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老祖宗學習：看中國人如何玩錢
全球金融危機下，一片哀鴻，其實看看歷史，古人的金融智慧一點也不遜于當今！
元朝官員的腐敗可不是一般的
讀我的這篇草根貨幣史讀到現在，相信大家對錢，都讀出一點感情來了。錢這東西，是很好，很可愛——要不是它帶來的煩惱那么多的話。
一般來說，錢帶給我們來的煩惱，分為兩種。
一種是“我愛她，她不愛我”，弄不到錢，手上一分錢的余錢都沒有。
也許有的讀者，個人賬戶上的存款從來就沒超過3000元，不僅是“月光族”，還可能是“啃老族”。
所謂赤貧者，就是這種。
其實這個狀態并不可怕，畢竟還沒有到要餓死的程度，只是沒有存款而已。該吃的能吃上，該喝的能喝上，只要不想吃天鵝肉、不得大病，是不會有太大痛苦的。
另一種煩惱比較討厭，就是手里有那么一點點錢，以萬為單位吧，但是不多。一部車，勉強能買下；一套房，或許就買不下來。
賬號上數字的后面，排著幾個“0”，像是在哭，也像在笑，更像是在干瞪眼！
環顧四周，真正的富人正在揮金如土——高爾夫已經不算啥了，馬術俱樂部也不稀奇，弄個私人游艇啥的，不過是剛起步。
可是我們……把這幾個錢攥出了汗，也不知該干什么好。
放進銀行存“死期”吧，只要報紙上說CPI（消費者物價指數）在漲，就等于說我的錢在縮水。
拼死拼活賺那么一點錢，讓它發汗似地蒸發掉，于心不甘哪。
可是投資呢，就更加茫然——投什么好？買房、炒股、買基金、做小本生意？不論哪個領域都有“雷”。
朋友們大概都希望我能給參謀一下：
——這點錢，干些什么才好？
也許已經有朋友感到困惑了：怎么你一會兒說“傻瓜才存錢”，一會兒說“錢還是攥在手里踏實”？
究竟哪個是真理？
這世界沒有真理。
我要是能給出具體答案來，就是先知者了，大概也就沒工夫在這兒瞎侃了。
真理不是技術性的問題，不是技巧，不是猜謎，它只是一種原則。
《孫子兵法》有“謀攻”一篇。這里我只能給你“謀”，至于你往哪兒攻，怎么攻？那是你的事。
我要給你的“謀”，是凱恩斯先生的三張牌。
非常簡單，非常清晰，非常實用。
56張撲克牌你都能玩好，這三張牌你要是玩不好，就別埋怨什么游戲規則不公平。
各位，看好了——
第一張，是“購物”；
第二張，是“謹慎”；
第三張，是“投機”。
如果你手里有了一點錢，就等于有了這三張牌，什么時候出什么牌，要看情況。
簡單地說，如果是情況一：股市大漲、房市大漲的時候，你就出“投機”牌（包括炒房）。說“投資”，那是雅皮士們遮羞用的——白來的錢為什么不賺？
如果是情況二：股市漲得有點離譜、街談巷議、甚至你身邊對經濟最遲鈍的人都在說買股買基金能發財的時候，也就是逆轉將至之時，你就出第二張牌“謹慎”。
不要動了，能收回的收回，能出手的出手，看看紅綠燈再說。
至于股市、房市暴跌的時候，那就不用說了，傻瓜也知道要謹慎。而且，最重要的是，不要以為明天就差不多跌到了底，不要夢想“抄底”，不要做逆勢增持的傻事——那不是跟賭博差不多？
要看到它明明白白“雄起”了再說。少賺一點，總比被套住好啊。
要是股市熊了，市場淡了，熱鬧也不知“何日君再來”了，好像是谷底——但走勢不明，也還是這張牌，不急。
貨幣貶值是個沙漏，而一旦買錯了股票之類，那就是桶掉了底。
兩害相權，我們還是把鈔票攥緊一點的好。
如果是情況三：股市不熊也不牛，房市不肥也不瘦，市場出現了長期平穩或緩慢向上，那么好，祝賀你，這是小富們的黃金時代。
這時候，干脆你什么也不要想了，就當自己是癌癥晚期，想吃什么吃什么，想玩什么玩什么，還有什么未了的心愿，就把它了結了吧——可以出手買東西了。
——暴漲暴跌都不可能出現的時候，你不買東西還遲疑什么？
（至于做小生意，那不屬于我們討論的范圍，你啥時候做都行，只要選對了行。）
這就是第三張牌“購物”。
當然，要買那些值的，能真正愉悅你身心的、急需的，或是你的欲望中排在第一二位的（包括購買自住房）。
這個時候，要注意，“虛”的財產還是輕易不要購買，像股票、基金之類，千萬要等到它們節節上升時再說。
除了這三張牌，投資理財上，就再也沒有什么別的牌。
不管是什么金融機構的專業人員怎么對你說，其實都是一個意思：“請把你的錢給我用一用。”
所以你不要信。
你就信凱恩斯的這三張牌。
玩好了這三張牌，你在投資理財上就將是無敵英雄。如果還不是，你再來找我。
你瞧，真理有那么懸乎嗎？沒有。
幾個字就能概括，幾百字就能講清，小學生也能領會。
真理，它就是咱們老百姓的基本常識。{分頁}
元朝為什么招人煩？
當代有很多人自視為英雄，也確實有一小批人的能量了不得。
可是說到底，商場上的英雄也不過就是水泥格子里的英雄。無非是吃不厭精、穿不厭精、玩不厭精。這其實和“英雄”的原始詞義本不相干，倒是與“花花公子”相類。
而真正的英雄，原是指彎弓射雕的壯士，是指橫掃萬里的雄主。
這樣的英雄，何處能覓？
恐怕只有到大元朝的獵獵雄風里去找。
接下來我們要講的元朝，是個有特色的王朝，它是第一個由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統一王朝。
蒙元最早的創始人，是蒙古族的大英雄成吉思汗。
他麾下的蒙古大軍是一支無敵的部隊。
蒙古軍橫掃歐亞的功績在這里就不提了，單是在華夏這一塊，宋朝連同它的幾門親戚——西遼、西夏、金，都是被蒙古一個個給收拾掉的。
咱們后人對元朝的印象，似乎都不大好，也沒聽說過元朝有什么了不得的成就。
其實這都是偏見。元朝接管了宋、金、西夏這幾大攤子，經濟上不能不可發達。西方人最初認識的繁華中國，就是元朝。
威尼斯商人馬可·波羅，是讓西方睜開眼睛看中國的第一人。
當然也有人不信馬可·波羅到過中國，說他在游記里有好些中國的風俗沒有提到。不過，就算《馬可·波羅游記》里的情況是他聽來的，那也是關于元朝的盛況。
他的游記里說，前南宋首都杭州，有10個龐大市集、房屋160萬棟、工場14.4萬家。
這規模讓歐洲人驚得差點沒背過氣去。
他還說，被歐洲人視為珍品的胡椒，杭州人每天都要消耗4740公斤。歐洲人就更呆了：這不是天方夜譚吧？神仙也不可能這么奢侈啊！
他又說：杭州城內石橋有1.2萬座，橋下可通大船。
這可讓著名的水城威尼斯臉往哪兒擱？
馬可·波羅說的，到底是真是假啊？
這是700多年的老話題了——沒有答案。
可是，就算他是撒了一點謊，也是合理的夸大，元朝確實是繁華。
元朝的統治者，從元世祖忽必烈起，就很重視經濟。他們從農業這個根本抓起，在中央機構里專門設立了“大司農司”，各地也設立了“勸農司”，經常派農業專家下鄉視察指導。
這個中央的大農業部，還“遍求古今所有農家之書”，編輯了一本農業技術書籍《農桑輯要》，發給各級農業官員使用。
元朝的中央還設置了“都水監”，地方設有“河渠司”——這就是古代的水利局了。
不過蒙古人在剛進入中原的時候，對農業可沒這么重視，曾經一度想不搞農業。
草原英雄們還沒改掉靠搶掠補充軍需的習慣，一下子占了那么多農耕土地，竟然束手無策——再搶吧，這都算是自己的臣民了；不搶吧，吃的喝的從哪來？
有個叫別迭的高官就說：“得了這些漢人有什么用？不如斬盡殺絕，空出土地來讓草木繁盛，做咱們的牧場。”
這主意荒謬絕倫，可是很多蒙古高官深以為然。
幸虧契丹貴族出身的宰相耶律楚材反對，他給元太宗窩闊臺出主意說：“可以收稅嘛，那不是要什么就有什么。”
這一言，才解救了千千萬萬的漢人。
大元朝的彎子轉得很快，從此把農業作為了立國的根本。
從不會到會，元朝高層也是極聰明的，以至于元朝成了中國古代最善于修建水利工程的一個王朝。
不過，河里總是淹死會水的，元朝最后也是因為修黃河把天下給丟了的——當然這是另外的話題了。
那么，元朝有宋朝繁華嗎？有！
——只有過之，而無不及。否則，怎么可能震懾住馬可·波羅這位威尼斯商人？
我只簡單講幾條。
在咱們的印象中，我國古代的農民除了種稻谷，就是種棉花吧？不對，一直到宋代，棉花的種植地區還僅限于西域、海南、閩廣這些邊緣地區，是元朝才把棉花向全國推廣的。
咱們在大夏天一天恨不得吃兩個才過癮的西瓜，也是在元朝才廣泛種植的。
元朝的棉花種得多，棉織品也就發達。有個黃道婆大家都應該知道，她從海南島黎族人那里學了先進的棉織技術帶回中原，還自己發明了腳踏紡車。
這也算是小小的技術革命吧，從此元朝的紡織業就搞得紅紅火火。民間都說，當時僅松江府產的棉布，就夠天下人穿衣服用的（松郡棉布，衣被天下）。
元朝在泉州、寧波、廣州三地都設立了“市舶司”，負責管理對外貿易、對商船抽稅。那時候的泉州，不僅是中國第一大港，在世界上也是數一數二的。
有個摩洛哥旅行家伊本·拔圖塔，曾經到過泉州，據他所見，泉州港內停有大船百余艘，小船無數。他說，泉州實可謂全世界唯一最大港口。
各位可能要問了：既然元朝的經濟發達，老百姓的日子一定也不錯，為什么史家對元朝的評價卻不怎么高呢？
這是不是有什么偏見？
不，評價不高，跟元朝以武力“入主中原”或者國運較短無關，跟意識形態無關，主要就是因為——元朝的老百姓日子過得不好。
首先一點，是貧富懸殊，土地集中的情況非常嚴重。
元朝的居民身份很不平等，在政治地位上分四等人，即：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江南人）。這里邊的“色目人”是指西域人，因為西域人這個概念包含得太廣了，除了回回人、西夏人、畏兀爾人這些我們可以想到的之外，還包括了中亞人甚至歐洲人。“色目”的意思，就是“諸色名目”，據說有31種人之多。
這一、二等人里面的蒙古、色目貴族，通過合法的受賜、職田與不合法的巧取豪奪，占有的土地實在太多了。皇帝一次賜給寵臣的土地，往往就是一千頃。
那時候的寺院也是大地主，動不動就是占地幾十萬頃。
土地一集中，佃戶（給地主打工的農民）的地位就極為低下。元代的地主能干預佃戶的婚姻、能指使佃戶的子女干活，還經常把佃戶隨田轉賣。
在元朝，還有比打工地位更低下的“投下戶”和“驅口”，也就是戰爭俘虜，基本就是主人的財產，沒有什么人身自由。
