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俞潔 上海市普陀區人民法院
新公司法第十條首次明確了法定代表人辭任的法律后果并對新法定代表人的選任進行了限定?？v觀相關司法實踐數據，因變更法定代表人最終均需通過變更公司登記來實現，加之在最高人民法院出臺的《民事案件案由規定》中，“請求變更公司登記糾紛”為第三級案由，該法條下并無次一級或是更為具體的“請求變更公司法定代表人登記糾紛”的案由，故司法實踐中，訴請變更法定代表人的案件通常表現為以“請求變更公司登記”為案由的訴訟案件。
新公司法第十條的規定
新公司法在第十條對于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滌除作出了相應規定，即擔任法定代表人的董事或經理辭任的，視為同時辭去法定代表人。公司應當在法定代表人辭任之日起三十日內確定新的法定代表人。
新公司法對于法定代表人的辭任進行了明確，但該條并未對辭任行為的要件、效力進行明確，理論上可結合審判實踐并參考關于董事辭任的規則。具體如下：
首先，法定代表人的辭任，是否需要基于正當理由或重大理由?新公司法及相應的司法解釋對此并未明確。結合新法實施前的審判實踐，人民法院在認定滌除法定代表人時，一般認定其與公司之間存在民法中的委托合同關系，而委托合同中則存在任意解除權，因此該條規定的辭任更傾向于“無因辭任”。
其次，辭任行為應屬單方要式行為，須采用書面形式，且為需受領的單方行為須通知到公司。但法定代表人與公司屬同一人格，對于其辭任的意思表示又向何方送達?從我國新舊公司法對董事會的定位來看，董事會是公司內部的執行、管理機關，故可通知至公司董事會。對于設置了董事會秘書的上市公司而言，為便于權利的行使，可通知至董事會秘書并要求其轉交至董事會;對于未設置董事會的公司，也可通知至公司的股東。
最后，當符合上述條件辭任的意思表示有效送達公司后，法定代表人辭任的行為即發生效力，其在公司內部治理結構關系上已不再享有代表公司的法定代表權?；诠拘畔⒌墓拘?，在工商登記系統暫未對法定代表人進行變更的情況下，辭任后的法定代表人對外進行的法律行為效力能否及于公司，以及對公司的效力是否需要區分善意相對人等問題仍需明確;在法定代表人辭任的意思表示無法有效送達至對應的權利機關時，能否認定法定代表人的辭任發生法律效力以及認定辭任行為何時發生單方解除的效力等問題仍待明確。
“在辭任后三十日內確定新法定代表人”的理解。
首先，辭任的法定代表人向公司進行有效的辭任意思表示。在公司接收到辭任的通知后，根據公司章程或者董事會決議，產生新任法定代表人，繼而在公司登記信息中進行原任法定代表人的“退出登記”或“涂銷登記”及新任法定代表人的“變更登記”;在無法選取新任法定代表人時，可依據新公司法第十條第一款中法定代表人的選任規定，通過董事會或者股東會以確定經理或者董事的人選，從而確定公司的新任法定代表人。
其次，在新任法定代表人的人選確定后，根據新公司法規定，由變更后的新任法定代表人簽署申請書，向登記機關進行申請變更法定代表人的登記事項。但在司法實踐中，原任法定代表人要求辭任通常是遭受排擠、與公司股東等存在矛盾、不再擁有實際上的控制力等因素。
在上述困境下，原任法定代表人如何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并無具體的法律支撐，只得訴之法院，請求法院判令滌除法定代表人。
原任法定代表人仍存在的現實救濟困境。在“滌除法定代表人”案件中，因該類案件的原告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被告為公司。法定代表人擁有對外代表公司的權能，故該類訴訟常呈現出“公司的自我訴訟”狀態。在該類訴訟中，因原任法定代表人與公司存在無法私力救濟的矛盾時，才采用司法手段進行公力救濟。在此基礎上，被告公司對于變更法定代表人事項已處于抵觸狀態，因此被告公司怠于訴訟的概率極大，即使對被告公司的股東等實控人進行文書的送達，也難以實現有效送達，或在被告被有效送達后，呈現并不出庭應訴等消極訴訟情況，從而導致該類訴訟陷入“公司的自我訴訟僵局”狀態。
在新公司法實施后，以公司內部治理規范與司法外部治理規范為出發點，人民法院受理的民事案件在審理中仍存在下列兩個問題：
司法應當如何介入。鑒于滌除類案件類型存在多元化問題，人民法院在案件審查上應當區分具體類型，基于案件審判實踐，主要對冒名型滌除登記糾紛與其余非冒名型滌除登記糾紛進行不同方向審理。
對于冒名型滌除登記糾紛案件，由于原告并未有意思表示同意其作為法定代表人，其與公司不存在實質上的權利義務聯系，若原告主張的是姓名權救濟，則可以適用民法典中關于姓名權的規定。若原告主張的是工商行政機關未盡審查義務，則應告知其進行行政訴訟維權。
滌除權何以行使尚存障礙。對于法定代表人滌除案件而言，因法定代表人對外變更須經工商行政機關登記，故原任法定代表人在取得生效勝訴判決時并非當然被公司滌除其法定代表人的身份。當被告公司不予配合原任法定代表人進行工商變更登記時，原任法定代表人的滌除權也難以實現。
對此，針對冒名型滌除登記糾紛案件，該類案件往往涉及公司登記材料造假，可根據相關規定要求工商行政部門進行撤銷公司登記操作，但對于非冒名型滌除登記糾紛案件則存在人民法院強制執行與工商行政機關的銜接問題。
解決新公司法修改后
法定代表人滌除問題的建議
法定代表人在公司內部所擁有的事務執行權、經營管理權，在規范層面上并未與公司嚴密掛鉤，其與公司內部的關系常適用與民法上的委托合同關系。對此，可從該方面著手，理順公司自治與司法救濟協調機制，為法定代表人“滌除難”問題提供可行的思路。
建立公司內部協調機制。我國的法定代表人采取的是自然人獨任制度，在法定代表人“失能”的情況下，無法及時進行法定代表人的更替。對此，可以從兩個方面處理：在公司內部建立法定代表人候補制度，即由公司在選取法定代表人時，同時確定候補法定代表人人選接替或暫代法定代表人職責的名單。在公司外部增設法定程序選任法定代表人，自動將候補人選變更為新任法定代表人，從而破解公司在運營情況出現惡化時法定代表人滌除的“僵局”。
衡平公司的內部自治與法律的外部規制。針對冒名型滌除登記糾紛案件，人民法院在案件審理時需查明公司內部救濟程序的約定，以及原任法定代表人是否已啟動內部救濟程序，若未啟動救濟程序，是否存在客觀上無法啟動等前置事實。在此前置事實被查明時，結合民法典中關于委托合同的相關規定，委托人與受托人均擁有任意解除權，從而確認原任法定代表人是否享有該權利。
強化工商行政機關的管理責任。為妥善解決法定代表人“滌除難”問題，應做好工商行政機關的銜接工作，為實現法定代表人“滌除”問題打通最后一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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