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學民：白貓黑貓都有發家的時候
文/本刊記者 侯耀晨
劉學民，中國企業管理研究會常務理事，山東經營管理研究會常務理事兼行為表現管理專業委員會主任，“天韻書院公益論壇”創辦人，中國行為表現管理體系創建者，著名管理思想家，最受中國企業歡迎的管理咨詢專家。代表作有中國第一本財經科普讀物、商務隨想錄《慵懶的午餐后》，管理科學創新著作《管理應該管行為》等。
日前，劉學民先生就榕商群體行為特征、歷史貢獻、未來的地位和影響等相關問題接受了《中國商人》專訪，以下是此次訪談實錄：
中國商人：我們看到全國有不少福州商人，其企業實力相當雄厚，企業家本人則很“低調”。從企業家行為和心智模式的角度來看，您認為形成這種群體特征的主要原因是來自地域、傳統還是其它現實層面的因素？
劉學民：當今之中國，干企業的人保持低調，不僅僅是福州商人。但凡南方企業家中，低調幾乎是一種風尚。每個群體獨特的行為方式，都有其行為價值，也就是說，他們之所以這么做，除了自己想這樣做之外，還有深層次的外部環境因素的影響和約束。
福州地處東南沿海，人們普遍具有南方人的審慎和寡言，不像北方人那么個性張揚。福州歷代自然災害比較多，商人們多半力闖天涯、出外謀生的多，值得自豪的只剩下美麗的自然生態了，相比人文文化豐沛的華東其他省市和華中、華南、西南地區，光榮歲月似乎并不很多。這樣的自然和人文條件，決定了人的低調風尚成為骨子里的一種人文特質。
白貓黑貓都發家的時候，當一個民族發展到一個更高階段的時候，就會主動反省。當然，低調如果是表現在為社會奉獻上，那應該值得大書特書了，相信這樣的企業家，在福州商人中也不在少數，這是令人欣慰的事情。
中國商人：歷史上的各大商幫如陜商、晉商、徽商等都留下來氣勢恢煌的會館等標志性建筑，閩南土樓則把周易文化的精髓發揮得出神入化，比如造型奇特的圓形、方形乃至于八角形的土樓。您是否了解這些建筑，你認為這些建筑傳達的文化精神跟今天福州商人的群體氣質和行為方式有沒有一些聯系？
劉學民：閩商多來自中原地區，尤其是客家文化更是把與周易理論緊密結合的風水學說，發揮得淋漓盡致。這種風格，與漂泊居民的本源文化息息相關。福建圓樓等建筑風格的確立，除了和這種本源傳承相關外，也與外來移民進入新地域后實施自我保護有著直接關系。
同樣，這樣的建筑風格，反應一種抵御情愫之外，就是一種強大的攻擊欲望。所以，福州商人在中國商人群體中，勤奮、肯吃苦、愛冒險、適應能力強、喜歡闖蕩江湖、擅長做生意等漂族文化分外彰顯。這種現象也正迎合了中國傳統文化中，防御是為了更好地進攻這樣一種哲學思維。
中國商人：1980年代前后，有很多溫州商人到福州來尋找機會，在我對他們的采訪中一些成功的浙江企業家也經常提到這一點。今天的溫州商人依然是從事輕工業制造和貿易為主，而福州商人則多以重工業產業的投資、制造和貿易為主。您如何評價“溫商”和“榕商”在產業選擇上的這些特點？
劉學民：溫商們為什么這樣選擇，一個主要原因大概是異地經商，大規模的固定資產投資不太符合溫州人的風格。至于榕商偏重于重工業方向，由于沒有確切的數據支持，姑且做個推論吧。或者這與福建人傳統上從北方過來后，對固定資產投資如圓樓建筑風格等情有獨鐘吧，也與投資觀念、資源狀況等有著直接關系。
從比較經濟學的角度來說，兩優相權取其重，兩劣相權取其輕，稟賦學說在這里就非常適合。應該肯定的一點是，和傳統習俗有著密切關系。
中國商人：以前人們對家族企業這種組織形式，以鄉緣、地緣、血緣關系為基礎形成的商幫組織多有批評。但在實際的企業經營和產業集群的形成中，鄉緣、地緣、血緣關系在項目融資，商幫群體在跨區域產業擴張中具有很大的靈活性、高效率，以及對復雜營商環境的應變能力。比如福州商人，無論國家是否放開民間信貸，他們的民間融資行為始終都很活躍，你認為這些特點屬于地域性群體性的個案，還是有它普遍意義上的道理？
