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開林：用行動書寫湘商的歷史
文／枕戈
作為長期在書齋里潛心讀書和寫作，且經歷了改革開放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市場經濟轉型的作家，王開林對“商道”有自己的感悟，他認為，古人其實有著良好的賺錢心態，對現代商人應當是有所啟發的：
“不少商人做到財富山積，達到一定境界的時候，就會去贊助慈善事業和教育事業，回報社會，造福桑梓。這種人的想法通常是：這么多錢一個家庭一個家族是花不完的，如果不行善不積德，錢太多了就是一種罪孽。按照老子的說法，有‘天之道’和‘人之道’兩種，天之道是‘損有余以補不足’，人之道是‘損不足以補有余’。‘人之道’走到極端就是一種罪孽。西方的說法是‘馬太效應’，越是有錢的人就越是來錢容易，也就越有錢；越是沒錢的人就越是來錢困難，也就越沒錢。”
對財富的處理不當導致的悲劇是非常慘痛的，這也涉及到一種理想的社會制度的建立：“在中國古代，生命缺乏安全系數，財產也缺乏安全系數，有些商人聚集了大量的財富，他們擔心處理不好，可能會給后代帶來麻煩。‘富不過三代’的諺語讓許多商人都感到寒心。古代中國人強調‘為富而仁’，很簡單，為富不仁會帶來很多仇恨，由于資源有限，在分配方面，‘不患寡而患不均’，缺乏必要的社會公正，加上戰亂頻仍，農民起義蜂起，‘殺富濟貧’成為一種頗具號召力的口號。”
王開林欣賞的商人不僅獨善其身，也能兼濟天下：“真正的大商人其實懷有一副菩薩心腸。”他舉出他接觸過的幾位湘商為例，他們都很愛學習，善于思考，接觸的都是當下最尖端最新潮的知識。
作為一位長期浸淫于湖湘文化研究的散文家，在他的印象中，湖南歷朝歷代的商業氛圍都并不濃厚，雖然有古洪江商業城等遺址提示后人，那里曾有過商業繁榮，但畢竟受制于單邊的水路交通，在規模上無法與商業發達的省份相比。直到民國時期，湖南的商業都不是很發達，這與地域文化有關系，也與湖南人的喜好有關系，從政和從軍，始終是湖南人心中最大的兩個興奮點。一個地方有一個地方的風氣，在江浙一帶，一方面那里讀書蔚然成風，另一方面他們的孩子從小就接觸商業行為，覺得是很自然的。
“清末民初，長沙有個頑固的舊文人叫葉德輝，他和從官場退休回湘的大學問家王先謙聲氣相通，他們很有錢，也很有文化，算是‘湘商’。他們開店鋪，租出門面收取租金，常常官商勾結，坡子街那一帶都是葉德輝的地盤。他本身是文人，但非常奸詐，他研究學問之余經商，經商之余干預地方事務，葉麻子在長沙城號稱一霸，氣焰器張，連地方官都要讓他三分。此人的許多行徑令人不齒。葉德輝是個怪胎，他既是一個完整的商人，也是一個完整的文化人。因為囤積居奇，后來長沙的搶米風潮，他脫不了干系。那個時候，在湖南本土，湘商難以做強做大，與他們自身的素質大有關系，這些人太自私，只知一味逐利，沒想過造福社會，這樣的財富也就難以變成最大值。那個時候長沙本土的商業狀況可見一斑。”
湘軍統帥曾國藩領導的“洋務運動”開啟了中國近代工業化的進程，王開林認為歷史雖然早有定論，肯定了這場運動的意義，但他們辦的企業主要還是以“官辦”為主，是在列強侵略的外部壓力下，為了救國而興商，而不是從內部的需求出發而發展商業，臨渴掘井，效果可知。洋務運動首先開辦的是軍火工廠，其次才是紡織廠等民用工業。這就決定了這批湖南人的歷史悲劇，雖然他們盡了最大的努力去實現富國強兵的理想，但還是改變不了整個社會的風氣，這場運動最終在甲午戰爭中遭到慘敗。維新派的主將譚嗣同，胸藏救國方略，曾有很多經濟方面的設想和主張，比如開礦、造輪船等等，但他的理想及身而殞。民國元勛黃興干革命，需要開辦工廠獲取經費，也是想法多于辦法。當時的環境太糟糕。
由于內陸封閉，尚武蔚然成風，湖南人以救國為職志，發展經濟只被當成次要手段，這導致湖南本土的商業氛圍不濃，經濟發展比較遲緩，湖南商人“里面不亮外面亮”的情況也是這樣造成的。湘商該如何重視和鼓吹？王開林認為，不必過多挖掘歷史中有關湘商的內容，而應重點關注當代，著眼未來，比如新近崛起的三一重工、金立手機等等。
“我們沒有歷史沒關系，但我們有現實，當下的現實就是將來的歷史。我們以前有軍事政治方面輝煌的歷史，但沒有商業方面輝煌的歷史，我們并不因此而感到慚愧，這是地域因素造成的，并不是湖南人不想經商，或者不會經商，而是沒有給他們經商的舞臺，那些舞臺被別人占據了，就像政治和軍事舞臺被我們湖南人占據了，‘半部近代史乃湘人寫就’，也夠牛氣的。一個山頭長蘑菇，一個山頭不長蘑菇，但并不是說它現在不長蘑菇以后就永遠不長蘑菇。”
世事變遷，斗轉星移。中國首先是東部崛起，接著是西部開發，再次是振興東北工業區，現在終于輪到中部崛起了。每一個地方都在集聚自身的能量，只看在什么時候爆發就是。“湖南人從來不缺少聰明才智，也不缺乏判斷力和掌控大勢的魄力，湖南人有一個優點，也是他的缺點，那就是非常剛強，‘剛而易折’。現代社會建設商會，就要形成一種多元、包容、平和的環境和氛圍，必須求同存異，合作共贏，這就要求主理其事的人具備足夠的柔韌性，它將是對湖南人精神的一種重塑。關鍵就在于湘商用行動去書寫自己的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