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高德紅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我的創業之路,是一條艱苦卓絕、篳路藍縷的科技創新之路。
我的本科和碩士都就讀于華中科技大學(原華中工學院),碩士研究的方向是紅外熱成像,畢業后分配在電力系統,做了很多紅外方面的研究。在改革開放大潮的影響下,特別是在很多下海創業先驅創業精神的感染下,1999年,我用工作12年的30萬元積蓄注冊了高德紅外公司,可以算是白手起家。
作為科技工作者創業,沒有社會關系,沒有其他支持,只能靠技術本身。從創業之初,我就想得很清楚:我們理工男沒有別的本事,就是搞好專業,當一個工匠或者科學家。如果當不了科學家,就當工程師,把企業做成高科技企業。一輩子很短,能把一件事情做好就不錯了。公司創立到現在,雖然創業過程艱難曲折,但我們還是一直沿著一個大方向和行業在做事情。
我所研究的紅外熱成像技術,可以理解成一種攝像機,但是這種“攝像機”拍的不是肉眼可見的圖像,而是紅外圖像。所有的物質都會有分子運動,分子運動會輻射紅外線,這種光線客觀存在,只是肉眼看不見。它非常微弱,會受到溫度、溫差、表面材料的輻射特性等因素影響。溫度越高,輻射越強。因此測溫是紅外熱成像技術的一大應用場景。
紅外熱成像技術最大特點是能在完全無光的情況下,看到幾十公里外的目標。如果背景比較干凈,它甚至能看到幾百公里外的目標。這種技術不需要像雷達一樣發射任何電磁波,它可以穿透煙霧和沙塵,看到隱蔽目標。如果車上安裝了偽裝網,它也能發現。
這種技術的核心集中在“紅外探測器”芯片上,這顆芯片能把紅外線轉換成電信號。十幾年前,西方有些國家偶爾會賣給我們一些低端芯片,我們最開始也是在歐洲買少量低端芯片做測溫儀等。但西方對于高端芯片技術,從未對中國開放過。即便是中美關系還處在“蜜月期”時,美國也沒賣過一顆這種芯片給中國。西方國家對紅外探測器芯片的封鎖,比對華為、中興等手機芯片的封鎖要嚴密得多。
非典時期要控制高溫人群流動,這是防疫重點。我們一接到任務,就立刻改造倉庫里各種電力測溫系統,用于機場、碼頭人體測溫,效果非常好,當時全國99%的產品都來自我們一家。
此前,我們的測溫系統主要用于其他工業領域,并沒有專門用于非典的人體測溫系統。從非典爆發到結束短短一個月,我們科研團隊連夜加班加點,熬了三四天,設計出適用的測溫系統。這些設備很快就布滿了關鍵的機場和碼頭,不過非常遺憾的是,我們當時拿到的進口許可證只有1000支的額度,而用于各大機場、碼頭等場所的不到900支,這是當時用于防疫的總設備量。雖然數量不大,但它還是起到了巨大作用,為抗擊非典作出了應有的貢獻,也受到了政府表揚。可見,這顆芯片對于整個行業和中國來說有多么重要。
2008年,西方國家把我們拉入了黑名單,對我們實施了制裁,高端芯片就再也拿不到了。當時我們就下定決心,要么公司關門不干了,我們改行;要么必須把芯片造出來,沒有其他路可走。
2010年公司上市后,我幾乎把所有錢砸在了這顆芯片上,認識我的朋友沒有一個人不反對。他們說:“好不容易有點錢了、公司上市了,把這點錢全部砸到芯片里不值當。”雖然我是技術出身,但那時我也認為干成這件事的可能性極小。
當時真可謂“一無所有”,沒有人才、沒有技術、設備還處于封鎖狀態,很多特殊的高純材料也都沒有,更別提里面的硅晶體材料了。再加上紅外熱成像芯片涉及的技術鏈條很長、子專業很多,但凡有一個專業搞不通,整個芯片就做不出來,前面那些工作也就白干了。當時大家都認為,芯片研發成功的概率不會超過10%。
我也在想,要么死掉,要么沖出重圍。要是干不成芯片,錢全砸了,估計公司也會完蛋。
在這種壓力下,我們是被逼著干起來的。這條科技創新之路很艱苦,但凡當時還有其他退路,我可能也不會選擇它。
通過十年的努力,現在芯片不僅造出來了,在大面陣雙色紅外探測器等一些前沿領域,也已經達到了西方最先進的水平,幾個關鍵指標還處于領先地位。我們還建成了三條批量生產線,年產芯片超百萬片。
最后,我想談幾點體會:
第一,作為民營科技工作者,要保持專注,一輩子做好一件事就很好了。
第二,面對西方的封鎖,我們要有信心。研究紅外芯片這么困難的事我們都能做成,我相信其他很多事只要努力也能做成。
第三,改革開放四十多年,積累的行業基礎和大批人才,讓我們有實力和能力去突破“卡脖子”難題。
第四,我們還要有情懷。科學無國界,但科技工作者有國籍,我們要竭盡所能,為國家和社會多做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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