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中國杰出湘商評選活動組委會主任伍繼延：
民間商會發展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老板
伍繼延，現任湖南湘商文化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中國杰出湘商評選活動組委會主任等社會職務。
伍曾經是中國改革開放初期首批下海弄潮的讀書人和“小政府、大社會”的追星族，但此后他的人生追求更加務實，以21世紀湖湘文化的傳播者自居。在他的倡導和推動下，湘商“從無到有”，在湖南人的激烈爭議中扶搖直上，今年更被列入所謂新十大商幫；但他卻喊出了“十大商幫應死，全球華商當立”的口號，旨在推動各地域商幫走向融合，推動華商整體國際競爭力和影響力走向強大。
日前，伍繼延就中國民間商會的健康發展問題接受《中國商人》專訪時表示：中國民間商會的崛起，在中國政治、經濟、社會全面進步中，將發揮建設性的推動作用。而民間商會未來的發展，當務之急是立法問題，而“最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老板”。
對國家政治、經濟、社會進步，商會都將是一個建設性的推動者
中國商人:作為一個民間商會的會長，你如何看待其在我國民營經濟乃至宏觀經濟中的地位和有可能發揮的作用？
伍繼延：我們現在說的民間商會是在市場經濟和全球化背景下成立的商會，所以讓我講民間商會的地位，就不僅是它在經濟中的地位，而是在政治、經濟、社會中，民間商會都將發揮它的作用。概括起來就是三句話，民間商會是市場經濟的組織者，和諧社會的建設者，以及民主政治的推動者。
首先民間商會是市場經濟的組織者。蘇聯的模式是休克療法，給社會造成大震蕩，羅馬尼亞通過革命的方式建立市場經濟，而中國是唯一從計劃經濟和平演變為市場經濟的國家。在這個過程中，民營經濟的稚嫩和弱小使它迫切需要有效地組織起來，因為弱小它需要保護，因為稚嫩它需要規范。所以我講民間商會首先應該是市場經濟的組織者。
其次，民間商會也是和諧社會的建設者。市場經濟的主體是大量的民營企業，我們國家正在建設和諧社會，那么建設和諧社會的主體是什么？我的理解就應該“小政府、大社會”，政府把一部分管不了管不好的事還給社會組織，民間商會剛好可以發揮這個作用。如果我們講還權于民的話，這個“民”很難說是直接的老百姓，它應該是民間商會這樣組織起來的社會組織，所以和諧社會建設的主體應該是民間社會組織。
第三，我認為民間商會是民主政治的推動者。我們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歸根到底實行的還是民主政治。民主政治建設一定要有一些抓手。就我們這些商會來講，商會章程規定它是民主的商會，其組織形式也是民主的組織形式。這就可能使廣大會員在商會活動中得到很好的民主訓練、學習。任何一種民主，一定需要這樣一個訓練的過程，如我們在農村搞村民自治，在城市搞社區選舉，商會也可以成為煅煉會員民主能力的舞臺。
另外，中國特色的民主政治我認為可能會區別于歷史上西方民主的形式，很可能是一種代議制為主的形式。我們作為十幾億人口的大國，一定是推出一些意見領袖來代表自己的選民，而不太可能采取一人一票的選舉。如果是這樣的話，一個有效組織起來的商會，其會員得到了很好的民主的訓練，也經過了民主選舉的考驗，它對整個國家的民主政治也會起到一個推動的作用。它一定是一個建設性的推動者，而不是一個盲目的反對派。
應通過《商會法》來規范商會行為，保證會員民主權利
中國商人:你認為從法律和政策層面，還應該有哪些措施保證商會的健康和科學發展？
伍繼延：我覺得最根本的是立法問題。我們國家對商會實行的是雙重管理體制，主管單位批準之后，再去民政部門登記，這是與計劃經濟大一統的模式相匹配的。
現在我們講結社自由，這本來是憲法保證的公民基本權利，但這個基本權利如果得不到法律上的保證，換句話說我們仍然采用雙重管理的模式，既有主管單位，而且還要去登記備案，實際上對公民的結社自由構成妨礙。目前來看，雙重管理的弊端越來越明顯。
