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信仰，人才能活得明白
文/蔡蘇昌 陜西省工業和信息化廳副廳長、西安MBA學會理事長
今天，我們中的不少人都有了身份和地位，生活水準已不弱于西方人，錢有了，車有了，事業有成，子女成才，家庭幸福，按說應該滿足，到了不惑的年齡，該有的都有了，不滿反而更多了，不滿什么呢？
實際上我們正在經歷“經濟強世，文化亂世”的社會現象。為什么這樣講，事實上在開放發展的時代，我們不知道國人普遍還信仰什么？其精神寄托在何方？
文革之前，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導下，毛主席語錄是全國人的行為準則，是價值觀，雷鋒、保爾·柯察金教育激勵了幾代人，那是個崇尚英雄、愿從事有益于社會工作的年代，但也是互相斗爭、人性缺失、不遵循社會發展規律的年代，我們是赤貧的精神貴族，窮的只剩下激情和信仰。但那種年代里，卻鮮明地回答了“人為什么活的問題”，即為共產主義的信仰而活，為社會而活，盡管這種活法很空洞、很愚昧、很原始，但確有精神寄托。
今天的日子好過多了，沒有人感到今天就是快樂和幸福的，是因為眼見的不平和橫流的物欲，讓更多的人變得更加貪婪、自私。
雖然不少明白人知道“幸福不是你得到的多，而是你索取的少”。但他們的想法在物欲面前被世俗淹沒。譬如：法規多了，打官司的人多了，但無理取鬧的人也多了；開放了，民主了，不打棍子，不扣帽子，敢說真話的人多了，但信口開河、無中生有、以訛傳訛的人也多了；就業的出路多了，擇業觀變了，干啥的都有了，但官也多了，跑官要官，為官服務，知道當官就是好的人也多了；物質豐富了，啥好吃的都有了，房子大了，車多了，但天變黑了，山變禿了，水被污染了，不得不喝純凈水的人多了。這些不全是開放的錯，也不是發展的錯，其根本在于“物質”和“精神”的平衡出了問題，發展與破壞同時高速運行，高興與悲劇同在，自豪與自卑同行，中華民族又一次經歷著特別的“苦”與“樂”。
現實證明，已初步步入現代化的中國，在科技、經濟發展的同時，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現代中國人找不到人生的歸宿和目標，人心浮躁是信仰缺失的具體表現。
今日中國社會現象，人們在物質與精神之間碰到的問題，類似歐洲古羅馬時期物質達到豐富之后，社會在精神上陷入困盹與危機之中的現象，古羅馬的現象催生了宗教的產生。按說新世紀的中國，不應該是這樣，我們有自己的根文化，有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哲學價值觀，可是現實，恰恰就是當代中國確是信仰迷失的國家，人們不信什么，也不知信什么，很值得我們反思。
四大文明、三大文明已衰落，中華文明雖然在四大文明中上臺最晚，但其特點是上了臺就沒有下來，雖然幾經沖擊，靠“內在的彈性”、“和而不同”的包容精神和“中庸之道”的平衡原則，這種精神既避免了排他，又避免了極端，體現了包容，保證了國家的統一，各民族團結。特別是“道”的自然，“儒”的包容，“佛”的善良均是人類至寶。我們有理由說明，我們同西方文明的差距只是由于近代經濟落后于西方，在時代進步面前，顯得蒼白而已，不是根文化上的差距，而是時代的差距。
近代三百多年來，西方政客在炮艦外交、傳教訓民、人權強化等多種措施下極力推銷歐洲文明，強化“歐洲中心論”，認為他們的西方文明是普世文明，代表了人類文明的發展方向，其他文明只有順從西方文明才能生存。文明的語言是華麗的，文明的推行是血腥的。經濟落后會挨打被欺負，文明落后同樣會被歧視和侵犯。世界戰爭史就是由宗教戰爭和經濟戰爭兩大部分所組成的。西方文明的統治地位也使他們對其他文明的發展與繁榮表現出了不安與恐懼，擔心威脅他們的中心地位，從而動搖他們的根基。
二十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在經濟上的快速發展，使不少西方學者將目光轉向東方，研究東方文明，也就是儒家文明。他們原以為只有西方文明能促進經濟發展，而如今的東方古國產生了奇跡，對西方文明提出了挑戰，于是在1993年，美國哈佛大學國際和地區問題研究所所長、美國政治學會會長、《外交政策》雜志主編塞繆爾·享廷頓出版《文明的沖突》一書，享廷頓認為：“如果中國經濟繼續發展，這可能是21世紀初美國政策制定者面臨的唯一最嚴峻的安全問題，原因是中華文明與西方文明是根本對立的”。
