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商道
“百姓存者無幾，子弟死于兵役，老弱困于蓬蒿。……兵尸如岳，餓殍盈郭。狗彘厭人之肉，烏鳶食人之余，聞臭千里，骨積如山。目斷平原，千里無煙。殘民削落，莫保朝昏，父遺幼子，妻號故夫，孤苦何多，饑荒尤甚！”（《海山記》）相信稍微懂一點古文的朋友，看了都不能無動于衷。
唐朝人民之所以有福，是因為奠定初唐格局的唐太宗，是親眼見過隋朝崩潰的人，他不敢不愛惜民力。愛惜民力，是害怕江山頃刻間也會同樣傾覆。他又是靠政變登上皇位的人，所以必須做得勤勉謹慎。勤勉謹慎，是要以英名掩蓋自己的不清白。全球金融危機下，一片哀鴻，其實看看歷史，古人的金融智慧一點也不遜于當今！
向老祖宗學習：看中國人如何玩錢
文/北極豪客
隋朝末年竟然糊紙殼當錢
假如我要問你，中國歷史上最狠心的皇帝是誰？你大概要說是秦始皇。
但是秦始皇固然狠辣，他還不至于對親戚下黑手。告訴你，這方面做得最絕的，是開了歷史新篇的隋朝第一個皇帝——隋文帝楊堅。
開初，楊堅是以外戚身份任宰相、總攬大權、進封為隋王的。稱帝后，因為坐的龍椅是他的女婿死后，他的小外孫“禪讓”給他的。這個禪讓，說起來好聽，骨子里……嘿嘿，怎么能讓天下服？他心里畢竟發虛，竟然把自己女婿的家族、也就是北周皇室統統殺了個干凈。這樣的老岳父，也著實可怕。
不過作為新的一朝開國皇帝，他的功勞就太大了。
他于開皇九年（589年）滅陳，統一了中國，結束了西晉末年以來近300年的分裂。僅這一條，“楊堅”這兩個字就該在史書上大寫。
他上臺的路子，相信大伙都能看得很清楚，走的是王莽、曹操、司馬懿的路子。尤其和王莽一模一樣，以外戚身份掌兵權，趁著皇帝年幼，改旗易幟。正因為如此，他深怕后世留下罵名，皇帝當得相當勤勉。他不僅自己節儉，不亂花公費，對百姓也能“薄賦斂”。這是什么意思？就是少收稅費，千方百計減輕群眾負擔。
開皇十四年（594年），關中鬧饑荒，他趕忙派人去了解百姓吃的是什么。得知災民吃的是豆粉拌糠時，他坐不住了。上朝時，隋文帝把這些食物出示給群臣看，流著眼淚責備自己無能，下令撤消了自己日常的高級膳食，不飲酒，不吃肉。最令人驚訝的，他還以皇帝之尊，親自率領饑民到較為富庶的洛陽就食。在遷移的途中，他命令侍衛不準威嚇老百姓。遇見扶老攜幼的，他就打馬讓路，善言撫慰。遇到路難走的地方，他就命令左右侍從，幫助挑擔的災民通過。這樣的皇帝，與我們頭腦中長期以來的“地主階級頭子”的概念，相距太遠了。
史書記載，隋文帝執政24年，百姓安然，物產豐富，四夷賓服，朝野歡娛（見《隋書》）——這就是古代的和諧景象。至于他生了個不肖之子楊廣，后來斷送了他的江山，那就不是他能左右的了。
隋文帝還非常重視整頓紀律。一上臺，就開始著手貨幣的規范化，由國家統一鑄錢。他鑄的錢，還是五銖錢，不過比過去的五銖錢要重得多，因為隋朝的重量單位，是古制的3倍還多。
新幣發行后，出現了新的情況：因為隋朝的境內，用了這種足值而又分量超重的好錢，所以過去散失在境外的舊五銖錢，有時就會倒流回來，摻合在新錢里面用。為了防止這種取巧，隋文帝就下令在全國各關口都放上100枚新鑄錢，作為樣板。凡是入關者，都要把隨身帶的錢拿來檢驗，不合規格的就沒收，融化了鑄新錢。以后，他又連續下詔，禁舊錢、惡錢和私鑄。在各州的商店里，都貼了官府通告，并且擺放了新錢的樣品。
可是這樣的禁令，并沒生效，私鑄還是屢禁不止。隋文帝火氣大了，我的話起碼一句能頂一句，現在怎么說了跟沒說一樣。他命令各州縣的“城管”直接到店鋪里去查，只要不是官鑄的錢，就一律沒收銷毀。得了圣旨的大隋“城管”們果然厲害，一陣清查過后，私鑄錢終于絕跡。
對比上一個統一大帝國晉朝的嬉皮爺們兒，楊堅的確是個干事的人，這種做什么事都腳踏實地的風范，才是大國風范。
他登基后下令修建的西京，就是后來大唐的長安城，是那時候的“世界第一城”。西京的設計思路和布局模式，不僅影響到當時日本、朝鮮的都市建設，甚至一直影響到后世。可惜，他的接班人問題沒解決好，晚年被自己的次子楊廣謀殺，死得比王莽還不值。
隋文帝為人儉樸，但有個毛病，就是太寵兒子，國家統一鑄幣，他也不忘讓兒子沾利，給楊廣等幾位皇子都賜了鑄錢爐，讓他們也玩玩錢幣制造。這一寵，就出了大問題。
二兒子楊廣一受寵，野心就大了，偽裝忠厚老成，陰謀奪取了他哥哥楊勇的太子位。隋文帝病重之后，據說楊廣也裝得不耐煩了，趁著照顧老爹之機，想非禮隋文帝寵愛的宣華夫人。這宣華夫人不是別人，就是亡國之君陳后主的妹妹。陳夫人當然不從，掙脫出來，跑去向隋文帝哭訴。隋文帝氣得直拍床，叫人去傳大兒子楊勇，要立刻廢了楊廣的太子身份。
楊廣慌了神，連忙勾結權臣楊素，發動了宮廷政變，用自己的衛兵調換了隋文帝的侍衛，把隋文帝的身邊的嬪妃全部關進了小黑屋。當天，隋文帝就蹊蹺地死了，外界都懷疑是楊廣下的毒手。
這大概是中國歷史上后果最嚴重的一次性騷擾事件。
這位陰謀奪得帝位的好色之徒，就是著名的隋煬帝。此人志大才疏，搞大工程可以，搞扎實的行政工作就不行。他上來以后，吏治大壞，錢幣私鑄死灰復燃，且偷工減料很厲害。不用說，這又是一輪通貨膨脹，谷米漲到了每石三萬錢。隋朝的物價指數，漲得老百姓吐血都跟不上，貨幣哪里能夠用？到后來，堂堂大隋朝，人們竟然剪鐵皮、裁皮革、糊紙殼（硬紙板）當錢。紙殼子當錢，全世界僅有一例吧。
他上臺后，聲色無度，到處游玩（巡幸），三次征高麗，也跟秦始皇似的，把帝國的油門給踩到了極限。執政第8年時，山東大旱加上大疫，他卻密詔江淮地方官給他物色民間女童。他驅使男女民工百萬人開大運河，又三次坐龍舟到揚州去玩耍。據《隋書》等史籍的記載，南下揚州的船隊綿延有200里，船只5000艘，兩岸有騎兵護衛，還要500里內的州縣為這支隊伍“獻食”，一個州就要運送美食100車。
不過專家指出，事實上并沒有這么奢華，這是后世之人恨他，做了狂漲，但他每次南行都帶上滿朝文武卻是事實。即便如此，隋煬帝的南巡，也是公元七世紀世界上絕無僅有的豪華之旅。{分頁}
橫征暴斂，再加上刑法嚴苛，這簡直就是要逼草民造反了。
到他執政13年時，果然就爆發了烈火燎原似的民變。鬧了兩年，直鬧得遍地義軍、群雄蜂起，在揚州游玩的隋煬帝被困住了，最終被部下所殺。玩吧，把腦袋玩丟了，就痛快了。已打好了百年基業的大隋，也是命太不好，遇到這樣的主兒，“忽悠”一下就塌了。
說到隋朝，它在金融制度方面有一個創舉，在這兒要說說，那就是“公廨錢”。
隋文帝開皇初年，朝廷發給京官與各地官員一筆錢，讓他們投資商業生利，用賺來的錢作辦公經費。這就是“公廨錢”，是朝廷發給各級官員的資本金，官員可以用它投資，也可以放貸。這個想法的初衷很好，辦公經費自己籌，不用人民的納稅錢。但是實行起來，卻大有問題。
官員不是圣人，官場沾不得錢，這是被無數先例所證明了的。你再怎么是開皇盛世，也擋不住官員大多都姓“貪”。實行了8年之后，工部尚書蘇孝慈看不下去了，上書說：公廨錢發下去之后，各級官員就一個心眼放高利貸，“惟利是求，煩勞百姓，敗損風俗。”（《隋書》）這話的意思，咱們都能領會，說得還是相當克制的。什么叫“敗損風俗”？是當官的家里，窖藏不知又增加了多少吧？
隋文帝沒有馬上采取行動，又觀察了3年，發覺確實不行，才下詔禁止用公廨錢放貸取利，而投資經商還是允許的。
總體來說，大隋朝的開國氣象很恢弘，給咱們民族爭了氣。雖然它很短命，白白給后來大唐做了一套嫁衣裳，但它的功勞、它的教訓應該記住。開一個國，不容易，要死很多人，但敗掉一個國，卻很容易，而且會死更多的人。
在結束隋朝、開講唐朝之前，咱們還要交代一個不能忽略的國家——高昌國。這是個西域古國，也是咱們古代華夏大家庭中的一員。這國家，大家不免有點陌生，其實它和中原淵源甚深。它的位置，就在今天新疆的吐魯番東南、著名的火焰山下。這里是古代西域的一個交通樞紐，也是出葡萄美酒的地方。