第二，我們必須用《商會法》來規范商會的行為。商會不是經濟組織，更不是政治組織，如何保證商會不成為干擾經濟甚至淪為黑社會的組織，如何保證商會不正當地參與政治，異化為政治斗爭的工具，這些都要通過《商會法》來規范商會的行為。
總而言之，我覺得應通過《商會法》來規范商會行為，保證會員民主權利。
中國商人:你認為是否應該在商會和企業中建立黨組織？在你對商會的日常管理中是否推行過這方面的工作？
伍繼延：關于建立黨組織的問題，我認為應該參考各商會的實際情況來進行。
這其中涉及到一個問題，就是我們國家黨的活動形式要有一個轉變了，執政黨不可能搞成一個全能黨，這樣黨的負擔就太重了。民間商會是否建立黨組織，我覺得應該尊重商會的意愿和需求以及會員的民主權利。特別是一些民營企業家、民間商會的會長都不是黨員，如何避免商會中的黨組織與民主產生以會長為首的行政體系的沖突，這是一個問題。
萬一出現矛盾怎么辦？如何解決？在商會中建立黨組織，一方面可以滿足我們黨在基層的影響力，另一方面也可能會影響商會的發展，二者之間的平衡非常重要。
中國商人:目前有不少商會成立了帶有投資和合作經營性質的財團，你認為這是否有悖于商會的宗旨和定位？
伍繼延：商會不是盈利組織，不是經營主體，不能直接參與經營活動。換句話說就是成立財團，也應該是會員之間按照現代企業制度來自由結合。商會不能搞拉郎配，更不能直接成立財團，否則商會就將演變為一個經濟組織和企業集團，成為少數人利益的代言者。
商會如果成為幾個股東的商會，就不可能代表廣大會員的利益。就這個意義上講，我不主張商會直接從事經營活動。這方面的教訓也非常多，像我講過的商會公司化，我們有的商會被個別人壟斷之后，把它變成自己的平臺在運營。其它會員的利益得不到保證，反而是壟斷者個人多了一個為自己牟利的平臺。有的商會成立公司雖然也是自由組合形式，但這種自由組合的企業集團，幾個主要股東一定會把股東利益最大化。當股東利益跟商會利益發生沖突時，他們首先維護的肯定是股東利益。換句話說商會內部形成了若干個小幫派，這些小幫派是為了個人利益走到一起來的，對商會的團結與發展都會產生不利影響。
中國商人:你認為商會應如何發揮其對會員所屬行業的規范作用？目前它是否有足夠的權限？
伍繼延：這個問題要從兩方面來看。目前大量民間商會是地域性商會，會員來自不同行業，只是由于地域文化認同使他們走到一起來，所以地域性商會對會員在文化、道德層面的規范是可以的。還有一種民間商會是行業性的，它就能起到一定的行業自律作用。嚴格講這個叫自律，而不能叫規范，行業自律做得好，可以推動行業進步和發展，反之又有可能淪為一種幫會性質的組織，比如說操縱價格的托拉斯出現。當然還有原政府部門轉制而來的第三種協會和行會，目前國務院已經明確要把它的行政職能剝離，因為此種商會實際上是以行政職能干擾了商會的民間性、或者商會的民主性、自律性。
至于商會的權限我覺得跟整個民主法制進程相關，如果法制環境認可民間商會的職能，它的自律作用就能發揮出來，如果還是國家的部委辦局一些條條框框在限制，或者由其轉型而來的協會、行會在壟斷把持這些職能，民間商會的權限就落不到實處。
{分頁}商圈比商幫更重要，民間商會應實現國際化運作
中國商人:你是否推動所在商會在國際貿易糾紛中發揮一些作用？如果有，在這個過程中遇到的具體困難是什么？有哪些比較成功的經驗？
伍繼延：這也正是我目前關注的問題，因為我們處于一個全球化時代的發展環境，我們是在全球范圍這個圈子里做買賣。當前有一個新觀點提出來：商圈比商幫更重要。商圈反映的是我在一個產業上下游的位置和關系，而一個產業上下游之間的支持、促進和制約比一個地域性的商幫要大得多。就這個意義上講，在市場化和全球化的今天，我覺得應該鼓勵民間商會走向國際化，因為我們面對的是國與國之間的競爭，行業與行業之間的競爭也體現在國際競爭關系上。如果我們的商會都能實現國際化運作，民間商會的作用會更大。
中國商人:商會應如何獲得自己的日常運行資金？你所在的商會，這些資金是如何解決的？
伍繼延：商會獲取資金的渠道應該按章程來。主要靠會費，其次靠捐贈，第三商會可以搞一些相關的活動獲得一些收入。無論是哪一種獲取收入的方式，都應該堅持公開、民主、規范地管理這些資金。這是很多商會做不好的，一沒有公開性，財務不公開不透明；第二商會運作不規范沒有制度，會員知道花了多少，但不知道怎么花的。這些問題都是商會管理者應該注意的。