也有因為交不起租稅或因遭遇饑荒，自己賣身為驅口的。
可以想象得出，這類人的生活，非常悲慘。
其次是元朝的差役非常重，除了正常的勞役之外，官府還經常征發民夫，擔負繁重的修建工程、治河、運輸、筑城、為驛站服務等任務，老百姓的勞役負擔特別重，被迫出工出力，荒廢家業，甚至有被弄到家破人亡的。
還有就是官員們普遍太跋扈。歷朝各代的官員其實都想搞腐敗，但多少還有點忌憚言官和監察御史，元朝的官員可不管那個，比較放肆。
舉一個例子來說。
有證據表明，元代的妓女業很繁盛。馬可·波羅曾說，杭州的妓女“其數之多，未敢言也，不但在市場附近此輩例居之處見之，全城之中皆有。衣飾燦麗，香氣逼人”（《馬可·波羅游記》）。
由于妓女太多，所以各地政府還專設了一個低級職務“管勾”，來負責管理妓女。
元代的誘惑甚多啊！而最容易被誘惑的，是官員。
據《元典章·兵部》記載：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嶺北河南道有一個“管勾”張椿告狀說，有個過路住在驛站的“崔局長”（原文如此），寫了一個手帖，向張椿索要錢財，還要三名妓女去驛館伴宿。當天因為夜深了，妓女叫不到，崔局長發了火，竟然把張椿痛扁了一頓。
張椿還訴苦說，自從他分管妓女以來，不過才兩個月，來往使臣要妓女提供服務的達88人次，只有4名官員知道名字，其余都不知道名字。在他經辦的過程中，據他所知，有妓女32人次陪睡以后，分文未得。
這個案例一看便知：元代的干部風氣，可真是不咋的。
在元朝，誰能快樂而自由？
是上層——官僚、地主、高級僧侶。
他們不明白：這國家就算是你們的，也不能由著性子胡來呀。一個國家，對老百姓的盤剝總還要有一個度，不能讓下層人總活在非正常狀態中。
這樣的王朝，老百姓的口碑肯定不會好。當積怨到了一定程度，一個火星兒就能點燃燎原烈火，至正十一年（1351年），元朝政府征發農民15萬修黃河，超出了民眾負擔的極限，終于把老百姓逼反。
當時民工們還編了一個民謠出來，說是：
“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動黃河天下反。”
此言一出，就預示著天下要開始大亂了。
元朝之所以在幾個大一統王朝里最為短壽，看來是有必然原因的。
不是說“出來混，都是要還的”么？
——那么，歷史就是所有統治者的總債主。 {分頁}
搖啊搖，一搖搖到“銀錠橋”
說起這個不怎么樣的元朝，在中國的貨幣史上卻有重要地位，它是古代紙幣的鼎盛時期。
馬可·波羅來中國的時候，看見過紙幣流通，他大感神奇。
——你付給我一張紙，我就賣給你東西。
在歐洲，聞所未聞！
他把這個見聞帶回歐洲，竟引起訕笑：一張小紙頭，就能買東西？胡扯！馬可先生從東方回來，喝多了酒吧。
可這是事實。
元朝發行紙幣比較成功，開初管理得也很好，致使財政收入大增。不過先緊后松是王朝行政規律。到了后半期，政府就不按照規矩辦了，一缺錢，就增發紙幣，搞通貨膨脹，想方設法把百姓腰包里的錢變到國庫里。
元朝紙幣的特點，是以銀兩為單位，后來漸漸成為不可兌換現銀的純紙幣，完全脫離了代金券的性質，成為本位幣。
紙幣于忽必烈中統元年（1260年）開始發行，跟宋朝一樣也叫“交鈔”。
元交鈔很奇怪，是以絲為本位、以銀兩為單位。每張“面額”銀50兩，值宋朝的“絲鈔”1000兩。
稍后又發行了代表錢的“中統元寶”交鈔，以此來收回宋的各種舊鈔。這就是元朝著名的“中統鈔”。
中統鈔的“面額”，從十文到二貫，共分10等。最大的“二貫”當白銀1兩，15貫當黃金1兩。
因為舊絲鈔是以“兩”為單位的，所以元朝人就約定俗成：把貫也叫做兩、百文叫做錢、十文叫做分、文叫做厘。
中統鈔的發行不分界，也就是不用到期更換，而是長期使用，只是在以舊鈔換新鈔時要繳納30文“工本費”。
中統鈔發行之后，為了保持幣值穩定，政府就用買賣金銀的辦法來調節幣值。因此中統鈔可以說是金銀本位。為此，元廷在燕京和各地都設立了“平準庫”。
“平準”，是指運用“貴時拋售、賤時收買”的方式來調節市場價格，最早是漢代大經濟學家桑弘羊提出的理念并付諸實踐。
政府還禁止民間私自買賣金銀，只有國家才能對民間買賣，并且規定金銀只有儲值功能，沒有流通功能。這就有力地保證了紙幣的價值穩定，使紙幣成了唯一的流通貨幣。
中統鈔剛開始發行的時候，宋朝前事不遠，所以主持貨幣發行的大臣都非常謹慎，史書上說他們戰戰兢兢，猶如捧著一口破鍋，唯恐掉到地上摔碎了。這樣敬業，當然管理得很好，歷經17年，沒有任何貶值。
但是在平宋戰爭開始后，元朝政府用錢增多，就加大了發行額。我們多少都有點貨幣知識了，知道這么做就是發“虛錢”。當時一年的發行額是過去一年的4倍，中統鈔應聲貶值，在后來幾年間物價也漲了近10倍。
元政府見勢不好，連忙推出《整治鈔法條畫》，規定官家用金銀兌換中統鈔仍按照原價，但是物價已經漲上去了，政府若按原價兌換，那不得虧死。所以整治也就是喊喊罷了。
元朝對貨幣的管理，到后來就不那么有章法了，矛盾之處甚多。比方政府禁止民間金銀交易，但是中央給各行省的財政撥款有時候用的卻是銀錠，這明顯又是把銀子當成貨幣來使用了，當然也就擋不住銀子在暗中進入流通領域。
有一個概念要在這里特別強調一下，古代小說里常說“一錠銀子”、“兩錠銀子”，這里的“錠”，是銀子的計量單位，是從過去的“鋌”字演化而來的，在宋代有時候就這么寫，在元代最終固定了下來。
錠，過去在宋朝有不同的重量等級，在元代則有了一個固定標準，等于50兩銀子，或等于50貫中統鈔。
至元三年（1337年），有一位貨幣總管官員發現，各地的平準庫在白銀出入庫過程中有偷竊行為。為了防止“碩鼠”，他奏請皇上，干脆把50兩白銀鑄成一錠，命名為“元寶”，這樣庫官若想作弊就有一定難度了。
過去唐錢的名稱就叫元寶，現在借過來用很方便，又可寓意“大元的寶貝”，豈不兩全其美？
從此，銀錠就正式被稱作元寶。
順便說一句，北京現在有個酒吧匯聚的“小資圣地”，叫做“銀錠橋”，位置在什剎前海與后海連接處。它之所以叫銀錠橋，就因其形狀酷似一只倒扣的銀元寶。
要是有機會，大家不妨去那橋上走一走，也好沾一沾財富的光。我想，就心理作用而言，這不比花幾萬塊錢買一個“吉祥車牌”差多少。
朱元璋是在“貨幣戰爭”中起家
中統鈔貶值貶得像“猴子拉稀”——沒完沒了，怎么辦？
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有人提出對策建議，說應該發行不兌換的紙幣。這個主意，是尚書左丞葉李提出的。
葉李是南宋杭州人，宋亡后隱居富春江。但不知怎么的，越隱居名聲越大，元世祖忽必烈看上了他，召他入朝做了大官。
葉李老夫子可一點也不迂腐，他很推崇商人執政，后來推薦了吐蕃人桑哥做右丞相。這個桑哥，就其本性來說，幾乎就是個商人，斂財有術。任職后，忽必烈很欣賞他，將其視為“財神爺”。
不過桑哥后來越鬧越不像話，不光為國家，也為自己斂財，財富僅次于皇帝。
歷史無數次地驗證過：一般情況下大臣若是威風到了這個程度，下場往往也就懸乎了。
桑哥最后是因為貪污被砍了頭。
我們還是接著說葉李。葉老夫子的最大功績，是向忽必烈提出了一份《至元寶鈔通行條畫》。這是世界上第一個不兌換紙幣發行條例，內容相當嚴密，主要亮點如下：
一、新發行“至元寶鈔”紙幣，1貫當中統鈔5貫（這顯然是大票，可以把中統鈔的“泡沫”吸納）。新鈔叫做“至元鈔”，與中統鈔同時使用。
二、各地設立官庫，設立準備金，用適時買進賣出金銀的辦法平衡鈔值。官府可用銀1兩向民間兌換新鈔2貫，金1兩兌換新鈔30貫，且兌換價長期保持不變。中央發多少紙幣下去，同時也就要按比例發多少現銀到各地官庫，作為準備金。
三、在發放鹽引、收稅、公私債務等過程中，凡使用新鈔者，都一律按官定幣值計算，官方決不貶值。
四、新鈔面額從5文到2貫，共分11個等級，比中統鈔多出5文的一等，以便利群眾兌換。
其余還有各種處罰瀆職、貪污、抬高兌現價格等違法行為的措施。
這個建議書，在中國貨幣史上堪稱里程碑式的文件。葉老先生已經完全搞清楚了紙幣的功能和本質，對紙幣的認識大大超過前代。
葉李所提出的辦法，一切以維護紙幣的幣值為目的，使紙幣成為可當做真金實銀來用的貨幣。
其中最關鍵的一點，是官家隨時可用金銀買賣紙幣，但老百姓卻沒有這個權力，因此官家就可以通過回收或放出紙幣的量，來控制幣值。
再通俗一點講，就是：如果市面上的鈔票不值錢了，就用金銀買回一些，使之流通得少，紙幣自然就會升值——反之亦然。
大家明白了吧？以金銀為本位的紙幣，它的準備金就是干這個用的。
可是中國的事情，往往實踐是實踐，理論是理論。看理論好像是人間最完美的了，可實踐上卻相差十萬八千里。
若是元朝的貨幣能按葉李的辦法嚴格管理，元朝也許就不那么招人煩了。而實際情況是，就在忽必烈這一朝的末期，貨幣管理就已亂得不成樣子了。
主要問題是紙幣發行過多——皇帝要用錢的地方多啊。
印刷紙幣與鑄錢相比，有一個極大的優勢，就是制作成本低。朝廷手頭一緊，就開機印刷，滾滾財富便憑空而來。換了誰，誰不動心？
朝廷為什么用錢多？是皇帝太慷慨。忽必烈賞賜大臣，極有江湖上的大方氣派，一出手就是10萬錠、20萬錠，他可不管這錢從哪兒來。
此后，雖然有個別皇帝想制止貨幣上的亂象，但都沒能治理得了。整個元代，就是在不斷增印至元鈔和中統鈔中度過的。
到元末的至正十年（（1350），兩鈔才同時停止流通，這時候的物價漲到了什么程度？一石米價比建國之初上漲了67倍！
可想而知有多少民間財富，就這么被通貨膨脹給“虛”掉了。
兩鈔停用的第二年，就爆發了元末紅巾軍起義，也就是在這次起義中，出了一位朱元璋，要來收拾舊河山、開辟新天地了。
所以說，元末農民大起義是一場真正的“貨幣戰爭”。元朝的倒臺，根子就在濫發貨幣上，把人實在給逼得活不下去了。
以往的教科書，在提到王朝末代的大亂時，一般都從政治因素上來解釋，說是因為“階級壓迫”或“統治階級內部矛盾”等等。其實，封建社會的政治，從一個王朝開始就有問題，而觸發它崩潰的，有時候卻是財政危機、經濟崩潰或者貨幣紊亂。
