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涌泉：中學課本里應編入企業家傳記
文/本刊記者 侯耀晨
楊涌泉，知名財經作家、旅行家，長期關注中國各地商人之生存狀態及發展脈絡，出版有《溫州人生意經》、《溫州商人》、《中國十大商幫探秘》、《新文化苦旅》等多部個人專著。
日前，楊涌泉先生就榕商群體行為特征、歷史貢獻、未來的地位和影響等相關問題接受了《中國商人》專訪，以下是此次訪談實錄：
中國商人：我們看到全國有不少福州商人，其企業實力相當雄厚，企業家人則很“低調”。從企業家行為和心智模式的角度來看，您認為形成這種群體特征的主要原因是來自地域、傳統還是其它現實層面的因素？
楊涌泉：榕商雖然同屬于閩商，但又有別于其他閩商。榕商根植八閩首府，受千年閩都文化的涵養，其襟懷、理念、氣質和精神都獨具特色。相對北方人的豪爽大方而言，福州人比較內斂，不是很喜歡和陌生人搭話，容易給人不熱情的感覺。但時間久了就會發覺福州人自己表達情感的方式。過去，只要一說到福州人，便很自然地與“三把刀”聯系在一起。這“三把刀”說的是福州人最擅長廚師、成衣師和理發師這三種職業。“三把刀”適應性強，易于謀生，這或許是福州人敢于闖天下的勇氣所在。但與江浙人或閩南人相比，福州人做大買賣的不多，大商號、大商人更是鳳毛麟角。這應當是源于福州人明哲保身、不愿冒風險而又過分算計的性格特點。
中國商人：歷史上的各大商幫如陜商、晉商、徽商等都留下來氣勢恢弘的會館等標志性建筑，以福州商人為核心的閩商（歷史上以中原移民過去的客家人為主），則把周易文化的精髓發揮得出神入化，比如造型奇特的圓形、方形乃至于八角形的土樓。您是否了解這些建筑，你認為這些建筑傳達的文化精神跟今天福州商人的群體氣質和行為方式有沒有一些聯系？
楊涌泉：在我看來，無論是古代還是現代，閩商的中堅不是福州商人，而是閩南商人。一提到閩商，許多學者往往只講沿海一帶的商人，而對閩西的客家商人，要么忽略不記，要么緘口不談，這是一種極端的偏見。其實除了沿海一帶的海商外，福建西部山區還涌現了大批的商人，活躍于海內外商界，成為明清時期福建商幫中的一支勁旅。他們憑借客家人刻苦耐勞的奮斗精神，闖蕩商界，為推動閩西地區社會經濟的發展作出了較大的貢獻。
名震中外的客家土樓很多是在清代中期建成的，這正是閩西商人最輝煌的時期，才有足夠的財力支持家族建立這樣的大型建筑。閩西土樓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閩西商人成功的標志。
中國商人：1980年代前后，有很多溫州商人到福州來尋找機會，在我對他們的采訪中一些成功的浙江企業家也經常提到這一點。今天的溫州商人依然是從事輕工業制造和貿易為主，而福州商人則多以重工業產業的投資、制造和貿易為主。您如何評價“溫商”和“榕商”在產業選擇上的這些特點？
楊涌泉：上世紀80年代初，浙江商人開始進入福州，其中以溫州人最多。有的口袋里僅僅揣了兩三百元錢就到福州來闖蕩，更多的溫州人幾乎是以廠家銷售代表的身份進來的，所從事的行業基本上是小商品、輕工產品之類，這是溫州人的強項。如今在福州臺江做得最大的床上用品商，仍然是溫州人。
相對于溫州商人來說，福州商人則多以重工業、機器制造和貿易為主。福州的本土文化，事實上并不是一個重商的文化，而是一種“官本位”文化，位于福州市中心的“三坊七巷”，大都是一些達官貴人和文人墨客的官邸，根本找不到一個商人住宅，單從它的名稱“衣錦坊、文儒坊、光祿坊”，就可以看出一斑。因此，在福州人的骨子里，“官本位”的思想意識始終揮之不去，他們對那些小商小販根本不屑一顧。
