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風烈，馬蹄聲碎陜西幫
復興陜商：比兵馬俑發掘還重要100倍
文/野渡無人 陳艷
不知道是有意識的錯造就的無知，還是無腦子造成的屏蔽，陜西商幫600年的輝煌至今無人知曉。這是誰之過誰之罪？拷問蒼天，拷問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的陜西唯一讓人扼腕嘆息的不作為，就是一錯再錯地錯失宣傳陜西商幫歷史的機會和契機，這是最大的痛楚、遺憾、傷感和悲哀。為什么一個在意識形態或者在路線問題上并不著邊的陜西商幫歷史，卻無從被人提起？
陜西，在中國文明史上寫下過燦爛的一章。除了那些震驚世界的考古大發現外，陜西還有一樣載入史冊的輝煌，那就是陜西商幫。陜西商民經商歷史悠久，明清兩代，山陜會館曾是遍布全國的一大風景，陜商與山西商幫合稱山陜商人，與兩淮商人、廣州十三行行商并立為中國三大商人集團，形成影響全國經濟的強大勢力。
但近代以來，隨著中國東部交通便利、商賈云集，陜西失去了文化中心地位，陜商也逐步走向沒落。改革開放后，陜西更一度成為經濟落后的典型。
今天，隨著陜西民營工商業的復興，民間陜商巨頭又再度在中國民營經濟的歷史舞臺上呼風喚雨，上演有聲有色的活劇。
陜商曾經的輝煌
陜西是中華民族重要的發祥地之一，也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發祥地之一。歷史上，陜西曾經長期處于中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區域，《資治通鑒》上講“關中沃野富饒、乃帝王之居”。據了解，包括漢唐盛世在內的13個王朝曾先后在此建都。
事實上，陜西的輝煌不僅在此，還反映在商業上。據專家介紹，在我國明清時期長達500余年的漫長歲月里，陜西先進的政治文明和優越的自然地理環境曾經造就一代又一代聲聞天下的巨商大賈，而且還最終形成了一個源遠流長的商業幫派陜西商幫，這一商幫也被成為陜商。
明清時期，當時的中央政府為了鞏固邊防，在陜西等地實行“食鹽開中”、“茶馬交易”、“棉布征實”、“布馬交易”等一系列的特殊經濟政策，而這些為陜西商人的群體的崛起創造了機遇，當時的陜西商人抓住這一歷史機遇，充分發揮自己在地域和物產上的優勢，形成了以涇陽、三原為中心，以西北、川、黔、蒙、藏為勢力范圍，輸茶于隴青、販鹽于川黔、鬻布于蘇湖、銷煙于江浙的名震全國的商業資本集團。并以財雄勢宏被尊為“西秦大賈”或“關陜商人”，稱雄中國500年，而且還一度名列我國明清時期十大商幫的前列，和晉商、徽商齊名，就連明末清初科學家宋應星也不得不感慨道“商之有本者，大抵屬秦、晉與徽郡三方之人”，可見陜西商幫在當時的影響。
在明清，南方各地的商幫主要把本地手工業品販往外地換取原材料，以賺取加工利潤的供銷差價，而陜幫商人則不同，由于他們地處中西部地區區域經濟結構的接合部與農牧產品交換中心，長期以來形成了販運貿易的歷史傳統，這使他們在明清之際能夠順時趨勢，揚其所長，多以經營起家。當時的不少著名陜商，家里都有經商傳統。而且在明清“走西口”從事邊境貿易的陜西商人中有許多是“棄儒經商”的士人君子，大量士人學士參與商貿活動，把儒家傳統文化知識應用于經營過程，以智謀取勝。對此明代著名學者顧炎武曾經總結說“關中多豪杰之士，其起家商賈為權利者，大抵崇孝義，尚節概，有古君子之風”。可以說明清之際，一個廣泛會集士、農、工、商各階層人群的陜西商幫，在中國西部貿易通商領域的崛起，完全是陜西幾千年商業經濟及其商業文化歷史積淀的必然產物。
