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溝里飛出金鳳凰”是小概率事件，普通人怎么辦
我的小學在杭州市郊，是一所很一般的學校，但我非常幸運地考進了杭州一所有些特別的中學——杭州外國語學校。我的小學老師說，我是我們小學前后9年里唯一一個考進這所中學的人。
人生富有戲劇性。當年因為奧數得了獎，老師才讓我參加考試。考試之前，我幾乎不知道這所中學，更沒有復習、準備、做模擬題。拿到錄取通知書之后，我跟老師說我不想去，因為聽名字以為它是一所完全學外語的學校，我想去一所數理化比較強的中學。
后來，我被小學校長叫去談話，校長親自勸我，我才決定去讀杭州外國語學校。現在回想起來，還好當時聽勸。
杭州外國語學校是一所非常好的中學，老師同學都很好，一入學就有外教，有國外的中學生前來交流，還有出國home stay(家庭寄宿)的機會，這在上世紀90年代非常難得。它是當時浙江省唯一一所小學升初中就可以全省自主招生的學校，所以能夠在省內壟斷性地挑選生源。杭州外國語學校保送大學的比例也非常高，每年都在80%以上。進了這所中學，幾乎等于進了大學。
也正因此，老師的教學受高考的影響相對較小。很多時候，老師都是自主發揮，甚至有時候會在課堂上播放美國大片(當時的美國大片鮮有在國內電影院上映的)。
當時，我們中學一年大概160個學生，絕大部分是統一考試按分數錄取的。也有小部分考分差一點，交贊助費進來。160人里不少是官二代和富二代。
初一開始大家強制住校，每天從晨跑到晚自習再到睡覺都在一起。相互之間的交流和影響比其他中學要大得多，彼此之間的關系也比較親密。12歲至18歲這6年，我們這一小群人互相影響，形成了和其他人不太一樣的價值觀和世界觀。
相比其他中學，我們接受西方文化影響更早，程度更深，比例也更大。我們中的相當一部分，比其他同齡人要更為開明和自由一些。
杭州外國語學校畢業后，我被保送進入浙江大學混合班。混合班是浙大竺可楨學院的前身，算是高校精英教育的試驗。
每年保送進浙大的人和高考考分比較高的人，可以參加一次混合班的選拔考試。大概200個人能進入這個班，“享受”和其他學生不太一樣的“待遇”。
這個班前兩年不分系，學理工科的基礎課程，用較難的教材，很好的老師，每個學期結束有一定比例的學生被淘汰。如果沒有被淘汰，兩年結束時可以選導師、進實驗室。
浙大雖然在整體資源和實力上和清華有些差距，但混合班享有的資源、機會和自由度還是非常可觀的。一方面，導師制給學生創造了很好的借口刪除一些無聊課程;另一方面，一些不太好分配的資源和機會，常常會落在混合班。比如，讀大一時我有幸入選Melton Foundation(梅爾頓基金會)就是一個例子。
浙大的混合班是Melton Foundation在中國唯一選拔小伙伴的地方，其他四個地方是：印度、東德、智利和美國黑人地區。每個地區每年5人，入選后會送一臺電腦全年免費上網，先用郵件和其他地區的同齡人建立聯系，然后飛到一個成員國待10天左右的時間，一起開年會、一起討論、一起玩。
每年一次的聚會讓我有機會近距離觀察其他國家同齡人的起居習慣，一個副產品是，我很早就習慣了印度英語，這對我后來到美國讀研究生、工作，聽印度老師上課，和印度同事溝通無疑有很大幫助。
這個基金會在社會上影響不大，但對我和我的小伙伴們影響深遠。它讓我深刻意識到，世界上不同的人種、不同的文化，他們的出發點、思考問題的方式和做事方式，是我之前完全不知道也很難想象的。
現在回想起來，和同齡人相比我中學和大學的經歷非常幸運，甚至可以說有點特殊。這些經歷讓我認識到“山溝里飛出金鳳凰”一定是小概率事件，大部分富二代，特別是官二代都非常優秀。
