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龍玥兒上海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隨著社會發展不斷深入，大眾的消費方式也發生了巨大改變。消費是人生存的基本手段，生存是消費的最終歸宿，消費就是生存，生存就是消費，消費的發展即人的發展。然而，目前人們所討論的消費大多是經濟學意義上與生產相對應的消費，是資本增值條件下的商品消費，而非放在廣義的、人的生存語境上來考察消費的原初內涵。
自20世紀以來，部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中大眾的消費方式也從傳統消費方式轉變為現代性消費方式，在現代性消費方式下，人們也在消費行為中不斷進行自我完善。消費方式的更迭不僅意味著社會整體經濟結構的變化，還意味著人們生存和發展方式的變革。馬克思、西美爾等人為代表的現代性視角的批判研究都蘊含著人們在“消費社會”下的生活困境、生存焦慮。
考察現代思想史上的消費問題研究，首先可以從馬克思的視角入手。在以馬克思為代表的資本批判研究中，蘊含著許多關于消費與生存的問題。早期馬克思通過預設人的本真生存狀態來批判大眾現存的生活。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通過人與其產品之間的關系揭示消費對于人的意義。“他的生命表現就是他的生命的外化，他的現實化就是他的非現實化，就是異己的現實。同樣，對私有財產的積極地揚棄，就是說，為了人并且通過人對人的本質和人的生命、對象性的人和人的產品的感性的占有，不應當僅僅被理解為直接的、片面的享受，不應當僅僅被理解為占有、擁有。人以一種全面的方式，就是說，作為一個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質”。在這段描述中，馬克思實際上沒有直接表明什么是“完整的人”、怎樣去“占有自己全面的本質”，而將其作為一種應然狀態，并對人的現實生存狀況進行超越分析。雖然馬克思已經開始關注到“現實的人”的生存狀態，但依舊是從抽象的維度談論“完整的人”和“人的全面本質”。但在后一個階段，馬克思開始通過勞動價值論分析人的消費與生存之間的關系，以“拜物教”的方式揭露出人的生存狀態。當商品拜物教、貨幣拜物教、資本拜物教逐漸統治大眾生活時，物的統治地位便達到了頂峰，人與人之間多種多樣的社會關系被統一化為簡單的物—物關系，人們的生產生活方式甚至可以直接通過資本增殖的G—G’形式摒棄具體的物的規定性，使得拜物教統治走向神秘化的頂端。由此可見，當馬克思用政治經濟學的分析方法來探索人在現代性條件下的生存狀態時，便已經摒棄了早期的人本主義邏輯。
隨著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持續發展，現代消費方式也隨之發生了變化，要探尋消費與人的生存關系問題，就要持續研究資本主義社會的消費狀況。20世紀，資本主義開始進入到消費社會階段，許多現代思想家開始對社會中出現的消費問題進行理論批判及道德譴責。以現代性視角進行分析的代表人物有凡勃倫、西美爾等人，以及后續的法蘭克福學派等西方馬克思主義者。20世紀初，美國經濟學家托斯丹·凡勃倫根據對當下資本主義社會消費現狀的考察，提出“炫耀性消費”概念。根據他在《有閑階級論——關于制度的經濟研究》中的論述，美國的權貴“所消費的物品的逐漸改進的主要動機和直接目的，無疑是在于改進了的、更加精美的物品，更加有利于他個人的享受和個人的福利。但這一點并不是消費這些產物的唯一目的，這里還存在著榮譽準則，這類改進凡是符合這個標準就會受到歡迎，就會延續下去。使用這些更加精美的物品既然是富裕的證明，這種消費行為就成為光榮的行為。”他揭露了美國的上層階級為了炫耀財富以及維持社會權力而進行炫耀性消費的行為。另外，西美爾指出了在都市消費過程中人們相互觀看的視線的可表達性和互惠性，指出人從某種程度上是“由內容、能力與潛質堆砌在一起的未成形的復合物”，通過與外界事物建立聯系才形成確切的結構。但在現代性條件下，人的社交性成為“形式化的、外向型的原則工具”，“屬于個人的那些方面早已喪失了其獨特性和本質上的完整性，遺留下來的只是為了社會交往而被保留或被定形的東西。”可見，西美爾已經開始探討人在現代化進程中“本真自我”的丟失。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以列斐伏爾為首的學者會對西方資本主義消費社會進行批判，這導致了20世紀哲學的基本轉向。列斐伏爾也是第一位把西方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的特征描述為“消費社會”的思想家。早期的列斐伏爾以更微觀的視角探尋人在社會中的存在方式，著重批判現代大眾在日常生活的異化，認為現代社會中資本關系對人的控制體現在尋常生活當中，而這種控制并非法蘭克福學派認為的技術理性統治，而是由象征、形象、符號、信號等形成的語義場直接地對人的日常生活控制。他認為“日常生活從信號中獲得日常生活的意識，然后，把符號象征降低為‘潛意識’，這些符號象征與日夜、父母、饑餓和性這些最深層次的節奏聯系在一起。這種被撕裂的意識總是膚淺的，等于缺少意識。”列斐伏爾對日常生活的解讀是以人們活生生的身體作為載體的，即列斐伏爾對日常生活的批判不同于以往哲學家們以歷史理性的語言對世界進行規范，而是轉化為人們生活的實際狀態和生存方式。馬克思認為，日常生活是社會生產方式的總體性產物。列斐伏爾認為，日常生活以更加碎片化的形式涵蓋社會生產的剩余物。其中透露出存在主義與馬克思主義之間的張力，也即“人的生存與日常生活的關系問題”。