據悉，明清時期，陜西巨商蜂起，而最富盛名的商戶則多來自那些經過世代積累，經過了漫長時間考驗的商賈家族，他們分布在西安周邊的渭南、大荔、韓城等區縣。渭南在明清之間，是備受矚目的明星地區。渭南的趙家、嚴家、柳家、詹家是當時的“關中巨富”、“蓋省財東”，圍繞著他們的眾多商業家族，則是巨龍身上的參差鱗甲。
鼎盛時期的陜西商幫所興建的陜西會館遍布全國，總數多達二百多所，至今全國各地還遺留下不少“陜西會館”、“關中會館”、“西秦會館”建筑遺跡。陜西商人最早在異地建筑的會館是北京的“關中會館”和河南上蔡的“山陜會館”。到了明朝后期，徽商急劇勃興奪取了陜商不少地盤，但陜商仍然位居其次。進入清代后，雖然晉商憑借與清廷的特殊關系和票號的雄厚財力而跳躍發展，但陜商仍是與之分庭抗禮的重要商幫。
事實上，在陜西商幫的經營模式中，也遇到了與今天十分相似的歷史環境。古老的陜西商人“坐在家里，把千里之外的錢掙了回來”，他們主要采取了財東出資，掌柜經營的合伙經營模式，然后利潤分成，這種合伙制經營體制，與我們現在的國企改革有些相似。 {分頁}
陜商的歷史貢獻
明清時期，陜西商人和山西商人攜手壟斷了中國中西部貿易通商達五百年之久，制造了中國西部商品經濟的神話，令今天的陜西人抱愧不已。
當時，山西與陜西商人為了對抗徽商及其他商人的需要，常利用鄰省之好，互相結合，人們通常把他們合稱為“西商”或是“山陜商幫”。西商在明代前期的勢力很大，他們從經營鹽業中獲得了大量的厚利，可惜利益的原因使他們內部開始分化，陜西鹽商與山西鹽商分道揚鑣，最終陜西鹽商得到了長足發展，這也為陜西商幫的最終形成奠定了基礎。
據介紹，陜西商幫作為主要從事邊境貿易的西部商業資本集團，對我國西部經濟在明清時代的初步開發發揮過巨大的歷史推動作用。在明代兩百多年里，蘭州、西寧等邊茶、邊布、邊鹽以及藥材、皮貨貿易基本上被陜商壟斷。明代輸茶入藏的四川南路邊茶貿易也操縱在陜商之手，由于他們的活動使康定由一個小山村變為“番夷總匯”的商業重地，陜西商人聚居的“陜西街”是當時康定最熱鬧的商業街。清朝以后，陜商向四川腹地進軍，在清初百余年間幾乎掌握了四川的金融命脈，并進而壟斷了四川井鹽生產資本總量的八成以上，以后又隨著經營川鹽入黔把勢利擴張到云貴各處。在北部漢蒙邊地上陜西商人通過“布馬交易”把貿易觸角深入到伊克昭蒙各旗，并逐漸成為“旗地經濟的實際掌握者”，依靠這一優勢地位，他們又一手培植了以皮貨貿易為特色的明清陜北經濟。
在清代，陜西商幫無論是經營范圍，還是經濟實力都取得了長足發展，他們在鹽、茶、布、煙、木、藥、皮、雜、金融等諸多行業較之明代有了蓬勃發展，經營地域北到烏魯木齊、伊犁，南到佛山、上海等地，并且擺脫了明代從屬政府需求的被動局面，真正把自身發展安放在了順應商品經濟發展的堅實基礎上，基本達到了其發展的鼎盛時期。
而隨著陜西商人的不斷成功，大量貨幣資本流回陜西，直接推動了陜西本土商品經濟的發展。清代陜西布業的急劇勃興，就是一個顯著的例子。并且由于陜西商人在秦巴山區的生產性投資，使那里的礦冶、采伐、造紙等行業迅速發展，使得秦巴山區成為我國較早產生內生性資本主義萌芽的地區之一。正是這些原因使得陜西成為明清500年間的全國經濟發達地區之一。
如今，能夠見證當年陜西商幫興盛的歷史遺跡除了遺存在全國各地的“陜西會館”或者“山陜會館”外，最有名的恐怕就是散存于渭北澄城、白水、韓城一帶的拴馬樁了，據說，這些被史學家稱之為“地上兵馬俑”的拴馬樁正是當時陜商鼎盛時期的財富象征。
陜商的榮辱觀與創業精神
從陜商的“老規程”（店規）、“老話”里可以看出，老陜商的榮辱觀既符合陜西人的性情，也適合工商業活動的需要。
“天上下雨地下滑，自己跌到自己爬”。這句話在陜西農村普遍流傳，經久適用。“生意要勤快，切勿懶惰，懶惰百事廢；用度要節儉，切勿奢華，奢華則錢財竭”。老陜商將艱苦創業、艱苦奮斗、勤儉節約、艱苦樸素、反對鋪張浪費提高到興衰成敗的高度，這種精神和傳統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之一，也是陜西人的突出特點之一。