中國商人:就目前國內的兄弟商會來看，你認為哪些商會運作比較成功？他們的經驗跟各區域經濟發展的水平有沒有直接關系？
伍繼延：溫州商會、浙江商會，這是國家最早民間商會試點。應該說它們積累了大量的成功經驗，值得各個商幫學習，但是我以為正像毛主席講的，沒有文化的軍隊是愚蠢的軍隊，不可能戰勝敵人。同樣道理，沒有文化的商幫不可能持續發展，沒有使命感的商幫也是沒有未來的商幫。
我要鼓吹一下我們湘商。六年前我開始擔任湖南商會會長，地球人都不知道有湘商，四年前湖南省內還爭論湖南有沒有湘商，三年前我們召開了首屆湘商大會。到現在我們除了把湘商的思想建設、文化建設、理論建設等等這一系列工作開展起來，最重要的是我們在從事地域商幫建設中深刻地意識到，全球經濟一體化的今天，我們這些地域商幫必須走向新的融合，我們應該追求華商整體力量的壯大。
今年五月底我們在中國第一商城洪江舉行2009湘商尋祖活動，我們本來只是組織天下湘商去尋祖，但在那里我們看到了實際上在古洪江那個地方，也是天下商幫匯聚之地，那里有蘇州會館，有紹興幫，有晉商的錢莊，什么都有。我們的商幫從來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們各地域商幫要主動融入華商群體中來。
今年九月份，我們搞第三屆湘商大會，又專門組織了“天下華商向主席銅像敬獻花籃”活動。既是對建國六十周年一個隆重的紀念，也是對開國領袖的一種認同。這在建國以來還是第一次，其中有十幾個商幫的代表去敬獻花籃，場面非常熱烈。我代表所有敬獻花籃的天下華商們宣讀了一個倡儀書，特別強調了中華大地各大商幫做好自身建設同時，還應嘗試走向新的融合，來推動華商崛起。同時我們在倡議書中明確指出，中華復興的新方向是華商的崛起，而華商的崛起必將為世界和平與進步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
總的來說，我們湘商已經開始主動融入，直面全球化時代的國際競爭。
沒有民主制度保證，民間商會只能辦得亂七八糟
中國商人:民間商會是否應強調商幫的概念？為什么？
伍繼延：民間商會不應強調商幫的概念，因為商幫是個偽概念。農業文明時代已經過去，傳統商幫在特定歷史條件下靠宗法關系，靠鄉緣、地緣關系建立起來的商幫已經沒有存在土壤了。工業文明時代、市場經濟到來之后，所謂的新商幫也找不到未來。但在目前特定情況下，這些所謂的商幫還是有些特殊作用，主要集中在推動地域文化，發展地方經濟上的。在此背景下，各地商幫一轟而起，現在有多少商幫都數不過來了，但最終大家會發現，正是因為我們要面對全球化競爭，我們走出去之后，全世界認同我們的就是黑頭發黑眼睛黃皮膚，永永遠遠是中國人。過分強調地域商幫概念，是不合適的。
我剛參加山東省企業集團海外發展促進會主辦的一個活動。這次我就表揚他們了，我說你們在十五年前就想到推動中國企業的海外發展，就在講全球化的問題。我講演的題目就是《天下商幫，共創華商》，我的倡導得到了全國魯商代表的一致響應，也得到了參會領導的一些好評。的確從孔夫子開始，我們中華的文化就是天下的文化，從孔夫子到毛澤東都是天下的文化，為什么現在還搞那些一幫一派的事情？
中國商人:在你的任期內，哪些工作是你認為所創新而且取得實效的，哪些工作你想推行，卻受到短期內難以克服的困難？
伍繼延：在我的任期內我認為商會的規范化、公開化。這兩點是我在落實商會民主辦會方面做得最好的。我當會長時，我們商會所有的重大活動決策一定是公開透明的，所有的財務一定是公開透明的。
第二就是我們商會建立了一整套規范，我們有章程相當于商會的憲法，我們有財務管理制度，會費收繳制度、會議制度、選舉制度、秘書處工作職責等等一系列規范完整的制度。我認為在會務公開和管理規范上我們是做到了一定的水準。
