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袁惠琪廣州城市理工學院
隨著國內外貿易自由、金融開放、國際資本流通和全球經濟一體化的不斷加深和發展，中國充分利用有利因素并把握機會，成為全球經濟發展中引人注目的存在。在此背景下，中國的經濟發展狀況及原因越來越受到廣泛關注。通過對經濟發展狀況進行分析，試圖尋找促進中國經濟增長的新動力。
中國經濟增長的外在原因之要素貢獻
資本要素的貢獻。當一個國家擁有足夠的勞動力時，幾乎可以假設其勞動供給曲線是水平的。此時，資本供給和技術進步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在這樣的大環境下，資本的供應量由儲蓄增長情況決定。資金流動不僅受儲蓄水平的影響，也受投資水平影響，二者對推動中國經濟社會發展起重要作用。此外，一系列大型、持久的固定資產投資政策的誕生，也促進了中國經濟發展。
資本要素的大量投入是中國經濟社會蓬勃發展的重要驅動因子，不僅如此，由此推動的儲蓄率和投資率顯著提升，其中投資貢獻率更高，實現了中國經濟社會的持續健康發展。此外，20世紀90年代以后外資投入迅猛增長，它所帶來的貢獻也遠遠高于儲蓄，因此資本要素是我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影響因素。
勞動要素的貢獻。勞動要素是促進中國經濟增長的另一個重要因素。關于勞動投入在中國經濟增長中的作用，蔡昉認為，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時期恰好與勞動力供給充足的黃金時期重合，人口紅利成為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因，人口紅利的出現使得人力資源使用不斷得到優化。
改革開放以前，我國實行計劃經濟體制，計劃經濟體制的典型表現是按人口憑票購物。由于大部分票據有地域限制，因此，票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口的流動。
改革開放以后，國家政策逐漸發生改變，尤其是票證制度、戶籍制度、企業用工制度等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跨區域的人口流動限制也逐步放寬。不再限制人口流動之后，勞動人口就業的區域和領域也發生了巨大變化，大量農民工進入了薪酬相對較高的工業生產領域，釋放出一定活力，客觀上推動了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2014年，全國農民工總量為2.74億人，他們活躍在城市的各個領域，為經濟增長作出巨大貢獻。此外，由于國家鼓勵發展非公有制經濟，企業家們的才華和能力得到充分發揮，這也是促進中國經濟增長的又一重要因素。
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雖然有許多不同的理論流派解釋西方的經濟增長原因，但有一個普遍的認知是提高TFP，即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才能真正推動經濟的發展，并且能夠確保國家經濟長久的穩定的發展。但是，在探究中國經濟增長原因時，多數研究者認為中國經濟的全要素生產率在改革期間雖然實現了增長，但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比較有限。例如，張軍和施少華指出改革后中國經濟的TFP有了明顯提高，1979—1998年生產率的提高對產出增長的貢獻度大約為28.9%。郭慶旺和賈俊雪發現，1993年以前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總體呈現出漲跌互現的波動情形，1993年以來呈現出逐年下降趨勢，直到2000年才得以緩解。總體上，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較低。全要素生產率對于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作用雖然有限，但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動因。
中國經濟增長的外在原因之結構因素
中國經濟發生了兩次重大的結構性變動：首先，產業結構的重大調整，其中最主要的表現就是工業化的迅猛發展;其次，是城鄉二元結構的重大調整，其中最重要的表現是城市化進程不斷深入。這二者是影響中國經濟增長的兩大結構性因素。
工業化推進中國經濟增長。眾所周知，經濟的發展離不開工業化的推動，這一點已成為發展中國家實現跨越式發展的重要基礎。隨著第三次工業革命的開展，中國也緊緊把握機會，降低第一產業比重，提高第二產業比重，從而增加第二產業增長值在GDP(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比例，這加快了工業化進程。堅持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以工業化促進信息化，走出一條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人力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揮的新型工業化路子。然而，進行新型工業化的轉變是一項極具挑戰性的任務，即使在當前形勢下，也很可能無法在短時間里達成。