“貨真價實好為商，假冒偽劣難久長”。陜西商人不欺不詐，隨行就市，按質論價，正因為如此，陜西商人被譽為“人硬、貨硬、脾氣硬”的“三硬商人”。
抓住機遇，與時俱進是陜商可貴的歷史品格。春秋戰國時期，陜西商人抓住諸侯對貿易實行自由放任的政策機遇，以商求富，迅速迎來發展的第一次浪潮；隋唐時期，陜西商人抓住政府實行開明政治，對外開放的政策機遇，充分利用絲綢之路的便利條件，形成了大發展的第二次浪潮；明清時期，陜商在陜西地處邊陲的不利條件下，卻能抓住明清政府對陜西實行“食鹽開中”“茶馬交易”“隨軍貿易”的政策機遇，乘勢而興，成為中國歷史上最早形成的商人集團，以“秦晉大賈”“山陜商人”的雄渾氣勢，壟斷中國東西部貿易通商達500年之久。
不畏艱險，闖蕩天涯的開拓精神是陜商數百年馳騁四方的秘笈。西部高山巨川、黃塵漫天、生活艱苦。南方商人長期視為畏途。艱苦的自然環境，卻不能阻擋陜西商人經商致富的腳步。他們上入甘，下進川，販賤鬻貴，為家鄉掙得財高北斗。道光年間，趙熙出使新疆，走到千里戈壁“一道泉”的地方，唯見有一瓦屋招待行旅，進店問老板，乃知為一陜西三原人，年輕時隨軍貿易流落于此，在茫茫戈壁上獨自生存了30多年，并娶有妻室，成為瀚海戈壁唯一的一戶人家，所以叫“一道泉”。寸草不生、飛沙走石的千里戈壁尚且有陜西商人的裊裊炊煙，試問還有什么樣的艱難險阻能夠阻擋陜西人求富的腳步呢？
不辭勞苦，奮志經營的創業精神和恪守本職，堅忍不拔的敬業精神是陜商取得成功的根本所在。人生最苦為行商，異地求財，客地經商，困難和艱辛自不在話下。清代乾隆年間，成都的陜商欲修筑“陜西會館”，卻遭到當地士人的阻撓，言說會館可蓋，但不許動用當地一抔黃土，以免風水外泄。陜商毅然回到自己的故鄉西安、同州府，經千里巴蜀古道，硬是背著一口袋一口袋家鄉的黃土，在四川蓋了華麗的陜西會館。明末清初陜西大商人孫豹人，在揚州做鹽商，三年之間三致千金，后來一邊業賈，一邊讀書，成為陜西有名詩人。康熙二十八年召試博學鴻儒科，授官內閣中書銜，豹人固辭，曰“吾僑居廣陵（揚州）數十年饕餮待我，使我官京師，不令舉家餓死乎？”辭官歸商，寧吏也賈，很是表現了陜商的敬業精神。
誠實經營，恪守賈道的求實誠信精神體現了陜商長線遠鶴，功在持久的穩健經營作風。陜西富平漢代以來就有一個叫“直鎮”的市鎮，做生意一言九鼎，不言二價，故曰“直鎮”。
與其他各地商賈不同，陜商富貴后亦能保持富而不奢，生活樸素的厚重精神和熱心公益，惠及鄉黨的忠義精神。一部分陜西鹽商居揚州賈鹽富厚后，亦能保持秦人生活儉樸的淳厚民風，淡泊自守，不為聲色犬馬所動。梁竹亭號稱梁巨萬，居揚州時“廣陵富貴鱗集，俗頸侈務以衣食居屋相高，又最蕩好狎游娼家，君在廣陵促屋居隘，僅容膝身，常衣浣濯衣，日食僅一鮭，菜無重味也”。三原商賈捐資修建三原城中龍橋更被稱為古今佳話。鳳翔的塔寺橋亦是由商民1520余戶，集資1600余緡，重新擴建而成的人車分道，三軌行駛的石拱橋。《兩淮鹽法志》曾記載，“兩淮商人籍隸徽西，各為善于其鄉，如建宗祠，置祭田，立義莊，義學以及修理學宮，興復書院，于夫橋梁道路一切利濟事各有其郡志可考”。 {分頁}
陜商的衰敗
作為著名的商幫之一，陜商何以會最先衰落？對此，李剛教授認為，陜西商幫是明清發展最早資格最老的著名商幫。但由于陜西商人多為農民進城經商，這便注定了它無法與農村脫離的歷史命運，從鄉下來又回鄉下去，他們最終沒有融入城市的主流人群，始終徘徊在城鄉的邊緣，處于邊緣人的悲涼地位。力農致富、經商發家，以農守財是陜西商人無法擺脫的歷史心路。這便注定了陜西商人最終沒有前途的歷史命運。
進入清朝后期，陜西商幫內外交困，迅速走向瓦解，是明清時代全國十大商幫中最先瓦解的商幫。究其原因，內因是封建商幫的保守性，在清末整個時代格局發生巨大變化之時缺乏應變，很難和西方資本主義競爭。外因是清末陜西多發的戰亂，使得許多商業家族數百年的資本積累消耗殆盡。
