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郜隨印 陜西高級人才事務所所長、陜西經理人會員俱樂部理事長
一個民族的文化體現一個民族的價值取向。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是中國五千年文明發展的歷史與歷代先民不懈努力濃縮而成的精華，是中華民族以及與中華民族有著千絲萬縷聯系的人的共同精神家園和寶貴財富。樹無根不活，水無源就腐。離開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滋養，任何中國企業、任何要與中國企業打交道的外國企業肯定都會在不久的將來陷入困境。
中西方文化的差異必然使中國傳統文化走向歷史前臺。世界歷史上的五大文明古國，巴比倫、埃及、墨西哥、印度等四個古國都已相繼消亡或衰敗，唯有中華民族的燦爛文明得以延續并發揚光大。究其深層次的原因，可能會有千百個合理的答案，但最直接的原因莫過于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相比有著更為突出的人文成分。
中國的傳統文化起源于中國漫長而久遠的農業社會。在這幾千年的歷史演進中，正所謂“滄海桑田”，歷史進程中的各種外部條件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然而作為最能動的因素——人，卻在亞洲東部這個相對易于防守的地區內得以繁衍生息，代代相傳。中國傳統哲學是“天人哲學”，其普遍模式為“推天道以明人事”，其特點具體表現在“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真善合一”，是人性論和價值論的統一。正是中國哲學的這種特點決定了中華民族的精神是在“一個世界”或“存在的連續性”的“生活世界”中，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堅持在“生活世界”中實現理想的道德，為人們提供一種“道德性的人文主義”的世界觀和價值觀。這也就決定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視野更多地聚焦于人和人之間的關系，在解決人和人之間的沖突中會起到巨大的作用。這一點與西方文化有著本質的區別。
西方哲學重視理性思辨，其基本思路是“為什么”。古希臘哲學的基本思路就是世界是由什么構成的，究竟什么創造了世界，在此基礎上形成了“有神論”和“無神論”兩大哲學派別。愛問“為什么”的西方人，研究的主要對象是外部世界，因此他們更喜歡探險，并發現了新大陸。這種思維方式和研究對象，形成了西方人擅長理性思辨和建構體系的學術特色，并由此產生了幾何學、邏輯學、數學、哲學、物理學、化學等門類眾多的現代學科體系。
中國傳統哲學重視知行合一，其基本思路是“怎么辦”。當西方人將目光投向世界并追尋到超自然的上帝時，中國哲學家則把目光投向了人本身。他們沒有單純解釋世界的興趣，而特別關注如何做人的問題。世界作為人類生存的場所，不是被認知的對象，而是人生實踐不可缺少的要素，是人生價值的終極依據。西方哲學從存在入手，以解釋世界為主題；中國哲學從人生入手，以解釋價值為主題。在西方人那里指導人生、提供價值安頓的是神學，而在中國人這里，指導人生、安頓價值的是哲學。西方哲學重知，中國哲學重行。中國哲學家的哲學不僅僅體現在語言文字上，更重要的是體現在哲學家的人生實踐中。與古希臘同時期的中國哲學家，如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等，主要講的是如何治理國家，作為個體的人應該如何生活，作為群體的人應該如何相處的學問。在這方面，中國古代研究之深刻是無與倫比的。正是由于研究的對象是人，研究的目的是說服人，中國古代學者更多重視的是說理的生動性，而不是重視學理的系統性。這是古代中國有眾多的思想家，卻沒有創造出一門系統的現代學科的深層次原因。
當然，我們做了這么多的比較，并不是也不能得出中國傳統文化就是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的結論。如中國傳統文化中愛做官樣文章的形式主義、重人情輕制度的潛規則、重權威輕民主的家長制、重共性輕個性的座右銘、重等級輕平等的老思想等，在企業管理上有其消極的一面。因此，在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企業制度和管理模式的過程中，既要學習西方制度化管理的優勢，實施組織化、科學化管理，又要汲取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做到“古為今用，洋為中用”。
中國傳統文化是世界上不多的幾種原生性文化之一，這一點完全不同于中華文化邊緣地帶的東亞及東南亞諸國，也與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新興發達國家的次生性文化不同。中國文化作為具有豐富內涵并且包括許多精華的原生性文化，具有文化本源的意義。可以說，日本和許多東亞、東南亞國家的文化都與中國文化有很深的淵源。日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最早復興并迅速跨入經濟強國之門的國家。在上個世紀70年代，世界管理理論的正統地位由美國轉移到了有中國文化背景的日本。這是由于日本人把中國傳統倫理人管理模式與美國現代工業的經濟人管理模式很好地結合在一起，造就了日本企業的輝煌。日本及亞洲四小龍經濟騰飛就是這種輝煌的延續和拓展。在日本管理界存在著一種普遍現象，就是高層管理者幾乎人手一本中國的《論語》、《周易》和《孫子兵法》等書，這不能不引起我們進行深入的思考。究竟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什么內容吸引并造就了日本企業管理界的精英。
