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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學習張謇精神 實業興邦有社會擔當

  • 責任編輯:新商業 來源: 中國商業期刊 2021-02-27 13:00:01
  •   文/周德文  經濟學家、民進中央經濟委員會副主任

      “尋找”張謇

      1894年,41歲的張謇高中狀元。正是這一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后清政府與日本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面對落后就要挨打的現實,張謇毅然放棄功名仕途,選擇了“實業救國”的擔當路徑。

      張謇一生創辦了40多家企業、近400所學校,其品德、思想、事業、成就深為人們所敬仰,是“儒商”的典范,是中國近代化、工業化的開拓者和先驅,是中國民營企業家的先賢和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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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謇大力倡導并踐行“棉鐵主義”,他依靠南通手工棉紡織業較為發達的基礎,創造性地使用股份制方法籌募社會資本發展棉花生產,興辦大生紗廠,保護民生,抵抗外來經濟侵略。此后大生規模不斷擴大,先后建成4個紗廠,為當時全國最大的紡織企業系統。之后,張謇以大生紗廠為核心,還創辦了油廠、面粉公司、肥皂廠、紙廠、電話公司等20多家企業,并進一步發展了運輸、倉儲、電力、通訊、食品、金融、地產等產業,形成一個輕重工業并舉、工農業兼顧、功能互補的地方工業體系,一度成為全國最大的民族企業集團。張謇以興辦實業推動了中國民族工業的發展進程。

      積極創新  敢為天下先

      張謇的偉大之處在于,他開啟了中國近代企業的全新類型——“社會企業”。張謇堪稱中國第一位社會企業家。

      張謇在南通的做法是綜合性的,他不想消滅農村和農民而獨成一己之事,而是“余畢生抱定村落主義”。張謇在南通的實踐,推動了“公司+農戶”發展模式,開拓了民營企業發展新格局。

      張謇創辦的大生集團,在其存在的30年中,一直致力于對南通進行綜合建設。張謇所追求的現代化并不是要把農民改造成市民,而是以社會企業為基礎,實現南通城市與南通人民的整體現代化。

      與晚清眾多官督商辦、官商合辦的工業實體不同,張謇作為中國棉紡織領域早期的開拓者,注重新工藝、新技術應用,在發展實業的過程中提出了“棉鐵主義”等符合當時工業經濟規律的理念,并且在利用外資、開放發展上也有所主張。

      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蓬勃興起的今天,回望張謇的“實業報國”精神內涵和探索實踐,以創新發展、開放發展、就業優先、優化產業鏈和穩定供應鏈等理念創辦優質企業,具有豐富的現實價值和借鑒意義。

      目前,國內諸多領域所需的核心部件仍面臨技術瓶頸,成為制約裝備制造業轉型升級的短板,從業人員需要和當年的張謇一樣付出心血與努力,才有望取得突破性的成績。企業家要敢于邁開步子大膽創新,激發團隊活力,不斷提高技術裝備水平和管理水平,提高企業在國際市場的核心競爭力,為高質量發展作出貢獻。

      勇于擔當  堅持“實業報國”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堅持把發展經濟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堅定不移建設制造強國、質量強國、網絡強國、數字中國,推進產業基礎高級化、產業鏈現代化,提高經濟質量效益和核心競爭力。

      當前,經濟高質量發展正在成為可持續發展的主要目標。“張謇精神”留給當代中國企業家的啟示是,要堅持“實業興國”,不能醉心于玩空手道、制造金融泡沫,成為操縱市場的金融寡頭。張謇一開始辦的就是社會企業,一開始追求的就是社會、經濟、文化、教育等綜合性可持續發展之道。

      企業家精神包含經濟創造和風險承擔兩方面。如果沉醉于泡沫經濟,企業家基于風險承擔追求利潤,失去了經濟創造這一經濟發展之根本,這樣的企業家精神無法培養出真正的企業家,只會誕生大量成功的資本運作者和應對“泡沫”變化節奏的商人,在實體領域堅守的企業家會越來越少,經濟將失去可持續發展的基礎。