元朝，就是玩貨幣把自己給玩死的。
元大都后來成了明朝的首都北京。明朝人在北京的一個水路交通樞紐處修了一座橋，命名為銀錠橋。
這就是歷史的暗諷把？
——元朝總共才97年壽命，還比不上一位百歲老人活得長。在漢朝以后的幾個大一統王朝里，它是最短命的。
要是官庫里有多少銀錠，就發多少紙幣，元朝，也許也亡不了這么快。
實事求是講，元末的統治者當初也并沒坐等崩潰，他們還是做了最后努力的。
兩鈔的亂象，終于引起了元朝高層的注意，在至正十年，經大臣們討論，在各地設立了“寶泉司”，發行了“至正交鈔”，1貫值至元鈔2貫。同時還鑄了“至正通寶”錢，和歷代銅錢并用。
這是試圖遏制通貨膨脹的措施。
至正交鈔出來后，物價都要按照新鈔票計算，市場最初見政府治理通脹決心挺大，也有所反應，以新鈔標注的物價比至元鈔標價壓低了90%。
也許是亂世已現，朝廷大佬都沒什么心思了，這次新鈔票制作得非常草率，只是在老版的中統鈔背面加印了幾個字而已。
新鑄的至正通寶，從小平錢（標準一文）到當十，有幾個等級。最有趣的是，還出了一種“至正之寶權鈔錢”，背面鐫有“吉、權鈔” 字樣和記值。
“權鈔”的意思，就是代表鈔票。這說明，紙幣在元末已經取得了本位幣的權威資格。過去是紙幣代表銅錢，現在成了銅錢是紙幣的代用品了，兩者位置互換。
在權鈔上，第一次出現了“五分”、“壹錢”、“貳錢五分”、“五錢”的記值字樣。
這是以前從未有過的銅錢價值單位，有人認為“錢”表示紙幣的100文，“分”表示10文。但這次鑄錢的時間極短，四年后，天下越來越亂，各地寶泉司也草草罷撤了，銅錢也不鑄了。
新出的至正鈔，初衷是打壓通貨膨脹，但是，元政府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為了錢眼珠都紅了，一發行新鈔又是海量，結果物價再次飛漲，紙幣的信譽眨眼之間降為零。
很快，無論是公家的還是私人手頭的至元鈔，市場都不再接受了，人們開始以貨易貨，或者只用銅錢。
元朝的貨幣問題，不光是鈔票發得濫，而且偽幣也很流行，甚至有人說“今民間之鈔，十分中九皆偽鈔”。
偽鈔當然不可能有這么多，但也說明情況相當嚴重。偽鈔一多，交鈔就更加不值錢。
除了偽造鈔票以外，還有涂改真幣的，把小面額改寫成大面額糊弄人。
總之民間盜印戶的原則就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咱們就誰也別說誰了。
當貨幣貶成廢紙之日，就是一個政權失盡人心之時。紅巾軍義旗一舉，天下響應。
大元，就這樣咽了氣。
后來各股農民起義軍也都鑄了銅錢，有張士誠的“天佑通寶”、韓林兒的“龍鳳通寶”、徐壽輝的“天啟通寶”和“天定通寶”。
最后要提一下的是，盡管元朝很霸道，但政府的鈔幣卻一直未能進入云南，云南地面始終是以金、貝、鹽為貨幣。
——你再怎么忽悠，我也軟硬不吃。 {分頁}
元朝開了社會道德大滑坡的頭
說了元朝這么多不好的地方，它在金融信用方面是否也有好的方面呢？有。
不僅有，而且開了前代未有之先例。
這就叫辯證法。
賑貸災民就不用說了，那是除了秦朝之外，哪個王朝都做過的，不算什么天大地大的恩德。
元代在信用上的一大創舉是，從皇上到官員，都有“替民還債”的記錄。
這里要說一下元太宗窩闊臺(1186—1241)，他是成吉思汗的第三子，也是成吉思汗的霸業繼承人。
他指揮的蒙古大軍，不單是滅了金國，還降服了高麗、波斯，占領領了俄羅斯大部，拿下了波蘭和匈牙利全境，差一點就打到了維也納。
這樣一位梟雄，在我們印象中必是嗜血的君主無疑。可是，他也有仁心宅厚的一面。曾經撥付官銀76000錠，替民間貧苦百姓償還高利貸。
不僅他這樣做，他治下的一些官員，也有自己出錢、或用自家田地房屋抵押，替老百姓還債的。
到了忽必烈時期，也仍然有這樣的愛民楷模。萬戶（官職名，地方長官）嚴忠濟就曾自己借債替百姓繳納欠稅，結果他本人積欠富人鈔幣43萬多錠，欠官庫銀子16000 多兩。忽必烈聽說后大為感動，下令免了他欠官庫的債，又動用皇家庫藏替他還了私人借債。
忽必烈見這樣的好官還有很多，就下詔說，凡是官員為民負債的，債主不得追債。或由官府代償，或由官府免去原征賦稅。
這些官員為民負債，有些是為了替百姓納稅，有些則是為了籌措賑濟款。
在素以暴虐著稱的元代，這樣的好官竟然接二連三地出現，真是匪夷所思。可能我們過去對元朝還是有太多偏見吧。
窩闊臺攻破金國后，一批西域商人（主要是回鶻人）到中原來做生意。他們的拿手好戲之一，就是放高利貸。
那時的高利貸叫做“羊羔利”。意思是：借出的本金好比母羊，下了羊羔，羊羔又長成新的母羊，如此子孫不斷。我們現在都能明白，這不就是“復利”嗎？也就是“驢打滾”的計息方式。
這種“羊羔利”，可想而知有多厲害，幾年間就可以完全摧垮一個家庭，民間深受其苦。
窩闊臺時期，不少大臣上書要求為民解困。窩闊臺采納了這些意見，下令凡是借了高利貸的，都由官府代償，利息只付到與本金相等為止。
忽必烈即位后，繼承了這一政策，只是將替民還債的范圍，限定在貧苦百姓為繳納賦稅而借的債。
當然，這樣的好官，只在元朝之初曇花一現。整個元朝，社會道德是在往下走的。
其實就在元初的時候，民風已經開始不大淳樸了，有一批潑皮無賴專門借錢給年幼的富家子弟，供他們揮霍。在借據上，潑皮債主利用借債人急于用錢的心理，往往把1錠寫成10錠，100錠寫成1000錠。等到借債青少年的父親死后，潑皮債主就開始逼債，圖謀奪取人家的家產。
元朝皇帝曾經幾次下詔，禁止這種敲詐勒索——仇富，也不能這個仇法。
那時的官吏還經常向下屬借錢花，然后依仗權勢不還，下屬啞巴吃黃連有口難言。這情況在元朝大概很普遍，元成宗就曾下令，凡官吏向部下借錢用，都要有保人、立字據，到期不還要治罪。
這一類無廉恥的事，在宋朝以前的各代幾乎沒有。
元代統治者雖然表面上很尊重儒家，把孔子封為“大成至圣文宣王”，儒家教育也很普及，但實際上知識分子地位并不高，當時就有“九儒十丐”的說法。
知識分子在元代是“臭老九”，不吃香，禮儀道德那一套也就成了無用之物，再加上統治階級不自律，社會風氣的敗壞也就無可避免了。
華夏民族從根本上的禮崩樂壞、道德淪喪，應該說就是從元朝開始的。
此外元朝也有典當行，叫做“解質庫”。這個情況，就連元雜劇里也有反映，劇里的富人往往都開著一家解質庫，就像現在電視劇里的富人都是房地產開發商一樣。
從元雜劇看，商人的商業道德也開始一落千丈，坑崩拐騙思想滲透了商人的骨髓。
有的當鋪在收抵押物時，給人家爛鈔，人家來贖當，卻要人家拿新鈔來。人家當的是赤金，當票上卻寫成“淡金”。人家當的是珍珠，當票上卻寫的是“蚌珠”。人家拿來的是全新的衣服，卻寫成“污了的舊衣服”。到了贖當期，還要故意拖延日子，以便多收人家一個月的利錢等等，不一而足。
商家道德的墮落，說明社會總體道德已在崩潰，輿論、良心、法律，都制止不住這種滑坡了。
元朝的寺院也開當鋪，和宋朝一樣也叫“長生庫”，而且往往都能設法討來一道圣旨加以保護。
在元朝，沒有勢力背景的人，開不了當鋪。因為有時候不法分子會把偷來的東西拿去當，當鋪只要收了，就有可能惹上官司。只有背景強大的人敢開當鋪，收了贓物，也有官府給罩著。
這種情況很普遍，以至于中書省特別下了文件，鼓勵民間開當鋪，禁止地方部門以收繳贓物為名騷擾當鋪。
元代也有官營當鋪，官家辦的，就要好多了。官鋪的名字都取得相當不錯，叫“周急庫”、“廣惠庫”什么的，經營宗旨也比較純正，收取利息很低，是專門照顧貧民的。
過去宋代的金銀鋪很發達，到了元代，統統改叫“銀鋪”了，說明銀子在元代的使用量已大大增加。
銀鋪的業務，和今天的首飾店差不多，是專營熔鑄金銀器和買賣金銀的。因為元朝的銀錠也是貨幣，所以銀鋪同時也是貨幣兌換點，老百姓可以用銀子向銀鋪兌換出鈔票來用。
元朝曾一度禁止民間買賣金銀，禁令期間規定銀鋪只能來料加工，不能自己生產銀器出售。
好了，關于這個短壽王朝的金融情況，我們就說到這兒了。
讀歷史就有這個好處——從蛛絲馬跡中可以讀出歷史的走向來。
自從春秋時期起，我們民族就有“義利之辨”。講信義和講謀利，兩者之間是有平衡點的，都不至于太過。可是到了元朝，人們視統治者為外來者，高層也不大注意道德建設，結果民間的消極反抗就表現為道德墮落。
華夏民族中市井階層的“小奸小壞”，就是在元代蔚為風氣的。
此例一開，漢唐之風的那種大氣磅礴就一掃而空。
“小人”一詞，就不再涵蓋整個平民，而是專指這類壞了良心的自私自利之徒了。
向老祖宗學習：看中國人如何玩錢
全球金融危機下，一片哀鴻，其實看看歷史，古人的金融智慧一點也不遜于當今！
明朝能開當鋪的都是成功者
禮崩樂壞之時盜亦無道了
明朝的貨幣銀子唱主角，紙幣成了廢紙，銅錢在成化元年（1465年）以后也有了一席之地。
允許使用銅錢之后，除了國初的洪武通寶，對前代舊銅錢也不禁止，只禁用私鑄的小薄偽錢。不過，前朝舊錢在使用時要減值，二當一用。當時并沒有立刻鑄新錢，一直到中后期的嘉靖年間才開始鑄“嘉靖通寶”。
嘉靖皇帝雄心勃勃，下令民間只許用好錢，禁止用劣錢，也就是只許用新的嘉靖通寶和正規的洪武通寶。這個政策看起來好，但是有個問題容易被我們忽略，這就是：只許用好錢，實際上等于剝奪了民間的一部分財富，民間人士當然不服。
在首都北京的民間，就有人暗中與朝廷較量，紛紛關閉了錢市，致使銅錢不能兌換，流通量嚴重不足，結果導致物價飛漲。
嘉靖皇帝沒有辦法，只得放開禁令，舊錢用就用吧，但是規定嘉靖通寶要比洪武通寶價格高一倍。
從他以后，各代皇帝在位時鑄的錢都要比前一代皇帝的錢價值高出一倍，一代一代地遞增，就等于悄悄地在搞通貨膨脹；另一方面，民間的盜鑄也盜出了新花樣。
明朝繼元朝之后，社會道德水準也在往下走，盜鑄分子連起碼的工序都不耐煩完成，把鉛片、鐵片剪成圓圈就當錢用，連鑄造的工夫都省下了。