這個“高昌”，與漢朝大有關系。西漢宣帝時，朝廷派了士卒，攜帶家屬前往那個地方屯田，且耕且守，算是古代的“生產建設兵團”吧。漢元帝時，又在當地修建了軍事壁壘，成為漢朝在西域的政治中心。因為那地方“地勢高敞，人庶昌盛”，所以稱作高昌壁，又叫高昌壘（見《北史·西域傳》）。高昌之名，由此而來。
西晉的時候，高昌升格為郡。后來北方鬧起了十六國，高昌也還是郡，先后屬于其中的五國。到公元460年，一個叫柔然的民族攻破了高昌，立了一個當地人為王，這才建立了高昌國。后來高昌國更換了四個政權，其中有三個王族都是漢族人，最后一個叫麴氏高昌。高昌是個小國，在幾股強大勢力的夾縫中生存。麴氏高昌原先是依附突厥的，隋朝一建立，它立刻就有親近感，投向了隋朝。
當時的國王鞠伯雅，曾兩次入隋朝貢，他的兒子鞠文泰隨父第一次入隋后，就留在了洛陽和長安沒回去，算是留學吧。高昌國跟隋煬帝的關系很鐵，還出兵協助過隋煬帝攻打高麗。
在出土的吐魯番文書上，記載著有他們用錢的情況。
高昌國人所使用的貨幣，包括金錢、銀錢和銅錢三大類。麴氏高昌自己也鑄了錢，叫做“吉利錢”，和中原、西域的其他錢幣一起流通。高昌國所用的銀錢，比較有特色，最輕的是半文，最重的有好幾百文。在出土文書中，還有一些隨葬的財物清單，看那上面記載，有的隨葬品竟然有金錢萬文、銀錢百萬文。——這高昌國難道個個都是超級富豪？
先不用驚訝。
據專家考證，這不可能是真的。誰也不會把錢這么糟蹋，估計是象征性的數字，數字的大小，可能與墓主生前的富裕程度有關。
高昌國人確實很聰明，這一點超過了現代人，為了表示對已逝親人的孝敬，往清單上填點大數，就成了，連紙糊的別墅、小車都全免了。填寫幾個數字，就表示財富。這種做法，深得當今“金融資本”運作的精髓。
出土文書里還有一些借據，從中能看出，高昌國通行的借款利率，是月息10分，也就是100‰。這些借據，所列條款就跟今天的借款協議一樣，甚至還要詳細些，有的甚至寫明：一旦簽字，“各不得反悔，悔者一罰二”，也就是反悔的話，要加倍賠償對方的經濟損失。
隋滅以后，高昌國不知怎么的，跟唐太宗不大對脾氣，與突厥搞到了一起，嚴重威脅絲綢之路的安全。唐太宗哪里吃你這套，于貞觀十四年（640年），派大軍滅了高昌國，在那兒設置了高昌縣。
此前，玄奘西行取經就路過高昌。當年玄奘走到相當于今天的哈密一帶，高昌國王專門派人把他接了過去。高昌原不在玄奘的計劃行程中，但高昌國王卻執意邀請他去。
這是為什么？
因為這個國王，就是當年在洛陽留學的王子鞠文泰。鞠文泰虔信佛教，見到玄奘后，感覺相見恨晚，立刻與玄奘結拜為兄弟，還要把玄奘留在高昌，做他的精神導師。國王的態度非常堅決，說：“雖蔥山可轉，此意無移。”蔥山是什么山？就是今天的帕米爾高原。可見鞠文泰是何等真誠。
這可給玄奘出了大難題，取經大業難道就這么半道泡湯了？他一連三天絕食抗爭，到第四天上，鞠文泰只好答應放行。這位頗有性情的高昌國王，還為玄奘提供了數量驚人的物資，足夠在往返路上用20年的。這些物資里，就有西域一帶通用的貨幣，計有黃金一百兩、銀錢三萬錢，還有綾絹等五百匹。最重要的，是高昌國王還給西域各國的國王寫了介紹信，說要去西方取經的，是我的弟弟，請多照顧——玄奘的取經路，從此之后就走上了坦途。看來《西游記》里說唐僧過火焰山一節，還真不是完全瞎掰。
這個消失了的高昌古國，太令人神往了。《全唐詩》第878卷收錄的第二首詩，就是一首《高昌童謠》，全文是：
“高昌兵馬如霜雪，漢家兵馬如日月。日月照霜雪，回首自消滅。”
我們終于到了可以揚眉吐氣一回的時候了。因為接下來要講的，是大唐。
魏晉以來，中原打仗像走馬，好端端的國土被踐踏了一遍又一遍，一直鬧到隋末。大唐名臣魏征是親歷過戰亂的，曾有感慨說：“寧為太平犬，不為亂世人！”現在的憤青們，喜歡喊打喊殺，不過喊喊也就算了。真正經歷了戰亂的人，不傷心到極點，一個大活人怎愿意去做狗。
兵火一來，實際上是沒人可以幸免的。不僅百姓狼狽逃命，精英也奔竄如狗。《三國志》上記載：“當今千里無煙，遺民困苦。”《晉書》上記載，“流尸滿河，白骨蔽野”，“千里無煙爨之氣，華夏無冠戴之人”。這樣的史書，真是一卷讀罷頭飛雪。
當然，南北朝的百余年間，北魏、南梁也曾有過幾十年的穩定期，堪稱難得。
不知你發現沒有？我們這個民族，不僅講究詩書禮樂，而且骨子里也是個優秀的商業民族。
一旦穩定，北魏的洛陽，立刻就成了世界貿易中心，“百國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賈販，日奔塞下”（《洛陽伽藍記》）。南梁的建康城，更是后來居上，有人口百萬，商販云集。商業繁華程度不僅超過了北方，也遠勝于前代。這種超強的經濟自我恢復能力，在隋朝時也創出了奇跡，但隋煬帝卻將經濟繁榮視為自己天大的功勞，任意揮霍，不知愛惜，終于將百姓陷于水火。
我曾經讀到過后世文人描寫的隋末慘象，那真是字字驚心：{分頁}
“封建社會”，最大的道理是什么？是秩序——君臣、父子、夫妻。李世民是破壞了秩序的人，在古代是大逆不道。他必須用一個更大的道理，來取得統治的合法性，并塞住后人的口。哪兒還會還有更大的道理？
有，就是孟子的思想：“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的思想又來自更早的《尚書》，這是中國儒家經典“五經”中最重要的一部。《尚書》里說：“民惟邦本”。我們要感謝儒家給我們留下的這個終極真理：民為國家之本——它能使帝王敬畏。
唐太宗就很敬畏，他的勤政為民做得相當的好。此后，這個接力棒又由武則天、唐玄宗接了過去，因此就有了赫赫盛唐。
我們這個民族，只要上天給我們50年到100年的和平，就總能做到經濟上的全世界“最牛”。這種經濟奇跡，是好皇帝和百姓共同創造的。只可惜，百姓永遠都是“最牛”的百姓，而皇帝卻不都是好的皇帝。要說唐朝的經濟，跟它的政治、文化一樣，可以分為前后兩期。一個“安史之亂”，把大唐一刀砍成兩半，前期和后期的景象很不同。
唐玄宗李隆基，一開頭皇帝做得還很謹慎，重用了兩個好宰相姚崇和宋璟，把大唐的經濟推到了頂峰。那時候全國哪兒最繁榮？現在的人恐怕很難猜到。告訴你：一是揚州，二是益州。那時的揚州，確切地說，還不單是指現在江北的那個揚州，而是相當于今天的南京一帶。益州，在唐代叫劍南道，也就是今天的四川。這是大唐市場經濟最發達的兩個地方。
當時兩地在天下有美名，號稱“揚一益二”，那該是古代的上海、深圳了吧。
說到商業，我們有必要先了解一下唐代的集市貿易。它在初期并不是完全自由的，而是要在政府指定的地點進行，這個地點就叫“市”。商人只能在“市”內開店做生意。與“市”相對的，是“里坊”，也就是居民小區。兩下里是不能互相滲透的。交易的時間，也有規定。中午時擊鼓三百聲，買賣雙方進場，開始交易。到日落之前，搖鈴三百聲，大家散場。當時長安城里，有東西兩個“市”，各有“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積集”（《唐兩京城坊考》）。
巍巍長安，以其繁榮在海內外聲名遠播，引來了眾多“胡商”，城內常年居住著大量僑民。這些“外商”在城中從事200多種不同行業，開的店鋪有好幾千家。所謂“長安百萬家”，這已經是令人驚嘆了，再加上往來商旅川流不息，更使長安成了世界頭號貿易中心，周邊國家人人向往之。后來經濟越來越發達，“市”和“坊”的界限也就逐漸被突破，小區里也可以開店了，城市周邊甚至出現了自發形成的“草市”。
交易時間上也不大聽官府的了。現在的人很少知道，初唐時政府曾實行過嚴格的“夜禁”制度，小區的“坊門”日暮而閉，凌晨五更才開啟。晚上任何人出來活動，都是“犯夜”，抓住了要挨20下鞭子。可是經濟發達，老百姓過夜生活就禁不住了，揚州和汴州都出現了熱熱鬧鬧的夜市，可謂“晝夜喧呼，燈火不滅”。
