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朱建安 陳 凌
家族企業是全世界最為常見的企業組織類型，也是分布廣泛的傳統組織類型。幾乎各行各業都存在家族所有和家族控制的企業，即便是在上市的大型公眾公司中，仍然有極高的比例是家族制的。
我國的民營企業創立時間不長，也具有全球家族企業的共同處境——一家人如何掌控和經營企業不愿為外人所知，政府和學術界一度認為家族制的企業不具備兩權分離的專業性，不像支薪經理控制的現代工業企業那樣能夠登堂入室，就連企業家自己也擔心“家族企業”的帽子會影響企業的聲譽。在很長時間內，我國缺乏對這種歷史悠久、有較強環境適應力企業組織的充分研究，甚至一度認為它是低效率的代名詞。
近年來情況有所改觀，中國學者對家族企業這種組織類型的研究逐漸走向深入，發揮了為其“正名”“揚名”，進而助力家族企業健康發展的作用。
家族企業學術研究共同體
從全球學術界來看，也是直到20世紀80年代開始，人們才逐步看到了家族企業在抗風險能力強、經營穩健、兼顧利益相關者、擔當更多社會責任等方面的優勢。1988年，《家族企業評論》(Family Business Review)雜志在美國創刊，成為家族企業學術研究具有合法性與必要性的一個標志，與創業學研究、中小企業經濟與管理研究學者一道，凝聚并加速形成了家族企業學術研究共同體。
相對而言，中國家族企業學術研究共同體形成更為不易。
在整個20世紀，適合中國創富家族創新、創業的穩定制度環境是在改革開放之后。當歐美家族企業研究能夠登堂入室之時，由于缺乏足夠的家族企業數量，中國未能彰顯出家族企業研究的必要性。20世紀末期的家族企業研究更像是對創業企業或者中小企業抑或者民營企業的研究。當時的民營企業處于家族所有并由家族經營的草創階段，唯有家族內部才愿意提供金融資本、關系資源和人力資本。既然多數只是創業期，那么還談不上有事業、財富或者精神可以傳承，相關的研究中很少去測度家族的跨代傳承意愿。小部分從改革開放之初(甚至有的從改革開放前的社隊企業就已開始)就創業的農民企業家，雖然已經積累了不少財富，但全國尚處在剛剛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階段，這些企業家對于財富能否自然而然地由子女傳承還心有疑慮。
20世紀90年代末，我國學者對家族所有兼家族經營的兩權合一型企業研究具有了一定的前瞻性。浙江大學陳凌教授在《經濟研究》刊發論文指出：鑒于中國社會低規范程度的信息特征，家族制比市場和科層制可能更有效率，形成有別于西方的家族化、地方化和網絡化的市場經濟制度特征。中山大學管理學院李新春教授則指出：家庭制度推動了市場發展，為改革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如果缺乏家族企業的研究，將對中國經濟特別是企業組織的發展難以準確把握。中山大學嶺南學院儲小平教授在《中國社會科學》上發表的綜述性論文梳理了中國堅韌的家文化對國人心理和行為的影響，認為家族觀念和家族制度是其他民族所無法比擬的，指出當下家族企業研究是一個具有時代意義的話題。
20世紀末以上三位學者在權威學術期刊發表的文章揭示出了企業家族制的經濟合理性與文化適應性，也指出了家族制度對企業可能帶來的“雙刃劍”作用。
為此，學術界提倡社會應全面理解家族企業。家族制具有是否“適合”的問題，本身沒有“好”與“壞”的價值評價，它是很多企業主所選擇的經濟組織模式，尤其在當前中國市場經濟初步建立的階段，家族制適應了制度環境。如果將家族制等同于“落后”的組織，那么很難解釋企業主動選擇并長時間堅持這種“落后”方式還獲得了巨大的財富這一事實。
以家庭(家族)為基本單位的創業精神和創富行為，是中國經濟的內在動力之一。改革開放以來，家族企業作為非公有制經濟的主要組成部分，參與和見證了市場經濟在中國的持續發展。中國市場經濟大發展并不源于其中心，而是在其邊緣地帶。由農戶發展而來的家庭式作坊、個體工商戶、鄉鎮企業、私營企業，以及帶著資金、技術和管理理念的外資企業構成多元化的市場經濟主體，在計劃經濟最薄弱的地方，由于滿足市場的需求，像雨后春筍般展示出勃勃生機。