城市化推動我國經濟快速增長。隨著時代的發展，城市化已成為我國二元結構調整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推動經濟增長和發展的關鍵因素。近年來，人口的大規模遷移表明，城市化仍有巨大的發展潛力可以挖掘。隨著時代的不斷發展，中國的城鎮化進程也逐漸得到推動，但許多城鎮的發展依舊面臨巨大困境和挑戰。盡管有關部門已經采取了措施并取得成效，農村勞動者前往城市謀生依舊面臨著一定的困難和阻礙。但因前往城市就業而產生的人口流動，在一定程度上也促進了經濟發展。
中國經濟增長的制度因素。中國經濟的發展離不開改革開放的推動，要在更高起點上推進改革開放。中國經濟的發展和制度變遷有緊密聯系，制度作為一種基本框架，約束和改變著市場中各種資源和要素的配置，制度的變化是推動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制度一旦發生改變，即制度產生變遷，會對我國經濟的增長產生不可估量的影響。
在西歐，社會經濟增長迅速的主要原因是有高效運行的經濟機構，而這是由國家的制度因素決定的。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旨在根據本國具體實際通過創新和調整來促進經濟的發展，并且這種發展將給社會帶來積極影響。它既給人們帶來了更多的機遇，又給社會帶來了更廣闊的市場，制度變遷對國家經濟增長的貢獻是不可否認的客觀存在。
中國經濟增長的開放因素。隨著全球化的推進，國家的對外開放政策為我們帶來了巨大的機遇，促進了我國經濟全球化的進程。貿易不僅可以促進全球性的商業活動，還可以幫助不同的國家和地區達成合作，提升經濟競爭力，并獲取更多的經濟收益。1978年，我國的進出口貿易總值僅為206.4億美元，但隨后的40年間，這個數字迅速攀升至2018年的4.6萬億美元并不斷增長，到2022年，我國的進出口貿易總值為6.3萬億美元。作為推動國民生產總值快速增長的關鍵性因素，出口對國民的財富和福祉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此外，隨著國家對外政策的不斷推進，吸引了大規模外商直接投資，引入了大量國際資本。
中國經濟增長的內在動因
通過研究可以發現，當前的社會發展狀況與未來經濟發展趨勢密切相關，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社會對經濟的需求。社會對財富的需求可以通過提升個體收入水平以及提升個體社會地位實現，進而影響著社會的發展。因此，當我們追求更高的目標，比如提升社會地位、實現財富自由，以及更好地實現自身價值時，我們在追求經濟收益時也會變得更加積極。
改革推動人們的消費欲望得到釋放，新的產品、信息和觀念也為人們的生活消費、經營管理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變化，這也激發了他們積極參與經濟發展的熱情，從而推動了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
“新常態”下中國經濟增長的新動因
“新常態”是一個新概念，最早由太平洋投資管理公司創造，用以描述西方國家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經濟陷入低增長的狀態。中國經濟經歷了持續30余年的高速增長，依據現實情況，應從目前國內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出發，逐漸適應新常態。
為此，社會各方都積極探討如何在這種情況下，更好地推進我國經濟的可持續增長。雖然技術無疑是促使國家經濟發展的因素，而通過科學研究開發出的產品，則更加符合國家的根本發展需求。但由于它的周期性較長，短期內不能成為國家經濟快速發展的唯一支撐。總體來看，既有研究主要從如下幾個方面討論了經濟增長的可能的新動因：
一是尋求延續人口紅利，這主要體現在蔡昉的一系列研究中。蔡昉指出，在當前劉易斯拐點顯現的背景下，應通過延續人口紅利獲得可持續增長的源泉，措施包括提供更充分的就業機會、積累人力資本、調整生育政策等。可通過延長退休年齡、推進農業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和提高就業率。
二是依據政策增長模式，發揮國內消費的主導作用。郭其友等指出，國內消費為主要動力的增長格局是各國經濟發展的共同方向，而這要從多個方面深化改革，主要包括建立工資的正常增長機制，擴大勞動報酬收入占國民總收入的比重;建立相對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保障低收入群體的消費水平;調整產業結構和政府的支出結構，培育新的消費增長點。
三是推進制度體系的深層次改革。為確保高質量發展，我們必須不斷推進體制轉型，優化和調整經濟結構。要求我們全面深入地推進資源配置、市場競爭、產業發展和地方政府職能轉型，以及實施更加有效的政策措施。
此外，還應注意，在當今多變的開放環境中，我們應該積極借鑒國外有效的增長動力理論，但也應該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以有針對性的方式探索轉型期間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以期達到可持續發展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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