唐代的經濟繁榮，不僅從發達城市向邊緣地區輻射，同時也向周邊國家輻射，跟咱們現在的情況很相似。當時從中原到高麗、西域、南海、天竺（古印度）等地，共有七條貿易通道，與遠在歐洲的大秦（羅馬帝國）也有貿易往來。水上交通運輸也極為壯觀。《舊唐書》記載：三江五湖，千帆萬船，都是商人在奔走。因為造船業發達，到后來，主要外貿通道也漸漸從西北陸路轉移到了東南沿海。
這種經濟上空前繁盛的原因，沒有別的，就是唐朝從貞觀之治起有了百多年的太平日子。
日子一太平，農民能安心種田，創造出了世界一流水平的育秧和水利技術，老天爺只要稍微照顧一下，就是一派“稻米流脂粟米白”的豐收景象。農業的發達，為商業繁榮提供了根本性的基礎。有人在創造財富，有人在使財富流動、繁殖，這就是和諧。所以古人往往是說“太平盛世”，不太平，哪有盛世？
順便在這里提一下我研究歷史的一個發現：
中國古代的統治者，對商人的活動大多有一種本能的戒備，經常進行過分的限制。原因何在？專家們沒給出過清晰的答案。
我認為原因有二，一是，商朝被周朝滅掉后，很多商朝遺民做起了生意，牽著牛車走四方。據說，中國古代做買賣的人之所以被稱為“商人”，就是因為這個群體最早是由殷商遺民組成的。周朝統治者對他們懷有本能的警惕，這種懷疑心后來就變成了思維定勢。二是，自從儒學成了意識形態老祖宗之后，孔夫子所說的“小人喻于利”、“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也潛移默化影響到了歷代統治者。這兩條文化傳承匯集起來，就使得統治者始終有偏見，認為一門心思鉆錢眼兒的商人是異類，有點來路不正的意思。
可是，商人的活動能量實在太大了，他們借助經濟手段，不斷向社會生活滲透。而且每拓展一步，都是以“犯禁”的形式出現的。商人的思維、商業的概念，在幾千年中一點點地往正統觀念里面擠。就拿“市”這個概念來說，起先它就是市場的意思，與“街”相對應。古漢語里的“市井”、“市肆（店鋪）”、“互市（交易）”、“鬧市”、“市聲”，無一不是指市場，且有世俗之意。
到了近代，“市”不知怎么擴大了外延，跟“城”是一個意思了。民國以后，取消了“州”、“府”、“道”之類的行政區域名稱，而把大型城市叫做“市”，這實際上就是商人在文化上的一大勝利。{分頁}
老百姓鬧不清“開元通寶”怎么念
咱們還是來說大唐的貨幣。
大唐一開國，就有長治久安的氣象，開國皇帝唐高祖李淵登基四年后，就下令進行幣制改革。錢，是國家經濟秩序的象征，幣制亂七八糟、幣值暴漲暴跌的，還有什么國家權威?從他開始，徹底結束了五銖錢流通700年的歷史。
他鑄的是一種新錢，錢文是“開元通寶”。這個創新體制的“開元通寶”，值得說的實在太多。
首先說這“開元”是什么意思。這是指從唐高祖開始，要掃蕩以往幣制的積弊，開辟新紀元。那么“通寶”呢，就是新錢的名稱，與“五銖”有別。通，是指流通；寶，就是“寶貝”，錢的意思。
這本沒有任何異議。可是大唐的財政部——戶部，在鐫刻模具的錢文時，沒有考慮到一個問題。在此之前，無論五銖還是幾銖，錢文都只有兩個字，一左一右，讀起來不會有問題。個別特殊的，還有一上一下的，叫直讀，也不會有問題。而“開元通寶”是四個字，這就有潛在的麻煩了。他們按照古漢語的書寫習慣，在排列上是“開元”從上至下讀，“通寶”從右至左讀。這個順序太復雜了。老百姓沒那么有學問，拿到新錢，都順時針來讀（旋讀），于是就讀成了“開通元寶”。
群眾是創造歷史的主要力量。老百姓這一錯，就錯出了道理。從此人人都把這新錢叫做“元寶”。到了后來，皇家也不得不承認既成事實。后來史思明發動叛亂，在占領區鑄新錢，錢文干脆就是“某某元寶”。唐代宗時也鑄過“大歷元寶”，此后到宋、到清，都有各種“元寶”錢。從政府到民間，對這個概念都認可了。至于后世把金錠、銀錠叫做“金元寶”、“銀元寶”，也都是從這兒衍變出來的。所以說，元寶這個詞，是群眾誤打誤撞發明出來的。
百姓是百姓，咱們在這兒還得按照標準叫法，接著說這個通寶錢。唐高祖李淵創立的這個通寶錢，是一個全新的貨幣體系。在開元通寶之后，歷朝歷代的皇帝，基本都用年號作為錢文標志，通稱為年號錢。
“開元”雖然不是李淵的年號，但金融學界都公認它是年號錢系列的開端。雖然說在南北朝的成漢國，就有過一種叫“漢興錢”的五銖錢，才是最早的年號錢；但那只是個偶然現象，而且流通的時間很短，沒有形成影響。那么，李淵為什么要取消錢文上的重量標注，而代以“通寶”二字呢？
這是因為，在過去標注了重量的錢，經常會減重，錢名與實際幣重有時差了十萬八千里，影響不太好。政府發行的銅錢，幣值大于實際重量，這就是造假。可是政府造假也是不得已啊。現在采用“通寶”來命名，就可以掩蓋這個矛盾。減重不減重的，你老百姓今后就不要再嘀嘀咕咕了。再一個原因是，銅錢到了這時候，與稱量貨幣已脫鉤。它的流通職能大大加強，而它本身的實物價值已微不足道，基本成了一個抽象的交易媒介物。
唐朝的這個通寶錢，形制與五銖錢一樣，也是外圓內方。錢肉極好，有很寬的外廓邊，非常大氣。直徑為2.4厘米，幣材是銅、錫、鉛合金，一枚大概重4克。當時政府立了法，一枚開元通寶重量為2.4銖，十文錢恰好重一兩。
后來唐人在使用重量標準時，嫌一兩重24銖算起來太麻煩，還不如一兩是十個“錢”好換算。于是，群眾又開始創造了，“錢”正式成為重量單位，一兩從此等于十錢，“銖”被徹底淘汰。
“開元錢”是繼漢武帝五銖錢之后的又一種好錢，其地位名副其實，對后世影響極大。后來宋元明清各朝鑄錢，大小輕重都以開元錢為標準。另外，“錢”這一重量單位也就一直沿用到了現代。只不過現代的我國人財大氣粗，稱重量算到“兩”就已很不耐煩，看樣子“錢”這個重量單位，差不多已經被群眾淘汰了。
大唐的開國皇帝李淵，也是個寵兒子的皇帝，他也給幾個兒子賜了鑄錢爐。他這一寵，兒子就有野心，互相嫉妒，最后鬧出一場骨肉相殘的“玄武門之變”來，老爺子本人也被迫退位當了太上皇。
這個李淵，做皇帝做得一般，但是在中國貨幣史上，地位卻無人可及。他創制的“通寶錢”模式，從武德四年（621年）起，一直沿用到清朝末年，共流通了1290年。在他確定了通寶錢一枚的重量為一錢、十枚重一兩以后，千年間無論怎樣改朝換代，銅錢的法定重量都沒再變過。自此以后，中國古代的重量單位（衡法），兩以下就改為錢、分、厘的十進位制了。自此以后，錢幣也再不以重量單位作為名稱，而以“寶”、“通寶”、“元寶”作為錢幣的名稱。
因此，在中國錢幣史上，李淵是個里程碑。
關于通寶錢的銘文書法和圖案標記，那也有得一說，藝術性相當之高。過去五銖錢的錢文，大多是篆書，到了李淵創制通寶錢，改錢文為隸書。“開元通寶”這四個字，就是“八分書”隸體，出自初唐書法名家歐陽詢的手筆，非常厚重。
開元通寶最有意思的，是上面還鑄有星、月、日、雙月、蓮紋等圖案。有一種開元錢，在穿孔的上面有一“仰月如文”，也有是“俯月如文”。這個痕跡，就叫做“月文”。
關于它的來源，說法不一。有人說是財政大臣在向皇帝進呈錢模臘樣時，被皇后掐了一指甲印，鑄錢時不敢改動，就遺留在了錢背上；也有人說這“月文”是楊貴妃的指甲痕。后來金朝有人曾寫過“金釵墜后無因見，藏得開元一捻痕”的詩句，說的就是唐玄宗懷念楊貴妃、睹錢思人的情景。
這都是傳說了。比較嚴肅的說法，還是來自一些專家的觀點，說這是受到西域錢幣上鑄日、月、星圖案的影響，以此作為錢幣的一種特殊標記。我認為此說甚有道理。這樣的標記，歷經千年，至今仍保存在我們的錢幣上。
各位看官若不信，請你們立刻打開錢包，掏出一張2005年版的50元或100元人民幣來，觀察一下它的圖案構成。看清了沒有，在這張大面值的票面上，除了國徽、頭像、面值、編號、水印暗記之外，還有什么特殊標記？如果你一無發現，那么抱歉了，你肯定不具備做偵察兵的素質。
我來給你提示：在這張紙幣正面的左側中心、背面的右側中心，都各有一個圓形標記，里面是帶有神秘意味的抽象幾何圖案。這是什么？——這就是中國錢幣的“古老密碼”。
它是一個絕妙的圖案。我不說，基本無人知曉。這個小小的圓環，就是一個高度抽象化的“日月星”標記，而且奇妙的是，它同時也是一個極為藝術化的方孔圓錢圖案。此外，在圓環中，還能看出一個半隱半顯的“中”字，其意義是“中國錢幣”。
