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金融的那些事兒
要做大蒜、生姜那樣的人
我常有這樣的感慨：在如今的職場，擁擠著太多迷茫的年輕人。他們擁有這世界上最可貴的財富而不自知，只是一味地抱怨。
他們擁有的財富，其實比錢更值錢，那就是——大好的青春年華。
青春，是不可再生和復制的資源，是不能失而復得的資本。
要成就大業、要轟轟烈烈地活一輩子，靠的就是這個。
有人會說，這有什么用？還不如有個好爸爸。
誠然，并不是每個人都有良好的家庭背景，絕大部分人沒有生來嘴里就含著玉的命；但是古來的成大業者，草根的比例還少嗎？
——“王侯將相，寧有種乎？”
——“彼可取而代之！”
——“大丈夫當如此也！”
這不都是古人的草根宣言嗎？
起跑線不平等，不是無所作為的借口。沒有志氣，才是貽誤一生的致命傷。
英國《人格》雜志的刊首發言人費昂格利，曾提出過一個基本觀點——個性是有益于人類族群遺傳和發展的隱性基因。
他做了個形象的比喻說：人要向大蒜、生姜、洋蔥、韭菜這類個性飽滿、氣味強烈的蔬菜學習。
說得好！
人，可以殘缺，但不能平庸。
所有的失敗者、落伍者，都不是因為運氣不好所致，而是因為沒有遠大志向的結果。
如今的世俗衡量標準，已經把成功與否的標準變得非常簡單了，因此成功應該就是一件并不復雜的事。
——賺錢，要賺很多的錢。
堅持數十年如一日，難道還不能達到一個起碼的高度？
古人說：“取法乎上，得乎其中。”所以，人生的標桿要豎得很高才行，才能確保你的努力能獲得一點像樣的成果。
所有的失敗者，都是因為在人生某個階段滿足于嗟來之食，滿足于小富即安，等到時代大潮沖走了一道脆弱的屏障之后，他們就只剩下了衰老和惶恐。
從頭再來？
還有時間了么？還有勇氣了么？
晚了！
中國古人的智慧，是埋在沙里的金子，被人拋棄的多，被人撿起來的少。
在浩如煙海的古代真諦之中，有一句，應是所有職場年輕人的座右銘——“窮則思變。”
這里的“窮”，是“窮途末路”的意思，但我們完全可以把它理解為“沒錢”。
窮困，就是動力。
窮困，就是契機。
窮困，就是點燃生命的導火索。
你幾十年的人生，是滿載而歸還是兩手空空，就在于這窮困是否深深地刺激了你。
因為窮困，你沒有尊嚴；因為窮困，你沒有自由；因為窮困，你連動物求偶的需求都實現不了，你難道還不想奮起嗎？
常看見有一種文人的清淡文章，說我不為五斗米折腰、不為滾滾紅塵所惑；說我過的是悠閑曬太陽的漁夫生活。
這種精神自慰，和阿Q有什么不同？
不為五斗米折腰，難道可以吃空氣、喝西北風么？
這種教人懶惰、教人自甘平庸、教人往低處走的文章，不管拉來莊子還是老子作虎皮，其實就是三個字：“我無能。”
因此，你不要相信他們。
記住了：黃金屋，你可以有；顏如玉，你也可以有；但是，假如你沒有信心和智慧，你就什么都不可能有。
智慧是可以學到手的，信心要靠你自己來建立。
我們已經不是封建士大夫時代了，想悠游林下，沒有千萬家產，行嗎？
所有那些寫出“我不為五斗米折腰”的當代文人，哪一個不是牢騷滿腹？哪一個不是內心充滿屈辱？哪一個不是任人驅遣、誠惶誠恐？
他們能是現代陶淵明嗎？
所以，所有的青年，都應該明白：賺錢的路數和技巧很多，你們只要肯學習，就都能掌握。你們所缺的，就是一個決心：