繼嘉靖以后的幾個皇帝都鑄了年號錢，從隆慶、萬歷、泰昌、天啟到崇禎，各自都有通寶錢，其中的萬歷通寶較有特色。萬歷錢是仿嘉靖錢制式，有“金背”、“火漆”、“鏇邊”三種，“金背”是錢背涂有銅粉，似金，因此民間就有了這個俗稱；“火漆”是用火將錢背熏成黑色；“鏇邊”是錢邊都特別加工鏇磨過，非常圓潤。
至于“天啟通寶”，還鬧出了一個笑話。就在元朝末年鬧起義的時候，紅巾軍的領袖徐壽輝在江西鑄過一種“天啟通寶”，在他的根據地和其他義軍的管轄區都流通過。那時朱元璋參加的隊伍，也是紅巾軍系統，所以留下了一批那時的“天啟通寶”，后來就存在他自己的皇庫里，久而久之就給忘了。
兩百多年后，熹宗朱由校登極，要擬定年號并鑄錢，恰好這時有人在皇庫里發現了徐壽輝的“天啟通寶”，便向上報告。朱由校問大臣：這是哪一朝的錢？大臣們孤陋寡聞，拿著這些銹跡斑斑的老錢，都不知道來歷。查遍了史籍，也毫無線索。
這件怪事，鬧得朱由校暈暈乎乎。他小時候有個乳母叫客氏，一直伺候著他到現在，跟他關系非同一般，客氏聽說此事，幾句話就解開了小皇帝的心結。她說：此錢是天降吉兆，預示錢幣源源不斷，是上天啟動錢源。
朱由校聞聽大喜，當下就決定把新年號叫做“天啟”，鑄了天啟錢。不過，小皇帝的這個天啟錢與徐壽輝的那個，在“啟”字和“寶”字上有明顯的不同。
明朝中期以后的小額交易，用的都是銅錢，所以政府鑄銅錢還是有利可圖的。那時候朝廷在各省都設立了錢局，鑄錢給本省使用，只是各省的錢局，沒有中央政府那么高的覺悟，鑄錢純粹就是圖利，為了省原料，鑄出的銅錢往往質量極劣。
官錢如此，民間盜鑄的就更加不堪了，錢薄得一碰就碎，文字輪廓都模模糊糊，拿在手里只勉強看得出有個錢形而已。
崇禎12年（1639年），內外戰事吃緊，朝廷需用大量的錢，但是稅賦已經很重，再加稅已無可能，于是就在鑄錢上打主意。
鑄錢原料不夠，崇禎皇帝就下令把內庫所收藏的古代銅器都拿出來，交給寶源局鑄錢。但就這樣也不夠，只好大量摻雜鉛砂，鑄出的錢極薄，百文摞在一起還不到一寸高，擲地即破碎。
崇禎通寶的品類很多，錢背的文字也多達十幾種。其中有一種，是背面鑄了奔馬圖案的“花錢”，俗稱“跑馬崇禎”，這個錢不大像是官鑄的，很可能也是私鑄的。此錢一出，民間大嘩，有人還編出了“一馬亂、滅天下”的童謠，廣為流傳。后世有人附會說：“一馬”就是指兵部侍郎馬士英，因為他一貫排斥異己，不是個好東西。也有人說，那是指李闖王。“闖”字，不就是一馬破門嗎？
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禎，命中的克星的確就是李闖王。
崇禎即位后，因財政吃緊，做了一個裁撤驛卒的輕率決策，讓米脂漢子李自成下了崗。從此，這莽漢就加入了明末農民起義的大潮中，最終把崇禎皇帝送上了西天。
其實崇禎一朝的階級壓迫，還不算最甚，起碼比萬歷末年要好，而經濟問題才是亡國的導火索，只不過歷史學家在總結經驗時，都不大從這個角度談而已。
接下來，天下大亂，又是一個輪回。眼前如火如荼的農民起義，要推翻前一個農民起義建立的王朝了，農民領袖們都有問鼎中原的志向，李自成鑄了“永昌通寶”，張獻忠鑄了“大順通寶”，后來的孫可望跑到云南，也鑄了“興朝通寶”。
明朝終于在起義軍圍困北京城的隆隆炮聲中滅亡了。明亡后，清軍入關，江南、閩、桂都有過曇花一現的南明小朝廷，其中福王鑄了“弘光通寶”、魯王鑄了“大明通寶”、唐王鑄了“隆武通寶”、桂王鑄了“永歷通寶”，使用壽命當然都不可能長。
“燕子樓頭蝴蝶夢，桃花扇底竹枝歌。”明朝一切的繁盛，都隨著秦淮河水流走了，惟留下幾個金陵名妓的韻事，稍稍能讓人記住曾有一個王朝叫做“明”。
今天，若在秦淮臨河人家推窗看，當年明月仍在，不過還是叫人感嘆——興衰成敗，何其速也！{分頁}
明朝在惠民政策上可打最高分
在出版界掀起“明朝熱”之前，可能有很多人對明朝的印象不太好，皇帝多半不像樣子，又打大臣的屁股（廷杖），還有如狼似虎的東廠、錦衣衛，簡直是太黑暗了。
這是從知識分子的角度看，而從民眾的角度看，你會有新的發現。明朝是歷代“封建王朝”中對賑貸工作最重視的一個朝代，要是不研究金融史，就不知道這一點。
賑貸的意義就是扶助弱勢群體，是民本思想最具體的實踐。大概因為朱元璋是貧苦農民出身的緣故，所以明朝始終對這項工作抓得很緊，朱元璋嘗過餓肚子的滋味，對窮人也就特別憐憫。他在位時兩次下令，凡是遇到饑荒年景，各地政府要先開倉賑災，后打報告匯報，可以先斬后奏。老皇帝知道“一天不吃餓得慌”，也知道官僚機構辦事磨蹭，所以他才有這樣的措施，否則，沒有朝廷發話，擅自開倉放糧，那是要論罪的。
由于救荒是一項例外工作，不能預先打入預算，因此用于賑災的錢糧要另當別論。明朝的辦法是，允許犯罪者交錢贖罪，也鼓勵富戶出錢賑災，出得多的可以賜給官員身份。比如捐120石米或者150兩銀子，就賞給一個正七品的榮銜。
在明朝，動員富戶出錢賑災是一項制度性的工作，輿論與行政動員雙管齊下，這叫“勸借”，全社會大造出錢光榮的氛圍，不由你富人不拿出錢來。當然政府也不是強搶，而是讓你災年拿出糧食貸給窮人，豐年時再由政府出面讓借方還給你。這等于借錢，借錢就要支付利息，明朝在這方面的制度設計很絕妙，就是把免去富戶人家的勞役作為利息，借錢糧的窮人就不必向富戶支付利息了。
借貸雙方的合同，由官府出具，這就有了可靠的保障，史書記載，從朱元璋時期起，富人參加賑貸就成為“常制”。
在古人那里，是非、情理就是如此簡單，沒有哪個富人以“自由權利”為由，抗議政府強迫賑災。賑災的糧食是需要提前儲存的，明朝設置了專門的預備倉，每個縣4處，由民間有德望的老年人管理。不過到了宣德年間，這個預備倉制度就開始廢弛，雖經幾次整頓，到萬歷年間就名存實亡了。
廢弛的原因是，預備倉的糧食來源是需要下功夫去動員的，發放賑貸糧是需要做大量調查核實工作的，都很麻煩，縣官們懶得做。久而久之，預備倉的糧食就不進也不出，只放在那兒讓鼠雀去消耗了。農民皇帝制定的為農民著想的政策，在龐大的官僚機器里，就這么給“消化”掉了。
百姓不決定縣官的命運，所以縣官也就不關心百姓的命運，封建社會的“不民主”，其實質用這一句話就全概括了。
基層陽奉陰違，中央還是有心把事情做好的。預備倉制度廢除以后，明朝中央對這方面的工作并未放棄，而是不斷修補，陸續又設立了“濟農倉”、“義倉”、“兩利倉”和民間的“鄉會倉”，作為備荒糧倉。
賑貸方法也有所改進，儲備糧食不再像過去那樣封起來不動任其損耗，而是經常收放循環。對貧民的情況事先做好摸底工作，分出“極貧”、“次貧”等級，遇到災年就按名冊發放，避免臨時擁擠到一起難以甄別。雖然是磕磕絆絆的，但這些事情還是一直在做，這就相當難得了。
明朝的濟農倉等設施，有的到了清初還在用，甚至有一直到咸豐年間還在用的。
明朝皇帝最愛民，這很出乎我們的意料，不過一想到朱元璋，就會覺得這也是在情理之中了。
明朝對于借債利率有法律的規定：凡放債或典當，月利率不得超過3分，利息積累到相當于本金，就不得再計利息，同時還規定官員不得在自己管轄單位內放債，防止主管官員變相斂財。豪強人家借錢給人家，若借債人還不起，不許未經告官就強奪借債人財產，或者搶奪人家妻女抵債。朱元璋還對高級官員和王公貴族有特別限制，不許四品以上高官和皇親放債，合法放債也不行，就怕他們以勢壓人。
由于明朝在借債問題上管理比較規范，所以很多資本金不足的商人都有機會借到周轉資金，大部分商人的資本有十分之七八都是借來的。正因為利率較低，商人才敢于大規模借債做生意，這是兩全其美的事。
明朝有好政策，放債促進了經濟繁榮，這是積極的一面，但是，政策畢竟是政策，再好的政策法規也要看人怎么執行。明朝民間的放債情況，并不都是溫情脈脈的，弱勢群體永遠是被欺負的一群。
當時一般的豪強放債一年，都是要收回一倍利的，借債人若還不出，豪強就霸占人家妻女，強搶人家田產。正統年間有地方官稟報說，這種情況“官府莫敢指叱，小民無由控訴。”
官府為什么不敢制止？人家背后有更強的勢力。豪強們針對窮人放債，是專往軟肋處下手，農村的就趁稻谷將熟未熟、窮人斷糧之際放債，城里的就趁貧民納稅的時候放債，不怕你不借，利率最高的，竟有五倍之多。
那時候四川松潘地方的老百姓很窮，山西、陜西的富商就帶著糧食前去放債，利率二三倍，而且專挑官府放糧（賑貸）的前幾個月借出，窮人們考慮到屆時可用官府貸給的糧食償還，所以忍痛也只得借。可是官府的糧食也不是白拿的，到期不僅要還本，還有一至一倍半的利息，所以凡是借了債的貧民，不鬧到傾家蕩產的很少見。
最要命的是“驢打滾”的債，也就是復利計算，利上生利。在云南，常年有一批從江西和浙江過來的高利貸專業戶，大約有5萬人分布在全省，專放驢打滾的債。他們做這個做上了癮，甚至有二三十年不回鄉的。
窮人為什么要借錢，難道他們連基本的生計都保證不了么？不是，是政府的賦役太重。那時候運輸軍糧，是作為勞役攤派到民間的，不花錢根本完成不了任務，老百姓被官府逼迫，就只能借錢。
高利貸者則趁火打劫，放債的時候欺負貧民，多寫借款金額的也有，預扣利息的也有，往往借出100兩銀子，不到兩年就能收回十幾倍的利，這就是“舊社會”。
這一連串冷冰冰的數字，無疑是盛世背后的血淚，明朝有光明面，也有這樣的陰暗面，大家都不必裝糊涂。
在明朝，也有所謂的“京債”，就是候選官員在赴任前借債，到任后搜刮地方財富來還債。法律雖然禁止，但實際上禁不了，各省地方官進京朝見皇上，也要借債來打點朝中權貴，回任后再以官庫的錢還債，這也屬京債。
因為明朝常常拖欠京師中下級軍官的工資，所以還有一種放債叫“揭俸錢”。軍隊中的小官到了該發工資的日子領不到錢，家里吃穿用度沒了著落，京師富商就借錢給他們用，這就是揭俸錢。
一個朝代好不好，要全面地看，既要看到大全景，也要用放大鏡來看。舊社會之所以黑暗，就因為有放大鏡下的這些丑陋。皇帝坐在金鑾殿上向外張望，滿目都是金碧輝煌，心想老百姓應該感恩才是，他也想不到要用放大鏡去看什么東西。{分頁}
明朝也有金融業“大忽悠”
明朝也有質庫，不過這時候就叫做當鋪了，簡稱“典”或“當”，當鋪全部私營，公家不涉及這一領域。寺廟似乎也不再插一手，佛門清凈地，到明朝才算清凈下來。