你看，開元通寶的影響，到今天都還在吧？這就是傳統文化的生命力，小瞧了它行嗎？
開元通寶的至尊地位，在唐代無人能夠搖撼，只有兩次例外。
第一次向開元錢發起挑戰的，是唐太宗的兒子唐高宗，也就是武則天的老公。他在乾封元年（666年）鑄過一種“乾封泉寶”，比開元錢略重一點，當開元錢十。這是大唐第一個正式的年號錢。
發行這個新錢，是唐高宗和武則天去泰山禪封之后干的事，估計是活動花費太大了，想通過鑄大錢從民間撈一點油水，補補虧空。而且，這次不光是鑄大錢，而且是修改了幣制，連貨幣的名稱都改了，估計也是不安分的武則天出的主意。為了確保新錢流通，高宗還下詔嚴禁私鑄，違者立判死刑。
哪知道新錢出來，商人拒絕使用，根本流通不了。而且民間一見大錢出來了，知道是貨幣馬上要貶值，物價立刻狂漲，鬧得家家排隊買米買油，不得安生。這下唐高宗和武則天也沒了辦法。他們清洗政敵絕不手軟，而對付商人——沒轍了。第二年就只好下詔把這大錢廢了，并昭告天下：開元通寶為“萬世之法”，今后再不敢打貨幣改制的主意。
“乾封泉寶”禁止流通后，仍然有儲值功能，可以兌換。這次貨幣改制引起混亂的原因，一是新幣減重（幣值超過實際重量），等于掠奪民間財產，引起商人抵制；二是新錢出來后，與老錢并行，等于實行了“復本位制”，兩種錢以哪個為根本，不清楚了，造成幣制紊亂。
前一節咱們說過，唐代經濟處在騰飛狀態，商業一發達，貨幣用量就猛增，初唐至盛唐各代皇帝都拼命鑄錢，以供應市場。其中唐玄宗的天寶年間，鑄得最多，一共是32.7萬貫。但是，就這么猛鑄，也滿足不了市場需求。民間沒有法子，還是老辦法——用“惡錢”。從初唐開始，惡錢（非法貨幣）就屢禁不止，其中包括：摻鐵摻錫的假錢、大眼賊錢（綖環錢）、古錢。
武則天當皇帝的時候，繼續在鑄“開元通寶”，但是民間私鑄仍如火如荼。荊州、潭州一帶（今湖北、湖南）最厲害。私鑄者組織了水上游擊隊，在蘆葦蕩里開爐，官府拿他們沒辦法。為了禁惡錢，武則天下令在市場上放置官鑄錢樣，讓老百姓對照著使用。可是假錢實在太多，無論官府還是商家，篩選起來非常麻煩，導致交易停滯。
后來只得放低標準，偽造得差不多的，都可以使用，只有實在不像樣的，比如“大眼賊”（綖環錢）、摻鐵錫錢、銅蕩（鍍銅的假錢）、穿穴（被鉆孔偷銅）等，才不許用。這一來，不是等于盜鑄合法？
鑄錢業轉眼間又是遍地好漢，江淮一帶的黑戶，都藏在湖邊、山中人跡罕見之處，大鑄特鑄。到武則天晚年的神龍年間，連長安、洛陽這兩個京城的用錢也十分低劣了。那時候，在湖南的郴州、衡州，還有人專門鑄小錢，小到什么程度？空前絕后——只有一個輪廓！還有人更發明了快速造錢法，買來大塊錫錠，在火上烤一烤，待到略軟，用錢模一夾一個、一夾一個，千百文劣幣頃刻可得，攜往市場使用便是。到了唐玄宗，名臣宋璟當了宰相，他看不下去了，請求再次禁惡錢，所有劣錢一律銷毀重鑄。獲玄宗批準后，宋璟委派監察御史（紀檢官員）蕭隱之，前往江淮挨戶檢查，務求除惡務盡。因為檢查力度過大，引起民間騷動，物價飛漲。消息傳到京師，輿論嘩然。結果，宋璟和蕭隱之都被罷了官。朝廷又放出話說：暫時不查了。民間這才安定下來。{分頁}
百姓過不好，宰相要負責，這是“封建社會”的慣例。查惡錢之事，自然不了了之。在歷史上，官家禁一樣東西禁不了的比較少見，秦始皇連思想都能禁得住，可是對錢，天王老子也束手無策。這說明，商業規律是不能違反的。你的貨幣供應不足，人家就只能用假錢。盡管這不是法定貨幣，但市場認可就行。
由于銅錢不夠用，唐朝就將布匹作為合法貨幣，準許流通，不再像魏晉南北朝那樣是權宜之計了。唐玄宗還親自下詔說，市場交易不一定必須見錢，布匹可以和錢兼用，不接受的要依法懲處。后來，又有一位名臣張九齡請求準許民間私鑄，這又是走冷一個極端了，幸虧遭到強烈反對，沒能實行。
好錢和壞錢并用的一個結果是，好錢不斷被人收藏（為了保值），壞錢越來越多。不法商人還嫌這不夠，把京師的惡錢一船一船運往江淮，每一枚可換當地新鑄的惡錢五枚（質量更惡）。再運回京師，謊稱是新鑄官錢，投放市場，大賺特賺。銅料不足，一直是銅質錢幣發展史上的一個陰影，到唐代已形成不可療救的絕癥。
幾代皇帝絞盡腦汁，什么辦法都想到了，比如把“乾元重寶”重新拿出來一當二用，“重輪”一當三。但是沒過三天，因遭到強烈抵制，又都改為一當一了。還有限制商人匯兌（不許錢幣出州縣境）、鼓勵州縣官府鑄錢、認可民間“短陌”八百為一貫等辦法，都用到了。
為了保障鑄錢原料，玄宗開元年間還禁止買賣銅料、禁止制作銅器。估計那時候新出的香爐、鎖頭、鑼、嗩吶、水盆、鏡子之類的，都是鐵做的。
這情形，相當絕望——拿什么拯救你，我的通寶？
貨幣改革改得餓死了人
大唐的厄運，起于安史之亂。唐玄宗的“長恨歌”故事，我就不在這兒重復了，那基本是家喻戶曉的段子。單說玄宗這個人，前期的政績可圈可點，親手締造了“開元盛世”，原本不是個糊涂人，可是一寵楊貴妃，整個就成了發昏第十三章。
他安排給貴妃的服務人員，就有700多人。不知這楊貴妃是長了千手千眼還是怎么的，要這么多人來伺候？楊貴妃喜歡吃荔枝，但荔枝生于嶺南，摘下后五天內就會變味兒，玄宗就下令開辟了從嶺南到長安好幾千里的貢道，專用快馬運送荔枝到長安。為了博得美人一笑——要什么你就說吧，普天之下，沒有辦不到的。
楊貴妃的哥哥楊國忠也跟著借了光，一步登天，當上了唐朝的宰相。這個人年輕時喜歡喝酒賭博，日子過得窮困潦倒，30歲后當過一陣兵，也沒干出什么名堂。他當宰相，能怎么樣可想而知——行政能力一點沒有，專會排斥異己，逢迎玄宗。
一次暴雨成災，玄宗詢問民間災情，楊國忠卻不知從哪兒找來一個大谷穗子，給玄宗看，說雨雖大但并沒影響收成。有官員如實匯報災情，玄宗還大發雷霆，要懲治人家。這樣的昏君與奸臣組合，不鬧出打亂子來才怪。
“封建社會”的皇帝不是民選的，但是在歷史關鍵時刻，老百姓也能選皇帝。安史之亂爆發后，唐玄宗倉皇出逃。半路走到陜西馬嵬驛，警衛隊嘩變，亂刀砍死楊國忠，又逼迫唐玄宗命令楊貴妃自縊。接著走了不多遠，太子李亨又被百姓截留，北上寧夏靈武領導全國平叛，被臣下擁立為帝，成了唐肅宗。
軍民一條心，把這么唐玄宗給選下去了。昔日的英明之主，只能躲在蜀地做一個悶悶不樂的太上皇，最后郁悶而死——英明的人要是天天說自己英明，也就快要不英明了。
唐玄宗驕傲自滿的惡例，咱們大家都不要學。要想做個成功者，就永遠都要虛懷若谷，不要老聽人家唱贊歌。
盛唐本來很有錢，但是治國就像治家一樣，你不想著怎么去積攢，只想著怎么胡花，再多的錢也擋不住糟蹋。那幾年，正好趕上唐朝全國稅收銳減，據說是土地集中到大戶手里了，稅收反而少了。楊貴妃再這么一糟蹋，朝廷的錢袋子就有點癟。
現在唐肅宗出來指揮全國平叛，第一個問題就是沒錢。
前面我們曾經說到過一個不相信真理的第五琦（“第五”是復姓），就是在這個時候蹦出來的。當時第五琦正做著戶部侍郎，專管財政金融，他建議肅宗鑄造一當十的“乾元重寶”，搜刮一點民間財富，好給政府用。肅宗也是實在沒辦法了，只好同意。
這是第二次向“開元錢”的本位幣地位挑戰。大錢放出去，自然有不花本錢的財源滾滾而來。第五琦因此又升了宰相，建議再鑄一當五十的“重輪乾元重寶”，什么叫“重輪”？就是錢的背面外圈是兩道輪廓。
這種錢的形制，相當獨特，但是一當五十，也真是要了老百姓的命。這兩個“重寶”流通后，后果想都不用想——物價立刻暴漲，一斗米漲到了7000錢。窮人買不起米，就只有餓死自己。史書上說是當時“餓饉者相枕于道”，翻譯成今天的語言，就是你走一路，到哪兒都能看餓死鬼挨著餓死鬼。
政府鑄了大錢，當然又刺激了民間盜鑄，長安城里寺廟、道觀的銅像銅鐘，都被人毀了用來鑄“山寨版”大錢。那一時期，因為私鑄而被杖死的鑄錢黑戶有800多人，但就這樣也禁不住。經濟秩序全亂了，第五琦被問責，當年年底就被貶到忠州（今四川萬縣）去了。走到半道，又有人誣告他曾經受賄黃金200兩，最后竟被判流放。