“彼可取而代之！”
當初的青年項羽，比你們多些什么嗎？一點也不多。
他能起于草根，你們就也能。
——信不信由你！
下面，我們還是接著向古人學習吧。 {分頁}
明朝為現代商業格局打下了底子
中國歷代的開國皇帝，除了劉邦、朱元璋出身低微之外，幾乎都是貴族出身。即使劉邦，也是基層小官，算是體制內的。而唯一以農民身份做了開國皇帝的，只有一個朱元璋。
朱元璋，就是成功了的李自成、洪秀全。
后兩位一直到現在，也還背了個“賊”名。其實，他們都是真正的草根英雄。
朱元璋更可稱是歷史上唯一的人民皇帝。
他是人民起義擁戴出來的皇帝，而不是一般的改朝換代。
朱元璋坐了龍椅以后，也基本上是一位人民的好皇帝。他之所以勤于問政，絕非因為像楊堅、李世民那樣要以政績來洗刷篡位之嫌。
他是沒忘本，沒忘“階級苦”。
一個新國家建立起來了，要想它完全符合群眾的利益是不可能的，國家有國家自身的利益。它要靠賦稅來養活官員，維持統治。
“闖王來了不納糧”，只是一句宣傳口號罷了，沒有可操作性。完全免稅的國家，是沒法生存的。好的國家和不好的國家，區別就在于賦稅是否收得公平。
朱元璋登基后，在賦稅方面，做了兩件利民利國的大好事，一是清理戶口，二是丈量土地。
這都是為了收稅公平，減輕群眾負擔。
朱皇帝把全國人民分為三大類：民籍、軍籍、匠籍，清查得十分嚴格。把人口數目調查清楚后，就登記造冊。這叫做“黃冊”，作為稅收和服勞役的依據。
人口查清楚了有什么好處？可以防止豪強大戶隱瞞奴仆戶口，偷稅漏稅。
丈量土地也是出于同樣的目的。土地查清后，就繪制“魚鱗圖冊”（地圖），作為收繳田賦的依據，這是為了防止大戶人家隱瞞土地而漏稅。
豪強大戶沒法逃稅了，普通百姓的賦稅負擔也就相應減輕，兩者之間是最簡單的因果關系。
說句實在話，我們現在的某些部門，未見得能有朱皇帝這種民本意識。征稅本來是面向全民的，那么就應該把所有征稅對象的收入情況搞清楚，然后富人多繳稅，窮人少繳稅，這乃天經地義的事。
可是現在，工薪階層的收入明明白白，富人的收入卻是暗箱狀態。有多富？不能查，不敢查，怕打擊了富商的積極性。
不過朱元璋也并不仇恨商人，沈萬三只是一個特例。明朝對商人實行的是輕稅制，商稅三十取一，也就是3.3%的稅率。這不用多說，輕稅就是為了鼓勵經商。
朱元璋善待人民，人民自然也就反哺國家。我前面說過，華夏民族只要給它安寧，它就會創造出經濟奇跡來。
明初制定的寬松政策，雖然后來有所變質，賦稅逐年加重，但畢竟給了人民一個喘息、恢復的時間。這樣，經歷了200年后，明朝的農業、手工業和商業都呈現出繁榮發達之勢。
特別在張居正推廣了“一條鞭法”以后，對商業繁榮的推動更大。
所謂一條鞭法，簡單地說，就是將部分勞役攤入田畝，田地多的人家要多服勞役，這就避免了富人往往不服勞役的弊病。
而勞役和賦稅都可以折成銀兩，富人可以“出錢代役”，也就是交錢給政府，由政府雇人服勞役，不必自己去干活。
這個政策，目的是照顧弱勢群體，但是惠及了所有的人。
它有兩大好處：一是幾乎解脫了所有人的勞役負擔，讓人們有充足時間打理自己的事；二是折銀上繳役賦以后，民間對銀子的需求量猛增，因而大大刺激了商品流通和市場經濟。