21世紀初的家族企業研究仍然烙有時代的印記。在國有資產流失、企業的管理體制、公司治理等主題的定性討論中，往往把家族企業作為負面的組織形態，并將家族企業與關鍵人大權獨攬，集控制權、執行權和監督權于一身，或者操控股東大會、董事會與監事會形同橡皮圖章等現象混為一談(如姚樂，2005);警惕國企改革后走向家族企業(陳文科，2005);民企也要走出家族制，否則內部人控制影響可持續發展(何光輝、楊咸月，2005)。當時學術界就郎咸平提出的“私營經濟未必比國有經濟好”以及“國有經濟未必低效率”等“孰是孰非”進行了更多屬于價值觀層面上的爭論。從“郎顧之爭”到“郎張之爭”，把家族企業這種組織類型拉入了討論。需要重點指出的是，仍然有一些研究者如宰守鵬認為歐美企業在產權上由家族控股而經營上可以與職業經理人兼容，借助家族權威和親情紐帶，構建有利于傳承而發展成為百年家族企業的文化，這樣的觀點至今仍然具有影響力。
此后，創業與家族企業國際研討會的舉辦，標志著中國家族企業學術研究共同體的成立。該學術研討會由浙江大學發起主辦至今已經14屆，中山大學、浙大城市學院等兄弟院校參與了聯合主辦。伴隨年會的是我國企業界、政府和社會越來越客觀認識該組織類型——家族企業不是一種特殊的企業類型，而是觀察民營企業成長的一種視角。從上到下逐步達成共識，家族企業健康發展要上升到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高度。這14屆年會上，有1500余位來自海內外近百所院校的研究者提交了1900余篇學術論文參加交流。另外，工商管理學科尤其在家族企業研究領域活躍的海外知名學者徐淑英、Bradley L. Kirkman、Sara Rynes、Jess Chua、Mike Hitt、Llyod Steier、Alfredo De Massis、Sabine Klein、Peter Jaskiewicz、Kosmas、Smyrnios、Tan Wee-liang，Justin Craig、陸亞東、李海洋、張燕、羅小薇、呂文珍等做了主題演講和學術成果分享，還有新儒學的領軍人物哈佛大學杜維明教授分享了儒家思想與儒商的責任，帶動了家族企業的跨學科研究，提升了國際家族企業研究成果的中國本土化以及中國家族企業研究國際化的水平。
家族企業研究的主題
家族企業研究首先要回答家族企業如何不同、為何不同，以及由于家族的涉入，企業戰略、行為與績效發生了什么影響。越來越多的學者達成一個共識，家族企業不可能被簡化為同質的群體。將企業劃分為家族企業和非家族企業的二分法，暗含著將家族企業作為同質性組織。正視家族企業異質性問題，就要在家族涉入的連續變量基礎上，引入調節變量(Moderators)以及中介變量(Mediators)，觀察這些變量如何最終影響了家族企業的創新、國際化、傳承、職業化和利益相關者協調等戰略行為。
家族企業研究必須要回答家族企業組織的經濟貢獻。不僅在中國，全球從事家族企業研究的學術界都繞不開的一項工作就是測量這種早期被忽視的組織在本國經濟中的比重。例如，Klein(2000)對德國的研究，Morck和Yeung(2003)對瑞典的研究，Astrachan和Shanker(2003)、Heck和Stafford(2001)對美國的研究，得出共性的結論：無論是企業數量、GDP總量、解決就業、提供稅收還是創新投入等方面，家族企業都是最大的經濟力量。中國民營經濟研究會家族企業委員會、全國工商聯研究室聯合浙江大學、中山大學等學術研究機構組建課題組，借助兩年一次的全國私營企業大調查時機，于2011年出版了第一部全國性的、以家族企業為主題的報告——《中國家族企業發展報告2011》，通過全國性的調研數據摸清了中國家族企業的現狀與趨勢。如果按照家族控股權的定義標準，抽樣數據中85.4%的民營企業是家族企業;如果按照更為嚴苛的條件，家族所有并由多位家族成員共同經營，那么也有超過一半的民營企業(55.5%)是家族企業。重視家族企業的健康成長，支持家族企業就是支持民營企業。如果考慮到中小規模的民營企業貢獻了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創新、80%以上的城鎮就業和90%以上的企業數量，那么支持家族企業可持續發展就是保證我國的稅收、GDP、創新與就業。