當然了，走出福州本土的榕商就另當別論了。據不完全統計，福州人在全國各地經商的人數超過100萬人。百萬“異地榕商”經營和銷售的主要行業和產品分別是：福清人經營的房地產、加油站；長樂人經營的煉鋼、軋鋼業；平潭人經營的隧道工程、航運業；連江人經營的海產品加工銷售、房地產業、電子網吧；羅源人經營的石板材、海產品和肉制品加工銷售；永泰人經營的建筑業、李果加工銷售；閩清人經營的陶瓷業；閩侯人經營的工藝品。可以說在全國所有省、市都有福州人打拼過的足跡。福州人在異地創造的經濟總量遠遠超過福州本土。
中國商人：以前人們對家族企業這種組織形式，以鄉緣、地緣、血緣關系為基礎形成的商幫組織多有批評。但在實際的企業經營和產業集群的形成中，鄉緣、地緣、血緣關系在項目融資，商幫群體在跨區域產業擴張中具有很大的靈活性、高效率，以及對復雜營商環境的應變能力。比如福州商人，無論國家是否放開民間信貸，他們的民間融資行為始終都很活躍，你認為這些特點屬于地域性群體性的個案？還是有它普遍意義上的道理？
楊涌泉：這絕非地域性群體性個案，而是具有廣泛的普遍性。國家銀行貸不到款，怎么辦？唯有向民間借貸。而民間借貸，不熟悉的誰會借給你呢？只有親戚或者同鄉是最有效的方式。常言道：美不美，家鄉水；親不親，故鄉人。何謂商幫？商幫就是以地域為中心，以血緣、鄉誼為紐帶，以“相親相助”為宗旨，以會館、公所為其在異鄉的聯絡、計議之所的一種既“親密”而又松散的自發形成的商人群體。中國那么大，民族眾多，風俗迥異，這種以鄉緣、地緣、血緣關系為基礎的商幫組織，不僅過去存在，當代存在，將來也一定會存在。
中國商人：雖然歷史上的福州商人不論在經濟上，還是在文化上（如其留下的建筑）上都有極高的成就，但今天的福州商人，大多小學初中畢業就出來闖世界。我們發現，不僅福州商人，今天活躍在世界各地的福建、廣東、浙江的商人，很多小學沒畢業，有的甚至都沒上過什么學。而我們很多經濟學、管理學畢業的專才卻往往失去人生的目標。對于這種個人創業、擇業中的矛盾現象，我們應該如何看待？
楊涌泉：我認為經商與文化、文憑沒有任何必然的聯系。縱觀古今中外有所成就的企業家，許多人都沒有受過多少正規教育，尤其是中國的企業家。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現象呢？這個問題得要好好反思我們的教育體系了。在中國的教育體系里，無論是孩提時的教育，還是學校教育，根本沒有經濟觀念，而教材的內容，列舉的大都是些政客和忠義俠膽之人，根本沒有商人和企業家。不難想像，這樣教育出來的人，會是一個什么樣子。前些年我就強烈建議，在中學課本里編入《貨殖列傳》等一些企業家的傳記。
中國商人：歐美國家的強勢群體通過他們對政府的游說控制商業資源，中國的各地商幫和商業群體近年來與政府的聯系也進入了一個歷史性的層面。你認為“官商”合作在怎樣的條件下才是合理的？
楊涌泉：官商合作是社會學的課題。近代中外的歷史都證明，任何一個國家在早期經濟現代化的發展過程中，政府與民間工商業者即官與商之間的關系如何，對于國家的現代化進程以及工商業的發展，都有著極為重要的影響。官商合作干得好，老百姓受惠，就更加支持政府。如果合作失敗，其結果不僅導致民營資本的巨大損失，也造成國家經濟發展遭受頓挫。晚清時期中國的第一次官與商合作致力經濟發展的失敗歷史，就是一次極為深刻的教訓。
另外，由于體制的不同，在歐美國家行得通的事情，在中國不一定有效。一百多年前，胡雪巖就曾經說過這樣一段話：“洋人做生意，官商一體，他們的官是保護商人的，有困難，官出來擋，有麻煩，官出來料理。他們的商人見了官，有什么話可以實說。我們的情形不同了，官不恤商艱，商人也不敢期望官會替我們出面論斤爭兩。這樣子的話，我們跟洋人做生意，就沒有把握了。你看這條路子走得通，忽然官場中另出一個花樣，變得前功盡棄。人家的政府，處處幫商人說話，我們呢”？胡雪巖的話，很值得耐人尋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