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冀田 領復資本創始人
創業成功者持續作為的動力在哪里
如果用經濟指標來概括大部分創業者的狀態，它們是：“GDP增速目標”30%，否則來創業干啥;面對的“CPI”是20%，公司開支永遠在上漲，不然怎么簽客戶;“失業率”是隨機數，明天可能是開張最后一天;“信心指數PMI”一直是100，996太弱，007是標配。
創業者的雞血，并非一句不屑的“盲目”就能簡單解釋。每個成功的企業，騰訊、阿里，都從創業者手中崛起，從經濟周期中熬過寒冬，磨礪意志，成就大事。
人類的意志力來源，是遠古時期的人類。遠古人類的生存壓力最大，他們是如何控制自己、訓練自己，從而戰寒冬、打猛獸的呢?
要回答這個問題，需要從理性經濟學人回到生物學人。如果用生物學解釋人類的意志，答案是，我們的前額皮質是意志力的扛把子。前額皮質是位于額頭和眼睛后面的神經區，主要控制走路、跑步、抓取、推拉等，這些都是自控的表現。面對猛獸不退縮，還要上，自控力就是意志力。
1848年，一個叫蓋奇的鐵路工人發生意外，鋼筋穿過了他的大腦，讓他失去了前額皮質。事故過后，他的身體沒有任何問題，但是性格卻變得粗魯，總想去控制別人，極少順從他人，自控力喪失。而原來，工友們非常尊敬他、喜歡他，家人朋友都覺得他既安靜，又擁有鋼鐵般的意志力。
斯坦福大學的神經生物學家羅伯特·薩博斯基認為，現代人大腦里前額皮質的主要作用是讓人選擇做“更難的事”：如果坐在沙發上比較容易，它就會讓你站起來做運動;如果吃甜品比較容易，它就會提醒你要喝杯茶;如果把事情拖到明天比較容易，它就會督促你打開文件，開始工作。
馬云曾經說過，“要記住，你碰到的困難，在這幾十年遇到的苦難中，只不過是很小的一部分……但只要克服了這些困難，你就會獲得最終的成功。”馬云的額頭確實較大，可能前額皮質超強。
這些事實可以部分解釋，為什么創業者總是樂觀，他們有他們的性格特質。而已經成功的人，他們為什么就開始嘆息，不想干了呢，他們持續作為的動力在哪里?
不要和想要
經濟學家熊彼特是企業家創新研究的集大成者，德魯克是現代企業管理學的大師，其著作影響了很多企業家。熊彼特和德魯克的父親是世交。
1950年的新年，41歲的德魯克與父親一起去哈佛大學拜訪年近七十的熊彼特。當時的熊彼特已是功成名就。
那次閑談，成為了德魯克一生非常重要的轉折點。熊彼特跟德魯克的父親說，“在這個年齡來看，人們若只曉得我寫了幾部著作以及發明了一些理論，我認為是不夠的。如果沒能改變人們的生活，你就不能說你已改變了世界。”
8天后，熊彼特就去世了。一個已經確定知天命的老人，還在想著自己的“不夠”，是因為他本心的“想要”。因此，德魯克從未忘記那段對話，那成為衡量德魯克一生成就的指標。
上世紀50-70年代出生的企業家，都經歷了物質的極度匱乏。餓了要吃飯，沒錢要生活，是那個時代創業的最初動能。有人認為，現在小有成就的企業家和富人群體，因為物質富足，已經沒有繼續拼搏、承擔風險的意愿了，所以投資動能不足，遇到經濟波動，就信心不穩。歸根到底，是不是因為他們沒有壓力了呢?
欲望和獎勵
“壓力越大、動力越大”這句俗不可耐的話，不僅正確，還可以用做科學證明。
在一項調查中，被試者需要回憶自己一次失敗的經歷。這會讓他們情緒低落、感受到壓力。研究人員希望對比，在被試者情緒變化前后，巧克力蛋糕對他們的誘惑力有多大。情緒低落會讓人覺得蛋糕變得更誘人了，但即便是那些聲稱自己不喜歡巧克力蛋糕的人也會突然想吃點，因為這會讓他高興起來。
大腦不僅會保護人的生命，它也想維持人的心情。所以，當你感到壓力時，你的大腦就會指引著你，讓你去做它認為能帶給你快樂的事情。
這就意味著，當你面對壓力時，你面前的所有誘惑都會更有誘惑力。創業公司的雞血，來自于他巨大的經營壓力：一天不努力，就是失敗。所以，我們經常告誡創業者，要做減法，聚焦核心優勢，不要受無謂的誘惑。
成功企業家的壓力是什么?大部分成熟企業的經營壓力和個人的經濟壓力，應該沒有創業者大。雖然很多企業家嘴上說企業難做，但總歸每年有利潤，盡管增長不大。他們的壓力可能來自于不快樂、不安全、沒有控制感，一直在做重復的事情，多巴胺分泌找不到興奮點，不知道如何獲得讓自己快樂的“獎勵”。
常態和機會
20世紀50年代，紐約最大的百貨公司梅西公司的董事長R. H. 梅西曾經非常困惑地問德魯克：“我們不知道如何才能使家電的銷售增長勢頭停下來。”
“你為什么要讓這種勢頭停下來呢?”德魯克疑惑地問，“難道你們這方面生意賠錢了嗎?”
“正好相反”這位董事長說，“家電的利潤額竟高于時裝，沒有人退貨，而且根本沒有出現順手牽羊的現象。”
“是不是這些購買家電的顧客擠走了時裝顧客呢?”