既然當前中國家族企業最關注的是傳承與轉型，那么學術界參與并推動的中國家族企業摸底調查研究，為政府支持民營經濟發展提供了指南和重要的政策抓手。之后，中國民營經濟研究會家族企業委員會聯合浙江大學、中山大學、中國社科院等越來越多的研究機構圍繞民營企業發展的各個重點展開了專題分析，先后出版了《中國家族企業社會責任報告2013》《中國家族企業傳承報告2015》《中國家族企業年輕一代狀況報告2017》。尤其從傳承報告開始，各研究機構對海峽兩岸及香港、澳門的家族企業進行了比較研究和經驗分享，拓寬了社會對家族企業認知的視野。浙江大學陳凌、竇軍生團隊從2012年開始進行家族企業健康指數報告的出版，響應了黨中央關注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健康發展和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的統戰工作精神，得到全國工商聯研究室的支持。
中國家族企業研究主題離不開制度環境。無論是以法律和規則構建的正式制度，還是以習俗與文化構成的非正式制度，一起組成了微觀企業戰略決策的制度環境。中國家族企業本土化研究是立足于政府與市場資源配置方式并存的制度轉型特征和以差序格局為核心的泛家族主義文化這種特殊情境展開的。我國學者基于轉型經濟特征的情景化研究，蘊含著能夠超越特殊情境為管理學知識做出貢獻填補理論空缺的機會。同時，家族制本身是一種企業的情境，對其研究能為現有的經濟和管理理論做出貢獻。在“家文化”影響下，企業主在家族成員之間，在自家人、自己人和外人之間配置產權，體現了關系原則和能力原則的微妙平衡。即便是情境專屬的華人文化研究，雖然很難普適化為西方理論做出貢獻，但是關注到了重要的管理現象助益中國管理實踐。最近幾年的研究表明，家族企業擁有特殊的韌性，在特定制度環境下能做出各種適應性安排。具有跨代傳承意愿的創富家族，表現出更高的社會責任和長期導向。
中國家族企業研究得益于創富家族與民營企業的資助。2001年，中山大學率先成立了中國家族企業研究中心。香港思源基金會、擇善基金會在2004年捐助成立了浙江大學城市學院家族企業研究所。2007年，方太集團在浙江大學捐贈成立了方太家族企業研究基金，資助優秀學術成果，在一定程度上激發了該領域的廣大學者特別是年輕學者的研究興趣。2012年，新加坡陳江和基金會在香港科技大學創立陳江和亞洲家族企業與創業研究中心。2013年，凱風公益基金會贊助中歐工商管理學院成立中歐凱風家族承研究中心。2014年方太的茅氏家族捐贈成立了浙江大學管理學院企業家學院。2011年以來，李錦記集團先后支持出版了多部中國家族企業研究報告。
助力家族企業傳承與轉型
中國傳統家族企業需要現代化轉型。一方面，如果只看到家族企業中的裙帶關系和家族沖突，忽視這類企業在我國經濟中的重要貢獻，顯然是一種成見。家族企業本身所具有的初創成本低、家族成員可信度高、內部凝聚力強等特點，使它表現出極大的活力。特別是在市場經濟體系還不完善的中國，有限信任基礎上的合作局限在血緣、親緣和地緣為紐帶的人際關系網絡內，人格化交易本身也是一種現實的選擇。另一方面，如果只看到家族制的可行性，而忽視了傳統家族制的變革，那么無法支持家族企業的成長。隨著我國民營企業走過初創期，市場交易規則逐漸被認可和遵從，人們的信任半徑不斷擴展，非人格化交易極大提升了法制基礎上的市場容量，分工的細密性和拓展性促使家族企業突破原有主要依托家族及其親朋好友的經營模式，在更廣闊的要素市場(包括資本市場、職業經理人市場等)上整合資源(陳凌，2018)。傳統家族企業需要主動轉型為現代家族企業。完全走出家族制并非民營企業的必然走向，但要在產權結構、人才隊伍、組織模式和文化觀念等方面進行積極變革。值得一提的是，從封閉走向開放的家族企業成長之路，暗含著宏大敘事的線性思維慣性。企業的復雜性可能超出了學者們理想式的階段論。迄今為止，家族企業的現代轉型理論研究和經驗總結非常有限，歐美國家的已有經驗不一定適合中國的社會環境，也不一定適合中國傳統家族文化，而這恰恰是需要國內學者著力研究的領域，值得大家為之共同努力。
