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維迎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聯合創始人
什么是企業家精神
研究企業家35年，我最近的體會是，要真正理解企業家精神是什么，必須理解企業家精神不是什么。我從案例出發，通過分析，引出一些我認為具有普遍性的結論。
保羅•歐德寧(Paul Otellini, 1950—2017年)是英特爾公司第五任CEO，我在擔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期間，他曾是我的國際顧問委員會成員。
英特爾公司的前三任CEO都是公司的創始人，可以說是真正的企業家，三人性格互補，珠聯璧合，把英特爾做成計算機和IT行業的“發動機”。其中，羅伯特•諾伊斯是集成電路的發明人之一，戈登•摩爾是“摩爾定律”的提出者。
在諾伊斯時代(1968—1975年)，英特爾生產RAM和DRAM，研發出微處理器。在摩爾時代(1975—1987年)，英特爾仍然是DRAM的專業制造商，但面對日本廠商的競爭，英特爾迅速失去了市場份額，1984年市場占有率甚至一度降至1.3%。此時，公司開始將重心轉到微處理器，并決定退出DRAM業務。
在安德魯•葛洛夫時代(1987—1998年)，英特爾集中于PC處理器業務，使得英特爾取得巨大發展，英特爾和微軟共同成為PC業界當之無愧的統治者，但公司的經營戰略開始顯得僵化。
安德魯•葛洛夫退休的時候，把克瑞格•貝瑞特提拔為CEO。貝瑞特原來是葛洛夫的得力助手，一個典型的職業經理人，長期擔任公司COO，因而被稱為“主內先生”(Mr. Inside)。
貝瑞特1998年上任的時候，互聯網和手機開始普及，貝瑞特開始大規模收購其他公司，試圖轉型為手機和互聯網公司，但以失敗告終，貝瑞特于2005年辭職。接替貝瑞特的保羅•歐德寧也是一位“主內先生”，從COO升任CEO。保羅•歐德寧主政期間，英特爾業績斐然，營收創紀錄，從388億美元增長到540億美元。
出人意料的是，2012年11月19日，歐德寧宣布第二年5月辭去CEO職務，當時他只有62歲，遠不到英特爾65歲的正常退休年齡。歐德寧是在尚未確定新任CEO人選的情況下宣布退位的，這在英特爾歷史上還是首次。
保羅•歐德寧突然辭職，主要原因是自己在應對智能手機和平板電腦業務時決策失誤，被認為是“英特爾史無前例的誤判”。
在接受《大西洋月刊》采訪時，歐德寧承認在他擔任CEO期間，曾親手扼殺了成為第一代iPhone處理器供應商的機會。
故事是這樣的：蘋果公司在2007年和2010年先后推出了iPhone和iPad產品。蘋果公司曾考慮將第一代iPhone處理器的生產委托給英特爾公司。喬布斯找到歐德寧，開出的價格是每枚處理器10美元，除此之外不給一分錢。
于是，歐德寧組織了一個團隊，進行了一系列的測算：根據這個開價，要確保多少產量才能盈利，而這取決于iPhone的銷量。算來算去，英特爾的團隊認為，為iPhone開發處理器需要巨額資金投入，每枚才賣10美元，肯定是一筆賠本的買賣，不值得做。
歐德寧接受了下屬的意見，回絕了蘋果提出的交易。蘋果因此轉向三星電子。三星由此迅速壯大，僅用了三年時間，在晶圓代工行業的排名就從第10位躍升到第3位，并開發出自己的智能手機Galaxy，成為蘋果的競爭對手。蘋果公司后來因知識產權問題控告三星，這是后話。
事實證明，英特爾當時對成本和銷售的預測是錯誤的。iPhone手機生產量竟達到英特爾團隊所預期的百倍之多。這讓英特爾后悔莫及。
有標準答案的決策都不是企業家決策
我想用這個故事說明的是：企業家決策不是科學決策。經濟學和管理學中講的決策是科學決策，不是企業家決策。科學決策是基于數據和計算，給定數據，最優選擇是唯一的。
企業家決策是基于直覺、想象力和判斷。同樣的數據，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想象力和判斷，選擇會很不同。因此，科學決策能形成共識，有標準答案;企業家決策是非共識的，沒有標準答案。換言之，有標準答案的決策都不是企業家決策。
可以用考試或課程作業為例說明這一點。一道考題，考卷上寫出A、B、C、D四個可能的答案供你選擇，但正確的答案是唯一的。設想考完試后，你問周圍其他同學是如何選擇的，如果大部分同學選擇了A，而你實際上選擇了C，你心里一定發毛，因為十有八九你錯了。