這大概是史上唯一的一個為貨幣改革而丟官的宰相。不過第五琦雖然狼狽，比起王莽為貨幣改革付出了一顆腦袋的代價來，還算是萬幸的。
大錢流通了兩年后，為了平息百姓的怒氣，朝廷又出了新招，把雙輪廓的重寶貶了值，改為一當三十；把唐初的老開元錢升了值，為一當十，跟普通重寶一樣用了。
按照第五琦的理論，錢從這個時候開始，就有了實錢和虛錢之分，“重寶”不過是虛錢，它的作用，表面上說是為了方便流通（省得小錢多了攜帶不便），實質上還是政府有計劃地把民間的錢貶值。
實施的效果好不好是另一回事，虛錢的意義與作用，起碼那時的理財家們都已經很清楚了。
錢界難得一見的“華南虎”——“得壹錢”
唐代還有一種“偽政權貨幣”，就是史思明鑄的兩種錢——“得壹元寶”和“順天元寶”。
我們知道，制造安史之亂的兩大梟雄是安祿山和史思明。叛軍的“大哥”安祿山比較厲害，攻入洛陽后，自封為“大燕皇帝”。其志向看來不小，可惜不久因為殘暴多疑，被自己的兒子安慶緒給殺死了。緊接著“二哥”史思明也在范陽（今北京）自稱“大燕皇帝”，野史志在取天下吧，并且開始鑄“得壹元寶”錢，當開元錢一百用。但這是一種極為短命的錢，只流通了幾個月。據《新唐書》記載，史思明鑄了錢后，“既而又惡‘得壹’非長祚之兆，改其文曰‘順天元寶’。”
就是說，他嫌“得壹”二字是預示他的統治長不了。這也不知是哪位通古博今的先生給他上了一課。原來，所謂的“得一”，是有典故的。話說晉朝開國皇帝司馬炎在登基時，曾求神問卜，想知道本朝能傳多少代。結果卦簽上的數字竟是一個“一”字，表示只能一世而終。司馬炎見了，嚇得渾身發抖，朝臣們也面面相覷。只有大臣裴楷引經據典道：老子說過，“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王侯得一以為天下貞。”這是好話，你們怕的什么？盡管如此，“得一”終究不大吉利，司馬炎的傻兒子后來也確實險些把晉朝給弄垮了。
史思明的錢，寫的雖然是“得壹”，但看了還是心里堵得慌。于是在他進入洛陽后，趁著建年號為“順天”，就把“得壹錢”給廢了，又新鑄了“順天錢”。這個短命的得壹錢發行量既少，流通時間又短，當然就成了后世收藏家眼中的極品。史思明雖然是叛賊，這錢可是鑄得一點不含糊。得壹錢制作精整，錢文凸顯，銅色紅潤。“得壹元寶”四個字是隸書，寫得遒勁有力，霸氣十足。錢的背面，大多都鑄有“月文”。其中有一種，在穿孔的上、下、左、右都有月文，那就更是極品中的極品了。
比較有意思的是，“得壹元寶”和“順天元寶”，是錢文中第一次出現“元寶”這個約定俗成的名稱，且錢文順序是順時針排列（旋讀），老百姓一念，就念得通了。歷來錢幣收藏界就有一句話，叫做“順天易得，得壹難求”。
清代有一本叫《古泉叢話》的書，里面講了一個小故事。說是有個人急著用錢，就把一枚得壹錢質押給了一個山西人。山西人很識貨，看到古錢大喜，當即答應借給那人三萬錢。山西人事后對人說：我愿意借給他三萬這個大數，就是讓他以后別想再來贖回。借了錢的那家伙呢，事后也對人說：三萬，這哪里值一枚得壹錢的價。我之所以只借三萬，就是為了以后能夠很容易贖回來——可見這個得壹錢的身價何等不凡。
到今天，在收藏界，得壹錢更是有價無市、難覓芳蹤。這么說吧，你這輩子也許能親眼見到華南虎，但不一定能見到得壹錢。史思明后來也被他兒子給殺了，沒得好死。
他鑄錢的時候，因為銅料不足，把洛陽的銅佛都毀了用來鑄錢。據清代《錢錄》里的資料記載，叛賊敗亡之后，偽錢沒有地方用了，大伙就又送回去鑄佛。
世界上白鬧一場的事，太多了。不過這史思明鬧得也忒短了點兒，否則說不定也能鬧出個五千年未有之盛世來。{分頁}
唐朝皇帝為何禁止百姓存錢
中唐的銅錢多被融化鑄了夜壺
一個王朝，新建之初大都朝氣蓬勃，中間有的皇帝驕傲了，胡鬧一氣，惹出亂子來，即便平息下去也是元氣大傷。
唐朝就是這樣。安史之亂后，月亮還是那個月亮，唐朝可不是那個唐朝了。
玄宗以前，皇權相當鞏固，國家是一個整體。唐中期以后，皇權就得了軟骨病，藩鎮軍閥崛起，各霸一方，不怎么聽招呼了。中央的問題也很嚴重，宦官開始專權，到后來居然能夠決定皇帝的廢立，重演了西漢末年故事。
在錢幣的問題上，也是積重難返，關鍵就是貨幣數量不夠用。
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時，國家調整了稅收方法，開始實施“兩稅法”，收稅按戶收取錢幣，不再直接收稻谷和絹了。本來銅料不足，錢幣發行就不足，官家這一收錢，錢又都跑到國庫里去了，民間流通的錢幣就更短缺。
由于貨幣長期供應不足，就造成了單旗先生所說的“錢重物輕”，尤其農產品賣不起價錢。按理說，通貨緊縮之后東西便宜，商家不大高興，但老百姓能得到一點好處。但是政府收稅不按實物計算，而要按照市價折成銅錢來計算。這一來，農民生產的東西就越來越不值錢。
剛剛實行兩稅法時，一匹絹能折3300文錢，實施了14年后，一匹絹最多才能折到1600文。絹價跌了一半，就等于稅率上漲了一倍。等到兩稅法實施40年后，絹價更跌得慘，跌去了四分之三。百姓血汗創造的價值，這么一折成銅錢，就蒸發得差不多了——國家和老百姓進行經濟博弈，國家沒有不贏的。
中唐以后有幾個著名的賢臣，如陸贄、韓愈、白居易、元禎等，都曾經上書反對兩稅征錢。他們說，既然農民是生產谷子和布匹的，國家就直接征收實物好了；無論你是折成錢算，還是讓他們把東西賣了再交錢，無疑都是多剝了人家一層皮。道理是簡單得連傻瓜都懂，但皇帝有時候就裝不懂。賢臣們的大實話，沒人聽。
不過皇帝也有他的苦惱：錢幣越來越少，可絕不是我私吞了啊。像這樣錢重物輕越來越甚，你要是讓國家征稅收取實物，沒兩天皇家就會窮死。那么，錢是怎么越來越少的呢？
原來這是貨幣流通的規律——它有損耗。銅質貨幣就更是流失嚴重。
唐穆宗時有一位戶部尚書楊於陵，對此有過分析。他說，過去錢是在四方流通，現在官府存的錢太多；過去是猛勁鑄錢以供應用，現在是減少爐子“自廢武功”；過去錢只流通于中原，現在有不少都流到外國去了。再加上市井百姓習慣在送終儀式上，讓死人嘴里含錢，還有商人要存錢準備放貸，商旅翻車翻船又遺落了不少，所以錢幣怎么能不少？
有人還向皇帝舉發了銅錢大量流失的一個貓膩：原來是黑心商人把銅錢融化了，鑄成銅器，賣價是等量銅錢的三倍半。如此厚利，傻瓜才不干。什么香爐、帳鉤、鏡子、夜壺，什么好賣就鑄什么吧。
為了遏制銅錢大批退出流通，皇帝也是想疼了腦瓜仁兒，中晚唐時期，朝廷幾次下令禁止鑄銅器，但這種官樣文章的法令大概沒啥效力。到了唐憲宗，索性禁止民間存錢，要求富戶把所有的存錢都拿出來，投入流通。他發現只下詔令沒有用，就正式頒布了《禁蓄錢令》，規定私藏錢不得超過5000貫，超過的部分，限期一個月內全部購買物品來儲存，違者按照官職大小，定不同的罪。平民就更不能饒，要杖死，杖死就是打板子致死。法令實施14年后，下一個皇帝唐文宗又稍稍放寬了限制，規定存錢不得超過7000貫。凡是超過10000貫的，一年內必須花完；對擁有10萬貫家產以上的大富豪，特別開恩，允許兩年內處理完畢。
這樣的法令，實際上是掩耳盜鈴，怎么可能有效用？
貨幣本身就有儲值功能，人家是合法收入，你怎能擋得住人家不花錢？大唐又不是秦始皇暴政，我就不花錢，你還能派偵緝隊挨家挨戶搜么？經過40多年的官民角力，政府終于讓了步。唐穆宗聽取了戶部尚書楊於陵的建議，百姓上稅、國稅上交和地稅截留都用實物計算，僅僅保留鹽、酒兩項專賣仍用錢計算。這等于承認了實物貨幣的存在。
有專家指出，唐朝之所以不能把官鑄銅幣貫徹到底，是因為當時的市場經濟還不夠發達，很多農民生活在自然經濟狀態中，與商品社會不接軌，所以實物貨幣還不能完全廢止。
不過，這個缺銅錢的大問題，到了晚唐的唐武宗，差一點得到全面解決。
唐武宗是晚唐很有性格的一位皇帝。他是前一位皇帝唐文宗的弟弟，本來這皇位不屬于他，可是宦官仇士良等人貪圖擁立之功，把他給推上了臺。
