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崇賢館世紀文化傳媒有限公司董事長 北京崇賢館創始人 北京大學校友
每天上午騎著自行車，到李一氓家里，幫他記錄和整理口述的回憶錄。老人叼著煙斗，坐在客廳的沙發上，慢條斯理地講述他已在腦海里反復“淘洗”過的經歷。
三十多年后，李克對這一幕依然記憶猶新。一方面在于李一氓既是黨內德高望重的職業革命家，還是一位新舊文化交替時期中國知識分子的典型;另一方面也在于這是李克大學畢業后第一份工作。
做學者，還是做商人
上世紀80年代初，社會正經歷一種“書荒”，沒有多少書可讀。
即便是到80年代末，《四大名著》的新版本出來后，北京新街口新華書店都會有人凌晨排長隊來購買。這場景在今天也許令人費解，但屬于那個時代所獨有的，對知識、文化的饑渴。
當年，借著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的平臺，在為李一氓服務的同時，李克還有幸接觸并走訪了季羨林、余冠英、錢鐘書、啟功、王世襄、王季思、周振甫等一些公眾耳熟能詳的大家。
1990年老先生離世后，李克的工作也有轉變，接觸了一些跟出版業經理人有關的工作，開始操持國學典籍的出版。這份新工作仍然離不開每天都要到圖書館復印線裝書的資料，然后整理校對。
1992年，小平同志發表南巡講話，一大批人紛紛下海，成為時代的潮流。
“如果堅守原先的工作崗位，按部就班，自己的人生也許就要一輩子活在別人規劃的固定模式當中。”回想當時創業的心態，李克說：“可能也是為了內心一個小小的沖動，比如可以自由規劃時間，發工資的時候不會那么糾結。唯有如此，才會一點一點去靠近你想要做的事情。”
在跟社會磨合的這段時間，尤其是親歷過一位親友的無常變故后，李克反復權衡自己的人生選擇：做學者，還是做商人?
“有些老先生甚至能將儒家的十三部經書近70萬字全部背下來，確實令人高山仰止。”李克感嘆說。
由于接觸過許多學術名流，也見識過老先生們的古文功底，李克自覺這一輩子做學問都難以望其項背，所以時至今日，他都沒有把自己定義為學者，而更多是做一名以工商業為推手的文化傳播者，藉此走出一條跟前輩不同的道路。
創業后遭遇8次分家
下海后最緊要的就是如何生存下來。在辦停薪留職之前，李克向一位學界前輩請教：“您說像我這樣的一個人，將來會不會餓死?”
對方回復道：“社會改革開放以后，是不會出現餓死人的情況。只要你努力工作，就一定會有好的結果。我可以保證。”
多年后回想起這段話，李克仍覺得言猶在耳。正是得到了這一番鼓勵，李克最終走出了由于父親反對他下海創業而帶來的糾結：如果停薪留職，就脫離父子關系……
李克把心一橫下了海。
1997年，李克成立了第一家公司“歸去來文化”。
乍一聽公司名字，就知道李克當時的文人情結多濃厚，但情結不能當飯吃，找不準市場的節奏和需求，公司的業務一直不溫不火。李克回憶說：“我記得當時跟一位親戚借了3萬塊錢，以為等一套書做好了，頂多三個月就能把錢還上，結果用了三年，最后才還給人家。”
李克創業的轉折點是后來做《康熙字典》項目。他將古籍進行重新排版、點校注音，使之變得符合現代人的閱讀習慣。因為順應市場需求，同時又開了古籍出版形態創新的先河，產品一經面世就非常搶手。
以此為契機，李克陸續在古籍整理出版上發力。
北大中文系的功底，十年與國學大師接觸并整理古籍的積淀，使李克的產品例如《唐宋八大家全集》等，都具有很深的國學底蘊，同時又適應當代人的閱讀需求。
好生意找到了，但伙伴出了問題。
讀書人出身的李克，創業之初把做生意想得很簡單。創建團隊之初，身邊的同學是他最容易想到的合作伙伴。1997-1998年，由于項目切中了市場空白，公司發展還算不錯。然而一年下來，合作伙伴一看掙錢這么容易，馬上就要求拿著現金出走，而且還振振有詞：“雖然把車開走了，現金拿了一點，但留下來的庫存應該更多呀!”