首先是陜西鹽商在面對新形式的大分化、大改組中失敗，鹽商從此一蹶不振。在兩淮鹽場，由于不能和徽商競爭，而陸續退出，陜西本土市場則被晉商占領，四川的鹽井業也由于戰亂導致資本不夠，市場迅速萎縮。茶商由于當時的陜甘總督左宗棠推行西北茶制改革，扶持以湘軍為基礎的官僚資本，陜西茶葉大不如前。陜西布商在外國洋布洋紗的打擊下被排擠出市場，迅速死亡。而經營蘭州水煙的陜西煙商也在外國機制卷煙打擊下紛紛破產，只有在市場投機中慘淡經營，從原先最盛時的大小煙莊130余家，銳減到只剩十數家的悲慘境地，興旺發達了百年以上的陜西蘭州水煙從此飄零散落。此外，陜西秦巴山區植被資源的枯竭對陜西商幫的影響也是巨大的。
與此同時，清末多發的戰亂則成了陜商迅速衰敗的催化劑和直接原因。據悉，在陜甘回民起義的戰爭中陜西各縣的富賈巨商，數百年貿易通商積累起來的財富被焚掠殆盡。而清軍入陜征剿十余年的征糧派響，捐資助剿以及陜西商人的重建家園，使陜西商人又把數百年積累的貨幣財富搜羅凈盡，資本存量一掃而光，失去了任何“東山再起”的機會。當時，國庫已經空虛，入陜清軍每年900余萬兩的軍費開支主要靠地方協款和就地征調，致使清軍為籌措經費而燒殺搶掠掘地以盡，關中的富商大戶首當其沖。同時，清軍還實行“勸富分輸”政策，勒逼各地富商捐資助剿。許多陜西富商為保平安只得挖肉補瘡，將大量營業資本化為軍費開支，使資本存量耗散無余。面對家鄉的破敗，各地陜西商人為解救家鄉鄉親父老，只得把大量資金抽回故鄉，重建家園，成為陜西商人在外省經營萎靡的直接原因。而最后關中富室巨戶幾乎都是因外資耗折，內藏懸罄而元氣大傷，數百年的積蓄傾囊而出，再也無力重整舊業，從此一蹶不振。這種連年戰亂的狀況直到新中國建立才從根本上得以改變。
一個商幫的背影
陜商曾經的榮耀在今天顯得多少有些落寞。
去年福布斯中國富豪榜發布，陜西無一人入選；上月初，新財富500富人榜出爐，5位在陜富豪入選，其中金花集團吳一堅以28.8億元第39名的位次領銜陜商。但是，與同處西部的四川、重慶、內蒙古相比，陜商上榜人數有一定差距，與有百人進榜的江浙更不可同日而語。
2007年8月中國商幫峰會在西子湖畔召開，主辦方遍邀各地商幫，曾經的天下第一商幫——陜商被拒之門外。
2008年4月《商幫戰國策：中國商幫新勢力之崛起》出版，該書對改革開放30年來的商幫重新進行了梳理，所入選的九大商幫為“海商”閩商、“隱者”豫商、“豪俠”魯商、“貴族”蘇商、“草根”浙商、“傳奇”徽商、“純粹”粵商、“黑白”晉商與“精細”潮商，陜商沒有入選。
太多太多的事實證明，陜商已經有淡出人們視線的危險。
《資治通鑒》上講“關中沃野富饒，乃帝王之居”，十三個王朝在此建都的歷史給關中及陜西留下了燦爛文化，但帝都文化的單一印象實際上又遮蔽了文化的多種樣態，天下第一商幫文化難以被正視。中國古代素有“士農工商”四民之分，商人地位等而下之，商業文化也就很少被書寫于正史之中。唐以后，陜西在中國文化版圖上不斷被邊緣化，文化領導權喪失后，陜商文化愈加遠離了人們的視野。
陜商之所以被淡忘，與其環境、發展態勢也有關系。海南文昌華僑中學教師潘愛瓊對此有精彩論述：徽商富而好儒，廣修書院、學堂，當地形成一股儒商之風，當了官的商人會扶持商人，這便形成了既商且儒的徽商；晉商不喜做官，其優秀的子弟多去繼承祖業經商，其次做胥使，中材以下的子弟才去讀書應試，其中還有中了進士回去經商的，這也讓晉商的智力得到提升，形成一個精明的商業團隊。反觀陜商，相當一部分出身農家，他們在取得商業利潤后并不是擴大經營規模，而是購田置地，修建住宅。這在農業經濟條件下也許不算壞事，一旦社會出現變革，進入激烈的市場競爭，這一特點就是致命的弱點和缺陷。中國商幫文化中就有“徽駱駝、晉算盤、陜棒槌”的說法。