武宗身材高大，性情豪爽，即位之年已是27歲了。他多年來迷信道教，身邊有一大批道士朋友，因不是在深宮中長大，對社會也比較了解。他還喜歡騎馬游樂，常帶著邯鄲舞伎出身的愛妃到教坊飲酒作樂，好似尋常人家的家宴一般。不過玩是玩，國家大事卻沒有耽誤，唐武宗能夠重用賢才，管理國家也沒有什么書生氣。如果做錯了事，還能夠虛心向宰相道歉。他最重用的大臣是宰相李德裕，君臣倆相當默契。
武帝在位時間只有短短的5年，卻干了一件“名垂青史”的大事，那就是“滅佛”。
滅佛是從他上臺的第二年開始的。也就是從會昌二年（842年）起，逐年加大打擊力度。到會昌五年達到頂峰，在全國開始大規模掃蕩寺院。這次滅佛，史稱“會昌法難”， 后世將其與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的滅佛合稱為“三武之厄”。
這一年，全國共計拆毀寺廟4600多座，拆毀游方和尚招待所（招提）、修道院（蘭若）4萬多個，強令僧尼26萬多人還俗，寺院奴婢15萬人遣散。這些人回歸社會之后，因自食其力，也就變成了必須給國家納稅的“兩稅戶”。武宗滅佛，顯然是受了他的那幫道教朋友的鼓動，但是客觀上卻有力地打擊了畸形的寺院經濟，增加了納稅人口，還是讓國家受了益。他拆完廟后，把廟里的鐘、罄、香爐、銅像等等搜羅一空，都拿來鑄開元通寶——當年梁武帝白給你們的，今天我唐武宗也要白拿回來。
當時鑄錢，是下令讓各州分頭鑄的，在錢的背面或鑄一個“昌”字，或鑄一個州名作為標志。這批錢，俗稱“會昌開元”，是唐朝最后一批合乎標準的錢。
這次鑄錢，力度很大，基本解決了缺錢的問題。本來武宗準備在第二年停用其他所有的錢，全國只用“會昌錢”，可是第二年他忽然死掉，這個計劃也就泡了湯。就從他這種平時嘻哈、臨事果斷的的性格看，是個能成大事的人，要是再多活幾年，沒準兒唐朝也能多存活幾年。武宗死得可惜，是吃了太多道教朋友給他的丹藥死的，于是他成了唐朝自太宗以來第四個死于吃丹藥的皇帝。
想長命，結果偏偏短命。歷史上很多人、很多事，都是這樣。 {分頁}
泥巴捏的錢也可以用來買東西
到了唐朝倒數第二個皇帝唐昭宗時，中國錢幣史上又出了一件搞怪的事。
有人用泥巴做錢，而且還正式進入了流通。干這個事的，是盧龍節度使劉仁恭。這個人是武將出身，早年在一場攻城戰役中，用挖地道的方法攻下城池，因此軍中都叫他“劉窟頭”。他當的這個盧龍節度使，是他用武力搶來的，唐朝廷是沒辦法，事后給予追認。他的轄區，就在幽州一帶（今北京市）。
唐末的藩鎮，實際上就是地方軍閥，中央奈何不得他們。劉仁恭能在群雄爭霸中奪得一塊地盤，嘯傲薊門，志得意滿，漸漸地就驕傲起來。當官的要是驕傲，有一個普遍標志，就是生活腐敗，具體說是講究奢侈，荒淫無度。劉仁恭在幽州，就是老大，你皇帝享的什么福，我也要享什么福。
他嫌幽州城不夠牢固，就在附近的大安山上，依絕壁筑起一座“別館”，不僅有險可守，而且極其堂皇，酷似皇宮。他又選了許多美女到“宮中”來服務，自己就呆在這小天堂里，和道士們伙在一起煉丹藥，以求長生不死。
我們讀史讀多了，能發現一條規律，凡有在上者窮奢極欲的時候，在下者的日子都不會好過。當時的幽州人民，連飯都吃不飽，只能吃粘土、食人肉，餓死的窮百姓無計其數。就這樣奢靡還嫌不滿足，最令人瞠目的是，劉仁恭下令將民間的銅錢全部收繳上來，組織工匠在大安山頂挖洞穴（有地道戰情結），把錢全部藏起來（有窖藏情結）。就這也罷了，他還怕藏錢的工匠泄露了秘密，竟把他們全部殺死滅口。
錢都上繳干凈了，民間怎么辦？
虧得劉仁恭想得出，他讓幽州人民用粘土造錢，在幽州境內強制流通（見《新五代史》）。這種泥錢什么樣？不好想象。但我知道，它可不是橡皮泥那樣軟乎乎的，而是要經過烘烤，烤好后質地相當堅硬，不至于龜裂或者掉渣兒。
古代的時候，人死了后，家屬要在墓中埋一些陪葬品。其中一種陪葬就是泥錢，這不過是一種象征而已，就像今日流行陪葬紙糊的“電視”一樣，算是兒女替長輩圓了生前潛意識里的心愿。劉仁恭竟然就把這樣的“地府錢”，作為了正式的貨幣。
吾土吾民，勤勞勇敢智慧是沒的說了；但是這智慧，有時候也會在壞的方向上達到極致。
泥錢當然保留不下來，所以今天已經無法考證它是什么形制，鐫有什么錢文，幣值是多少——隋末有紙糊的錢，唐末又出了泥捏的錢，都說末世必有妖孽出，真不假。
到了民國年間，又有錢幣學家考證出來，當年劉仁恭不僅藏了銅錢，捏了泥錢，還鑄過新錢。現在人們所能見到的，一共有四類：
鐵永安錢，共有三種，即鐵永安一十，鐵永安一百，鐵永安一千。這三種錢，也有銅質的，存世數量都不超過10枚。這種錢，形制厚重，錢文粗拙，在錢幣史上別具一格。
鐵貨布，背面鑄有錢文三百，其制式不是圓錢，竟然是仿照王莽的貨布模式。
鐵順天元寶，也有三種，背面的錢文分別為：上月下十，上月下百，上月下千。其中的上月下百，是拿史思明的順天錢作模本，上月下十、上月下千則是劉仁恭自創的模式，錢文字體近于隸書。后兩種錢現在存世各有一枚銅品，那就比華南虎還要珍貴了。
鐵五銖，此錢用的是隋朝五銖錢的模本。
這些錢，都使用了唐中期以后才有的翻砂技術，但是鑄工不精，砂眼較多。
從錢形上看，劉仁恭是個懷舊派，連五銖錢、貨布都弄出來了。從幣值上看，他鑄鐵錢的目的，也是為了搜刮民間財富，因為全是大錢。劉仁恭作惡多端，囤積了好幾山洞的銅錢（不知留作何用），沒想到現世現報，先是他兒子劉守光給他戴了綠帽子，睡了他的愛妾，父子倆為一個紅顏鬧翻。這還了得，還有沒有上下尊卑了？老子把兒子叫去，狠狠教訓了一頓。
有其父必有其子，劉守光哪里吃這一套？什么上下尊卑，這年頭還不是武力說話？他找了個機會派兵攻破大安山，把老爸給囚禁了起來。在這之后，劉守光趁亂索性在幽州稱了帝，按理說劉仁恭也就成了“皇帝的老爸”，可是這個尊貴的老爸，卻仍然是個囚徒。
后來幽州被劉仁恭的死對頭——李克用的兒子李存勖攻陷，李存勖將劉仁恭逮住，以刀猛刺其心，用他的血作為祭奠，然后斬首——那幾個山洞里的錢，究竟藏在何處，也就成了一個天大的謎。
還有一種說法是，上述的永安鐵錢，是劉仁恭之子劉守光在幽州稱帝之后才鑄的。永安錢流通時間甚短，在后來的1000年中，人們甚至不知它是何人所鑄，在哪里使用過。加之存世數量絕少，就顯得更為神秘。直到民國時，人們才基本搞清了它的來龍去脈。
劉仁恭，算是中國錢幣史上最惡的一個惡人了吧。他發明的泥錢，還有一個后話，也值得一說。
唐亡后，緊跟著的是五代十國，五代里面有個“后唐”政權，就是殺劉仁恭的那位李存勖建立的。李存勖在戰場上是一員勇將，治國卻極為昏聵，常常面涂粉墨，穿上戲裝，登臺表演，朝政什么的干脆就不管啦；他還用伶人做耳目，去刺探群臣的言行，引起朝野怨恨。李克用的養子李嗣源深孚眾望，對這個戲子皇帝實在不能再忍了，就發兵攻擊李存勖。在混戰中，李存勖被嘩變的親軍殺死，李嗣源在群臣擁戴下稱帝，這就是后唐的明宗。明宗是整個五代里最賢明的一個君主。他即位后決定鑄新錢，便叫臣下呈送一個前朝錢幣的清單上來，好做參考。負責擬清單的鴻臚少卿郭在徽，在清單上竟然列入了劉仁恭的泥錢和鐵錢。明宗一見，動了肝火：你這是在咒我。劉仁恭是什么人，他造泥錢，絕不是搞經濟建設，而是害人。罵完了，又把郭在徽給降了職。
可是這位后唐明宗，也沒有忘記劉仁恭藏的那筆錢，曾大張旗鼓地在大安山掘寶。《舊五代史》上記載，當時幽州有個衙將潘杲，上書說他知道劉仁恭在大安山的藏錢之所，樞密院（國防部）立刻派了人去監督發掘，結果“竟無所得”。大安山，就在北京房山區西北80多華里的地方。藏寶處，就在山上。
不過，喜歡看《盜墓筆記》的朋友們，且慢高興——因為這寶藏，已經在1000多年前的遼代，被遼圣宗派人去給挖出來了，所有掘出的銅錢，都拿去鑄了新錢。
至于還有沒有殘留的，不詳。有不死心的朋友，不妨也可以去探訪一下。{分頁}
老百姓就用雞魚鴨鵝做“貨幣”
劉仁恭死于非命，這是上天懲罰他。但是我們后世有玩錢幣的人（雅號“泉界發燒友”），可能還是會感謝他為唐朝錢幣史添了點花絮。
唐代的貨幣，除了上面所說的那些之外，還有一些也要交代一下。
