至2001年7月間共偷稅15268846.16元，其行為已構成偷稅罪。周偉彬作為金龍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偷稅犯罪的直接責任人員，應就單位犯罪的后果承擔相應的刑事責任。同時，法院認為金冠公司犯偷稅罪的罪名證據不足，不予認定。一審認定周偉彬偷稅罪成立，判處周偉彬有期徒刑三年半。
隨后的佛山中院終審判決維持了對金龍公司和金冠公司判決，以偷稅罪判處金龍公司罰金1530萬元，金冠公司偷稅罪不成立。鑒于金龍公司已補繳了大部分稅款，周偉彬在二審期間積極要求親屬代繳部分罰金，且歸案后具有悔罪表現，法院決定維持對周偉彬罰金判決，對其個人處罰金1527萬元，其家屬補繳的稅款2949862.61元上繳國庫，同時撤銷原審刑罪量刑，改判周偉彬有期徒刑3年，緩刑4年。
熱鬧一時的富豪落馬案終告一段落。正如北京科技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趙曉所稱，當前，中國的市場經濟轉軌航船正在徐徐駛入法制化、規范化、完善化的軌道，年輕的創業者們和當今的富豪們一定要下定決心賺取陽光下的利潤，否則財富背后將永遠拖著一根“原罪”的尾巴，就像《百年孤獨》中那個長出豬尾巴的孩子，永遠都走不出在法律面前惶惶然的“孤獨”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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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與權的游戲
善于投機取巧的私營業主于是將自己商業戰略的絕大部分用在了討好政府官員上，而某些官員也樂意用手上的權力換取老板或明或暗的賄賂。這無疑折射了中國經濟環境非常獨特的一面——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是外國投資和大量的政府支出，而不是創新思想和創造就業機會的新興企業。政府的作用對于一個企業的發展是如此重要，以致有那么多的孫樹華們習慣于把眼睛盯著政府而不是市場，習慣于捕捉由權力帶來的各種機會，習慣于謀取特殊資源而一夜暴富。唯一不習慣的是，在市場競爭中贏得企業的品牌和茁壯成長。
完全由一個人實施統治的企業落馬高管同樣是我們選擇的重點，這是典型的“一個人企業”。不管是在國有企業還是在私營部門，這種獨裁的管理模式都相當普遍。這些企業老板不是國王，在企業里卻擁有國王一樣的權威。他管理企業的方式就像一位精明的父親管理家庭——安徽古井集團的王效金、四川綿陽燃氣集團的敬克文可能是最好的闡釋。無論從哪個方面來說，古井集團的成長和壯大都是一個奇跡，它展示出一個擁有自信、決心、專斷和遠見的企業領導人可以取得什么樣的成就。而對于敬克文而言，如果沒有管理層與企業產權之間的制度性安排，將因“濫用職權”而獲罪的國企高管肯定不會只有他一個。
值得人們品頭論足的顯然不只是王效金涉嫌受賄而被捕。王效金的受賄動機依然像過去那樣難以猜測，但讓人更沒有想到的是，他精心打造的管理模式盡管一度成為古井集團引以為傲和極力捍衛的財富，然而在王效金突然離去之后，這一筆財富卻使整個集團不堪重負。古井集團的戲劇性命運可能再次表明，一方面，那種“一個人的公司”由于專制管理而使權力失去監督，從而毀掉“一個人”；另一方面，這種依賴一兩個人的聲望和意志維持運轉的企業注定會危險重重——不管有多么優秀，它的成功只是源于英雄式領導的推動，既不能復制，也無法成為學習的經驗，而且當“英雄”不幸倒下之后，它的商業帝國頃刻間將搖搖欲墜。
即使沒有大小媒體和各種傳言的渲染，陳同海、喬洪、張曉光的名字也一樣可能家喻戶曉。他們作為樹大根深的國有企業掌門人和上市公司的大股東代表，其一舉一動都牽動著無數人的目光。毫無疑問，這種亦官亦商的特殊身份對他們的個人魅力和品德都提出了更加嚴格的要求，在商業原則和官僚主義之間，他們很多時候離后者更近。他們一旦獨攬大權，一個人的思想就可能決定整個企業的制度與沉浮，所以國有企業的最大不確定性不是誰來擔任領導人，而是領導人在企業中到底扮演什么樣的角色。
在這些長期受到政府關照的國有企業里，管理者的工作很大程度上是如何利用政府資源甚至公權力進行經營，獲取利潤，承擔社會責任，因而基本算不上參與市場競爭。對國有企業的高管而言，諸如廉潔、自律和崇高的道德感這些官員必須具備的品格反而顯得更加重要，因為他們在享受官銜的同時，還可以支配堆積如山的金錢財富。內心深處的貪婪一旦結合了官員權力的放大，毀滅也就不遠了。
國有企業是大眾公司，更是我們這個特殊社會的平衡器，它應該由中國最精明、最廉潔的精英們實施管理，這一點永遠都不會改變。在不計其數的國企領導人隨時可能采取自私自利行動的非正常時期，一切國企都太需要一種完善的治理結構了——既有嚴格的權力制衡與監督，又從不缺乏蓬勃的活力，這樣的一大批國有企業才能真正不負眾望。法治要多久
市場經濟本質上是法治經濟，但并不是所有的經濟體從一開始就能實現法治的目標。這種制度性缺陷不但使得暴富神話常常成為可能，也在不斷地引誘一些最缺乏德行的企業高管滿懷僥幸、以身試法，輕而易舉地攫取巨額的不義之財。
在這些風光無限的富豪背后，往往是一個負債累累、迷失了方向并在無法無天的泥潭里不能自拔的公司。在一兩天內就被中國人快速熟悉的名字，也只有掌控這些公司的老板了。福布斯中國富豪榜很容易讓他們名噪一時，并且可以讓他們進一步利用這種炒作而來的名聲賺得盆滿缽滿。但他們的春風得意往往維持不了多久，因為某個時候在打盹的法律總是習慣于被來路不明的巨量財富所驚醒，、周偉彬在歡天喜地的登上福布斯榜單僅僅幾個月之后就已鋃鐺入獄。
這不過是一場錢與權的游戲。
（本文選自《法人》雜志，標題為編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