家族企業現代化轉型首先需要穩定的、適合民營經濟發展的制度環境。中國社會自宋代開始就形成了兩種生產方式并存的特征，一個是具有活力的民間小資本主義生產模式，這一模式包含了千千萬萬以家庭和家族為單位的農業和手工業生產者，他們面向廣闊的市場展開激烈競爭;另外一個是圍繞國家機器和封建統治階級(包括皇宮和各地官僚)的貢品生產模式，包括大片皇家土地、莊園、礦產、規模龐大的宮廷工場和國家專賣的鹽鐵等戰略性資源產業。美國漢學家Hill Gates把那些微不足道的小生產者看作是“中國的發動機”，用以解釋近千年中國歷史生生不息的活力。中國改革開放40年經濟的高速增長，重要原因之一是家族制民營經濟能夠頑強成長，成為重要的經濟力量，最終形成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雙重引擎互相補充、協調發展的強大市場經濟微觀主體。在法律上，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財產權“兩個不可侵犯”;在政策上，一方面做大、做強、做優國有企業，另一方面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在執行層面上，還需要進一步開放市場準入門檻，降低民企融資和經營成本，實現民企與國企的權利及機會的平等，將“兩個毫不動搖”落到實處。
家族企業現代轉型還需要企業與企業家做好準備。第一代企業家利用巨大的市場化改革機會完成財富積累。創業的模式多屬柯茲納套利經濟：利用模仿、降低環保要求、規模經濟等獲取低成本的競爭優勢，以區域間和體制間的套利賺取暫時的利潤。企業多為短期導向，船小好調頭，從礦產到房地產，再到金融、小貸和P2P，他們容易跟風投資。一方面，表現出強大的韌性，度過多次國際性經濟危機的沖擊，什么賺錢做什么。之所以要正視企業家精神衰退，是因為很多企業家只盯住政府手中的套利機會，與個別權力官員勾肩搭背、設租尋租，形成人格化的市場交易模式。這種套利模式遇到十八大后的強力反腐，企業家的投機機會急劇下降。另一方面，缺乏專注和專業的戰略選擇。當前國內家族企業普遍通過資本化、多元化、出口導向等層次的轉型升級，還沒能從套利經濟轉型到熊彼特的創新經濟。創新不是簡單進入新的行業，從不怎么賺錢的業務脫身找到賺錢的業務。重要的是創新的精神，不斷有新思想進行商業運用。有創新精神才能給予企業長期復利。
家族企業現代轉型還需要企業家的家庭做好準備。與現代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的企業相比，中國歷史上的家族企業鮮有能夠突破家族范圍以外的成功經驗(近代晉商票號可能是彌足珍貴的例外)，“富不過三代”一直是困擾中國家族企業成長發展的重大難題。中國家族企業普遍還處于從第一代到第二代的傳承進程，而國外的經驗表明，一般家族企業是在家族內部完成第一次代際傳承，而現代轉型發生在從第二代到第三代之間的傳承。這表明，中國家族企業的現代轉型會發生得更早，相應的準備必須適當提前。當前家族企業應該盡早啟動家族治理方面的制度建設。為了“家族”和“企業”的長遠發展，規范家族內、跨家族以及家族—企業之間的家族成員行為和利益協調的制度安排，這是公司治理的有效補充。家族治理的制度安排可以包括構建家族內部開放型的溝通文化;在所有家族成員中獲得一致認可的家族價值觀、使命和愿景;建立家族成員共同決策機制，為家族及其財富的延續提供有效的代際傳承計劃等。在計劃生育政策松綁、創富家庭的家庭規模變大的情況下，家族人力資源的準備以及眾多家族成員之間的治理顯得尤為重要。
在中國民營經濟健康發展的植物園，有長成參天大樹的家族企業，也有灌木般大小耐寒耐旱耐澇的家族企業，還有花花草草般的家庭式個體工商戶，既需要陽光雨露的制度呵護，也需要蚯蚓、蜜蜂等利益共同體人士的陪伴，還需要園丁的辛勤勞動。中國家族企業研究學者從20世紀末開始，為企業的“正名”“揚名”發聲，為其健康成長出謀劃策，培養專業人才與創富家族同行，產學協同共生共榮實現中國夢。
(本文節選自《中國家族企業生態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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