現在回想起來，李克明白一個道理。做生意可以一個人，但公司要發展壯大就離不開組織，就涉及到組織架構的設計、職能的協調以及利益的分配。這是一套專業的知識系統。不僅創始人要明白，伙伴們也都要就此達成一定的共識。
創業20年來，李克前前后后遭遇8次分家。
李克自嘲這種拆分“跟離婚差不多”，這直接導致企業發展很緩慢。“離婚”次數多了，他也就慢慢明白組織的關鍵是什么。現在，公司搭建了“員工持股平臺”，避免再因團隊變化而“大傷筋骨”。
這一次次折騰也讓李克意識到：好生意重要，好伙伴更重要。因為好伙伴能生出好生意，壞伙伴則相反。
“做公司，賺錢是基礎，但不必把賺錢當成全部目標，因此也就不必一味求大或求利潤率。”歷盡艱辛，李克也更清楚了自己的追求：“在別人看來，公司規模的大和小，甚至是否上市，是成功與否的標志。對我來說不是，公司只是我文化傳播的載體，創造社會價值才是第一位的。追求快錢和大錢的伙伴本來就不是同道中人。建立員工持股平臺以后，誰退出都不至于影響公司的發展。”
在李克看來，創業不僅是一種謀生和價值實現的方式，也能帶來對當下這個時代的社會生活方式最豐富、最深刻的理解。在這樣的時代，找到你發自內心認為正當的事業，然后讓更多人認識到這是正當的就是價值本身，也是王陽明心學中致良知的本義。
李克很認同一句話，“偉大都是熬出來的。”
為了別人眼里的光鮮，當事人不知歷經了多少苦難。企業經營是一條深不見底又一望無際的河，只能摸著石頭步步驚心地往前走，沒有真正的安全地帶，甚至沒有真正的對岸。
北大國發院的溫暖回憶
“和創業一樣，學習也是一生的旅程，知識越來越有用，但知識沒有絕對夠用的時候。”說到自己的大學時光和進修之路，李克內心充滿溫暖的回憶。
李克的學習經歷有三段，第一段是北大中文系的學習。第二段是畢業十年跟著大師整理古籍，這段學習也是難得的。
第三段是在北大國發院讀了EMBA，是意識到企業管理重要性之后的主動學習。這一點與前兩次的命運安排不同，是自我的設計。
在北大國發院BiMBA商學院，第一門課就是商務統計。
“我是中文系畢業的，由文學思維突然轉變為數學思維，簡直痛苦至極。”如今回想起這段經歷，提到特別認真、特別較勁，但也特別可愛的胡大源老師，李克依然感慨良多。
有一回，李克所在的小組作業被查出來和另一組幾乎一模一樣，胡老師痛批一頓，要求全部重寫，但大家因此喜歡上了胡老師的認真勁兒。
等到胡老師帶著他們去馬陵古道，進行困境決策的現地教學課時，大家對胡老師有了更深的印象。
傍晚時分，李克和同學們跟著胡老師模擬當初龐涓追擊孫臏的場景，一起徒步走進古道，然后看到依稀的樹林，還有溝壑，切身感受當初戰爭中雙方將士的心境。
然后，胡老師又給出總結，并和當下的商戰結合，十分精彩。“我覺得，他教的不是具體的經營方法，而是一種作為企業人如何提升心性，解讀宏觀信息的方法。”李克說，這樣一種思維方式的建立和篩選信息工具的訓練，在進入信息時代之后已經成為現代企業生存的基本技能。
在北大國發院，李克記憶深刻的還有周其仁老師、林毅夫老師，關于他們的見識和授業方式，有著很多溫暖的回憶。
周老師對一些大企業的轉型和企業家精神極其關注。他分析事物的經濟學邏輯尤其讓人喜歡。周老師還分享過他人生很重要的經歷：手邊一定要有一本很難理解的哲學書，而且要經常讀，這樣才會鍛煉自己的思維能力。做社會科學的人一定要學習邏輯，一定要敢于和樂于進行哲學的反復訓練，提升深度思考的能力。
對林毅夫老師，李克說：“我們私下都管他叫‘林比較’，他的課程就帶有一種很廣泛的經濟學視野，在中國經濟跟世界比較，中國不同區域經濟比較的過程中，能感受到他有一套經濟學的邏輯和體系。而且能夠看出他對中華傳統文化有著很深的積淀，這都是大格局，令人感佩!”
回首在國發院兩年間的學習，李克認為BiMBA商學院最大的幫助是建立了對經濟學和管理學的認知框架，同時激發了自己對社會乃至哲學的進一步思考：在西方，馬克思•韋伯完成了基督教社會向現代工商社會的哲學轉型。東方的傳統是農耕文明，儒釋道經典智慧如何同現代的工商文明相結合?這其實是一種巨大的挑戰。可以說，我們今天經濟學和管理學的理論家和企業家們，都是這個新文明進程中的探索者和推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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