      歸根結底,實體經濟才是創造財富的根本,實干才能興邦。《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明確提出,“形成強大國內市場,構建新發展格局”。這為企業家提供了更為宏闊的舞臺,企業家要展現擔當,起而行之,敢闖敢試、艱苦奮斗,以追求卓越、勇于創新的精神創辦一流企業,努力打造創新主體,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中作出更大貢獻、實現最大價值。

      在地化的全產業鏈是發展內循環經濟的重要借鑒

      張謇在開辦紗廠之后,又陸續創辦墾牧公司以保障原料供應,創辦輪船公司以保障物流運輸,甚至通過油廠、皂廠、紙廠等系列工廠,發展起了上下游產業相互銜接的循環經濟。

      這種理念在今天不僅不落伍,而且在國家大力倡導發展內循環經濟的背景下極具借鑒意義。

      首先,大生公司的發展基礎,是與農戶家庭經濟理性的結合。大生公司的經營模式是“公司+農戶”,這種經營模式包含兩方面:一是紗廠與小農家織直接合作;二是把土地整理之后租給棉農作為墾殖基地。這種模式把農業領域中的原料生產和紡織工業領域中的產業鏈經營方式有機結合在一起。

      其次,這種產業結構保證了大生公司長期穩定的發展。農業沒有獨立出去,而是向工業提供原料和勞動力,發掘當地農業的價值;農戶傳統“男耕女織”的土布紡織業保留下來,張謇的紗廠成為適合農戶織布的中間平臺。紗廠原材料的棉花是在自己的墾殖公司生產,紗線加工是在自己的工廠進行,后期的成布則是當地以戶為單位的家庭紡織。

      大生在南通范圍內完成產業鏈整合,一方面極大節約了生產成本。此外,其他諸如物流、倉儲、金融、保險等,各種不同產業鏈的不同環節,張謇都在南通當地整合,得以內部化處置外部性風險,在南通創造了一個在地化的全產業鏈。

      另一方面,在地化產業能夠就地轉化企業利潤,優化本地一級市場。大生公司就地轉化利潤的實質是本地資源的資本化,紗廠收入完全回到本地,形成在地資源資本化模式,這是中國企業家首創的社會企業經營經驗,張謇也因此實現利潤就地轉化帶來的可持續性發展。他創辦的教育、醫療、福利和公益事業,所有這些都是企業獲得在地化綜合性收益的表達。

      今天的社會企業,只要能夠把所有經濟門類裝在一個體系內,幾乎都立于不敗之地。這種社會企業在地化發展模式,應該是張謇的企業能夠經營30年的重要內在機制之一。當前,我國逐步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張謇的大生模式具有借鑒意義,如果可以整合各方資源在一個體系里,內循環經濟將有旺盛的生命力。

      綜合思維  教育與產業相結合

      張謇主張:“一個人辦一縣事,要有一省的眼光;辦一省事,要有一國之眼光;辦一國事,要有世界的眼光。”清末實業家的心態不是狹義的個人利益最大化,而是一個因救國、因危機而形成的非常寬廣的胸懷和視野。張謇的偉大,正在于此。

      19世紀末20世紀初,張謇提出“父實業,母教育”的理念。先是興辦實業,而后傾資興學、以商養學。張謇把他從商的紅利捐作教育、慈善和地方公益經費。在教育事業上,張謇一生為南通教育總計投資257萬兩白銀,獨自創辦或參與創辦師范、紡織、醫學、農業等高等學校和職業、專科學校近400所,形成了較為完整的近代教育體系。

      張謇把發展教育和發展實業相結合,進行了不懈的實踐。教育事業的成功依賴于實業,但同時教育培養了大量專業技術和專業管理人才,進一步推進實業的發展。首先,以教育、實業、公益三位一體的模式推動近代化社區建設,優化投資經營環境;其次,貧困地方原本成本極低的土地和勞動力資源就地實現資本化;第三,通過小農分散耕織與企業相對集約來擴大產業整體規模,形成“墾牧租佃+廠紗戶織”;第四,多元化形成的產業鏈條和本地市場網絡體系有效節約交易費用;第五,實業導向的多層次教育促進人力資源就地轉化為企業人力資源。