在明朝開當鋪，是一個商人資產雄厚的標志。高官也允許開當鋪，有開得多的一家就開了一百多個分店，晚明的名流王世貞，家里就開有多處當鋪，年利潤在30萬兩銀以上。
徽商和閩商，都是開當鋪的主力軍，明朝時在北京城里有當鋪五百多家，大多為徽商和閩商的產業。到萬歷年間，有人統計過，全國當鋪計有幾十萬家，是明朝最主要的金融機構。
開當鋪為什么能顯示身價，因為需要的本錢比較多，大的當鋪起碼要本錢萬兩，中等的幾千兩，最小的也需1000兩銀子。
明朝當鋪的利息最高是3分。當時閩商勢力弱一些，本錢少，所以取利都是3分，徽商財大氣粗，典當取利有1分、2分、3分不等。兩年不贖取，店家就有權賣掉當物。
這一行也有行規，那就是公開盤剝客戶。凡是新衣都寫成“破舊”，凡是赤金都寫成“低淡”，以后萬一打官司，店家都會占便宜。有的付給人家銀子，每一兩要輕三四分，收取人家的贖金，每一兩要多收三四分，人家月末來當，也計為一整月利息，人家十五來贖，也要收取一整月利息。
有的當鋪還兼做吸納存款的生意，或者從事貨幣兌換業務，因為兌換不同的錢可以從中取利，所以某些當鋪老板就經常派人在街頭散布謠言，輾轉忽悠，說某某錢要盛行了，某某錢要禁止了。
市民輕信小道消息，紛紛購進某錢，拋出某錢，當鋪正中下懷，馬上貴賣賤收，這手段跟現在操縱股市的手法一模一樣，幾個來回，當鋪就能賺個盆滿缽滿。現在莊家勾結無良股評家忽悠股民，大概就是跟明朝人學的。
開當鋪是個高利潤行當，但很奇怪，明朝有好長時間是不對當鋪收稅的，到了萬歷年間，才有人建議對當鋪征稅，并付諸實施。
從正德年間起，明朝還產生了一種新的金融機構，就是“錢鋪”，主要業務是經營貨幣兌換，后來也連帶做糧食買賣，因此又叫“錢米鋪”。錢鋪的實力，遠不如當鋪，只不過在換錢的時候，收一點手續費。政府方面倒是很支持這個行當，因為錢鋪解決了老百姓換錢難的問題，促進了流通。
到了明末，又出了一種“錢桌”，也就是臨時兌換點。“以一椅一桌列于街上，置錢于桌，以待人換”。
在改革開放之初，在廣州、深圳、海口的中國銀行門前，都有一些頭戴斗笠的婦女私下兌換外幣，這就是當代的錢桌了。
崇禎末年，銅錢貶值，一兩銀子能換兩千多文銅錢，朝廷為制止銅錢繼續貶值，下了嚴厲的禁令：凡是錢桌主人用一兩銀子兌換601文以上者，立刻斬首。錢桌主人沒有誰愿意玩命，但是錢還是要按市價來兌換的。怎么辦？有辦法。人民是聰明的。辦法如下：
有客戶來，交給錢桌一兩銀子，錢桌主人就給兌換600文銅錢，完全合法，等客戶一離開，主人就偷偷在桌子下面放好應付的余錢，然后走開，兌換者這時再過來，彎腰從桌子底下把錢取走。要是萬一被官府人員抓住，說我違法兌換，則查無實據，大不了是客戶偷拿了我一千四百多文錢而已。
卑賤者最聰明啊，千真萬確。
明朝是中國的資本主義萌芽期，“資本”的勢力越來越大，相應的金融手段也就越來越多，有幾種新的信用憑證就在此時誕生。
其實早在唐代的“飛錢”就是一種信用憑證，它的作用是解決銅錢不好攜帶到異地的難題。到了宋元，紙幣成了貨幣主角，不存在攜帶不便的問題，因此“飛錢”也就消亡了。
現在明朝發行紙幣失敗，又是銀錢并用，異地攜帶不便的問題又出來了，于是匯兌又再次興起。
明朝的信用憑證首推“會票”，也就是相當于現在的匯票，是異地匯款憑證。明朝承擔匯兌業務的是富商之家，通過異地聯號店鋪來完成匯兌。嘉靖年間有名的宰相徐階，本是清貧書生出身，做了大官后，政治上還比較正直，但他十分精于斂財，家里開了很多商鋪，他家的商鋪，就承攬匯兌業務。
此外還有“銀票”和“錢票”，都是取款憑證。如果你在當鋪、錢鋪存了錢，店主就會給你一張銀票或錢票，你任何時候都可在這里取到銀子或錢。錢鋪和當鋪的存錢業務，就是后來“錢莊”的萌芽，即“中國式銀行”的萌芽。
會票、銀票和錢票都是有價證券，等于有了價值，于是也可以轉讓和支付，成了特殊的紙幣。中國歷史上惟一由農民建立起來的王朝——明朝的那些事兒，講到這兒，也就差不多了。
其實明朝跟宋朝比優點很多：內閣制對皇權起到了有效的制衡，輿論監督（言官）也很厲害，皇帝的荒唐還沒導致亡國之禍，頭200多年基本沒有外患，前期也沒出過宋江方臘那樣的民間起義，它的政治經濟體制總體上說是穩定有序的。
明朝后來亡于農民起義，導火索并不是由于階級壓迫，而是由于經濟原因。皇族白吃的人數逐年增多，官員群體過于龐大，對外戰爭和邊境戰爭耗盡了家底，最終只能把財政危機轉嫁給人民，對民間額外征稅，終于激起了農民大起義。
“吃他娘，喝他娘，闖王來了不納糧。”一個當時世界上的頭號大國，就這么被滿腦袋高粱花子的農民給唱衰了。
{分頁}
清朝很流行外國"大洋"
理性才是攀向幸福生活的階梯
我又要提問題了：現在的一些學者，言必稱哈耶克、德里達、伽達默爾，很有一副學貫中西的樣子，他們的文章一出來，讀的人都難免要畢恭畢敬。這是什么效應？這就是魯迅說的“拉大旗作虎皮”效應。
因為目前西方比我們先進，所以西方導師的話，販賣到中國這邊來，就格外有分量、有市場。可是我要問：我們究竟是和美國的生活距離近些呢？還是離明朝人的生活近些？這個問題，乍一看荒唐，但你仔細悟一悟，并非沒有道理。
我們的文化之源是來自古代，就是說我們的思維習慣、審美取向、價值標準，無一不是從古代演變而來。現今我們除了裝備上（就是物質上）稍微西化了以外，人的精神內核跟古代的差異并不大。
現代的有些人，注重人際關系、講究攀比、追求奢侈、嫉妒成功者、鄙視弱小者、精神淺薄化……這些，跟明朝的人有什么不同？古人是怎么生活的，我們現在就怎么生活。古代的富戶用黃金制作溺器（便壺），如今的大款瘋了似地買“悍馬”，這有什么區別？
古代的知識分子固然渴望做官，但有時也還能搞點“曲水流觴”的雅興，登高望遠做一做詩。現在的知識分子，春風得意的就信口開河，郁郁不得志的就發牢騷罵娘，連那一份雅致也沒有了。
至于市井階層，在古人是攢錢買房子、買地、買丫環，在今人也差不多。幾十年來我們市民的精神關注點不就是集中在“四喇叭錄放機、彩電冰箱、飄窗大房、家用轎車、花園別墅”這樣一種物質的遞進上嗎？
所以，我們的思維，相對于古人的進步，雖有那么一點，但也很有限。這就是我們需要學習古代智慧的原因，這比學習美國還要有用，我們既然生存在當代，就要把環境和自己的情況都搞清楚。
浪漫的人、狂熱的人、消沉的人在當下都不可能活得好，只有理性的人才能在全球化、后工業化的社會中穩扎穩打、步步攀升。
最先預見到資本全球化趨勢的人是馬克思，他有一句話，我看應該是當今無數迷茫青年的指路燈：“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東西都被褻瀆了，人們終于不得不冷靜地直面他們真實的生活狀況和他們的互相關系。”
是啊，看不清“真實的生活”，那還怎么生活？看清了，也就不會迷茫了。真實的生活就是：我們必須提升自己的生活質量，而且只能依靠我們自己。
為什么這么說？所有的勵志書，都提出了一些冠冕堂皇的目標，其實這些目標的背后隱含的都是一個指向——改善生活。怎么才能改善生活？要有錢、要富、要有物質上成功的證明。
我說過，我們的民族自古以來就是務實民族，你若花800元去聽一場交響樂，沒人羨慕你，說不定還有人嘲笑你是冤大頭。可是你若花800元買了一瓶洗面奶，所有的人都會瞠目，進而對你表露出深深的尊崇。
不是這樣嗎？世俗評價標準既然如此，我們也就不必諱言“捉錢”了，錢就是我們為之奮斗的惟一目標，當然是在合法的前提下。
那么，為什么改變命運只能靠自己？因為我們是現代社會，除了極少數幸運兒之外，絕大部分人是無法單純依靠“父蔭”而終生無憂的，就算是有家庭背景，老爸能給安插一個好崗位，但自己一無所能的話，最終還是要被淘汰。老爸不可能永遠不老，所以，財富只鐘情于苦苦奮斗的人。
如何才能獲得財富？我看有3個要素，一是才干，二是執著，三是運氣。才干是可以鍛煉出來的，執著是自己對自己的挑戰。可以慶幸的是，3項要素中，起碼這兩項是我們自己可以控制的，這就有了2/3的勝算，而運氣，如果你堅持20年如一日的話，不可能一次也碰不到。
每個人在一生中，有可能在不同的時期爆發，古人云：甘羅十二為丞相，姜子牙八十才出山。人與人之間是有具體差異的，所以不能急，要打持久戰，要有足夠的耐心去等待你的運氣。數十年如一日地動腦筋、思考、權衡、謀劃、尋找突破口，你怎么可能一無所獲？懸掛在你頭頂的希望之星，就是這樣的理性。
所有的失敗者，都是過早放棄的人、安于現狀的人、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的人。這下我說明白了吧？如果如此的絮絮叨叨，你還是不明白，這本書你也就不必再看了。在這個世界上，永遠有鴻鵠，也永遠有燕雀，它們都同樣有翅膀，可它們飛得就是不一般高。好，閑話少敘，我們言歸正傳，明朝不錯，但是它壽終正寢了，我們來看最后一個封建王朝——清朝的金融百態。
清朝挨罵多半是因為運氣不好
赫赫大明朝，亡得其實有點屈，完全是亡于兩個皇帝不作為（萬歷和天啟），以及最后一個皇帝剛愎自用（崇禎）。
崇禎一上臺，就遇到連年災荒。崇禎二年（1629年）延安府大旱，景象最為慘烈。災民食野草糠皮，以圖茍延不死，野草吃盡，又吃樹皮，僅能延緩其死。待樹皮剝盡，就只好挖山中一種石頭充饑，吃的時候可以飽，但幾天后就腹脹而死。
不甘心餓死的，便鋌而走險做強盜。那時候小孩子或者獨行者，一出城門就失蹤，都是被饑民給宰了吃了。
大明末年，已成了恐怖世界，可是外患不已，國庫吃緊，朝廷要活命，就顧不得老百姓活命了。州縣仍然嚴催賦稅，橫征暴斂，終于把陜北老百姓給逼反了。燎原烈火，就此而起！
崇禎皇帝在李自成大軍逼近京城時，也知道大勢不好，下了《罪己詔》，說的很明白：“設立官職原為治國安民，但是如今當官的只為個人打算，做官有如貿易。”他指責官員催征錢糧，趁機搜刮。皇親橫行于京郊，鄉紳盤剝于鄉里；無良官吏，曲意奉承。如此，可嘆小民如何能安枕。