昔日的陜商領軍人物榮海也有相近看法，勤快、堅韌、善良是陜商的優點，但是陜商很散、很慢、在某些方面也很狹隘，“講仁義的多，講制度的少。往往仁義發展不好就變成了一種愚忠、愚昧，而不是先進的理念、制度”。
在擁有豐富文化資源的陜西，“物多不金貴”有時是一種迫不得已的無奈，面對以兵馬俑為代表的歷史文化、延安為代表的革命文化、秦腔為代表的民俗文化、法門寺為代表的宗教文化、黃陵祭祖為代表的祭祀文化與華山為代表的旅游文化，陜商文化要得到重視，還需要政界、學術界以及經濟界更多的重視。
風云際會、萬象云集的時代，天下第一商幫的榮耀召喚三秦后人，它的背影注定不能、也不敢離我們越來越遠。
陜商留給我們的啟示
在商業經濟和商業文化發達的今天，各地新興商幫與承前啟后者如雨后春筍，蓬勃發展。在“中國十大商幫排行榜”、“中國十一大商幫”名單中，曾是明清十大商幫之一的陜商，卻榜上無名。甚至許多人對這一古老商幫知之甚少，這不能不讓人遺憾。
而更讓我們汗顏的是，以前經濟學界常說“山陜商人”如今卻很少為人們所了解，現在，人們提起明清商業，往往是晉商、徽商說得多，而陜商基本上被遺忘了，雖然學術界談到明清十大商幫，陜西商幫不能不提，但事實上真正重視的人不多。對此，李剛教授頗有些傷感的說。
“今天，我們遇到同當年陜西商人十分相似的歷史環境，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確立和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再一次把陜西推到了發展的前沿，為陜西提供了新的發展機遇。我們應當學習和發揚歷史上陜西商人抓住機遇，迎接挑戰，乘勢而起的品格；學習他們不畏險阻，闖蕩天涯的開拓精神和銳意進取的求富精神；發揚歷史上陜西商人誠實經營，恪守賈道的求實精神；學習他們富而不狂，施予扶貧，熱心公益，惠及鄉黨的忠義精神。”李剛教授給記者講了陜商歷史對今天陜西商人的啟示。
讓陜商精神永遠傳承下去
一個地區的區域經濟和商幫群體，固然會受到來自政治、軍事等外部因素的嚴重扭曲，但是只要一個地區還有方言存在，就說明這個地區在歷史上的人口并沒有徹底消失，只要人口在發展，市場就存在；同時，只要講一種方言的人口延續下來，那么歷史上好的商業和文化傳統就沒有理由完全中斷，只要時機一到，自然會如同星火燎原，興旺蓬勃起來。
陜西商幫精神主要包括抓住機遇，乘勢而起的時代精神；不畏艱險，闖蕩天涯的開拓精神；不辭勞苦，奮志經營的創業精神；誠實經營，恪守賈道的誠信精神；富而不奢，回報故里的厚重精神。而目前，陜西仍存在現代流通滯后，組織化程度較低，大型流通集團少，城鄉市場體系不健全，外貿進出口總量相對不大，商業領軍人物很少等問題。
近年來，面對陜商群體被忽視和遺忘，陜商中的一部分先知先覺者驀然猛醒，奮起直追。從省內到省外，從國內到國外，近年來陜西人不斷舉行各種論壇和研討會，反思陜商落后的原因。尤其是第一部反映陜商文化的長篇歷史小說《安吳商婦》更是把這種反思推向了高潮。
而與此同時，各地陜商領袖也紛紛發起成立陜西商會、上海陜西商會、天津陜西商會、湖北省陜西商會、重慶市陜西商會、北京陜西商會、廣西陜西商會等相關組織，而陜西商會的恢復性成立也為陜商文化跨越千年的勃興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今天，盡管曾經在中國歷史上無比輝煌的陜西商幫已經退出了歷史舞臺，但他們留給我們的文化遺產卻是雋永和無垠的。從昔日陜商的輝煌業績中，我們一定能重拾祖先“駿馬快刀英雄膽，干肉水囊老羊皮”的篳路藍縷創業精神，再造新陜商，譜寫陜商新的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