普通人怎么辦?我們一定要學會“田忌賽馬”，讓自己在整體資源劣勢的情況下創造出局部優勢，進而有機會獲得整個“戰役”的勝利。由此，平凡人才可以成就非凡事。錢是工具，不是目的。
我的中學和大學總體而言幸運而充實，但也有一個不小的遺憾：目標導向太明確，在追求第一和努力做一個好學生這些事情上浪費了過多時間，損失了很多“逆反、搗蛋、純粹享受青春”的時光，“60分萬歲”是個好哲學是我很多年以后才慢慢領悟到的。
我在Google那幾年
第一個給我工資的公司是微軟，當時是作為實習生。我在微軟北京研究院和微軟美國雷德蒙研究院都實習過(兩邊工資差很多)。不過畢業時沒有選擇留在微軟，一是我認為我在微軟能看到我十年后的樣子，二是因為我問了我的“人生導師”，他說：“Google(谷歌)看起來是一家厲害的公司，值得去看看，對你未來創業有好處。去的話至少呆三年，因為一兩年無法進入重要的崗位，更無法真正了解這家公司。”
2004年研究生畢業我去了硅谷，Google成了我的第一份正式工作，做產品經理。后來恰逢Google進入中國，我有幸作為第一批回中國員工參與了Google中國的初創階段。
我在Google呆滿了三年(沒等到四年股票全部兌現就離職創業了)。這三年對我來說是非常值得的三年，Google給予我的遠比我為Google做的貢獻要多。
首先，Google讓我在很短時間基本實現了財務自由。我進入Google是在Google上市前半年左右，剛畢業的我懵懵懂懂地進了公司做廣告后臺系統開發的工作。那時人還不太多，工程師也就幾百人。
Google很快上市，公司營業額利潤和人員都飛速增長。我印象中剛進Google時公司每小時的營收是十幾萬美元，后來變成了幾百萬美元。員工人數也很快從千到萬。
我銀行賬戶里的錢也瞬間多了很多。雖然是天上掉餡餅，但這種感覺并不強烈，因為它是我第一份工作，沒有任何感性經歷上的比較。我是在離開Google三四年以后，才越發深刻地意識到Google這樣的公司是多么難得。
其次，Google讓我看到一夜暴富的副作用。因為瞬間有了太多錢，很多人失去了工作的動力，開始尋找新的樂趣和事業，但那些新的東西自己其實不擅長也未必喜歡。就這樣林林總總耽誤了好些年，耽誤了他最有可能做出更杰出成就的時光。
第三，Google讓我有機會近距離體會和理解國外互聯網公司和國內互聯網公司的競爭。
一方面，跨越空間和文化的障礙，獲得公司總部100%的信任和授權是一件很難的事;在沒有足夠信任和授權的情況下，要面對跟進市場的快速迭代，應對各種商業的、非商業的，規則的、潛規則的競爭更是不容易。
一個極端的情形是，以當時Google的號召力，開一個招聘會可以站滿一個足球場的人，但招聘的實際情況卻是叫好不叫座。要找到一個踏實肯干，有經驗、有潛力又有良好價值觀的人，其實極其不易。
因為Google的成功，外界對Google的關注和討論也增加了我對Google以及企業的思考。Google在管理上鼓勵基層創新，敢闖敢試，同時在核心權力上高度集中，有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
Google的“Do No Evil”(不作惡)是深入到Google基因里的，它真的把使命、價值觀放在利潤之前。如《基業長青》里描述的優秀公司，Google的利潤是隨著做正確的事帶來的副產品。
同時，“Do No Evil”也是Google對自身可作惡能力的一種警醒。越深入Google內部，越能意識到Google有很強的通過作惡來牟利的能力，所以Google向所有的人申明不作惡，讓大家一起監督，這是很智慧的。