就商會發展的最大困難來講，我認為還是來自于我們目前的這種體制約束。另外商會發展最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老板。因為我們現在大多數老板都是第一代企業家，他們在創業中有各種各樣的套路。這一代企業家共有的特點是自信，他們從無到有打出一個天下來，但這種自信很容易演變為剛愎自用。所以在市場經濟環境下如何形成一種統一的意志，統一的思想很重要。第一要靠民主制度作保證，第二要靠文化力量、思想力量來引導。
我們很多商會既沒有民主制度來保證，又沒有思想文化來引導，所以只能是辦得亂七八糟。
{分頁}天下商幫 共創華商
文/伍繼延
由于商品經濟的發展，明清時期商人隊伍日漸壯大，競爭日益激烈。商人利用天然的鄉里、宗族關系聯系起來，互相支持，和衷共濟，歷史上的十大商幫就在這一特定經濟和社會背景下應運而生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又興起了所謂新十大商幫。
值此中國地域新商幫發展高潮迭起之際，木萱子發表《晉商之死》一書，歷數歷史上晉商官商勾結、組織方式疑似黑社會等若干罪狀，并對新晉商現象提出了無情的批判：認為目前的“晉商熱”是一種運動般的急功近利式運作，新晉商沒有生存與發展的基礎與環境。
的確，按照現代商會應該是市場經濟的組織者、和諧社會的建設者和民主政治的參與者這三方面來對照，我們現在一哄而起的地域商會，有幾家符合要求？
中國近現代最偉大的地域文化——湖湘文化，孕育了曾國藩為統帥的“湘軍”和毛澤東為領袖的“湘政”兩座高峰，為湖南贏得了“惟楚有才，于斯為盛”的曠世美譽！
改革開放以來，湖湘子弟開始順應市場經濟大潮，在經商辦企業上不斷取得成就；2003年開始起步的異地湖南商會，代表著湖湘文化自覺轉型的新成就；2007年成功召開的首屆湘商大會，標志著在洶涌澎湃的經濟全球化浪潮中，湖湘文化的價值取向已悄然升華，湖南人才群體正在迅速擴展：湘商已悄然崛起登上歷史舞臺。《湘商宣言》莊嚴宣示：崛起湘商，星火燎原，合作共贏，經營天下，定當創造湖湘文化的新榮光！
湘商最重要的資本是湖湘文化，是湖湘文化所賦予的心憂天下的責任意識、敢為人先的創新精神、經世致用的務實風格、兼容并蓄的開放心態和實事求是的誠信作風。
而湖湘文化從來就是一種天下的文化。就像歷史上的湘軍在完成保衛家鄉的任務后轉型為天下的湘軍，在努力發展湖南人經濟和推動湖湘文化第三次崛起的同時，湘商自覺迎接經濟全球化的挑戰，開始主動融入華商，成為經營天下的“天下湘商”。
2009年5月28日，在中國第一古商城洪江舉行“2009湘商尋祖”活動時，我們專門開辟了中華商幫文化廣場并設立中華商幫文化墻，把歷史上的十大商幫和湘商一起并列展示，在充分肯定天下商幫的歷史地位和現實作用的同時，開始倡導“天下商幫共融華商”的理念。
2009年9月28日上午，我發起組織天下華商齊聚韶山，向毛主席敬獻花籃。此次活動是湖南經濟合作洽談會暨第三屆湘商大會的主題活動之一，參加活動的有傳統的晉徽閩粵贛商、新興的浙蘇滬京魯商、后起的湘商以及港澳臺商，主題為“全球華商緬懷開國領袖，中華民族共謀偉大復興”。
在市場經濟興起和經濟全球化的今天，天下商幫匯聚到偉人故里向毛主席獻禮，這在共和國的歷史上還是第一次。通過十大商幫和湘商一起向主席一起敬獻花籃這種形式，表達了天下華商們對開國領袖毛主席的一種敬仰，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六十華誕的隆重紀念。”
因為毛澤東不僅僅是湖南人的領袖，而是中國人民的領袖，所以我們這次向主席銅像敬獻花籃，同樣不僅僅是湘商，而是邀請了十大商幫的代表和湘商一起共同向主席敬獻花籃。在湘商和其它十大商幫的代表向毛主席銅像敬獻花籃之后，我代表參與敬獻花藍的廣大華商在毛澤東廣場發表了《湘商韶山倡議書》，向全球華商倡議：
“為繼承領袖創業精神，弘揚中華商道文化，應對世界風云變幻，共謀民族偉大復興，我們倡議：
堅定創造財富的人生夢想，發展產業，造福人民！
堅守商會組織的社會責任，維護市場規范，建設和諧社會！
堅持中華先輩的傳統精神，推動中華文化復興，促進世界和平發展！
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中華大地各大商幫，正在走向新的融合。
中華民族崛起的新途徑是振興經濟，中華經濟振興的新標志是華商崛起，中華商幫的新使命是創造和諧天下！