存在主義往往強調意識與生存的個體性，重視個人生活的感覺與體驗，但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人的總體社會關系。而馬克思主義習慣于將人的生存方式群體化，容易脫離具體的人的生存狀態進行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方法來解釋人的社會活動。存在主義易將個人意識神秘化，而馬克思主義易將群體的社會意識神秘化，列斐伏爾認為“社會主義如何介入日常生活”的答案并不明了。實際上，列斐伏爾就是將經典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商品拜物教理論具象化、激進化為日常生活批判。
在中后期，列斐伏爾對日常生活這一概念的解讀發生了變化。具體來看，工業社會中日常生活的復雜性和混沌性表現在它被各個部門、各個類別的社會分工和社會文化剩余，但中后期的列斐伏爾將日常生活的原始粗糙的整體性質抹去，表現為一個在工業社會內部擴散的“層面”。既然列斐伏爾以層面的形式描述日常生活，那么日常生活這個概念必然變為一個可被確定的、可被描述的、單一的、標準的領域，正是因為它具備了這些特征，才能在任何發達資本主義社會中存在，這導致“日常生活與現代性，一方修飾和掩蓋另一方，泄露和遮蓋著另一個”。
晚期的列斐伏爾對日常生活的概念逐漸偏向了后馬克思主義或后現代性，幾乎完全摒棄了馬克思的物質生產第一性的原則，反而將“消費”作為社會的主導性力量，解構并顛倒了馬克思的生產主導視野。
法蘭克福學派持續進行對消費行為的批判研究，也是在這個時期，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消費社會發展到成熟階段。法蘭克福學派大多是帶有激進傾向的猶太人，帶有較為濃厚的馬克思早期異化思想。盧卡奇認為，物成為主導人際關系的控制性力量，它是“客觀的、不以自己的意志為轉移的某種東西，變成了依靠背離人的自律力而控制了人的某種東西。”盧卡奇的物化理論對后續法蘭克福學派的理論提供了方向，使他們著重以“異化邏輯”的視角去批判資本主義社會。
同樣的，法蘭克福學派先預設了一個應然維度的消費狀態，再通過對實然層面的描述來確證消費的異化與人的異化。當法蘭克福學派的學者們用早期馬克思的邏輯看待大眾消費問題時，大眾消費文化便成為了統治階層消費主義意識形態的工具。大量的文化產品在消費主義意識形態的操縱下成為了無內容、單一的文化，并以“文化工業”的形式操縱著大眾，使大眾喪失了獨立思考的能力和批判的精神。
具體來看，霍克海默和阿多諾認為資本主義文化工業通過“溫和”的手段使大眾不自覺地陷入低級需求的自滿當中，“所有的人從一開始起，在工作時，在休息時只要他還在呼吸，他就離不開這些產品。沒有一個人能不看有聲電影，沒有一個人能不收聽無線電廣播，社會上所有的人都會接受文化工業品的影響。文化工業的每一個運動，都不可避免地把人們再現為整個社會所需要塑造出來的那種樣子”，文化工業的無孔不入地滲透到大眾的生產生活中，強烈地抑制了人的創造性與豐富性，造就了人們單向度的生存方式，這在馬爾庫塞的理論中可以得到更加全面的確證。
馬爾庫斯更加集中地體現出人在全面異化的社會中的單一性，他認為在大機器生產條件下，人喪失了超越性維度，以虛假的社會繁榮來滿足內心的平淡與空虛，但這樣的社會繁榮“阻礙著質的變化。由此便出現了一種單向度的思想和行為模式”，例如人們對于“美好生活”的生存標準不再異質，“小轎車、高清晰度的傳真裝置、錯層式家庭住宅以及廚房設備成了人們生活的靈魂”，帶有神秘色彩的“靈魂”具有了“物”的實際存在形式，它以一種宗教的形式阻礙人們尋找生命意義的多重性，轉身投入消費文化中尋找靈魂的救贖。
弗洛姆則將他的精神分析理論應用在資本主義的社會批判上，表示“資本主義在工業技術、經濟和社會結構上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而在人的性格上的變化不但同樣巨大，而且帶有根本性。”這樣的根本性變化可以通過消費行為表現出來，“每個人都被誘惑去購買盡量多的商品，而此時他還沒有攢夠足夠消費的資金，更多的消費需求是在廣告和所有其他促銷手段的強烈刺激下產生的。”于是，人的性格數量化、抽象化，“抽象化的幽靈只代表了不同的數量，而不是不同的品質。”
總的來說，法蘭克福學派主要描述了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的文化工業在何種程度上面臨階級的對立和矛盾，由此使人的個性被磨滅、夷平，大眾(尤其是無產階級)也逐漸喪失反抗與革命的意識，“行尸走肉”般地活著。這些理論基本可以被歸為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者對資本主義消費社會現象的初步闡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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