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蕤
在一個夜晚，一定是夜晚，事情發生的時候周圍一定很黑。一個女子，四周空寂，內心恐慌，孤身行走在一個街道，或者胡同里。此時地點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有一個拐角處，一個男子，模樣猙獰，淫笑隱隱，但是，臉是看不清的。這名男子撲上來，勒脖子，揮拳頭，總之核心是用暴力，將這個女孩子打暈……
后面呢？
都暈過去了，還有什么呢，沒有了。
幾乎所有的小說和影視劇到了這里，就沒有了。
如果非要有，那就是：等女孩子醒來的時候，她發現自己躺在醫院里，床單潔白，醫生和護士匆匆奔走，吊瓶嘀嘀嗒嗒。轉身看，家人朋友滿眼悲戚，淚水欲滴非滴。自己的另一只手被緊緊地攥住……
后面呢？
女孩會以各種方式去尋死覓活，或者，她躺在床上，雙目癡呆，雙眼空洞，滴水不進，一動不動……她的種種表現與情節都可以歸納為兩個字：痛苦。如果非要加修飾詞，那就是：非常痛苦。
……
知道發生了什么事情嗎？
強暴。
我們絕大部分人沒有經歷過強暴，也沒有被強暴，我們關于強暴的概念都是別人的教導、描述與演繹。
可是，“強暴”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許多人只知道所以然，不知道究竟所以然。
并沒有多少人告訴孩子：發生強暴的地點，不僅僅是在胡同的拐彎處，也有可能在任何地方，甚至可以在學校甚至你鄰居的家里。那個看不清面目的男人，不一定必然是一個民工的模樣，也有可能是你的熟人、親戚甚至師長；強暴發生之時和之后，你并非一定會暈過去……
在一種模式化的傳播狀態中，真相就這樣“被強暴”了。而我們常常會以為，我們所知道的、看到的，就是真相的一部分，我們還常常為自己的多識而沾沾自喜。
難道就像那句話所說：生活就像強奸，無法反抗，不如默默享受？
可是，有人卻讓我們不能“默默享受”，他們總會去探究真相，然后告訴我們，然后我們感受一種痛苦。
比如，《晉商之死》。
自從《大紅燈籠高高掛》之后，晉商熱遍中華，各類文藝作品輪番登臺，我們看到了馳騁五百年的晉商是如何地勇猛榮耀與令人嘆服。對于晉商，各類專家學者的論述也是異常豐富，他們從各個方面論述了晉商的興衰因緣。
我信了，因為他們太強大了。面對強大的結論與論述方式，我們似乎只有接受。
在一個平常的下午，一本名叫《晉商之死》的書卻讓我如坐針氈。
戰亂、時局、政府更迭、列強入侵……這些都是許許多多的專家學者告訴我們晉商死去的原因，我們似乎不能不去相信。而如今，《晉商之死》卻從晉商的萌芽、發展到鼎盛，一路走過來的路逐一剖析，最后以非常強的邏輯告訴我們：晉商天生就有早亡的基因。《晉商之死》告訴我，晉商興起，是因為山西人“智力不足”，信息不暢，在科舉上屢戰屢敗，考場失意；而山西地窮不養人，山西人性格懦弱威權媚事，造反又不敢，為了活著，天生吃資源飯的山西人只好走西口，衣錦還鄉的人后有皚皚白骨。而晉商為什么死亡呢？官商勾結，最后淪為被敲詐的對象；“黑社會”化管理，讓內部不能更新循環；山西人頭頂“九毛九”的簽，精于算計不夠大氣；依存文化殘缺，“根”上出了問題，天生有死亡基因的晉商最后死去成一種必然。
我們就像一個小女孩，一直被各種形式的傳播告訴說：“強暴”是那樣的：在一個夜晚，夜晚很黑，在一個拐角處……結果，事實發生時，卻是，在一個大白天，在寬敞的教室或者客廳里，發生了一起……
“強暴”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文化傳播上的“強暴”，更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它會直接讓我們在一種虛幻的故事中去相信一種并不存在的所謂真相。當真相來臨，我們也許會更容易崩潰與悲傷。
晉商故事與精神的解讀也許就是如此，彌漫全國的商幫熱也許就是如此。《晉商之死》發問：把“晉商”的標簽貼到徽商、閩商、浙商等等商幫身上，是不是都是通用的？面對額頭上的皺紋都相似的商幫祖宗，我們該如何跪拜、承繼？我們是不是該深刻地思考：什么地方出問題了？我們怎么如此蒼白地去解讀祖宗的精神？
告訴女孩子，“強暴”不是那個單一模式，也許比說什么都重要，起碼會讓女孩子從多方面去思考、防范，而不是見了狼，一看，不是媽媽畫的那樣，毫無警覺，甚至還興奮地上前撫摸。從另一個角度去探究、解剖晉商興衰的基因，也許會給我們這個民族更快更穩更強地步入世界提供一種借鑒與思考。《晉商之死》最大的意義也許在于此。而不“強暴”，不“被強暴”，也許是文化人在這個浮躁的時代需要考慮與堅守的底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