話說的明白，但事情做得不聰明。李自成兵臨城下，崇禎皇帝哭窮，呼吁大臣、貴戚捐資，組織京城保衛戰，但滿朝權貴沒有一個愿意出錢的。京營士兵在城頭抗擊農民軍，一日三餐還得自己掏錢去買。
可是，等到李自成攻破北京，打開皇庫之后，赫然見常年不用的“鎮庫金”3700萬錠紋絲未動，金錠上還有“永樂”字樣。這樣的守財奴皇帝，寧死也不肯散財，他這大明，不是亡得活該？
清朝來接替它，自然就順理成章，老百姓不能老吃樹皮啊。明亡后清軍入關，除了兵力強盛是一大優勢外，最主要的是漁翁得利，雖然在江南有過幾次暴行，但總體來講，還是籠絡為上，政策得體。
平定中原后除了薙發、衣冠、八旗、圈地和奴仆制度外，清朝基本上是復制了一個明朝，中央機構與地方軍政設置，都與明朝無異。
明清交替之際，前后經歷了約50年的戰亂，民間凋敝得厲害，清政府是下了大力氣來恢復農業生產的，平心而論，清朝的歷代皇帝，比明朝的絕大多數皇帝都要勤政。
大清朝前期還有著名的“康乾盛世”和開疆拓土的顯赫功業，起碼它做得不比明朝差，但為什么后人對它印象不好？為何今天為它說好話的人，還要挨耳刮子？是因為“相對論”。
明清兩朝，壽命幾乎一樣長，疆域都很遼闊，都是多民族大帝國，可是它們所處的世界背景很不同。
明朝一直到萬歷時都還是世界第一強國，輪到清朝就不成了，人家歐洲資本主義崛起了，當時文藝復興已經完成，工業革命呼之欲出，到處都是“大國崛起”。你清朝還是像明朝那樣慢騰騰地走，那就不是前進而是倒退了，所以清朝也很委屈，本來國家管理得還不錯，可惜生不逢時，從咸豐帝起，每況愈下，最后落了個喪權辱國的臭名。
清朝的經濟，總體水平跟明朝差不多，有的地方不及，有的地方過之。
在制造業上，綢緞生產規模不亞于明朝，以江寧、蘇州、杭州三大皇家織造局為首，非常發達，尤其江寧府產的緞子，是絲綢中的上品，行銷天下。
瓷器在康熙、雍正年代技術也大大超越了前代，胎更薄、瓷更細、色更艷。江西景德鎮的瓷器，官窯、民窯平分秋色，產品行銷海外。
在原本不使用銅錢的云南，在清代卻發現了大量銅礦，云南采銅業盛極一時，年產1200萬斤，可供全國鑄錢使用。
官營的制造業蓬蓬勃勃，民間的手工作坊就更加紅火，城鄉到處都有。農民忙時種田，閑時就出外做生意，比如做裁縫、木匠、篐桶、補鍋、彈花、補鞋、泥水、采石、釀酒等，也算是第二職業。
現代意義上的“工廠”一詞，其實就是在那時出現的，意思也就是手工業作坊。在鄉村里，有木廠、炭廠、香菇廠、木耳廠、紙廠、鐵廠、鹽廠、淘金廠等等，不一而足。
那時候最好的鐵制品是“廣鐵”，讓人想象不到的是，其中最知名的品牌是佛山鐵鍋，名揚海外，外國的“夷船”來華，都成千上百地買佛山鐵鍋回去，小小的佛山鎮，在清代吸引了四方商賈。有野史筆記描述，當時河面上停泊的商船有如蟻群，水上一派繁忙，舟楫相擊，人聲鼎沸。
古代的商品交易場所，叫做“市”；而大一點的市，就叫“鎮”。鎮，從明朝中期興起，到康熙乾隆時代達到鼎盛，每隔二三十里必有一鎮，農民出門，不到十里就有一個市鎮，買賣農副產品很方便。
北方民間至今還有初一、十五趕大集的習俗，也是在康熙時代為最盛。北京城里著名的琉璃廠、隆福寺、白塔寺、土地廟、城隍廟這些地方，在那時就有盛大的廟會，也就是大型集市，現在北京人春節趕廟會的習慣，顯然是從清代延續而來。清朝，就這樣，隔著百年的距離深深地影響著我們。
我們對清朝，撇嘴是撇嘴，可我們今天的有些習慣，還真就有它的遺傳，所以我奉勸大家在對傳統文化開罵之前，先檢查一下自己身上是否有文化“盲腸”，猴子變成的人，到什么時候都免不了有“猴氣”。{分頁}
清朝人在銀元上如何與國際接軌
清朝的貨幣制度也沿襲了明朝的那一套，以銀子和銅錢為主，大額交易用銀子，小額交易用銅錢。
不過，清朝的銀子用起來比明朝麻煩，因為它很不規范。清朝用銀子還是要稱量，是以紋銀為標準，在使用中，各種成色的銀子都要折成紋銀來計算。所謂“紋銀”的成色應該是多少呢？據當代專家推算，應該是935.374‰，也就是“九三成”。這就是說，一個人實際所擁有的銀兩，要折算成紋銀銀兩，才能表示出你究竟有多少財富，這個“紋銀銀兩”，就是“虛銀兩”，是一種理想化概念，這樣，“銀兩”這一概念，就有了虛、實兩個所指。
清代的銀錠也不夠規范，除了元寶形狀的之外，還有圓形、方形、長方形、砝碼狀、束腰形、牌坊形和茶花形的，并不一致，所以要稱量。
清朝在銀錠上也有創舉，就是有了比50兩還要大的大銀錠，不過典型的銀元寶，大多也是50兩一錠，同時也有小一點的。那種小銀錠，同樣也叫“錁子”，《紅樓夢》里寫賈府準備過年，就寫到過“銀錁”之類。
最麻煩的是，稱銀子的重量標準也不大一致。標準的一兩是多少？既有官庫的標準，也有漕運部門的標準，輕重并不相同，此外各地官庫的標準也不一樣，所以非常混亂。
道光時代就有人指出：本朝的銀子，官府通行的是“紋銀”，成色在九二、九三直至足色。而民間通行的叫“元絲”，成色僅有七、八成、最高不過九五成。這就夠亂的了，另外還有在銀錠上鉆孔往里灌鉛的，就更是添亂。由于各地稱量的標準不同，有時一兩能差出六、七分來，百兩就要差出六、七兩，這種狀況，就連官府也沒辦法劃一。銀子的混亂，貫穿了整個清朝，哪個皇帝都沒想起來要整頓一下。
在銀子的使用上，清朝還有一大景觀，那就是外國銀元盛行，后來，大清國有人趕時髦，自說自話也仿鑄了銀元。
從康熙帝收復臺灣起，清廷就開放了海禁，外國銀元流入的數量因而一下子大增，尤其福建、廣東沿海一帶，使用銀元的情況很普遍。
銀元來自歐洲不同國家，花樣繁多。那時的清國人也夠聰明的，都給它們起了外號。荷蘭銀元上有武士騎馬圖案，就叫做“馬錢”；西班牙銀元邊緣有麥穗紋，就叫做“花邊錢”；葡萄牙銀元圖案中有一個十字，就叫做“十字錢”；西班牙銀元和美國銀元上的人像，頭發形狀不一樣，因此分別叫做“大髻”、“小髻”和“蓬頭”。
至于帶有羅馬數字的銀元，也難不倒清國人，他們把“Ⅱ”叫做“二工”，“Ⅲ”叫做“三工”，“Ⅳ”叫做“工半”，你別說，大清國那時候與國際的接軌，還真是充滿了幽默感。
清代商人對過手的銀元，在習慣上要打個戳記，以示貨真價實，打的戳多了，銀元被鑿巴變了形的，就叫做“爛版”，沒打戳子的完好銀元，則叫做“光洋”、“光版”或“鏡面”。
我從小學時候起，就在各種回憶錄里見到過“光洋”這一詞，始終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學了古代金融史，才解開了心中幾十年的疑惑。
當時廣東人喜歡用爛版，江浙人喜歡用光洋，當然爛版沒有光洋值錢，兩者比價每一百兩要差出六七兩。
外國光洋的流入，使我們中國出現了新的貨幣單位，那就是近現代流行的“圓、角、分”。
圓，當然是指一塊銀元，到嘉慶年間，民間又把“圓”稱為“塊”，指的也是一塊銀元，現在人民幣的單位，也是如此。不過“圓”簡化為“元”，實際上沒有道理，有點脫離了文化傳承。
現代老百姓在習慣上，常把一元錢叫做一塊錢，就是從清朝人的習慣延續下來的，源頭就在光洋那兒。
到道光年間，民間的外國銀元已經很普遍，朝廷想禁止都不可能了，只得承認其合法性，但是強調不得以枚計算，還是要以成色、重量來計算。
銀元的流行說明了什么？說明老百姓已經很不耐煩用銀子要稱量了，都愿意使用計算很方便的鑄幣。
清廷是超級政治恐龍，對這一點反應很遲鈍。那位虎門銷煙的林則徐，曾經建議國家自鑄銀錢，但是被道光皇帝駁回。皇帝不讓造幣，民間卻不聽那個，沿海和臺灣歷來開風氣之先，兩地民間率先仿造了銀元。
仿造的銀元有兩種，一種刻有“漳州軍餉”字樣，幣面還有神秘花押，民間盛傳這是所謂“鄭成功大圓”，另一種只有“軍餉”二字。
此后，廣東、福建、杭州、江蘇、江西等各地仿造蜂起，但全都是手工鑄造，樣子粗糙，團團乎乎的像個小圓餅，與外國銀元無法比美。
清朝的對外貿易，因為占了商品的便宜，在前期一直是出超，你們的貨我不要，我的貨你不可能不要。你不喝茶行嗎？你喝茶沒有好茶碗行嗎？不行，那么，就拿白銀來吧。因此世界白銀的流向，就從歐洲、美洲源源不斷流向大清國。
這日子要是再持續200年，那么連我們這些人都要借上光啦，可惜，就在乾隆盛世的那個時候，在清國人照常遛鳥、打麻將的時候，國際上出了一件事，直接改變了清國乃至我們民族的命運。
英國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占領了鴉片產地孟加拉，從此以后，英國的東印度公司從英王那里取得了鴉片專賣權，開始倒騰鴉片了。
這個貨，你清國人不可能不要，你要，就也拿白銀來吧。“漢水亦應西北流”，白銀流向就此逆轉，清國進口鴉片從每年3000箱，到每年4萬多箱，一年幾百萬兩白銀，像血一樣都輸給英國商人了。
這個國際之軌接的，虧大了。
清廷仍然是超級恐龍，遲遲沒做出緊急反應，禁鴉片也禁不住，就這么給人家輸血輸了差不多快四十年，才由刑部出了個條例，明令紋銀不得出洋，但是銀元還是不禁止出洋。那時外國銀元已融入大清國貨幣體系，也等于是大清的錢，不禁它外流那不還是一樣？
又過了幾年，才由林則徐、鄧廷楨等人提出，不能讓洋商把洋錢帶回國去，應該要求他們全部換成貨物帶回去。然而少數人的明智不頂用，大清還是成了超級大鴉片煙鬼，僅鴉片戰爭前10年，清國對印度的貿易出超就有3000萬兩白銀。
這會發生什么問題呢？
外貿的問題，從來不是單純的業務問題，它會影響到很多人的生計，白銀這么外流，必然造成銀荒，清朝是銀錢并用的，銀子一少，勢必造成銀貴錢賤。
那時的有識之士就指出，錢一賤，從事種糧、紡織、傭工和各種技藝的人，因為收入的只能是銅錢，所以必然受損嚴重。
平民階層的實際收入下降，全社會的購買力就降低，商業也就隨之蕭條，這道理小學生也知道，凡是貨賣不動，那就是老百姓手頭的錢太少啦。此外，還有一個隱性的危害：銀子和銅錢的比價發生變化后，稅賦由銀折錢也就比過去多得多了，窮老百姓繳稅只能交錢，無形中負擔大大增加。
銀貴，富人不在乎，他們都是大宗貿易，出入用的都是銀子，銀貴還不好嗎？苦就苦了只能掙兩個小錢的窮人了。