到明朝中期，商人的能量已經很不得了，開始出現了大型的商業資本集團。這就是咱們現在津津樂道的徽商。
徽商的大本營在徽州（別名新安）。他們人數眾多，資本雄厚，分布在各地，被稱為“新安大賈”，算是社會里的一股新興勢力吧。
明代有一本書叫《五雜俎》，里面記載，徽商中的富豪人家，家藏白銀有至百萬兩的，其余家有二三十萬兩的，不過是中等商人。
徽商經營的項目，首推鹽業，其次是布匹，還有茶葉、木材和糧食。他們也熱衷于開典當鋪，徽商的典當鋪那時遍布全國，尤以江浙最為密集。
與徽商并肩而立的，是晉商，也就是電視劇《喬家大院》里演繹的那一支。長江以北，基本是山西商人的天下。現在有人評說，晉商，堪與威尼斯商人、猶太商人并列為“世界三大商幫”，這地位就更不得了啦。
山西商人中，最牛的當屬鹽商。因為明朝要加強西北邊防，需要儲備糧食，所以規定誰給政府糧食，政府就給誰鹽。
鹽，歷來是國家專營的，弄到了鹽，就等于發了大財。山西鹽商就這樣抓住了機會，背靠政府販運食鹽，一飛沖天，成了北方的商業霸主。
晉商不僅富甲天下，且講誠信也是遠近聞名的。他們經常合伙經商，參與者都叫“伙計”，由其中一人出資，眾人共同經營，按貢獻分紅。彼此雖沒有誓書協議，但無一人藏有私心。
如此，拿不起本錢經商的人，生計也就有了保障。而富者也不當守財奴，所獲錢財都平分給眾伙計。信用，成了他們的“第二資本”。
其他的江南商人、閩商、粵商、吳商、陜商，也都各顯其能。這些地域商業集團，還在各地開設了本省的“會館”，也就是商業聯絡站，組織起各色各樣的商幫。
當時全國最大的商業中心，是北京和南京。要發大財，就要到這兩個地方發展。
其他如杭州、漢口、廣州、濟南等，也都是商業大都會。
那時外貿港口有廣州、福州、寧波；長江及運河商埠有武昌、漢陽、荊州、天津、淮安等，水陸商路四通八達。
江南一帶因為手工業發達（絲綢、瓷器、棉紡、造紙），所以富甲天下，甚至那兒的人至今都還活得很滋潤。
明朝的“資本主義萌芽”就這樣蓬勃生長出來了，互相勾連，枝繁葉茂。
我們今天的商業都市布局、城市規模和市民生活模式，無不留有明朝盛世的痕跡——老底子就是那個時候打下的。
所以，不了解明朝的那些事兒，行嗎？{分頁}
大明王朝玩不轉一張小小的紙幣
誰也想不到，在歷代王朝對貨幣已經玩得很嫻熟的年代，大明王朝的貨幣，卻是扭扭擺擺，總是不順，走了一個“銅錢——鈔幣——銀錠”的曲線。
朱元璋在應天府（南京）準備做皇帝的時候，不知他是怎么想的，采用的貨幣是古老的銅錢。當時準備以“大中”為年號，所以鑄了一批“大中通寶”
到了后來，年號正式定為“洪武”，于是戶部的鑄幣廠（寶源局）與各地的鑄幣廠（寶泉局）又鑄了“洪武通寶”。
這批開國的銅錢，幣值都很足，價值有當一、當二、當三、當五、當十五等。
從明朝開始，官方把本朝的錢稱作“制錢”，清朝后來也沿襲了這一叫法。
明朝人還習慣把“貫”叫做“吊”，一吊錢、兩吊錢的說法就是從這兒開始的。按當時規定，400文為一貫，5貫為一錠。
關于朱元璋鑄錢，還有一則奇聞，不得不提。
歷朝歷代所鑄的銅錢里，有一種并不用于流通的錢，叫做“花錢”，就是民間所用的壓歲錢、洗兒錢和慶壽錢。
這些錢之所以叫花錢，是因為它們都鑄有圖案。而正式流通的錢除了星月標志外，很少是有帶圖案的。