我們先不論他提出的對立的依據是否正確，我們要思考的是我們經濟的發展是中華文明的促進下產生的嗎？可以肯定的講，不完全是，因為我們的歷史已做了結論，而是鄧小平這樣的偉人在堅持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體制下，將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當作技術手段運用于我國的經濟體系中，順從了人性，促進了生產力的極大發展。幾千年的泱泱大國沒有哪一個朝代能夠讓幾億人吃飽飯，鄧小平領導的共產黨做到了。
在中國實行的馬列主義哲學的價值觀，產生于資本主義第一次經濟危機。馬克思規劃了一個理想的社會，把社會性看作是人的本質，強調人活著是為了社會，人的價值只有在社會活動中才能得到體現和實現，理論上講沒有錯。毛澤東思想也成為人們行為準則和價值觀。可是人性的貪婪和自私不是理想化的號召可以感化的，展現人的社會性靠一種方向和引導是遠遠不夠的。一定要以物質為基礎，在馬列主義哲學指導下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沒有順應人自我的本性，也人為的束縛了人的創造性，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同根同文化的新加坡、港澳臺的發展，實行“中體西用”以三民主義為主導的哲學價值觀，在繼承傳統文化的基礎上，融合西方及現代的文化價值，實現了經濟與根文化的共同繁榮與發展。
重建、完善，就要客觀公正地對待我們的根文化，認真學習繼承我們的根文化，知其優，知其劣。我們不需要照搬西方文明，只要喚回早期先哲已留下的“彼此尊重，互相禮讓”就已夠了。也就是儒家講的：不謀求玄深體系，不標榜清高出世，不排斥別樣文化，只以一種自然的教化方式普及實實在在的良好秩序和理性精神，既包含著社會政治原則，又滲透著倫理道德規范，平靜而有力地起到安托人心、穩定社會、維護文明的作用。
佛教在中國歷史上不管是興是衰，民間社會的很大一部分就是靠佛教在調節著精神，普及著善良。拜佛的大部分信眾不一定理解佛經、教義，只是牢記“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從善”是可以得到好處的，求佛保佑先要行善，這種信念和引導不斷強化規范著人們的行為。與儒家互為補充，凈化著人們的心靈。
道家在中國歷史上無論登上殿堂，還是避于深山，他深邃的哲學觀點，倡導的“自然無為，虛靜寡欲，貴柔守雌，和光同塵”精神引導教化他人躬耕自養，濟世救人。
胡錦濤總書記提出的“八榮八恥”，黨中央號召的“和諧社會”、科學發展觀就是對傳統文化的繼承和發揚。
面對物質豐富，精神空虛的社會現象，我們國家需要信仰層面上的多元化的引導。
讓共產黨人和其先進分子堅定共產主義信念，超越自我，為社會而活，是國家哲學價值觀的主流意識。
鼓勵普通大眾依據自己的愛好、興趣，自由選擇信仰，尋找自我安慰，無論是外來宗教，還是傳統宗教，應當明確要求不得參政。嚴格政教分離，宗教的任務就是管“屬靈”的事，培養、引導人們具有道德心，將“屬靈”的范疇與科學、民主區分開，不要限制修廟、拜佛，但要規范，要引導。將統戰工作從社會政治層面上升到“價值”、“精神”層面，與宗教在“政治上團結合作，信仰上相互尊重”，讓它在萬千民眾心中去播種善良，有善心必結彼此相容、相讓之善果，和諧社會才能最終實現，也才會讓千萬眾生“活的明白”。
事實證明，今日中國的大方針是正確的。經濟發展只是完成了國家強大的一個基本條件。政治穩定、文化先進、國民素質提高，才能保證整個社會和諧穩定，才能促進社會整體上具有自我完善與凈化功能。
中國需要宗教，現實需要宗教多元，更需要以根文化為主導的宗教，重建全民對根文化的信任是長久而艱難的任務。
明白了這些道理，心態不會浮躁，對“名利”的“輕重”度就可以把握。大道理，小道理，可以區別。國家意識就會強化，人就有了根本，有了方向，也就算是活明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