關于企業的根本定位《論語·雍也》中說：“己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論語·顏淵》中又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深受中國傳統文化影響的中國歷代知識分子，均有“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追求和品質。順手拈來幾個中國百年老字號的名字，我們就能感受到中國傳統文化對企業的定位。如“全聚德”、“德發長”、“信祥和”、“同仁堂”、“榮昌祥”等等，無一不是把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看作是一個不斷滿足社會正當需求的過程，而不僅僅是簡單制造或銷售某種產品的過程，均把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作為企業追求的終極目標。從企業構想定位，到商品服務的設計、定價、促銷、分銷的規劃與實施的全過程，不僅僅局限于滿足社會和消費者的正當需求和欲望，并由此獲得利潤，同時還要求整個經營全過程都要和消費者和全社會的長遠利益相符合、相一致。正確處理企業自身利益與消費者的正當需求和全社會整體利益之間的關系，做到雙贏乃至多贏。香港李嘉誠先生就曾經力排眾議，否決開設賭場的董事會議案。也就是說企業的產品只有是利他的，才會有更加廣闊的市場前景，才會給企業在任何時期任何地區帶來更穩健的經營風格，也才能獲得更長遠的利潤。
關于企業的組織管理《荀子·王制》中說“力不若牛，走不若馬，而牛馬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組成一個群體，是人生來就有的本能。而要使這樣的群體成為現實的社會組織，就必須有“分”。所謂“分”，即在有大的相同共性的群體中再以小共性劃分出來的組織。如在企業中，再以組織結構、倫理結構以及管理結構等來劃分為不同的小群體。有了這種劃分，才能形成人類生存的保證和社會正常運轉的前提，標志著社會分工化和組織有序化的實現。在此基礎上所形成的社會組織可以使人類的整體力量得到匯集和放大。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儒家思想提出了“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的“五倫”，是中國傳統社會組織形態的基石，其中所追求的親密型的人際關系，對于現代社會組織來說，仍然是不可缺少的“潤滑劑”。有了緊密的組織架構，就會便于人員和機構的親密配合，在工作中提高管理效能，進一步推動企業的健康發展。近年來無論是在內地成長起來的私人企業，還是在港、澳、臺以及東南亞久負盛名的華人企業，他們就是以中國傳統文化作為其管理理念和成功經營秘訣的文化底蘊。這種大“群”小“分”的組織管理所帶來的最直觀的效果就是以“寬容、仁愛、平均”為核心的企業文化，再輔以現代企業管理手段，成為華人在海外所創企業的顯著特點，被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并接受。
關于企業的協調管理，《論語·學而》中說道：“禮之用，和為貴。”又說：“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注重和諧，堅持中庸的協調管理理念是貫穿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它強調以禮為標準和諧，做事不走極端，注重對和諧局面的實現和保持。孟子主張“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我國民間也有“和氣生財”的生意經。同樣在現代企業管理中，“人和”精神已經成為一項基本的管理思想，它要求貴和須息爭，息爭以護和的大智慧，通過讓員工著力維護集體利益，求大同存小異，以期達到“保留意見以統一思想，凝聚力量以服務大局”的良好局面。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先哲圣賢，最擅長的就是把不同的事物聯系組合起來進行研究運用，注重人與人之間、人與群體之間、群體與群體之間甚至是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歷史經驗已經證明，過于圓滑的人誰都看不起而且也確實靠不住。但是作為高級管理人員，身居高位要同來自方方面面的人打交道，要與水平能力參差不齊、性格特點各不相同的人一起工作，天天要處理各種各樣的矛盾，解決各種各樣的問題，如不是襟懷坦蕩，度量恢弘，抱著以和為貴的處世態度，不要說工作上有所建樹，可能生計都成問題。鄧小平同志在“和”這個問題上，處理的就非常高明，見地之高，手法之巧，無人能出其右。他主張不爭論，而且說“不爭論是我的一個發明”， “不爭論，是為了爭取時間干。一爭論就復雜了，把時間都爭掉了，什么也干不成”。對內，不爭論我們究竟是姓“社”還是姓“資”，我國的經濟水平才能在近二十年來有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對外，“一國兩制”的大智慧就是息爭求和的典范。關鍵是我們要把我們想要的東西拿回來，實現祖國統一的大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