我們現代人，長期以來可能有個錯誤概念，以為在經濟法則面前人人平等，其實不然，經濟法則往往是天然就欺負窮人的。
你們看到沒有？白銀一升值，富人還沒怎么樣，窮人已經被傷得稀里嘩啦，因此，以政府之手來平衡，適度保護弱勢群體，那是天經地義，絕不是什么民粹主義。
官府收稅加重，還有一個惡果就是社會矛盾加劇，道光年間因稅負“激成抗拒”、“百姓滋事”的事比比皆是。
在鴉片貿易的沖擊下，頭戴花翎子的大清再也牛不起來了，從道光到咸豐，兩個皇帝一共統治47年，被內亂外患折騰的焦頭爛額。
清國，本來坐在世界一流大國的位置上，就這么一個跟斗栽下來了。 {分頁}
銅錢搖搖晃晃走向窮途末路
現在再來說清朝的銅錢。清朝在入關前的努爾哈赤時代就已經鑄了錢，上有滿文和漢文，滿文叫做“天命汗錢”、“天聰汗錢”，漢文叫做“天命通寶”、“天聰通寶”。
從順治皇帝起，清朝仿照明代制度，正式開鑄年號錢，歷朝都叫做“某某通寶”。當時鑄造廠在中央和地方都有，中央的是工部寶源局和戶部寶泉局，錢上分別鑄有“工”、“戶”字；地方的則叫做“寶×局”，中間一字為地名，如云、陜、薊、同、荊、河、寧、江、浙等等。
道光以前所鑄的錢，都是小平錢，比較規范，所以清朝也稱自己的錢為制錢。這時候，老百姓在習慣上，也改口把一貫錢叫做一串錢了。
在清代前期，私鑄錢幣的也有，把大錢改鑄小錢的也有，融毀錢幣鑄造銅器賣錢的也有，但是清政府治理民間違法的事，還是比較有效率的，規定了民間不得使用和出售5斤以上的銅器，而且只有一品官員才能使用黃銅器皿。此外，清朝的銅錢里還加了少量的錫，據說加了錫的銅錢，就不能回爐再造了。由于這些措施得力，所以清朝前期的私鑄現象不是很厲害。
清朝銅錢以“順治通寶”、“康熙通寶”、“雍正通寶”為最好，含銅量大，乾隆以后的嘉慶、道光錢就明顯不行了，含銅只有五、六成，其余四成多為鉛。咸豐錢就更是每況愈下，因為銅料不足，財政有緊張，就鑄當十、當五十、當百、當五百和當千大錢，赤裸裸地對民間搜刮。
所謂當十錢，重量和小平錢差不多，1枚就要換你10枚，不是強搶是什么？北京老百姓把這種錢叫做“大個兒錢”，外地群眾不認，所以當十錢只能在北京城內流通。
咸豐年正是鬧“天平天國”的時候，清政府統治動搖，直接就體現在錢的質量上。為了“平叛”，朝廷開支很大，鑄錢方面也是越大越好，越多越好，導致了咸豐幣制的復雜，大概能趕上王莽時代了。
咸豐錢，幣值從小平錢（一文）到當千，竟然有16個等級。在材質上，除了銅錢，還有鉛錢和鐵錢。在名稱上，除了通寶之外，還有元寶和重寶。而且錢幣的大小重量全無標準，輕重沒有固定順序，有的當五十大過當百，當百大過當千，完全違背了鑄幣原則，把銅錢當紙幣來發行了。
發大錢，又勢必造成通貨膨脹。大錢本身一出來就貶值，當時發軍餉都用大錢，八旗兵丁拿了錢養不活家口，老百姓更是有許多淪落為乞丐。鐵錢也是一樣，發行以后，北京商人拒絕使用，米店、小吃店干脆關門，形同罷市。
朝廷屢次發文，要求官府帶頭，征稅和交易都要用鐵錢和銅錢搭配，不得歧視鐵錢。可是官府帶頭又有什么用？歧視不歧視的，根本就不是政治問題，而是貨幣規律的問題。鐵錢貶值，江河日下，發行才3年多就只好停鑄了。
后來慈禧太后也想恢標準的制錢，但是力不從心了。銅價上漲，鑄錢不但不能獲利，而且還會虧本，惟一的辦法是減重，但是減重以后的小錢太不成樣子，更加難以取得信任。
此后，光緒、宣統鑄錢，更不值一提，雖然已經改為技術先進的機制，但錢卻來越小，越來越劣，銅錢在清末已難以為繼。
在清朝的各個時期，還有一些主流以外的錢，咱們在這里一并說說。
清初時，以明降將吳三桂為首的幾個藩王，鬧起了“三藩之亂”，其中吳三桂鑄了“利用通寶”和“昭武通寶”，他的孫子鑄了“洪化通寶”，耿精忠鑄了“裕民通寶”，這些錢當然都很短命。
乾隆時，清朝還有一種很特殊的錢，叫“普爾錢”。普爾錢原為準噶爾部的錢，準噶爾部居住在新疆北路，后來擴大勢力，占領了“回疆”（南疆），鑄了這種普爾錢。“普爾”是維吾爾語，也就是“錢”的意思，因為是采用紅銅鑄的，所以又稱為“紅錢”。
乾隆皇帝發兵平定了準噶爾部，統一了回疆，為照顧當地人習慣，在當地鑄了新的普爾錢，逐步收回舊普爾錢。普爾錢與制錢的比價為1：5，顯然是較大的錢。
道光年間，廣東還流行越南錢（當時叫安南錢），有“光中通寶”、“景盛通寶”、“景興通寶”、“景興巨寶”、“嘉隆通寶”等。其流行之廣非常驚人，在廣東貨幣流通中竟占60%以上，其中以潮州為最甚。后來朝廷屢次下令禁止，最后也不知下文如何。
在華夏歷史上，世世代代都是周邊“番邦”使用中國的錢，到了清朝，反過來了，日本的錢我們也在用，越南的錢我們也在用，這兆頭不是很好。
此外要說的是繞不開的天平天國錢和其他起義軍的錢。
太平天國，不管怎么說，也是中國農民與平民造反的一個壯舉，起義軍定都天京4年后，鑄了自己的錢。
一開始，太平天國的錢只在天京一地鑄造，制度劃一，管理得很好，貨幣制度井然有序，顯示出了草根階級的智慧和力量。太平天國后期，政治出現混亂，各王的轄區內紛紛自行鑄錢，幣制自然也出現混亂，不再有早期的進取氣象了。看來草根階級沒有精英來主導，是早晚要出問題的。
太平天國的錢，一開始正面為“天國”，背面為“通寶”，后來背面改為“圣寶”，再往后，正面改為“天平天國”，背面為“圣寶”。他們鑄的錢，除了銅錢之外，也有鐵錢和鉛錢。
比較奇怪的是，太平天國錢沒有幣值文字，這就像軍人沒有軍銜一樣，是怎么分等級的，當時人們又是怎么來辨認的，不得而知。
當時上海還有“小刀會”起義與太平天國相呼應。小刀會也鑄了“太平通寶”錢，因為會眾以“大明”為國號，所以錢背穿孔上下有日月紋，隱喻一個“明”字，或者上為月紋，下為“明”字。
此外還有廣東的天地會，也在那時建立了“大成國”，占領過柳州，他們鑄過“平靖通寶”和“平靖勝寶”錢。
最后再說說被慈禧太后給廢掉的“祺祥錢”。這是一出有名的宮廷政變大戲，咸豐皇帝當年在承德避暑山莊病危，立下的皇太子才6歲，他不放心幼子執政，就密詔肅順等8人為“顧命王大臣”。
咸豐一死，八大臣遵從遺囑，擁立了小皇帝，擬了新的年號為“祺祥”。不料被冷落的慈溪太后不服，發動政變，逮捕了八大臣，將肅順等人處死，自己和慈安太后垂簾聽政，隨后就廢除了“祺祥”年號，改為“同治”。
可是這個短命的“祺祥”年，畢竟存在了69天，因此年號錢也已經鑄好，后來全部回爐，只有少量的流入民間，成了稀世珍品。
現在誰要是能弄到一枚，就甭出手了，當成你家的鎮宅之寶吧。
{分頁}
大清的銀元和銅板成了送終錢
晚清的金融問題，就是改變錢制，迫在眉睫，這可難壞了清廷的大佬們。
銅錢是清朝的主要貨幣，一般老百姓日常都在使用，直接廢了也不行，有一個辦法，就是讓它成為輔幣，即信用貨幣，老百姓你就別管它足值不足值了，它就是個符號。可是，那就意味著要采用完全的金本位制或者銀本位制，內囊空虛的清廷是根本做不到的。
還一個辦法，就是加大“面值”，讓幣值與鑄造成本相稱，不至于鑄得越多越虧本。但是那樣的話，老百姓就會將之視為鑄大錢，只能引起恐慌，引發市場非理性漲價。
要想讓老百姓理解朝廷的苦衷，接受大錢，在清末那樣的情勢下，簡直是雞同鴨講，同樣也辦不到，商量來商量去，最后還是決定鑄大錢。朝廷那幾個人，長的也是人腦子，不會想出什么高招的。
但是，這次的大錢有名堂，是銅元。給你變一變，不是銅錢了，是類似銀元的銅元，給你一個心里暗示。這樣，銅元的面值高一些，就可以避免大錢的嫌疑了。朝廷哄老百姓，就像訓猴者哄猴子一樣，明明白白地哄你，就聽話吧。
這個事李鴻章、張之洞他們醞釀了多時，還有人拿了美國的“花錢”來做樣子，最終老佛爺同意，于光緒八年（1881年）試鑄銅元，用的是進口機器鑄造，采用的是進口洋銅原料。
清政府一開始想把銅元作為銀元的輔幣，所以上面有“每百枚換一圓”字樣，還有英文“QNE CENT”（一分）。這個銅元成色很足，紫銅占有九五成，余下半成是鋅和錫，重量有2錢，銅元價值相當于當十，刻有龍紋，名稱為“大清銅幣”，老百姓俗稱“銅板”。
出銅板的時候，朝廷大佬們還戰戰兢兢，不知民間反響會如何。不料此錢一出，因為樣式新穎，竟大受歡迎，沒人把它看成是不足值的大錢。
不久福建、江蘇等省也都奏請鑄了銅元，不過面值都是參照制錢作價，鑄有“每枚當錢十文”字樣，英文為“10 CASH”。后來廣東的銅元也把面值改了過來。
洋文上了中國的國家貨幣，這大概是第一次，畢竟是“世界潮流，浩浩蕩蕩”啊！
三省發行銅元成功，獲得老佛爺首肯，她還要求三省緊急調運10萬銅元給戶部，在全國推廣，并指示沿江沿海各省都要仿鑄。
這可真是啊，換個花樣老百姓就認。各省督撫無不狂喜，在利益驅動下，紛紛狂鑄濫鑄，到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有17個省的二十多個鑄幣廠鑄了銅元，這跟過去大家都不肯虧本鑄制錢的情形截然不同。
到這年7月，朝廷不得不下令整頓，規定每日鑄造數額，中央的造幣總廠還鑄了“大清銅元”，作為各省鑄銅元的樣板。
地方政府想摟錢，沒有辦不到的，你有你的規定，我有我的權宜之計，就在短短幾年間，銅元越出越濫，大幅貶值。一開始，80枚可換一枚銀元，到后來180枚才能換一枚銀元，據統計，全國人民因為銅元貶值而蒙受的損失在頭4年里就達5800萬元。1909年的《申報》載文痛斥：“銅元充斥之害，上及于州縣，下及于四民！”
銅元的花活兒，又玩完了。
到宣統三年，也就是清朝滅亡的那一年，造幣總廠還試鑄了銅輔幣，一共5種，其中一文和二文的大清銅幣，中間有圓孔，算是方孔圓錢的遺跡。另外，大清也鑄過自己的銀元。
光緒十四年（1888年），張之洞在粵督的任上就試制了銀元，后來李鴻章接任粵督，正式開鑄銀元，正面中心是滿漢文的“光緒元寶”，外繞英文，背面是一條氣勢威嚴的蟠龍，外繞“廣東省造，庫平7錢3分”字樣。庫平，就是官庫標準重量。這是中國第一次鑄造銀元本位幣。后來正式鑄造的時候，英文移到背面，“廣東省造”移到正面，減重為7錢2分。
