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映如：做有文化的湘商
文/枕戈
北大湖南校友會會長、湖南文藝出版社編審鄧映如有著傳統文化人的儒雅和激揚文字、關懷現實的情懷，同時以資深圖書策劃人的身份在圖書市場游弋搏擊、如魚得水，屬于典型的左手從文、右手言商的文化商人，也可以說是新一代的出版湘商。談起湖南的經濟商業史，他信手拈來，而且有著一般商人或者經濟學家不一樣的視角。
“湖南人的赫赫戰功，一定程度上掩蓋了湖南人別的特色，比如在經商方面的成就。”鄧映如認為，湖南商業整體成就的相對較弱，并不說明湖南人不懂經商，只是相比之下沒有軍功與治學方面的成就，遜色于其它商業大省，以至于外人一提起湖南人就想到會讀書善征戰。而歷史流傳下來的商業人物又實在太少，不比晉商和徽商。
鄧映如以自己曾經到過的山西王家大院及喬家大院為例，那些被建筑大師梁思成感嘆的“由莊外遙望，十數里外猶見，百尺矗立，崔嵬奇偉，足鎮山河，為建筑上之榮耀”的幾千畝大院，豈是南方的小院落可比？可見那時候山西的富庶，晉商 500年的興衰歷史就包含在這些大院中。而我們傳統的看法，商業還是以貿易為主，山西人當時為什么這么富裕？他們從江南采茶把茶賣到俄國賣到歐洲，專門開辟了一條商貿茶路，而湖南產茶，湖南人卻不會賣茶。如果從貿易這個角度來看經商，成功的湖南人的確是屈指可數。這是一個土壤和氛圍的問題。當一個地方重視讀書和軍功的時候，就會輕視經商，認為那是一種末流的東西。
“湖湘文化本來是最務實的，講求經世致用，把我們學到的東西用之于實際生活，但在商業領域里卻滲透不夠。”在鄧映如的眼中，過去湖南的整體商業氛圍不濃，惟有邵東是個例外。不過外人總是認為邵東人只會做一些小生意，沒文化，是“土巴佬”、“暴發戶”。邵東人雖然被稱為“湖南的溫州人”甚至所謂的“猶太人”，但僅僅是一個縣，畢竟太小了。當溫州人成功轉型后，他們從做小生意做到大生意，炒房炒到全國各地跑，而邵東人卻開始沉寂了：
“九十年代邵東人到珠海搞房地產投資的時候，好多人都跟著去了，結果他們在那里摔了跟斗。他們把所有的財富，甚至把從銀行里貸來的錢全部投到珠海，結果遇到房市泡沫，遇到通貨膨脹的打壓，他們幾乎全軍覆沒。當然，迄今還有投資實業而成就頗大的，比如曾氏兄弟。”
雖然比起傳統的商業大省，湖南的整體氛圍要差些，但畢竟也還是有自己的商業文明和歷史，有過那么一段輝煌。鄧映如以當年長沙的米市為例，那時湖南的米市全國聞名，北宋以降，繁盛數百年。還有藥市，長沙的坡子街曾是當年幾省的藥材集散地。那條街，現在的人更加想象不到的是，曾經還錢莊林立，是著名的金融中心。“那時候的商業活動還是相當發達的，包括衡陽、湘潭；還有洪江古商城，你想象不到的是，那里竟然是一條通向四川、貴州的商業要道，有‘小南京之稱’，也被稱為‘資本主義萌芽的活化石’。”
湖南歷史上并不是沒有商業文明，并不是商業活動欠發達，但為什么經歷了這么多年后，在歷史上曾經有過的商業文明的輝煌，到現在反而退化了？難道是近代湖湘文化的興盛反而使得商業發展受到打壓了嗎？還是湖南的文化土壤不適于產生大實業家、大商人？因此，鄧映如認為這才是我們最需要思考的。