在晚唐，西域地區唐朝的管轄區內，曾經鑄過兩種“通寶”，一種是“大歷元寶”，一種是“建中通寶”，這算是地方錢幣了，主要就在當地流通。
當時西域還有一個突騎施國，是游牧民族政權，以前經常活動在碎葉城（今吉爾吉斯斯坦的托克瑪克），也就是李白的故鄉。在武則天去世后，這個小國正式從屬于唐朝，為唐朝守衛西部邊境。唐中宗封他們的首領為“懷德郡王”。這個突騎施國，鑄過一種獨特的方孔圓錢，與開元錢的形制一樣，但錢文是粟特文。
這個粟特文，是中古伊朗東部的一種文字。現代中國能懂得這種語言文字的人，那就等于學界的華南虎了，大概就只有陳寅恪、季羨林、周一良等幾位大師而已。
另外，在已經滅亡的高昌國舊地，唐朝時還活動著一支“西洲回鶻”，也是游牧民族。他們也鑄了一種仿開元錢，錢文是回鶻文。回鶻，在唐朝前期叫“回紇”，后來又改名叫“畏兀兒”——這名字有點眼熟吧？對了，他們就是今天維吾爾族人的祖先。這兩種少數民族文字的銅錢，意義可謂重大，從中可以看出，華夏文化當時對西域的影響是何等之深。
除了這些錢幣之外，唐朝的貨幣種類其實相當豐富。由于唐朝從頭到尾都沒擺脫“缺錢”的困擾，因此，唐中央政府特別提倡谷帛貨幣化。唐文宗甚至規定，在交易中凡是金額超過100貫的，所用貨幣，糧食或布匹要占一半才行。到了滅佛皇帝唐武宗時，那就更厲害，他規定：交易超過5貫以上的，就要有一半的貨幣是谷帛。在一些邊遠地區，因為流通的銅錢太少，那么不用政府提倡，老百姓也會自動用實物代替錢幣。
那時候巴地的邊緣地區，就是用鹽和布匹充當貨幣的。巫峽一帶，則用水銀、朱砂、象齒、彩綢、頭巾等等充作貨幣（見《唐會要》）。漢中一帶的風俗，就更具有鄉土氣息，不但現錢極少用，布帛也很少用。老百姓到市場，都是物物交換，比如要買鹽的話，拿一斤麻或一兩絲去換，再不然雞魚鴨鵝也都行。這樣的“原始貿易”，雖然看上去換算好像很復雜，但老百姓卻覺得很方便（見《元稹集·錢貨議狀》）。云南地區，在唐代那個地方叫做“南詔國”，也就是金庸小說《天龍八部》里“小王子”段譽的家鄉。南詔國就一直不用金屬貨幣，用的是貝幣和絹帛。
雖然大唐的貨幣五花八門，但是政府卻沒把金銀正式算在貨幣序列里。中唐元和三年（808年），還曾一度下詔禁止開采銀礦。可是金銀即便不再是法定貨幣了，它們在民間還是具有貨幣的功能。在嶺南，因為外貿發達，人們甚至只把金銀看做是貨幣。
晚唐詩人韋莊寫的著名詩篇《秦婦吟》，也說黃巢起義時，長安城里“一斗黃金一升粟”。看來在特殊情況下，黃金也可以用作支付。這沒有疑問：金和銀，永遠是和“財寶”連在一塊兒的。有的東西，雖然號稱是財富，但是很虛。比如股票、基金、期貨、股指期貨，那只不過是賬面數字，你把錢投進去，它要是給你“虛”掉了，你是無論如何也搞不懂是怎么被“虛”掉的。
可是你買銀行的金銀幣，即便價格再跌，也沒有一種是跌到面值以下的。如若不信，你今天就可以到銀行去確認。
不是有一首歌說“太陽是一把金梭，月亮是一把銀梭”么？那我們不妨也可以這樣理解：金銀之價值，就如日月之永恒。
在古老的錢幣上，鑄有日與月的標記，其意義也在于此。這是古人在向你暗示一個真理——錢，永恒也。
五代的貨幣政策各有高招 我們該向輝煌大唐揮手說再見了。讀史，這大概是最不忍釋卷的時刻。華夏民族古代的面子，全都在大唐這里。
各位讀者即使沒到過日本、韓國，總該吃過日本料理或韓國料理吧？看到那種精致、那種彬彬有禮，我就能感受到大唐之風。就更不要說那些衣袂飄飄的女性服裝、那些白墻黑瓦的清雅宮殿了。
這本來都是咱們的。
“禮失求諸于野”，我們現在還能說什么？好好的大唐，被無數的野心家你一榔頭我一榔頭，給敲打完了。毀壞自己的國家，就像毀壞無主財產似的，不知這些人腦袋是怎么長的？
唐一亡，果然就是亂紛紛的五代十國。就算是霸主、梟雄、草頭王，也免不了人頭滾滾，直鬧騰了半個世紀。其間出了無數的皇帝與“國主”，但沒幾個是雄才大略的，都是能玩一天算一天。華夏這個經濟上的務實民族，在政治上為何又如此虛無？還真是值得研究。
現在，我們來看五代十國的錢幣。
先弄清五代是哪五代，我們好心里有數：按順序是后梁、后唐、后晉、后漢、后周。這些國名之所以都有一個“后現代”的“后”，是因為從周朝起，這些國名都有人曾用過，加個“后”是以示區別。這些朝代的首都，除了后梁是在洛陽外，其余的都建在開封。
五代的各朝，都鑄過自己的“元寶”或“通寶”，形制和重量一般都仿照開元錢。
唐朝遺留下來的缺錢的問題，在五代仍然存在。其中后唐也曾經效仿唐朝，下過禁止蓄錢的詔令，同時還禁止商人攜帶錢幣出境。后唐明宗時，還進一步規定，商人不準攜帶500文以上的錢出城。有錢，你就在城圈里可著勁花吧。
這樣的限制，簡直沒法讓人做生意了，超出500文價格的城鄉貿易怎么進行？
以往在唐朝，因為錢不夠用，所以官方認可“省陌”的做法，不過有規定，一般是800文到900文為一貫。到了后唐，每貫錢“短”得越來越厲害，朝廷不得不下令，必須維持在800文一貫的標準上。市場稽查員一旦查到在交易中以“短錢”支付的，所有錢幣一律沒收。政府為什么要管“短錢”的事呢？——不涉及它的利益它怎么會如此熱心？
原來，民間流行用“短錢”，實際上是市民自發地把手中的貨幣升值，如果不加以控制的話，皇家和政府的財富就會縮水。所以必須采取強制措施，讓足夠數量的貨幣在市面上流通，以抑制貨幣升值。缺錢缺得各朝皇帝都抓了狂。
到了后晉，錢幣發展史上還出了一個小小的逆流。后晉太祖皇帝、也就是那個著名的賣國賊石敬瑭，大概被缺錢現象困擾得太苦惱了，就頒布了允許自由鑄錢的法令，當然他不是傻瓜，同時也規定了嚴格的標準，要求重量一定要與開元錢相同。
但這個法令是完全脫離實際的，各地都缺銅料，你讓民間鑄造足值的錢，怎么可能？結果法令頒布一個月后，就不得不放寬限制，說鑄錢也可以略輕一點。
咱國的法律就怕沒彈性，只要有彈性，咱國的人就能鉆空子。這個口子一開，各地豪門富商就開始動腦子啦，鑄的錢，簡直五花八門，輕重不一，大小不一。貪心之徒更是往錢里狠命地摻鉛摻錫。后晉的錢幣樣式，成了萬國博覽會，在流通領域引起極大的混亂。石敬瑭的自由鑄幣政策，得不償失，實行了還不到一年，就只好匆忙收場。
這樣兒戲似地治國，國運想長久那是太難了。后晉傳了兩代就完了，接著的是后漢。
在“省陌”問題上，后漢有一位宰相王章很有創意，他規定了一項官庫出納制度，就是百姓繳納官庫的錢，以“八十為陌”，而凡是官庫支付百姓的錢，則以“七十七為陌”。比值上雖然只有小小的差異，但官府就是要占你這一點便宜。又來這一套。這樣與民爭利爭到如此斤斤計較的政權，怎么能長得了？后漢也只傳了兩代就完了。
五代的最后一個朝代是后周。后周的第二個皇帝，是一位有名的明君——周世宗柴榮。他是后周開國皇帝太祖郭威的內侄和養子，后人習慣稱他“柴世宗”。柴世宗文治武功都有一套，所做的事當中，也有一件與錢幣有關。那就是他也學唐武宗滅佛。他下詔廢止了全國3萬多所無皇家執照的寺廟（非敕賜寺額者），從這個數字來看，他要比唐武宗狠得多。考慮到各州縣已經有好多年沒鑄錢了，而民間卻大批銷毀銅錢造器皿、鑄佛象，于是柴世宗限令被撤銷的寺廟，在50天內把所有銅像銅器拆毀，送交官府用來鑄錢。民間百姓有藏銅的，也要在50天內上繳，官府照價給予補償。過期匿而不送的，要重罰，五斤以上的死罪，一斤以下的判徒刑二年，還要株連鄰里和“居委會”的負責人。
鑄錢缺銅，害得佛寺屢屢遭殃，看來這個問題是越來越尖銳了。當歷史再也無法負荷一個沉重的包袱時，甩掉這個包袱、變通一種做法的可能性，也就隨時會出現了。
接下來再看十國。這十個小國，大都算不上什么像樣的國，也沒有統一中原的志向，割據一方，混一天算一天。先混個皇帝或國王做做，等到哪天天塌了再說。
這其中，有六個國家有自己的鑄幣。我在這兒給他們點一下名。不過即使點了名，大家可能也不知道它們是在什么方位，那我就連它們的“首都”也一起點出來，這樣就能明白個八九。
記住：鑄了錢的六國，是成都的前蜀、長沙的楚國、福建長樂的閩國、廣州的南漢、成都的后蜀，還有金陵的南唐。