這種銀元因為圖案有龍所以俗稱“龍洋”，民間極為歡迎，因為它的重量比外國銀元要重些，因此發行的第一批多被民間收藏。
鑄銀元的原因，除了想抵制外國銀元泛濫以外，還有經濟上的考慮，因為由紋銀變為銀元，在折價比例上政府可以占便宜，所以朝廷決定大批鑄造。
廣東省的銀元一出來，湖北、江西、直隸、浙江、安徽、奉天、吉林等地也相繼開鑄，湖北省鑄的是一種一兩重的“雙龍銀元”。
鴉片戰爭后，英屬印度的貨幣“盧比”流通到西藏，進而又流通到四川、云南。為抵制盧比，四川省鑄了一種“四川藏洋”，專用于西南地區，藏洋完全仿印度盧比樣式，只不過將盧比上的維多利亞女王頭像，換成了光緒皇帝的頭像。這是我國第一枚帶人像的鑄幣。
后來各地還鑄了小銀元，叫做銀角幣，重3分多到3錢多不等。再后來，就鑄的是比較規范的銀角幣了，有一角、二角的兩種，與銅板并用。
一元龍洋，又稱“大洋”，民國題材電影里常說的“現大洋”，就是指此。銀角幣則稱為“小洋”，廣東又稱其為“毫洋”、“銀毫子”。這個名稱源自香港，因為香港的小銀元單位是一毫、兩毫。而當時廣東人寫這個“毫”字，喜歡減筆為“毛”。影響至今，人們還習慣把一角兩角人民幣，稱為一毛兩毛。
從光緒十五年（1889年）以后，龍洋和銅板就成了清末的主要貨幣，再往后——沒了，大清進了博物館了。
不過貨幣自有貨幣的壽命，清亡后，龍洋并沒有馬上廢除，仍在民間有效流通。新成立的民國只是增鑄了孫中山頭像銀元，以及袁世凱等人的頭像銀元（袁世凱像銀元，俗稱袁大頭），與大清龍洋“和平共處”了好長時間。
總體來看，清朝的鑄幣比較駁雜，各地還曾經鑄過各種形狀的銀餅，其中吉林的一款正方形的，堪稱別致。
光緒十四年，光緒皇帝結婚，清廷還鑄了“光緒皇帝大婚”紀念銀幣，也是很有現代特色的。{分頁}
三起三落的大清朝紙幣
清朝也有紙幣，而且出現得很早。早在開國后不久的順治八年（1651年），因為財政入不敷出，就仿照明舊制，印發了紙幣“鈔貫”，每年發行額控制在2.8萬貫，連續發行了10年，因為沒有濫發，所以很好地發揮了作用。這是清朝中央政府第一次發行紙幣。
只要發行者沒有貪欲，不是想借信用貨幣摟錢，紙幣的價值就不會大起大落，才會起到平衡流通的正常作用。
第二次發行紙幣是咸豐三年（1853年）。因為要對付來勢兇猛的太平天國起義，財政又告吃緊，于是發行了兩種紙幣。一是“大清寶鈔”，以銅錢為本位，又稱錢鈔，從250文到2000文，共分五等；二是“戶部官票”，以銀兩為單位，又稱銀票，從1兩到50兩共五種。
兩種紙幣都是用白皮紙印刷（據說是樺樹皮做原料），左滿文，右漢文，四周環繞龍紋。但是寶鈔發行后勢頭不怎么好，很快就貶值，千文貶為了七、八百文。
最早提出建議“行鈔法”并參與其事的戶部侍郎王茂蔭，后來幾次上奏說現行紙幣沒有準備金，不能自由兌現銀錢，所以不能推廣，這不是原來他所設計的方案，如果商人看不到使用的方便，紙幣是流通不起來的。哪知道咸豐帝看了奏章大怒，斥責王茂蔭只顧為商人說話，不為國事考慮，隨后，就把王茂蔭調到兵部去了。
這件事情，連馬克思都知道，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篇的注83里提到過。
雖然不能自由兌換，但還是要部分地允許人家兌換，否則豈不是一錢不值？清廷管理鈔票事務的機構，是寶鈔局和官票所。后來有商人申請自己出資成立“總局”，負責推廣寶鈔和兌換事宜，朝廷居然答應了，但是由民營機構來代理貨幣管理，往往資本不足，總局只能隔日一兌換，每次只發100個號，每個號只能兌換100張寶鈔。
這哪里行？什么生意不都耽誤完了。兩個月后，總局就被撤銷，由戶部成立了5家“官錢鋪”來負責兌換，這5家官錢鋪的名稱都是“宇”字打頭，所以號稱“五宇”。
官方的兌換方式是：除了四種大額寶鈔外，其余所有鈔票都實行抽號兌換，每20天抽一次，抽到號的鈔票就可以兌換銀或錢。后來5家錢鋪又合并為一家官鈔局，每月抽號一次。
可是這樣一來，抽到號的和沒抽到號的鈔票價值就不同了。當時人把抽到號的叫做“實鈔”，沒抽到號的叫做“空鈔”，而外省的“省鈔”不參加抽號，所以也被視為“空鈔”。空鈔當然就沒有多少購買力，后來每一兩大約只值300文以下。
而抽到號的實鈔畢竟是少數，所以整個寶鈔都不大值錢，照這個樣子發行鈔票，朝廷感到盈利不多，于是到咸豐十年（1860年）就把寶鈔、官票都停掉了。
我國南方的一些地區，到現在還一直習慣把錢叫做“鈔票”，“弄兩個鈔票花花”是舞臺小品里南方人角色經常說的臺詞。這“鈔票”一詞，最早就出現在咸豐年間，自金國以來，歷朝的紙幣都叫做“鈔”，到了清咸豐年間，流通的既有大清寶鈔又有戶部官票，所以時人合稱“鈔票”，造出了一個新詞來。
清朝除了戶部（中央財政部）發行過紙幣外，各種官辦金融機構也發行過紙幣。前面提到過的官錢鋪，就是官辦的銀號。
早在道光年間，內務府就設立了5家，都是“天”字頭的，咸豐年間又成立了官錢總局，下設4家，是“乾”字頭的，再加上戶部的“五宇”，一共14家。他們的職能，是發行“錢票”，又稱為“京錢票”。
錢票當然也是一種信用貨幣。有人可能要問，既然有銀兩，有銅錢，那么還發這些錢票干什么？其實清朝的銀子和銅錢一直就不夠用，發行可兌換的錢票就是為了彌補不足，起到調劑作用。
一開始，錢票的信用還不錯，可是部門利益那是擋不住的，錢票越發就越濫，有的一張票面值就高達萬吊，根本不可能兌現，完全是空架子，發出去就成了不兌換紙幣。
這樣，錢票的貶值勢所必然，老百姓也不是那么好蒙的。各省見有利可圖，也都效仿北京，發了自己的錢票。咸豐八年（1858年）福建因為濫發錢票，導致米價上漲10倍，幾千老百姓浩浩蕩蕩沖到一位前尚書的家里，把退休老官員拉了出來一同來到督府請愿，哀求官府整頓錢法，平抑糧價。這次風潮，官府整整處理了兩年才告平息。
鴉片戰爭結束后，也盛行民間的錢票、銀票、銅元票，這些民間錢票，嚴格來講并不是貨幣，而是一種有價證券。發行民間錢票的單位，有錢鋪、銀號、銀爐、票號、當鋪、商會、金店、公司、商店等等。民間錢票的作用是促進流通，以補銀、錢的不足。官方把這些叫做“私票”，給予認可。
北京有4家“恒”字頭的錢莊，所發行的錢票信譽極好，市民都視同現金。但是，行業自律畢竟靠不住，大部分的民間錢票都有“架空”（不能兌現）的問題，有的幾十萬、幾百萬地發行，而錢鋪的資本金還不到發行額的1/10，兌現是根本不可能的，這就等于偽鈔一樣了。
這樣的無良錢鋪一旦虧損就關門逃跑，受害者即使告官，官府也是應付了事，根本不可能追回損失。
到光緒末年，這個問題已很嚴重，朝廷不得不進行清理和限制，不允許非金融機構發行錢票；不允許發行沒有準備金的“空架子”；已經發行的錢票也要逐步回收，縮小規模。但還沒等清理好，大清朝也就倒臺了。
大清的國土遼闊，人口眾多，是一塊肥肉，這肥肉早就被列強盯上了。那時候國際金融業已經出現了巨無霸——銀行，外國銀行是屬蚊子的，哪里鮮美就往哪里叮。
在大清領土上的外商銀行，連招呼也不打就在大清國內發行了“兌換券”，也就是銀行券，這其實是一種可流通的貨幣，而且不費吹灰之力就加入了大清國的貨幣系列。
恐龍太龐大了，它注意不到蚊子在干什么。這些兌換券分為兩類，一種是銀兩票，一種是銀元票，都限定在一定區域內流通，要是異地使用，就要打折扣。比如在上海發行的，就只在上海流通，當然也可以拿到北京或香港去兌現，但立馬會掉價。
可是外商銀行不怕這個，反而很歡迎這種情況，因為無論你在北京還是香港兌現，都是通過他們的分行，這樣他們可以從差價上獲利。你能玩得過銀行？
清國人把外商銀行在中國發行的紙幣，叫做“番票”或者“番元票”。當時發行得比較猛的，有英國匯豐銀行、麥加利（渣打）銀行、法國東方匯理銀行、美國花旗銀行、日本橫濱正金銀行、臺灣銀行、朝鮮銀行等。
兌換券也有在境外發行，后來流通到境內的。比如朝鮮銀行發行的就流入了中國東北，俗稱“老頭票”；華俄聯營的道勝銀行發行的兌換券，也流入了東北，俗稱“羌帖”。
那么各位可能要問了，外商銀行在華發行紙幣，有什么不好？
壞處多了。首先，它的發行計劃不歸你的中央財政部管理，會擾亂你的金融秩序；其次這是嚴重侵犯你的國家主權；第三是它在華獲得巨額利潤，你的肥水流進了外人田；第四是它萬一倒閉，你的存款戶根本得不到賠償；第五是它在本地吸儲之后再投資，就等于用你的人民財產，在你的土地上投資盈利，做的是無本萬利的生意。你不是成了冤大頭？
大清這條政治恐龍終于也有所察覺，在清朝垮臺前兩年，度支部（原來的戶部）終于頒發了銀錢管理章程，并通知了外務部，要在5年后全面禁廢外商銀行的紙幣。可惜這事最后是辦不成了，大清的壽數到了。
與外商銀行在華發行紙幣的同時，清政府也第三次發行了紙幣。從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起，大清國也有了本土的銀行，中國自己的第一個銀行，是中國通商銀行。
這些本土銀行也都發行了兌換券，也是按照地區發行，代表當地流通的金屬貨幣。大清的國家銀行——戶部銀行（后改名大清銀行），也發行了兌換券，這可以說是現代意義的國家紙幣了。
過去傳統的紙幣是直形，大清銀行則發行了新式的橫形紙幣，所代表的是銀兩和銀元。新票子印刷得非常漂亮，有光緒皇帝的半身像，跟我們現在的紙幣基本一樣。
從中國通商銀行和大清銀行的章程看，他們的兌換券是可以隨時兌現的，有可能是十足準備金。這次發行的紙幣從準備工作來看相當嚴謹，應該說是恐龍終于學聰明一點了。
到宣統二年（1910年），度支部又進一步規范紙幣管理，決定提前收回各官銀錢號發行的紙幣，大清銀行的紙幣也不再分區域發行，而是發行了全國統一的兌換券。
截止到清政府倒臺，大清銀行總計發行了銀兩票543萬多兩，銀元票1245萬多兩。
度支部還有好多科學的設想，不過都來不及實行了。大清的金融管理雖然在逐步現代化，但腐爛的政治框架卻等不得了，轟地一下子就塌了。
對現代化反應太遲鈍，就是不行啊。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