      實業、教育和慈善三位一體

      除此之外,張謇還是社會公益事業的先驅人物。1905年,張謇在南通建造南通博物苑,《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博物館志》都確認南通博物苑為中國第一個博物館。

      1913年,張謇用他60歲壽辰時所得親友賀禮饋贈,建造了南通第一所養老院,收容無依無靠的孤寡老人。1922年,用其70壽辰所得賀禮,再建一養老院。

      談到創辦養老院的原因,張謇說,“慈善事業,迷信者謂積陰功,沽名者謂博虛譽,鄙人卻無此意,不過自己安樂,便想人家困苦,雖個人力量有限,不能普濟,然救得一人,總覺心安一點。”1922年南通第三養老院如約建造。

      1906年,張謇建成育嬰堂,專門收養棄嬰和赤貧家庭的孩子,兩年后收養嬰兒多達1500人。育嬰堂建成之時,張謇賣字籌錢,他還登報啟事,為殘廢院和盲啞學校賣字籌錢。之后,他建醫院,對赤貧者免收藥金;開辦貧民工廠,教授貧民子弟自謀生活;設立殘廢院,收留肢體殘缺的乞丐;創辦盲啞學校,擔任第一任校長……

      有外籍人員到南通參觀后,發現南通街頭沒有乞丐、醉鬼、流浪者,原因是,一則農工商企業吸收了絕大多數勞動力,二則孩子都有學可上,三則慈善機構收治了老弱病殘群體。

      去世前一年,即1925年,20多年間張謇用在教育和慈善上的工資和分紅,高達150多萬兩。

      張謇說:“國家之強,本于自治;自治之本,在實業教育,而彌縫其不及者,惟賴慈善。”在他看來,實業、教育和慈善,三位一體,構成現代地方自治,也構成了“南通模式”。

      眾生共同“致富”

      在興辦實業的同時,張謇積極興辦教育和社會公益事業,造福鄉梓,幫助群眾,影響深遠。企業家的地位不是來自財富排名,而是來自為社會創造財富及財富的擔當,企業要利用財富資源帶動更多人共同致富。

      當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從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企業和企業家應當在解決這一關鍵制約因素上充分發揮自己的積極作用,成為解決社會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生力軍。

      一個現代化強國,必須有一批積極擔當、以富民強國為已任的現代企業家,而不是一批為富不仁、攀比炫富的群體。這是企業家的定位與擔當,也是企業家應有的與生俱來的家國情懷。

      企業家的家國情懷:有“責任”有“擔當”

      張謇一生追求愛國、救國、報國,其“父教育、母實業”“實業救國”的理念和親身實踐,對近代中國民族工業興起、教育事業、公益事業等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是愛國企業家的典范。雖然時代不同,但當代企業家精神與張謇身上所展現的精神情懷是相通的。中華民族偉大的奮斗精神、創造精神、夢想精神,歷久而彌新,必將在新時代煥發新的力量。

      一個企業家如果沒有對社會的使命感和責任感,他不過是一個賺錢的機器。做事情的境界不同,對社會的貢獻也不同。新一代民營企業家要見賢思齊,繼承和發揚張謇等老一輩企業家的愛國情懷和社會擔當精神,苦練內功、勇于創新,聚焦實業、做精主業,將企業戰略融入到國家戰略中,同時積極投身教育、公益、就業等民生事業,實現眾生共同“致富”。

      今日之中國,已非百年前之中國;今日之民營企業,亦非百年前之民營企業。但今日之中國民營企業家、民族企業家的強國之志不能變,報國精神不能變。展望未來,民營企業家的精神里,依然需要有敬意、有敬畏,有情懷、有擔當。只有心懷為國為民的責任感,才有像張謇一樣在世人和后人面前有令人敬佩的存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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