朱元璋鑄了洪武通寶后，不知從何時起，民間忽然冒出來一種洪武通寶的花錢。這種錢，錢背上有圖案，是一個牧童坐在牛背上吹笛。
怪了！這是何意？是哪一家鑄幣廠鑄的？
原來，這是民間人士弄出來跟朱元璋開玩笑的。
朱元璋幼年時的名字，叫做“朱重八”。他幼時家境貧寒，靠給地主放牛謀生。當年鄉里鄉親的都喚他“放牛重八”。
以他這樣卑微的身份，登上大寶，坐了普天之下第一人，民間有些舊貴族和知識分子當然要心生不滿。
他坐穩了龍椅后，為了給兒孫順利接班掃清障礙，又疑神疑鬼，濫殺功臣，這就更加深了民間對他的成見。于是有人就偷偷鑄了這種錢幣，揭他的老底。
此錢一出，大家心領神會，照用不誤，都把這錢叫做“放牛重八”。
朱元璋得到報告，大怒，在全國進行了一次嚴打，將“放牛錢”統統清繳銷毀，又抓到了鑄錢的人，砍了腦袋解恨。
到現在，仍有少量的“放牛重八”留存于世，當然屬于稀世珍寶了。
朱元璋在貨幣上搞復辟，大概是想表示自己是漢唐正統，可是，銅錢的萎縮是有內在規律的，并不以意識形態為轉移。鑄錢鑄了一段時間后，朝廷就發現成本太高，太不劃算。因此朱元璋明白了：還得向宋、金、元學習，發行紙幣。
洪武七年（1374），明中央政府正式設立寶鈔司，次年初，就印出了“大明寶鈔”。面值為一百文至五百文、還有一貫等幾種。其中一貫的紙張面積最大，是中國有史以來面積最大的鈔票。
古代的鈔票文字是直寫的，一貫的大明寶鈔高有320毫米、寬有210毫米，簡直是一張小報了。
寶鈔發行以后，朝廷的決心挺大，全力維護寶鈔的權威地位，禁止用金銀和其他商品作為貨幣；只保留銅錢，仍可流通。后來又鑄了小平錢，凡一百文以下的交易，都用小平錢。
到了洪武二十七年（1394），朱元璋見條件成熟，就下令所有銅錢都禁用，實行單一貨幣制，只許用紙幣。
這本來是一個很好的開端，但是明政府在貨幣政策上卻有一大失誤。
古代的紙幣和現在一樣，用多了就可能被磨損，當時稱為“昏爛鈔”。為了處理這些殘損紙幣，就得允許以舊換新，因此朝廷推出了“倒鈔法”，由寶鈔庫負責對民間調換。
那時在民間有約定：嘎嘎新的鈔票價值最高，比舊鈔更有購買力。
這樣，以舊鈔平價換新鈔，就有了差價空間。
民間人士又開始鉆空子了。
當時出臺的換鈔法規定：一定要鈔票面值字樣模糊了才能換新的，民間人士就故意把半舊的鈔票揉爛，拿去兌新鈔以圖利。搞得政府沒辦法，最終只得把京城和各地的寶鈔庫全部撤銷。
從此以后，舊鈔便沒有了回收渠道，新舊鈔在民間價值截然不同。各地稅務官員也不傻，他們看出了這其中的“商機”——收稅時故意只收新鈔，然后用另外的舊鈔上交，新鈔留著自己用。
就一個換舊鈔，官和民都發現了里面有油水。朝廷當然也發現了這里面的貓膩，但屢禁不止，也就只好隨他去。看來，大明王朝的紙幣管理手段，比元朝的水平要差得很多。
不光是舊鈔回籠有各地稅務官員作梗，新鈔發行也不設限額，沒過多少年，大明寶鈔的價值就出現大跳水。到洪武二十三年（1390），也就是寶鈔發行15年后，原本值400文的一貫寶鈔，就貶到了250文，四年后更跌至160文。
到洪武三十年（1397），也就是朱元璋咽氣的前一年，寶鈔貶值為當初發行時的十分之一。
這基本就是廢紙，用這樣的貨幣已無法給商品標價，杭州等地的群眾干脆就用金銀標價，私下里偷偷用金銀交易。
