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高志明 古良琴 揚州市職業大學
曾國藩為官、為政的思想非常豐富，而且有獨到的行政管理經驗，奉“禮教”、守“忠誠”、持“恕道”，是他從政通達、事業輝煌之基礎。曾國藩在政治上能團結不同利益群體，軍事上能號召和動員一大批封建士大夫與部分農民階層，一舉平定轟轟烈烈的太平天國運動，充分體現了其領導智慧與斗爭藝術。從企業組織管理的頂層設計，以及企業高管團隊自我修養層面學習、借鑒曾國藩的為政思想，具有重大現實意義和深遠歷史意義。
誠，曾國藩的為政之要
“誠”是曾國藩為政之要。曾國藩在實際政治生活中，強調“誠”，而且在“誠”字前面加一“血”字，叫“血誠”，即“誠”出自內心，精誠至極。曾國藩所說的“誠”，不單指語義學上的“誠實”，而且還是一個哲學范疇和政治術語。哲學范疇在此不敘，單說政治術語。他引用程顥的“誠便是忠信”的話說：“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誠為天下倡。”在《湘鄉昭忠祠記》中，曾國藩極力歌頌了戰爭中死去的人，稱之為“忠烈”。曾國藩把“誠”“忠”結合，在他看來，“誠”就是忠于君、忠于長官、信于朋友。
曾國藩的政治活動，可以充分闡釋“誠”的政治內涵。咸豐初年，初登皇位的皇上下詔求言，大有一番有所作為的樣子。大臣們紛紛上書直陳時弊，奏章不下數百件，但大多被束之高閣。曾國藩面對這種情況頗為憤懣地說：“書生之血誠，徒以供胥吏唾棄之具!”這里，“書生之血誠”與“臣下之忠心”完全是同義詞。咸豐三年正月，曾國藩給湖南鄉紳的公開信中說：“自度才能淺薄，不足謀事，唯有‘不要錢、不怕死’六字時時自矢，以質鬼神，以對父君。”“不要錢、不怕死”是曾國藩“血誠”理念的重要內容，他多次在向朝廷的請罪折中說：“仍當竭盡血誠，一力經理”。曾國藩一生就是秉著“血誠”來為朝廷效命的。咸豐十年，他感慨地說：“天下滔滔，禍亂未已;吏治人心，毫無更改;軍政戰事，日崇虛偽。非得二三君子，倡之以樸誠，導之以廉恥，則江河日下，不知所屆。”“精誠所至，金石亦開，鬼神亦避。”
曾國藩要求自己“須有一‘誠’字，以之立本立志”，也要求下屬以此立本立志。他說：“帶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大抵有忠義血性，則四者相從以俱至;無忠義血性，則貌似四者，終不可恃。”“誠”是曾國藩治軍、理政的重要原則，他以此團結一批封建文人，平定了太平天國運動，實現了他的政治理想。
曾國藩崇尚拙誠，在政治上他討厭狡詐的人，特別憎恨欺上瞞下、陽奉陰違、見風使舵的人，為此處理和逐出府衙中不少這樣的仆從。曾國藩把“誠”作為政之要，并用來指導其為官為政的實踐。在他看來，“待人以誠”應該是所有為官為將者的一項基本品德。予人以誠，則人也可能待己以誠，這就叫做“以誠換誠”。曾國藩在政治中主張不待人以權術，不恃盛氣、夾私見，他對諸弟說：“管子云：斗滿則人概之，人滿則天概之。余謂天之概無形，仍假手人以概之。待他人來概而后悔之，則已晚矣!”
恕，曾國藩的為政之基
曾國藩把“恕”作為為政之基。何謂“恕”?曾國藩說：“《中庸》之十三章，《論語》之告子貢、告仲弓，皆以‘恕’字為開宗要義。”他認為“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論語.顏淵》);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曾國藩承襲傳統倫理思想，在《書誡仲弟六則》中，以“恕”字自惕時說：“圣門好言仁。仁即恕也。曰富，曰貴，曰成，曰榮，曰譽，曰順，此數者，我之所喜，人亦皆喜之。曰貧，曰賤，曰敗，曰辱，曰毀，曰逆，此數者，我之所惡，人亦皆惡之。”后一句，《中庸》后來借孔子的話說：“君子之四道，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也就是說，己之所欲，先施于人。對此，曾國藩說：“我要步步站得穩，須知他人也要站得穩，所謂立也。我要處處行得通，須知他人也要行得通，所謂達也。”
“恕”從什么地方下手呢?孔子說：“能近取譬”，即“推己及人、將心比心”。曾國藩稱為“能設身以處地”。他認為設身處地，可以“于見得他人不是、極恕之際”，“意氣頓平”。“意氣、意見，亦惟強恕者足以平之。”這是從消極的方面說的。從積極的方面說，設身處地可以產生如孟子所說的“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推而廣之，可以事父母、保疆土。所以曾國藩說：“恕則不避于私。”“恕”是求仁的捷徑。“恕”是道德修養，把它移到政治中，它的內涵和作用就遠不止于此。曾國藩說的“恕”是“立德之基”，又是“臨時應事之道”。他說：“圣門教人，不外‘敬、恕’二字，天德王道，徹始徹終，性功事功，俱可包括。”
曾國藩把“恕”用于為官為政，建立了“克己之學”。他說：“今日我處順境，預想他日也有處逆境之時;今日我以盛氣凌人，預想他日人亦以盛氣凌我之身，或凌我之子孫。常以‘恕’字自惕，常留余地處人，則荊棘少矣!”“極盛之時，每虞磋跌，弟當格外小心。”“當于極盛之時預作衰時設想，當盛時百事平順之際，預為衰時百事拂逆地步。”
“恕”而“常有余地”是曾國藩為政、治軍的一條重要原則。在湘軍攻克金陵前，他告誡曾國荃說：“老氏所謂‘不敢為天下先’者，即不敢居第一等大名之意。”這種“不占功名”的思想，以及以后的裁軍、隱退，都是“常留余地”的具體化。對屬下告誡說：“務宜敬以持躬，恕以待人。敬則小心翼翼，事無巨細皆不敢忽;恕則凡事留有余地以處人，功不獨居，過不推諉。常常記此二字，則常履大任，福祚無量矣。”對家人告誡說：“吾家方豐盈之際，不待天之來概，人之來概，吾與諸弟當設法先自概之。”自概，就是自我節制，就是恕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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