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劉安然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
行政機關與市場的關系是永恒的主題，從經濟學開山鼻祖亞當·斯密提出市場是“看不見的手”，行政機關充當“守夜人”開始，西方經濟學就開始了對行政機關與市場關系的漫長研討。中國歷經多年的改革開放，在實踐中不斷調試行政機關與市場的關系，克服了西方理論中水土不服的成分，走出了自己的獨特道路。
西方理論沿革及反思
守夜型行政機關。亞當·斯密在古典經濟學開山之作《國富論》中論述守夜型行政機關模式，即“大市場+小行政機關”“無形的手”。這種模式下市場是自由的，行政機關對市場行為不加管制，只提供純公共物品，行政機關只需要充當守夜人，市場才是經濟體制的運轉核心。這種觀點不僅影響了之后大眾近百年的認知，更是為整個行政機關和市場關系的觀念定下基調。
規制型行政機關。19世紀后期，經濟走向全球化，壟斷經濟初具規模，1929年爆發世界性經濟蕭條，自由市場體制無法適應全球擴張。以凱恩斯主義為理論基礎的規制型行政機關應運而生，行政機關開始管控市場失靈。以羅斯福新政為代表的行政機關實踐也證明了這種變革的有效性。
福利性行政機關。20世紀40年代，《貝弗里奇報告》橫空出世，這位來自英國的經濟學家提出，行政機關要為公民提供全面的公共服務。二戰后，一些歐洲國家走上了福利國家的道路，行政機關越來越多地進入公共服務領域，財政支出越來越高。當然，這加重了稅負，也沖擊著社會公平。
發展型行政機關。20世紀中葉，發展中國家登上世界舞臺中心，它們有快速發展的需求，發展型行政機關陸續出現。發展型行政機關引入均衡理念，即各類生產要素在行政機關、各類型企業、各組織間流動以達到穩定狀態。資源配置由原來的市場主導改為行政機關主導，這種體制不是否認行政機關作用，只是要行政機關優先發展一些重點產業部門，這種模式促成了亞洲四小龍的飛速發展，但當行政機關對市場失靈的管制由于信息不對稱、技術缺陷而勢弱時，經濟體就會陷入低迷，20世紀末期，這些新興經濟體的發展放緩。
中國探索行政機關與市場關系的實踐與理論
中國的經濟建設過程，也是對行政機關和市場關系的探索過程。
行政機關統籌+計劃手段。新中國成立初期，國家對資源配置、產品分配占有絕對的主導權。剛建國的三十年，市場處在行政機關的調控之下，這一階段的行政機關市場關系是絕對的大行政機關。中央統籌+計劃手段。20世紀70年代，中國初步建立工業體系，僅用短短30年就了實現資本的原始積累，這也證明了這種模式的必要性。但發展到后期，資源配置效率低下、經濟活力喪失、大眾勞動積極性不高，改革勢在必行。
市場開放+國家調節。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改革開放大幕拉開，初步開始計劃結合市場。鄧小平同志提出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將計劃和市場都看作了資源配置的手段。從1980年設立經濟特區開始逐步試點，市場化改革開始放開市場，但主體還是國家操控。20世紀80年代，試點取得了驚人的經濟成效。1992年，十四大明確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正式定位為“市場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從此正式走向行政機關調節市場引導。
市場融合+行政機關調控。從1992年到2012年，中國實現了無衰退、低誤配、快升級的跨越式增長奇跡。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發揮基礎性作用，產業結構迅速升級，重工業退出主導地位，生產積極性空前，居民收入大幅提高，中國駛向了發展的快車道。這一時期的行政機關是市場的培育者和規劃者，是調整產業結構區域結構的重要推手。看得見和看不見的手協同發力，市場化水平提升。但這種發展帶來了區域經濟不平衡、創新力不足、競爭不充分等問題，這也是行政機關市場關系的另一個短板。
市場有效+行政機關有為。十八大以來，行政機關和市場的關系又進入了新的歷史時期，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經濟體制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市場與行政機關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行政機關作用。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是對行政機關和市場關系問題的新時代定位。尊重市場規律，充分發揮市場的效率，而市場管不到的領域如公共物品、自然壟斷等領域，行政機關就要發揮作用。行政機關做好決策，對二次分配、重大公共事務做出干預領導，對企業提供支持，管理市場但不干預市場機制。
新一代理論建構路徑
建設賦能型行政機關。行政機關不是劃槳者，也不是操盤者。在金融危機之后，各國行政機關都試圖在市場運行中發揮更多作用，而各國的政策幾乎都指向同一個目標，即高技術產業創新。行政機關不僅是糾正市場失靈的工具，更是技術迭代、提升創新力的引航者。行政機關要做的不僅僅是規制、管理、引領，我們要打造賦能型行政機關，更多地激發市場創造力。
扶持供給側創新。企業創新是永恒的難題，專利、技術壁壘無處不在。行政機關可以適當放寬準入門檻，在保護專利權的基礎上，對企業進行政策扶持，嚴格審查企業資質，對確有能力和承載力的企業予以財政補貼、技術賦權，讓企業能夠進入創新市場。
開放共享知識經濟。行政機關有知識資源、有基礎設施、有實驗基地，也有科研人才，這些資源是市場可望而不可即的。行政機關有必要將這些科技資源向市場開放共享，在嚴把準入門檻、嚴守專利權的前提下，讓市場共享知識經濟。
人才賦能。人才資源是最有活力也是最有創造性的資源。在推進教育公平的同時也要注重教育高質量發展，培育科研人才。其次，注重對人才的終身培養，不是進入市場就是學習的終點，終身學習必不可少。另外，還要放松戶籍限制，人才安居落戶等政策也要跟上。
助力數字經濟東風。數字化可以低成本地打破時空、服務壁壘，讓生產要素低成本流動。對于導致市場失靈的信息不對稱問題，信息化給出了最便捷的解決方案。信息化實現了企業跨界對接，打破了行業壁壘，使資源整合不再是難題。行政機關也可以推進數字化共享，對公共數據予以一定的開放，但同時也需要加強信息保護，不能由于隱私權的讓渡而讓使用者望而卻步。
西方定位的市場與行政機關，是一種二元對立論。自亞當·斯密開始，這種思維一直貫穿西方的理論和實踐，這種單純的線性思路一直都在亡羊補牢，導致了歷史上幾次金融危機。中國結合自身實踐，走出了一條新的發展道路。行政機關調整運行機制，為市場發展提供沃土，能夠更好地培育、引導、扶持、糾偏。同時，行政機關本身也成了市場體系下的參與者，在市場規制下參與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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