劉學民：打虎親兄弟，上陣父子兵，以血緣、地緣優勢建立的組織，的確具有這樣的優勢。
福州商人，是擅長賺錢的群體。馬克思說過這樣的話：“如果有10％的利潤，資本就保證到處被使用；有20％的利潤，資本就活躍起來；有50％的利潤，資本就鋌而走險；為了100％的利潤，資本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300％的利潤，資本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首的危險。”這不難理解，一幫天天想發財的人在一起，在國家銀行融資渠道狹窄的情況下，民間融資活動活躍這樣的特點，在任何一種條件下都可能存在。福建作為東南沿海商貿發達的省份，這種現象的存在不具有普遍意義。如果是作為個案典型存在的話，那就要用具體數據來支持了，說到家，也無非是表現程度的不同罷了。
中國商人：雖然歷史上的福州商人不論在經濟上，還是在文化上（如其留下的建筑）上都有極高的成就，但今天的福州商人，大多小學初中畢業就出來闖世界。我們發現，不僅福州商人，今天活躍在世界各地的福建、廣東、浙江的商人，很多小學沒畢業，有的甚至都沒上過什么學。而我們很多經濟學、管理學畢業的專才卻往往失去人生的目標。對于這種個人創業、擇業中的予盾現象，我們應該如何看待？
劉學民：這幾乎成為當今中國商業社會的一種普遍現象，其實在古代，也未嘗不是如此。中國傳統教育，更多是叫人如何遵守規矩，改革開放30年來，學歷教育又以古板和教條著稱，人們本來的創造性思維，也在這種失敗的教育體系下喪失殆盡了。尤其是以考學為標準的應試教育，最大的特點就是違背學以致用的真理，這樣的結果可想而知。
孔子說，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這里的“習”更關鍵，習就是到實踐中去練習。
練習什么？練習一種學習的習慣。我們往往表面上看到人家發家致富的學歷不高，但是你卻忽視了一個事實，他們都有一種天生好學的拼命三郎精神。在生活中學、在經商中學、在飯桌上學、在經驗教訓中學，這是成功者的必備法寶。大學生在創業、擇業的時候，不能一葉障目不見樹林。
中國商人：歐美國家的強勢群體通過他們對政府的游說控制商業資源，中國的各地商幫和商業群體近年來與政府的聯系也進入了一個歷史性的層面。你認為“官商”合作在怎樣的條件下才是合理的？
劉學民：法國存在主義大師薩特說過，存在即合理。
除了傳統的商貿發家方式以外，最有效的賺錢方式，就是“官商合作”了。這種現象，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要說區別，就是談判主題的方式在逐漸改變，并更多的關注全社會的和諧發展。如各國，尤其是發達國家，富人群體積極采取對環保、教育、醫療和弱勢群體的扶助措施等。
對于一個個體來說，要想個人發家，“官商合作”是最快的捷徑，但要想更持久的存在并發展，就需要文化者的介入。政客、商人、讀書人的三位一體的聯盟，在當今的中國，更具有長久的現實意義。當然，這里所說的讀書人，并非指大學教授、兩院院士、政府津貼獲得者這些既得利益群體，而是指那些熱心公益事業，關懷民生的文化學者，他們才是今日中國的脊梁。發達起來的企業家們，應該更多的通過民間組織，來實現自己更大的社會理想，只有這樣，我們的社會才會不斷進步，更加和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