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學演講有感
文/牛根生 蒙牛集團董事長
2008年3月9日，我受邀在哈佛大學就企業社會責任發表演講。據有關媒體的同志講，我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受邀在國際上講企業社會責任的企業家”。緣何？原因大概有三： 第一，中國有企業（現代意義的企業）的歷史太短；第二，中國講企業社會責任的歷史也不長；第三，國際舞臺上某一領域話語權的過渡標志著該國在這一領域的崛起——中國企業社會責任開始在國際舞臺上崛起了！
在哈佛演講后，我有三個方面的感想。
第一個感想：“財富權”往往決定“話語權”。
馬克思曾說，資本主義在它不到100年的時間里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所有時代所創造的生產力總和還要多還要大。
看了這句話，由不得要問：中國生產力創造的黃金時代是落在哪個區間了呢？它與我們的國際話語權究竟是一種什么關系？
國際上的發言權，在某種程度上是取決于財富、取決于生產力水平的。人類歷史再往前推516年，在“西半球不知道東半球，東半球不知道西半球”的那個漫長時代，古中國曾經擁有過世界上最強大的物質財富與精神財富，但由于時代所限，祖先們沒怎么在國際上發出過聲音。
接下來的“屈辱近代史”大家都了解了，列強瓜分中國，“八國聯軍”所在的每一地方，都用中國人的血汗錢墊高了自己的“腳跟”——最早的掠奪者大英帝國自不必說，法、德、俄、意、美也不必說，就連此前追隨中國幾千年的日本小兄弟也“回刀屠師”，用大清帝國的巨額賠款充實了百年維新的底子。
從這個意義上追本溯源，我們甚至可以說：發達國家的“長城”是用發展中國家的“磚頭”砌成的！再說得委婉一點：發達國家的“長城”中有我們發展中國家的“磚頭”。
那時，被人一只腳踩住左肩、另一只腳踩住右肩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只能切膚痛感一個真理：“落后就要挨打！”“弱國無外交！”
新中國改革開放30年，是財富創造最快的時期。套用馬克思的句式，我們可以說：中國在最近30年所創造的生產力，比它過去300年所創造的生產力總和還要多還要大——這，正是我們今天獲得話語權的源泉所在。
把生產力搞上去，是我們贏得國際“話權語”最為根本的路徑！
第二個感想：遠離戰爭，也要拒絕“斗爭”。
美國的崛起，與一戰、二戰都未在其本土上“腥風血雨”是有關聯的。
哈佛大學的傳奇，從源頭上講，也可以說是哈佛先生所捐財富催生出的燦爛奇葩。據介紹，哈佛大學的畢業生中，共有六位曾當選過美國總統，他們是約翰·亞當斯(美國第二任總統)、約翰·昆西·亞當斯、拉瑟福德·海斯、西奧多·羅斯福、富蘭克林·羅斯福(連任四屆)和約翰·肯尼迪；哈佛大學的教授團中，總共產生了34名諾貝爾獎得主。物質決定意識，意識反作用于物質——經濟與文化就是這樣循環漸進的。
不管是被迫，還是主動，當我們“與別人較勁”的時候，收獲的是“零和游戲”；當我們“與自己較勁”的時候，你贏我贏，沒有輸家。
20世紀的中國，我把前半葉看作“負數”，后半葉看作“正數”。為啥？戰爭，人死物傷，減法；和平，國泰民安，加法。
最近60年，我把前30年看作“虛數”，后30年看作“實數”。為啥？前30年有“斗爭”，“與天斗，與地斗，與人斗，其樂無窮”，外斗修帝主義，內斗地富反壞，直斗得天昏天暗，是非難辨，人身不保，生產力的創造自然也就退居“二線”了。后30年雖有競爭，卻沒“斗爭”，所以，人的主觀能動性得到空前解放，我們成為全世界最為耀眼的一個“增長極”！
下一個30年，“競爭”與“合作”的關系怎么處理？“和諧”怕是硬道理。
第三個感想：“一窮二白”與“后來居上”。
在哈佛大學接受提問的時候，話里有話，終于作出這樣一個回答：先富有先富的累贅，后富有后富的便利——西方人過去已經購買過的東西，像房子和房子里的貴重物品，他現在就不需要購買了；而我們中國許多人過去沒買過這些東西，所以購買力就旺盛。
毛澤東說過，一窮二白也有一窮二白的好處，可以畫最新最美的圖畫。
這里的確有一比：改革開放30年，這當中許多人曾有個“鐵飯碗”，這是優勢，似乎不用為未來發愁；但也是劣勢，反而捆住了自己的手腳。而另一些連飯碗也沒有的人，只好“自己給自己造飯碗”，于是，這些人成為中國最早的萬元戶、百萬富翁乃至杰出企業家。
西方人富了，富有富的副作用，食利階層逐步擴大，許多人是在“用錢掙錢”，那種為工作“殫精竭慮，廢寢忘食”的“原始圖景”在他們的生活中漸行漸遠。但我們沒有錢，我們還得艱苦創業，我們還得把自己的腦力和體力挖掘到最大化，“別人睡覺的時候，我們得走著”——而這，正是我們可以后來居上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