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商年會牽動兩地高層關注
中國商人：第六屆溫商年會由合肥、溫州兩地市政府共同主辦，一個異地商會的年會引起如此之高的重視，請您談談其中的原因。
汪達升：我們都有一個共識，認為年會在合肥召開有助于全國溫州商人，乃至國際上有一定知名度的溫商對合肥的了解。用副市長張進的話說，就是要通過這個年會宣傳合肥推介合肥，使溫商、徽商互相交流學習，在融合當中提升自身實力。所以合肥市政府常務會很快通過了合肥溫州商會的申請報告。
溫州市政府也認為合肥有承東啟西的區位優勢，在承接沿海地區經濟輻射和產業轉移中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第六屆溫商年會在合肥召開某種程度上對沿海地區產業升級和部分產業轉移有一定的促進作用。
兩地政府有此共識，認為這是一個合作共贏的好機會，所以都非常重視，商定這次年會的主題為：交流、合作、共贏。
中國商人：這次年會預計有多大規模？
汪達升：年會規模也是兩地政府商定的，主要參會人員由溫州商會邀請，估計在500—600人左右，加上安徽有關方面和本地的企業家，應該是上千人。目前沒有準確數據，也可能比這個規模還要大。
兩個改革典型的歷史性握手
中國商人：我想請教您，如果說合肥與溫州經濟目前都存在一些需要突破之處，這其中共性的問題是什么？合肥與溫州真正的差距是什么？
汪達升：我覺得這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要結合兩地經濟發展的背景來看，包括招商引資、經濟合作以及今后的經濟發展。我在想，溫州作為沿海城市，首先得益于小平同志提出的改革開放，在這個過程中，他們抓住了機遇，對改革政策理解比較到位、比較活。而且溫州人全民創業意識強，對商機把握比較好，所以溫州個體經濟、民營經濟的發展走在全國前列。他們是敢于吃螃蟹的人，搶抓了先機。所謂“春江水暖鴨先知”，沿海地區是改革的前沿地區，比我們對政策理解更透，對外開放視野更寬。
安徽作為中部地區，它也有改革的愿望和需求，但開放的眼光往往在當時還是不足的。1979年改革開放以后，最早放開的是沿海地區，包括深圳、廣州以及浙江和江蘇的部分地區，中央對這些地區有政策上的傾斜，這使得安徽等中部地區無法企及。另一方面，中部地區有改革開放的意識，但還是要遲一些。盡管我們安徽有小崗村、小井莊，這些都是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但是沿海地區開放的領域更大視野更寬。
中國商人：這兩個村子是當時中國農業和農村改革方面的典型。
汪達升：是的，工業方面安徽有年廣久等一批先行者，這些我就不過多評價了。農業改革安徽也是走在全國的前面，這有滁州的小崗村和合肥的小井莊為證。醒得早起得遲的現象，也不是安徽獨有的，中部地區可能都存在類似情況，可能我們思想觀念保守一些，過去發展環境不是那么優越，也可能我們地理位置不是那么好，等等因素導致合肥的發展相對滯后一點。那么現在，由于受到國際大環境和國家宏觀調控的影響，一些過去比較低端的產業就面臨發展的瓶頸和困難。特別是沿海地區面臨幾個問題：一是資金困難，二是產業選擇上科技含量不足，產業提升不夠快。此外還有用工問題，原來是沿海地區一枝獨秀，現在是全國遍地開花。再加上一些惠農政策等因素的影響，民工紛紛開始返鄉，過去那種從內地向沿海地區涌流的趨勢已不復存在
了。沿海地區低端產業面臨困境，就出現了你剛才說的溫州也要招商的現象。它要招商就面臨產業升級和科技含量的提升，這是溫州在發展當中必須面對的問題。所以它也希望在外發展的溫商能夠回鄉再度創業，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作為合肥市方面也完全支持溫州的想法。
中國商人：中國經濟發展到今天，因為溫商年會出現了有趣的現象。溫州是中國改革的先發地區和民營經濟的典型代表，安徽則是中國農業和農村改革的代表性地區，兩地市政府都有強烈的招商需求，可以說很有意味。
汪達升：拿溫州來說，地方經濟是比較雄厚的，而企業發展當中也會有資金、用工、技術提升等問題的困擾。溫州市為什么還要招商？它不是有錢就不招商了，它還要發展。因為“發展才是硬道理”，這是小平同志一再強調，也是我們改革開放中一再證明了的道理。在此情況下，溫州面臨著新的發展取向和發展趨勢問題，它不能躺在那里睡大覺。一個負責任的政府，它必須推動本地經濟向前發展，這是我所理解的。溫州要發展，光靠本地經濟是不行的，它要有一批人才，一批能夠經營的人才特別是企業家隊伍，而合肥有這方面的優勢，這是可以互補的。在溫州過去那種家族式的、遍地開花的企業，畢竟不是發展的主流。世界經濟的發展往往都是巨頭的發展，集團式的發展。