但對企業家決策而言，多數人認為正確的很可能恰恰是錯誤的。所以，那些杰出的企業家作出的最重要的決策，最初常常不被多數人認同，甚至被認為是荒謬的。多數人認同的決策只能是科學決策，一定不是企業家決策。
當然，我們也不能反過來說，多數人反對的決策一定是正確的決策。我的意思是說，企業家不會按照多數人的意見做決策。他的意見可能對，也可能錯，要由市場事后檢驗。多數人的意見不能成為判斷的標準。
我有一個學生，畢業后到一家跨國公司當雇員，薪水很高。有一天他找到我，說自己想下海創辦企業，當企業家，征求我的意見。我說我沒有辦法說行還是不行，我就問你一個問題：“你爸媽什么意見?”他說：“父母堅決反對。”我說：“那你不妨試一試。”
在我看來，連父母都同意的決策，不太可能是一個企業家決策。這個學生果真下海了，至目前為止，企業做得還不錯。
有一次給學員講課，我到達的時候，他們在做一個商業計劃競賽，我就坐下來聽。奇虎360的周鴻祎正在對一個年輕創業者的商業計劃書做點評，我聽到的基本是否定態度。
我上臺后對小伙子說：周鴻祎說你不行，不等于你真的不行，因為當初他做企業的時候，別人也說他不行，說他不行的人當時的名氣比他現在的名氣還大。
數據和計算之所以在企業家決策中不起關鍵作用，是因為企業家決策面臨高度的不確定性。所謂不確定性，是指企業家決策時面對的未來事件是主觀的、未知的、獨一無二的，沒有統計樣本，沒有概率分布，因而無客觀數據可用。
進一步而言，未來的不確定性受現在和未來選擇的影響，而不是由過去發生的事情預先決定的，同樣的行動帶來無數可能的后果。
因此，不僅如同哈耶克講的，市場是一個發現程序，一個不斷獲取信息的過程，不是給定數據下解方程;市場更是一個創造過程，是人類想象力和創造力潛能的運用過程。
企業家不是給定數據下做決策，而是發現還沒有被發現的數據，想象可能的未來，創造本來不存在的東西。
用郵政馬車的數據預測汽車是沒有用的，風帆木船的數據也不可能告訴我們鐵船是否可行，因為汽車和鐵船很大程度上是卡爾•本茨和約翰•威爾金森這樣的企業家想象出來的。
經濟學家把“不確定性”等價于“風險”，進而把“風險”等價于統計學上的誤差是嚴重誤導的。正如德國學者雷納•齊特爾曼指出的：“企業家通常不會按照經典經濟學理論的理性假設行事。他們通常不把自己的決策建立在概率計算上，也不傾向于遵循復雜的理論假設，而更憑直覺行事，主要靠感覺。”
我并不否定數據和科學決策在企業管理中的重要性。事實上，在我看來，成熟企業90%以上的決策屬于日常管理決策，可以借助管理學院學到的科學決策方法做出。但決定企業命運的是不同于管理決策的企業家決策，不是科學決策。
比如，是否在一個特定的地方開一個飯館是企業家決策，而一個飯館每天購進多少食料、雇傭多少廚師和服務人員，屬于管理決策。管理決策可以借助于數據和計算做出，企業家決策更多依賴于直覺、想象力和判斷。
管理者和企業家的區別
在大的科層公司，位于頂層領導崗位的人做的決策，主要是企業家決策，而位于中下層管理崗位的人做的決策，主要管理決策。因此，對高層領導而言，最重要的是直覺、想象力和判斷;而對中下層管理者而言，最重要的是數據和計算。
我相信，隨著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越來越多的管理決策可以由計算機自動做出，但計算機永遠代替不了企業家決策，盡管企業家決策的范圍會隨著技術和知識的積累發生變化。
企業家做的是無法用數據和計算替代的決策，任何可以用數據制定的決策都不再屬于企業家決策，只是普通的管理決策。
我們還必須認識到，現實中的企業家通常身兼數職，既是企業家，又是管理者，因而除了企業家決策，還要做不少管理決策。但企業家首先必須判斷哪些是企業家決策，哪些是管理決策。
保羅•歐德寧的失誤在于，他把一個企業家決策誤當作管理決策。喬布斯推出iPhone是一個典型的企業家決策，相應地，是否給iPhone提供處理器也是一個典型的企業家決策，需要的是直覺、想象力和判斷，而不是公司財務人員和營銷人員的計算。三星電子公司毫不猶豫地接受了蘋果公司的委托，正是基于三星董事長李健熙的企業家直覺。
歐德寧后來接受媒體采訪時說到：“當時直覺告訴我，應該接受蘋果提出的交易。”但這可能有點“事后諸葛亮”的味道。事實是，他相信了數據，沒有按照自己的直覺行事。
這就是管理者和企業家的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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