董事長回答，“不是。以前，我們主要向進來買時裝的顧客推銷家電產品，現在我們反而向進來買家電產品的顧客推銷時裝。”他繼續說道，“但是，像我們這種商店，時裝的銷售額應達到70%才算正常和健康。現在，家電產品增長的速度過快，已經占到銷售總額的3/5，這太反常了。我們已經嘗試過我們所知道的一切方法，讓時裝的銷售額恢復到正常比例，但是沒有任何效果。目前唯一的辦法就是抑制家電產品的銷售，讓它回到自己應有的銷售水平。”
在這番對話過后的20年時間里，梅西公司每況愈下。這個案例出現在德魯克的《創新與企業家精神》一書中。
德魯克的評價如下：人們往往相信，凡是能夠持續相當長時間的事物，就一定是“正常的”而且是“永恒的”。因此，任何與我們所認定的所謂自然法則相抵觸的事物，必將被視為不合理、不健康，而且顯然是反常的現象。
中國的經濟增長持續了三十多年，已然成了“正常”的“永恒現象”。人們不知道的是：經濟一旦下行到3%會是什么情況?是不是經濟低速增長中，每個企業都不行了，失業率要飆升，社會要出問題?
顯然不是。沒有經歷過這種自認為“不健康的、反常的環境”，很多人沒有答案。因此，在假想中，那就是災難。
其實，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速3%算不錯了，但他們活得好好的。正是由于我們享受了太長的繁榮，故而才對寒冬如此擔憂，更因為風險厭惡，才對新的機會視而不見。而在創業公司的眼里，處于挑戰中，滿眼都是機會。
錯失機遇也可以理解為一種風險
芝加哥經濟學派的代表，如富蘭克·H.奈特，將企業家定義為“風險承擔者”。該學派的支持者認為，創業者思維和行動的前提是承擔風險——企業家接受不確定性，同時分配資源。
越能積極應對風險的人，越容易成為企業家，但并不意味著創業成功，很多創業者走上創業的險途是因為一時沖動。失敗的創業者有意愿承擔風險，但對風險認識不足。所以，承擔風險是成功的必要而非充分條件。
面對風險的應對，以及對持續戰略風險的深刻認知，決定了創業者能否成功。知道妖怪打不完，但必須打敗每一個妖怪。
瑞士聯合銀行和普華永道公司于2015年進行的一項研究中對多位億萬富翁進行了調查，這個群體可以定位為成功的企業家。其結果顯示，億萬富翁對于風險的理解與其他群體不同：錯失機遇也可以理解為一種風險。“他們害怕因為沒有抓住機會而失敗，不擔心創業失敗的負面影響，而是擔心錯失優勢。”
對成功的企業家而言，持續承擔風險是持續成功的必要條件。成功是樂觀風險主義的結果，悲觀主義者不愿意承擔風險，只能畏縮不前。
有趣的是，悲觀主義產生的過程與樂觀主義產生的過程非常相似。一個人產生樂觀主義的途徑通常有兩種：一種是對生活的渴望激發了他對信仰的信任;另一種是生活的渴望使他的想象力飛往一個更美好的世界。也就是說，悲觀主義和樂觀主義的產生，或多或少、直接或間接地都與信仰有關。因此，有人認為悲觀主義本質上是一種信仰疾病。
但我們不能全靠信仰。
信仰的美好與現實的骨感之間產生了很多問題
為什么在20世紀50年代的美國，百貨公司時裝銷售會下降，家電銷售會上升?這是一個非常難以回答的問題，不像2010年起中國的百貨公司都把最大面積給了童裝那么好解釋。經濟現象就是這么復雜。
1974年，日后做了20年美聯儲主席的格林斯潘成了福特總統的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當時的美國經濟陷入了困境：企業新訂單不斷減少，產量快速下降，失業率向上躥升。經濟將走向衰退，還是已經陷入衰退?這是個嚴峻的問題。
格林斯潘需要做一個選擇題，這次衰退是一次怎樣的衰退：
A：一次由于清除存貨產生的短暫但急劇的存貨型衰退?
B：一次因為最終需求疲軟導致的長期的、嚴重得多的經濟衰退?
如果是選項A，最佳應對政策是在政治允許的范圍內盡量不干預，通過經濟自身的力量終止衰退。如果是選項B，則必須干預，必須考慮更為激進的政策措施。同樣的經濟表象，原因不同，采取的政策完全不同。
格林斯潘無法做出判斷，他感覺到手里的經濟數據不足以對衰退的類型提供有效的判斷基礎，于是，格林斯潘迅速開發出了一個相當于每周國民生產總值的指標。這個指標或許達不到商務部經濟分析局那么嚴格的統計標準，但可以回答存貨型衰退還是最終需求型衰退或者二者兼有之類的選擇題。
把新開發的指標和所有統計指標結合起來看，格林斯潘得到了結論，他選擇了選項A：這是一場短暫衰退，衰退的最低點很快就會到來，極可能出現有力的復蘇。
很快，每周失業保險數據和若干定性指標都清楚地顯示，最糟糕的時期即將結束。日后的事實驗證了格林斯潘的判斷。
格林斯潘寫道，“到那個轉折點后，進一步的擴張措施或許是不必要的，從長期來看反而可能具有破壞性。沒有必要繼續進行短期的緊急國民生產總值監控了，每周的國民生產總值報告的短暫歷史畫上了一個完美的句號。”
經濟趨勢的判斷如此之復雜。
信仰的美好與現實的骨感之間產生了很多問題，解決問題需要行動主義。入不敷出的創業者需要實干實現夢想，想要更成功的企業家需要信仰再去承擔風險。在基于事實判斷的行動主義這一點上，二者完美統一了。
提示:文章內容僅供閱讀,不構成投資建議,請謹慎對待。投資者據此操作,風險自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