我在Google那幾年，大部分收購都很成功，這些成功案例幾乎都是收購了一家擁有很好團隊的小公司。這些小公司能夠融入Google的文化，在Google的土壤里長成大樹，這和為了消滅競爭對手產生的并購有很大差別。
當然，也有很多事是Google想改變但無力改變的。比如，Google想用競價模式做自己的IPO，進而在一定程度上改變股票發行這個古老的效率未見高的行業，但是結果一般;Google的創始人一直試圖避免Google步入層層職業經理人的管理模式，但好像也沒有逃脫;Google在社交上做了很多嘗試，也有巨大投入，但在這點上的命運和微軟希望做搜索是一樣的。
有些客觀規律和現狀，不是一個簡單的愿望就可以，往往需要比你想象多得多的能量。這和人總是要死是一樣的，是一個不得不面對的事實。
我的二次創業：回歸本心，坦然面對自我
從Google離開之后，我開始了自主創業。我先后創辦過手機電商、電商代運營和游戲公司。
2015年，我創辦的拼好貨上線。我們希望這個項目能抓住傳統電商未能有效助力農產品上行的機遇，通過社交拼團模式，將產地農產品售給消費者。這個項目還算成功。2015年9月，拼好貨開始內部孵化拼多多，這算是我的二次創業。
很多人問我，為什么要再次創業? 一是我喜歡當時所做的事和團隊，再次創業能讓我更幸福、更快樂。二是我還有一些野心、能力和能量沒有釋放，隱約覺得當前的機會有可能做出一個影響面更大、成就感更強的事。
其實這兩點都在說一件事：再次創業能讓我更快樂，同時我希望它能由近及遠，帶給我周圍的人以及更多不認識的人多一點快樂。當然我也知道，我不可能讓所有人都開心、都喜歡我，這也不是我的目標。尤其是拼多多，它更加社會化，接觸的人也比之前更多，這注定我得去面對一些不那么快樂的事，以及不那么喜歡我的人。
回歸本心，我希望每天我都能坦然面對自己，如果我還能逐步擁有選擇性記憶的能力，記住快樂，忘記焦慮憂傷那就更好了。
在做拼好貨之前，我有近一年的時間在家休息，那段時間我有大量對人生的思考。我認為人活著，最重要的就是追求幸福。有兩件事情可以給我帶來深層次的幸福感：
一是很深度地和一幫自己喜歡的小伙伴披荊斬棘創造一件事，一起歡笑流淚，一起渡過難關。我享受這個過程，并且我期待大家能夠有美滿的未來。
二是我希望能夠做一件跟原來相比，社會影響力更大，對自己有用對別人也有用的事，讓良幣驅逐劣幣種。
三聚氰胺為什么會出現?它就是劣幣驅逐良幣。原來的奶場都不用三聚氰胺，但它們死了，這是消費者倒逼的過程。在整個商業形態里，有的循環就是劣幣驅逐良幣。
拼好貨的價值點在于，我們希望讓那些不用藥的健康農產品賣出高價，而不是因為賣不出去最后爛在地里。這是一件有社會價值的事情，我們真正為社會作了貢獻。
拼多多和淘寶、天貓不同，我們的團隊也跟阿里的團隊相差了20年。但也正因此，我才覺得我們也許有機會，在新的流量分布形式、新的用戶交互形式和國際化的大環境下，能夠做出一個“不一樣的阿里”。
我之所以認為能夠做成有兩點原因：
第一，當時整個電商市場的形式發生了很多改變。昨天阿里成功的模式，未必是明天其他人成功的模式，但人的需求一直存在，且會進一步被放大，所以潛在的市場其實很大。
第二，總會有后起之秀，年輕一代人總會超越前人，就算不是我，也一定會是其他人。
所以，我們就用一顆平常心，踏踏實實做好我們該做的事，努力成為我的同齡人里最靠譜的那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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