朱元璋固然是個好皇帝，但好皇帝并不代表他一切都高明。他的紙幣政策，看來是完全失敗，大明的貨幣在他還沒死的時候，就連基本的信用都沒有了。
等到明成祖朱棣即位后，才開始處理這一棘手問題，采取了各種方法來回籠紙幣。
一是買一斤鹽規定要用一貫鈔。由于鹽是官營，老百姓一天也離不開鹽，借此可以回籠大批紙幣。
二是納稅與罰款都要求使用寶鈔。
三是提高市場的店鋪稅、攤位稅標準。
這樣，大批紙幣得以回籠，政府就可以毀掉其中的殘損鈔票了。
這個增稅的新政策，力度非常猛，各地的店鋪攤位稅一下就增加了5倍。后來政府又陸續開征了菜園稅、果樹稅、庫房存貨稅、車船出入稅等，并且在水路交通要道設立“鈔關”，專門對商船征稅。
這叫為除一弊，又生一弊。貨幣回籠是好事，但它是以增加百姓稅負為前提的，這就是坑人了，害得商民叫苦連天。
這一劑猛藥下去，大明寶鈔的價值雖然有所回升，但是升幅也很有限。為什么呢？因為政府為了增加財政開支，仍在濫發紙幣。
總之，這一進一出，都是在搜刮老百姓。百姓心里能沒數嗎——如今的皇帝再也不是人民的了。
在明朝的錢幣史上，還有一件有趣的事：
雖然銅錢已經禁用了，但永樂、洪熙、宣德三朝仍然鑄了錢。只不過這錢不對國內使用，而僅僅用于外貿，由宦官攜帶到外蕃和邊境去買馬，每年都要用去幾千萬文。
新鑄的銅錢還有一個用處，就是賞賜給日本。當時日本是幕府時期，對明朝俯首稱臣，經常派使者來請求賜給銅錢。他們從明朝拿回去銅錢，就在日本當做自己的正式貨幣流通。{分頁}
世上唯有銀子好
這兩年，網絡名人“當年明月”搞了一次明史普及活動，影響所及，相信我國的婦孺老幼對明史都能說出個一二三來。
不知大家還記得不？明朝有一個皇帝，曾率50萬大軍貿然深入險地，結果被蒙元后裔瓦剌人圍困在土木堡，做了俘虜。這位史上的最大玩家，就是明朝的第六個皇帝明英宗。
明英宗后來被瓦剌放回，但是一時卻恢復不了皇帝身份，因為他弟弟已經接了他的班。他只能擔著一個“太上皇”的虛名，被幽禁整整7年。后來有人趁他弟弟病重，發動政變，擁立他重新做了皇帝。
這位明英宗在貨幣上有一項重大改革，就是讓白銀成了合法貨幣。他規定，各級政府的所有財政收支，一律用銀；所有稅收也“一切征銀”。
他兒子明憲宗繼位后，又放開了用錢。從此，明朝就形成了“大宗流通用銀、小額買賣用錢”的并用格局。
鈔票在明朝沒過五代皇帝，就已經名存實亡了。
我們今天所看到的古代話本小說，有很多是明朝人寫的。一般在寫到書中人物用錢的情況時，都寫成“摸出一錠銀子”、“抓了一把碎銀”。即使寫的是宋人、元人，也都如此，這就是貨幣演變史的痕跡。明朝后半期的人，對鈔票已經沒有概念了。
明朝銀錠的重量，有不同等級，其中最大的為50兩一錠，也叫“元寶”。造型很漂亮，兩頭上翹，猶如雙翅。小銀錠一般叫做“銀錁”、“錁兒”，零碎的銀子叫“碎銀”、“零碎紋銀”，這些詞匯在明代小說中都很常見。
銀子零碎，各地官府在上繳國稅的時候，就容易作弊，往往以小充大。到明朝中期的嘉靖年間，有戶部尚書建議，要求各州府縣上繳銀子一定要鑄成標準銀錠，并刻下年月和官吏、工匠的姓名。
錢幣史也有大輪回。現在，歷史又倒退回金屬貨幣時代了。
因為白銀是稱量貨幣，所以在使用時要看成色、稱重量。