它們都先后鑄過各種“元寶”和“通寶”。其中楚國的錢最“貪婪”，全是大錢。先是鑄了“天策府寶”，有銅的和鐵的兩種。又鑄了“乾封泉寶”，也是有銅鐵兩種，據說還有鉛錢。據宋人洪遵的《泉志》記載，楚國的鐵錢面值極高，九文就是一貫。那不是鐵錢一當開元錢一百？這鐵，難道是造宇宙飛船用的嗎？這個“楚國”是什么來頭？原來，黃巢起義時，木匠出身的許州人馬殷投身軍旅，東砍西殺十幾年，憑借智勇占有了湖南一帶，后來受了后梁之封，做了“楚王”，又建立了天策府，經營起了一個小王國。馬殷是亂世里難得的一個聰明人。乾化元年(911年)時，他就鑄了這個“天策府寶”大錢，有銅鐵鉛三種，以鐵錢為多。
當時鐵錢一推出來，人們不大認可，還是銅錢的購買力高。據《十國紀年》載：馬殷鑄的鉛鐵錢，只在城中流通，城外還是用銅錢。 “天策府寶”是為天策府開府慶典所鑄，所以它既是一種通貨，也可以說是古代的紀念幣。此錢久為錢幣學家所推重，聲譽極好，偽造的也多，一般都是拿真錢做模子翻鑄，表面很粗糙。還有的偽錢在錢背添字，如楚、殷等，其實是畫蛇添足，一看就是假的。
馬殷后來又采納了謀臣的意見，就地取材，鑄“乾封泉寶”大鐵錢，有大小多種型號，背文有天、天府、策、天策、策府等。乾封泉寶也有銅的，不過極為罕見。歷史上發行鐵錢取得成功者不多，馬殷可謂首例。楚國的鐵錢大而重，攜帶不便。馬殷是怎么推廣成功的呢？原來他早考慮到這一點，對商人采取保護政策，允許商人以契券交易。
具體辦法是：一堆鐵錢，找個地方垛起來，商人之間交易只憑“契券”。比如，契券上寫明：“原張三所有鐵錢百貫，堆放于龍門客棧，現因交易某貨，歸李四所有。特此證明”之類。這叫“指垛交易”，錢不動地方，就變更了所有權。這種契券，還不能算作紙幣，只是一種兌換券。
馬殷到底是勞動人民出身的，知道愛護百姓。在他的境內，不收商稅，于是四方商賈都如飛蛾撲火般的往他這兒來，把大批貨物運入湖南。商人們賺到了鐵錢，出了“楚國免稅區”就不能使用，所以又都換成當地的土產運走，這就大大加快了當地的商品流通，連帶馬殷“公營”的絲茶業也獲得厚利，令他的楚國富甲天下。
另外還有閩、南漢、后蜀，都曾鑄過大鐵錢或者鉛錢。南漢的貨幣政策也隔壁楚國的相仿，規定銅錢歸政府收藏，在城內只許用政府發行的鉛錢，城外管不住，隨便。但是，鉛錢不許出城，銅錢不許進城，違者有死罪。為什么有這樣的政策？就是為了保證鉛錢不貶值——把銅錢驅逐出城外，可以為鉛錢制造一個“凈空”。否則混用的話，沒幾天鉛錢就會貶得一文不值。
凡是不開放的地方，都是怕外來的良幣，驅逐了他們的劣幣。{分頁}
李后主的南唐對錢幣藝術也有貢獻
最后我們來專門說說南唐。
南唐，打的是“唐”的旗號，所以在它發行的錢幣中，有一種就是“開元通寶”，分大、小兩種。不過南唐盡管冒了前朝大唐的名義，畢竟只是個偏安之國。在與后周的實力較量中，屢戰屢敗，不得不放棄長江以北的土地，割地賠款，向后周屈服，還主動廢了自己的帝號。
既然不是皇帝了，也就不能再冒用“開元”的名義了，再鑄錢，錢文就成了“永通泉貨”、“唐國通寶”和“大唐通寶”。新鑄的錢，多少透著一股無奈。這時候南唐的“國主”，是中宗李璟，他在政治上不是很聰明。南唐敗給了后周，賠了一大筆錢，政府的財政有了赤字。當時有個叫鐘謨的官員提議“鑄大錢，以一當十，文曰‘永通泉貨’”，李璟想想沒別的辦法，就批準了（《新五代史》）。
這又是鑄大錢的老把戲，其結果就是物價高漲，私鑄泛濫。人民用小錢兌換政府的大錢明顯吃虧，“故民間匿幣而不出”，甚至人們紛紛銷錢鑄器，以獲厚利。政府的錢還是不夠花，從哪兒弄才好？南唐重臣韓熙載又建議：“鑄鐵‘永通泉貨’錢，以一當二”，與銅質“永通”并行。
鑄錢的材質便宜了，幣值卻翻了一倍，這就更是加緊抽老百姓的血了。果然，“鐵永通”一出，“農商失業，食貨俱廢”。南唐君臣鑄錢雖然沒安好心，但是他們的“永通泉貨”，卻開了錢幣鑄造藝術上的一個先河。
它是一種史無前例的“對錢”。
這又是一個新術語了，所謂對錢，有三個特征——
一是錢文內容完全相同；二是兩枚錢幣使用的是兩種不同的書體，其中篆書必居其一，另一種為隸書或行書；三是書體雖然不同，但兩枚錢幣必須是幣值相同，形體對等。
也就是說，兩枚“對錢”的錢形大小、錢身厚薄、穿孔大小、輪廓寬狹、錢文位置、字體大小、銅質等各個方面都完全一致，可以成雙配對。
這種趣味錢幣，又叫“對文錢”或“對書錢”，日本泉界稱之為“符合泉”。這種花樣兒，恐怕也就是南唐的君臣才能想得出來。“永通泉貨”的書體有隸書和篆書兩種。其中的隸書錢，又有闊緣和窄緣之分、精字和細字之分。
當時韓熙載是南唐的戶部侍郎，擔任了此錢的監鑄官。 “永通泉貨”的鑄期大約只有半年時間，所以鑄造量極小，現今存世的數量就更少了。現在你要是能尋摸到一個，就可以當珍品收藏了。
此外，“唐國通寶”也是錢幣中的一絕。這個錢，是為了應付戰爭賠款后的財政危機而鑄的，當時南唐已答應奉后周為正朔，也就是使用后周的“顯德”年號，可是鑄錢的時候，還是寫了“唐國”字樣，可以看出南唐君臣的微妙心態。
“唐國通寶”有極復雜的版本差異，錢文有篆體、楷書、隸書三種。其中的篆書錢又有不同的版別，互相間僅有細小的不同，但是品級差別很大。比如，篆書“國”字呈方形的，被稱為“方國”。有一種方國的“唐”字篆法尤為獨特，非常秀氣，與普通品完全不同，是“唐國通寶”中的極品，存世極少。諸位如果有幸得到一枚篆書“唐國通寶”，請務必找可靠的專家辨認，否則，很可能把極品當成普通品，而錯過了稀世珍寶。普通品在現在的錢幣市場上，價格是4元錢一枚，而極品則是4000元一枚。
說起南唐，大家一準兒都不陌生——李后主的國家嘛。 “春花秋月何時了”，李后主的那些事兒，現在幾乎家喻戶曉，這里無須多啰嗦。可是在南唐，還有一個人，其傳奇色彩、其知名度、其才情，一點不亞于李后主。
這人就是——這次鑄錢中的重要角色韓熙載。他是南唐著名的大官僚、大書法家、大作家。原是北方的青州人，為避禍逃到南唐，從政后，一步步做到了高官的位置。他原本是個有遠大政治抱負的人，所圖者甚大，入仕南唐后曾多次進言，都能切中時弊。南唐君主要是按他說的辦，沒準兒能跟宋朝弄出個“南北朝”來，起碼也能多出幾十年壽命。但是到了后主李煜執政的時期，南唐形勢岌岌可危，李后主卻顧著享受風花雪夜，不想有所作為，反而對韓熙載有所猜疑。
韓熙載知道自己命不好，這一輩子的報負，都泡湯了不說，弄不好還要倒大霉。為了避免李后主猜疑，他便縱情于聲色歌舞之中，以頹廢來表示自己并無野心。縱情聲色，那是需要錢的，韓熙載恰恰就不缺錢。他本來家財就厚，另外還有大宗的灰色收入。由于他文章寫得好，江南的貴族、士人、和尚、道士，都帶著金帛來求他撰寫碑碣（墓志銘），甚至有以千金求寫一文的，再加上皇帝的賞賜，就更不得了啦。這些財富，讓他成了南唐大臣中罕見的超級富豪。
有了錢，要想揮霍，那還不容易？韓熙載在家中蓄養了伎樂40多人，廣招賓客，終日宴飲歌舞。五代的大畫家顧閎中，曾經去他家領略過那盛大場面，回來后畫了一幅超級長卷《韓熙載夜宴圖》，那畫面——極盡輝煌，氣勢非凡。顧閎中當時是南唐的畫院待詔，也就是李后主的美術顧問。據說，他是受李后主的秘密指令，去韓熙載家里刺探韓是否有異心的。等李后主看到這幅《夜宴圖》，才對韓熙載徹底放了心——領導還是信任腐化一點的下屬啊。
待到韓熙載的家財耗盡后，仍不改舊習，照樣供養著歌舞小姐。每月一到發薪，就把錢散發給各位小姐，以至于搞得自己囊中羞澀。每逢這時，他就會換上破衣爛衫，裝扮成盲老頭，手持獨弦琴，讓自己的門生用銅板伴奏，敲敲打打，逐房向小姐乞食，眾佳麗都不以為怪。有時碰到哪個小姐正與來他家湊熱鬧的知識分子私會，韓熙載就不進其門，在門外笑道：“不敢打擾你們好興致。”
一個國家重臣，精神虛無到這種程度，南唐的“落花流水春去也”，就一點也不奇怪了。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