合肥面臨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
中國商人：利用這次年會招商應該比以前那種一家一家地出去找要代價小一些？
汪達升：這只是招商合作的一個機會，我們看重這次年會，珍惜這個機會，希望取得更多的成果，但并不意味著僅僅靠一次活動就能解決很多問題 。合肥是開放的合肥，是海納百川的合肥。分管招商工作的常務副市長張曉麟多次強調：希望更多的，包括溫州商人在內乃至世界的客商來合肥投資發展。我個人認為，安徽面臨前所未有的機遇。過去沿海地區發展時，我們望塵莫及。現在終于有了“中部崛起”，安徽作為承東啟西的地區，有優越的地理位置、良好的區位優勢、交通便捷優勢特別是人才優勢。
合肥及時抓住了目前的發展機遇，特別是新一屆市委市政府領導人果斷決策提出了發展為上、投資為本、工業立市、城鄉一體，盡快融入泛長三角這樣的發展戰略。無論是經濟發展還是城市建設方面，最近三年來合肥已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良好發展態勢。過去合肥在安徽經濟總量的首位度只有12%左右，現在已經上升到18—20%，這就說明它已經有了龍頭和輻射的作用，當然與其它省會城市相比還有距離，有的城市首位度能達到30—40%。
中國商人：那么合肥與溫州經濟的不同點是什么？
汪達升：合肥經濟發展有自己的特色。合肥有兩個國家級的開發區，高新技術開發區和經濟技術開發區，還有一個新站實驗區，都是1980年代就設立的，它承載著比較先進比較好的產業結構。合肥的主導產業有：高新技術，機械制造，重化工，家用電器，生物醫藥等。機械制造特別是汽車制造，如鏟車、汽車、釵車、挖掘機等在合肥都是比較大的企業在做，在全國也是非常有影響的。這些產業起步都比較早起點也很高，所以合肥這幾年發展速度很快，每年都是以20％以上的速度在發展，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好多個百分點。
以上說到合肥整體發展的后勁足，這是其一。其二，合肥還是全國唯一的科技創新型試點市。我們很重視科技資源和成果的轉化利用，開辟了核心區域推動產、學、研一體化。此外合肥的人才資源充足，我們有三十多名院士，200多個博士后工作站，數十家科研院所，近六十所大專院校，每年培養出20余萬名大學畢業生。這一方面我們在全國是排在前幾位的。同時合肥在發展中注重加大投入培養后勁，每年的固定資產投入與當年GDP總量幾乎相等。
中國商人：有這么大的比例嗎？
汪達升：幾乎相當。去年我們的GDP總量是1360多億，投資也差不多。2008年1-7月份就投資870多億。這些投入主要用于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工業投入和社會事業、群眾福利事業這一塊。在城市的總體規劃方面我們提出了“141”戰略，一個中心城區、四個副中心組團、一個濱湖新區。解放初合肥只是一個彈丸之地，5平方公里，5萬余人口。到改革開放初期合肥有100多平方公里，100多萬人口。1990年代，增加到120平方公里，120多萬人。現在發展到240平方公里，260多萬人口，城市框架不斷拉大的同時，基礎設施也得到提升。從2007年起，我們修了221條道路。交通已經四通八達，特別是合肥的幾個出口，東部合（肥）—寧（南京）高速公路正在拓寬，西部312國道已通到武漢，安徽省內各個城市高速公路均已開通，2小時可到達，當天可往返。今年八月又開通了動車組，從合肥到南京只需45分鐘，到上海三個小時。此外，合肥新橋國際機場正在修建，巢湖千萬噸級的港口工程也在規劃中，它是通江達海的。
以商鞅變法精神掀起效率革命
中國商人：安徽是媒體和公眾非常熟悉的地方，就合肥來說，其他地方有所變化嗎？
汪達升：在加大固定資產投入、培養發展后勁的同時，合肥市委、市政府非常注重效率建設，金龍書記提出了以商鞅變法的精神在合肥掀起一場效率革命。2007年春節前后，市委、市政府出臺了一系列旨在提高機關工作效率、完善政府管理機制的制度措施。如首位責任制、缺席默認制、責任追究制、一站式服務、精減審批程序、下放審批權限等等，包括干部輪崗、干部大交流的制度化，目前正在制定并提交合肥市人大審議，以地方立法的形式來規范市內處級以下干部的定期輪崗和交流，從而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