天下華商的崛起，正在引擎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也必將為世界經濟的發展和世界文化的融合，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
商幫文化的興起，各種地域商幫文化的融合發展，必將對中華文化的復興產生深刻影響。放在全球化的格局中，不管我們湘商也好浙商也罷，在把各自的商幫文化建設好的同時，也必須走向一個新的融合，這個融合就是華商的崛起。
農業文明的時代漸行漸遠，工業化的浪潮洶涌澎湃，在通訊發達、交通方便的今天，依靠傳統社會的地域聯系和宗法關系建立起來的十大商幫，已失去生存的土壤而日漸衰亡；經濟全球化的迅猛擴張，網絡時代的無限溝通，使國際市場日益統一、地球村逐步成為現實，也讓建立在各地域文化基礎上的所謂新十大商幫，面臨未來向何處去的嚴峻挑戰！
廣大商幫在完成復興地域文化、促進家鄉發展的同時，應該直面全球化時代國家與國家之間的世界競爭，在更廣泛的基礎上抱團發展，為復興中華文化和發展中國經濟這個更根本的目標而奮斗。
“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
2009年11月10日，在“湘商尋祖”故地洪江古商城共商明年舉辦“天下商幫匯洪江論道共贏新華商”高峰論壇活動后，我飛抵福州，應邀出席中共福建省委統戰部組織的“閩商題材電視劇題材取向座談會”。
2009年11日上午的會議由對閩商和閩商文化頗有研究的福建省政協副主席、省委統戰部部長張燮飛主持，統戰部常務副部長翁卡、統戰部副部長、福建省工商聯黨組書記張劍珍等主要負責人與福州大學閩商文化研究院院長蘇文菁教授等專家出席。我提出應從大歷史的尺度、全球化的視野，閩文化和華商文化的建設等高度，來梳理閩商文化的觀點，得到與會者高度認同。
的確，無論是深受閩文化影響的南宋永嘉學派“以利和義，不以義抑利”的思想，還是明末鄭氏家族成功抵御荷蘭帝國的全球化擴張收復臺灣之事功，閩商闖蕩全球的歷史顯現出典型的海洋文化特征。
作為海洋文化的閩文化是正在復興的新中華文化的重要生長點，如果其與中華傳統的黃土文化、大河文化成功融合，將使新中華文化在依靠內在基因的基礎上，通過創造性的轉化更好更快地實現偉大復興。
2009年12月18日，在“五岳獨尊”的泰山腳下舉行的“精彩中國 泰山迎春”活動上，我向來自全國各地的山東商會會長和濟南軍區、山東省、泰安市有關領導發表了“天下商幫共創華商”的主題演講，得到與會的魯商和有關領導的熱烈響應。
黃土文化的杰出代表齊魯文化，孕育了我國古代最偉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孔子的學術思想博大精深，而歷劫不磨、光耀千古者，為其立身行事的修養，倫理道德的規范，與經世致用的精神。湖湘文化的集大成者船山先生說：“法備于三王，道著于孔子。”
作為孔夫子的故鄉人，魯商繼承了豐厚的歷史文化。今年11月8日召開的首屆魯商大會，倡議全國魯商“重信義、講信譽、守信用，加強合作，開拓創新，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貢獻力量”。
隨著現代化所帶來的消費主義、生態危機以及社群與道德的破壞，孔子重視社群和倫理道德，重視人的全面發展，重視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觀念，為當代華商文化建設提供了寶貴的思想支點。
魯商繼承了豐厚的儒家文化，閩商文化是閩文化的核心載體，湘商文化是湖湘文化的最新發展，優秀的地域商幫文化相互融合，必將為華商和華商文化的形成提供重要的思想基礎，推動華商和華商文化的迅速崛起。
華商一旦超越了某一種地域文化的局限，真正形成一種整體的力量后，將是幾千年的中華文明在市場經濟和全球化條件下的成功轉型，必然會對中華文明的發展產生巨大的影響，也將會對世界文明的發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