“解放以后，大家都搞計劃經濟去了。公私合營是對商業文明的一次前所未有的致命扼殺，不獨湖南，全國都一樣。”鄧映如的伯父解放前曾在漢口有多個鋪面，經營染坊、銷售鞭炮等，生意已具規模，而他父親1938年火燒長沙時拋卻高中的學業逃回瀏陽鄉下，也開始了小生意的經營。但他們生不逢時，或戰亂或政治打壓，最終都歸寂于塵土。“1978年以前的事情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評說的，但自1978以后，廣東和浙江等處在沿海的地方，后來得風氣之先，迅速發展起來。問題可能就出在這里。三十年的改革開放，為什么別的地方搞得風生水起，而我們卻并無大的突破？”
鄧映如提出了一個大家也許想到但沒有提出來的問題，那就是當年“左”的思想影響并桎梏了湖南商業的發展，而不幸的是，湖南又曾是“左”的思想影響的重災區。改革開放后，大家其實已處在同一的政策起跑線上。三十年來，浙江、廣東那邊商業迅速發達起來，而處在內地的湖南，那些自認為“敢為天下先”的湖南人卻跟不上。他們在進行觀念突圍的時候，湖南卻沒有相應的鼓勵商業的配套政策，至于后面搞的“引進外資”，更多是做形象工程。當大家一窩蜂搞開發區的時候，每個市、每個縣甚至每個鄉都有開發區，但現在真正剩下來能產生效益的又有多少？所以，那個時候的湖南，并不是在一個文化氛圍和商業層面來發展經濟和激勵商業發展，而更多是從政府形象和政治影響上來做臉面工程。商業一旦成為臉面工程，市場一旦是由政府下命令來搞，就不可能具有真正的商業價值，也形不成良性的商業氛圍。“現在湖南正開展新一輪的解放思想大討論，希望以解放思想來順應發展大勢、破解發展難題，應該會有一定的積極意義。”
在不可能去打仗、不可能以讀書來定高下的當代，商業已然成為社會的主導力量，湖南人重新發奮圖強，也開始在各個行業領域取得了一些成績：“比如那個創立金立手機品牌的劉力榮，那個發明UBS的唐末德，還有一個做IT產業的80后青年高燃，這說明湖南人在商業方面開始覺醒了。只是可惜，他們是在湖南以外的地方開拓出了一片天地，在湖南卻受制于一個內陸的地緣，還不能充分施展自己的商業韜略。”
文化決定了一個商幫的高度和長盛不衰，因此湘商的崛起在于形成一種先進的商幫文化，還必須在湖南本土形成很好的商業文化氛圍：“我提出這么一個觀念，真正能夠把商業做大的，還必須是一些文化人。看看晉商，看他們大院里的雕梁畫棟、一磚一木，就可以看出一種文化的含量。徽商的住宅也相當考究。這決不是附庸風雅、用文化來顯擺的那種。我希望，所有受過正規教育的文化人，都能參與到商業活動中來，堂堂正正地談商言利，用自己的智慧創造出新的商業文明，這種氛圍就不一樣了。有了這些文化土壤對商業的鋪底，它必然就會產生一個商業巨子的群體，有一批人終將獲得突圍。”
鄧映如也不掩飾他內心對“湘商”的一種擔心，因為現在雖然已經提出了湘商的口號，但如果停留在表面的話，就可能成為空中樓閣。而湖南人恰恰又是善于炒作概念的。如何把湘商概念落到實處？他說：
從政府的層面來講，它要給商業的發展提供最好最優惠的政策，扶持已經有成就的湘商更上層樓，而且更應當發掘有創業激情和商業意識的年輕人，使他們有朝一日也能夠在商業上做出成就；
從媒體上來講，倡導湘商文化，使大家對商業文明的認識與社會現實有一致的認識。大力宣傳成功湘商，誰在商業上成功，誰就有了相應的社會地位和社會價值；
作為個人，湖南人不要沾沾自喜于過去的軍功、讀書的成就和過去湖湘文化的輝煌，而應客觀面對整個社會的商業文明發展到如此境地的形勢。只有這樣，湖南才能擠身于商業繁榮之地，湘商也才能后發趕超，成為商幫中的一支勁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