把銀錠正式稱為“紋銀”，就是在明英宗時代。此外還有“雪花銀”、“細絲”、“松紋”、“足紋”等術語，也都是明朝人發明的。
“紋”就是指成色，“足紋”，就是成色較足。
那時候，也有假銀子。假銀子在剛投入使用時，比較好分辨，但使用的時間長了，外觀上就與真銀無異，這令當局很頭疼。
由于白銀成了明朝的主要貨幣，海外的白銀也開始源源不斷流入中國。
明代中后期適度放開了海禁，葡萄牙商人與荷蘭商人就從歐洲帶來了大量白銀，西班牙人也從美洲帶來了大量白銀。此外外日本也是白銀產地，也有渠道流入中國。
明朝在當時是世界第一大國，物產豐富，商品齊全，各國都樂于跟明朝做貿易。因此白銀的流入數目相當驚人。據說僅晚明的77年間，從上述各國流入中國的白銀就有3億兩之多。
明朝，成了讓全世界矚目的“白銀帝國”。
不過我們要弄清楚：從歐美流入的白銀，可不是銀錠，外國沒有那種工藝品，外國來的銀子全都是西班牙、荷蘭等國的銀元。
那時有不少葡萄牙、西班牙商人來到澳門，專與中國內地做生意，可是那時的明朝是自然經濟，老百姓用不著多少洋貨，而歐洲又急需大量的中國茶葉、生絲和瓷器。
干瞪眼吧——外商沒辦法和中國人以貨易貨。
中國人只認外國的銀元，歐洲商人只好運來大量銀元，作為購貨用的貨幣。
在長期的對外貿易中，中國是占盡了貿易順差的便宜，歐洲銀元成了廉價商品，洶涌澎湃地流入中國，甚至導致明朝出現了通貨膨脹。明朝前期，米價一石還不到1兩白銀，而到了晚期的崇禎年間，米價已經上漲為一石要5兩銀子了。
那時外國的銀元，幣形統一，不用稱量，不易偽造，深受明朝人歡迎，先后流入中國境內的有十幾種。其中在中國使用時間最長的，有西班牙的“本洋”、墨西哥的“鷹洋”和日本的“龍洋”。
西班牙本洋，實際上是墨西哥的銀元，因為墨西哥當時是西班牙的殖民地，所以本洋的背面鑄有西班牙皇帝像，人們就誤以為它是西班牙銀元。
西班牙本洋的成色在九成以上，人們用起來放心，所以明朝乃至后來的清朝，本洋在全國都可以流通。
明代采用了用銀本位貨幣，對后世的觀念影響甚大。有不少的現代人以為，所有的古代人都是用銀子買東西的。至今也還有人把錢、工資、存款等等，都戲稱為“銀子”。
今天在民間象征財富的藝術形象，一般也都用金銀錠，造型和明代的一模一樣。
明朝的那些事兒，就這樣深刻地影響到今天。
除了貨幣，明朝的宮廷還用金銀制作成金銀錢、金銀豆和金銀豆葉，是用于節慶賞賜的。
明朝官員的賄賂和貯藏財富，也都使用金銀。孝宗時代，有個大宦官李廣畏罪自殺，從他家里抄出了一本納賄登記簿，里面寫著某人某日孝敬“黃米若干”、“白米若干”，就是指的黃金、白銀。
武宗時有個大宦官劉瑾被殺，抄家抄出來黃金1200萬兩，白銀2.5億兩，創了世界千年記錄。
明末清初，有人對社會上的銀子拜物教現象深惡痛絕，說銀子這東西“饑不可食，寒不可衣”，但是神通大了——“走死天下者，唯銀也。”（王夫之《讀通鑒論》）
“走死天下”，就是驅使天下人奔忙到死。
所論何其深刻！
人們被自己所創造的東西所奴役卻不自知，碌碌一生，所為者何？
問上蒼：我們何日才能解脫這種魔力？
怕是千年之內，沒有答案。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