通過這一系列制度變革，合肥逐步形成辦事程序最少、最優化的投資發展環境，為合肥的招商引資創造了較好的硬軟件環境。再加之突出的區位優勢，合肥已成為世界各地客商的投資熱土，像聯合利華、大陸輪胎、ABB、麥德隆等很多世界500強、中國500強企業都爭相把目光投向合肥，其中聯合利華甚至將總部都遷到合肥來了。海爾、格力、美的、統一、娃哈哈、天威保變等一批國內知名企業也紛紛到合肥來發展，同時像華泰、科大迅飛、百大集團、合肥鍛壓、安利等一大批合肥本土企業在市場競爭中得到提升，增強了自身的發展優勢，其中民營企業科大迅飛也已成功上市。
合肥市最近又在出臺一系列政策，扶持中小企業和民營企業的發展。吳存榮市長還委托我們工商聯代政府起草《關于促進民營企業發展的若干規定》，這些制度的出臺不僅會促進本土企業的發展，也將大大改善外來企業的投資環境。
中國商人：作為黨委政府的參謀助手和民營企業的“娘家人”，您認為促進本土和外來民營企業的發展，最關鍵的應該從哪些方面下手？
汪達升：民營企業是市場經濟的產物，作為政府部門來說最主要的是簡政放權、優化環境、提供最優質的服務。從企業自身來說，也要有科技創新、延長產業鏈、提升產業層次、優化產業結構的意識。農業要向工業化發展，用工業化的理念來經營農業。特別是機械制造、加工等二產的發展壯大之后，合肥的現代服務業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這也使得合肥更進一步注重提升三產的發展等級。所以通過科技創新，促進每個產業在本行業中做大蛋糕這是最主要的。要做大蛋糕，必須加大投入，才能培植后勁。培植后勁，就來自于招商引資，所以市委市政府提出發展是第一要務，招商引資是第一要事。這是金龍同志來合肥后多次強調的、我們每一個領導干部都耳熟能詳的發展理念。
中國商人：您說到的“簡政放權”，主要指哪些權限？
汪達升：主要是審批權和管理權，與企業有關的管理權限一定要下放給企業的經營主體、社團組織和中介、咨詢機構。
中國商人：審批權的下放和簡化容易理解，說到具體管理權限，您認為以前在哪些方面的控制過嚴從而不利于民營企業的發展？
汪達升：比如說政府的執法環境，有些地方能否踩著邊線走？過去不是說有些地方一放就亂，一管就死嗎？這方面存在一個矛盾，市場管理應該是有序化的管理，但企業在發展的初步階段和上升時期，其競爭手段、經營方式等方面往往不是很規范，就存在一個如何看待的問題，既要規范市場，又不能管得過死。我個人認為這其中有一個界限：只要不是危及到國家和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破壞市場經濟秩序，明顯違反國家法律的，這其中有些東西盡量少管。
中國商人：您的話是否可以理解為只要是不違法的什么都可以干？
汪達升：都可以試，不是胡干蠻干。只要是不違反國家的法律法規，只要是國家法律法規沒有明確禁止的事，應該說都可以試。
多年來，合肥干部群眾憋了一股勁
中國商人：您剛才談到合肥近幾年的變化時，用了“前所未有”這個說法，然后您舉了很多例子。我想您本人既在黨政機關，又與合肥當地企業聯系較多。除了您剛才說過的大家都能看到的馬路寬了，樓高了等表面的變化，究竟有什么深層的原因使您用“前所未有”這個詞來表達自己的信心和感受？
汪達升：我認為主要還是決策層的問題。過去我們常說，火車跑得快，全靠車頭帶。一個地區要發展，必須要有一個好的領導集體，要有這個地區的領導核心和核心人物。這些人必須有強烈的歷史使命感和社會責任感，要有明晰的發展思路、開闊的胸懷和開放的眼光，要有敢作敢為的精神。這樣才能帶領我們的干部群眾去干事業、謀發展。說實在話，這里面有個統一認識進一步解放思想的過程，這個過程比較痛苦也是比較復雜的。合肥人民有一個好的領導集體，有了團結一致謀發展的思想認識，這是發展的前提。同時，合肥的干部群眾都憋了一股勁。多年來，合肥發展滯后，大家臉上無光，這些干部群眾也都想干事，都想讓我們工作和生活的這個地方有巨大的變化。
有一個英明善斷、敢于作為善于作為的領導集體，有一批甘于奉獻、奮勇爭先的干部隊伍和高素質的市民，我想合肥又好又快地發展，在中部崛起中奮勇爭先是完全有可能性的，因為它有內在的發展動力、空前的發展機遇和不斷完善的發展環境。
（汪達升：中共合肥市委統戰部副部長、合肥市工商業聯合會、合肥市總商會黨組書記、第一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