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經緯的無語問蒼天，幾乎成為某些國企領導人的“標準照”。）
失望與希望、悲觀與樂觀、跌倒與爬起、毀滅與重生，一直是人類社會永遠吼叫不休的命運主題曲。
歷史不應該僅僅有成功者的歡呼聲，更應該有失敗者的喟然長嘆。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一部企業史就是一部失敗的歷史。30年改革開放的歷史，我們略加梳理，便會列出一份長長的“失敗者”的名單——步鑫生、禹作敏、儲時健、牟其中、仰融、唐萬新、孫大午、戴國芳、鄭俊懷、趙新先、顧雛軍、黃宏生、龔家龍……
此中，有些人也許會永遠釘上歷史的恥辱柱；有些人卻一直有著截然不同的爭議和評語；有些人受到了當時社會的譴責和法律的制約，但在10年、20年或30年后，又有了新的解讀方式。
總結他們的失敗原因，主要有如下幾種情況：碰撞了政治的禁忌；觸犯了法律的底線；違背了市場的規律。當然，還有些人的失敗是混雜了以上諸多因素。
商業與政治難以完全分割，關鍵是保持合適的距離。太近了，可以得到紅頂商人的巨大便利，但最終往往沒有什么好下場；太遠了，則太陽永遠照不進現實，你會成為荒漠中無人理睬、自生自滅的野草。
法律是對人們行為的有效約束，但每部法律都有其時代的局限性。比如說當年的投機倒把罪，現在已經早不見蹤影了。而當年，很多企業家對當時法律底線的試探和觸犯，卻在無意中拓展了法律的邊限和商業的空間。
而對市場規律的挑戰，則是一場成王敗寇的游戲——挑戰成功了，會被贊譽為顛覆性的市場創新；挑戰失敗了，又會被鄙視為違背常規的盲動。
一位財經作家說得比較客觀：“他們的失敗，是一件讓人遺憾但并不可恥的事情，因為這些失敗往往伴隨著偉大的創新和冒險。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正是燃燒在企業家內心的那股不甘平庸的勃勃野心，在一次次顛覆著陳舊的秩序，掀起商業上的巨浪與革命?！?BR>
{分頁}
1980年金秋十月，北京科協干部趙綺秋的辦公室闖進了一位“異人”——他身材不高、頭顱巨大，右腳穿白色襪子、左腳穿黑色襪子，手拎黑色人造革手提包，向趙綺秋大談美國技術擴散區、128號公路、硅谷科技公司的情況，并提出要在中關村搞移植硅谷經驗開公司。讓趙綺秋驚訝的是，這位47歲的“土老冒”，竟是一位和陳景潤齊名的核聚變科學家，他叫陳春先。
當年10月23日，憑著從北京科協借來的200元，陳春先在兩間木板房里創辦了北京等離子學會先進技術發展服務部。這是中國第一家高科技民營企業。
此后幾年，陳春先一直被人指責“搞歪門邪道，不務正業”，直到1983年1月一位新華社記者的內參文章，才讓陳春先得以正名。其后，在陳春先效應的鼓舞下，科海、京海、四通、信通、聯想、方正等高科技企業如雨后春筍般冒了出來，中關村一條街開始形成。
但陳春先卻成了“先烈”。他陸續推出的很多想法和創見，都在幾年后被后來人實現，卻在當時因為思想太超前或操作不到位而流產，所創辦的華夏硅谷公司、中國民營網等也相繼煙消云散。
2004年5月16日，四通集團慶祝成立20周年，70歲的陳春先拄著拐杖來了。望著段永基、柳傳志等眾多后起之秀，陳春先自嘲道：“人老了不中用了，看看在座的各位老板，我是最不行的。”
改革開放的典型人物，除了有“中關村第一人”之稱的陳春先之外，還有“經濟特區馬前卒”袁庚、“中國第一商販”年廣久、“改革旋風”步鑫生、“承包第一人”馬勝利、“聯營先鋒”張興讓等人。在曾經的喧囂過后，他們都作為標本被夾進了厚厚的歲月書卷中，逐漸沉寂并被淡忘。
袁庚晚年一直居住在蛇口海濱公寓內，從窗口便可以眺望自己一手開創的這個第一個經濟特區，而他手邊常常放著的是和那些國家領導人的合影相冊，但偶爾翻起，卻仿若隔世，因為曾經的喧嘩已經離他遠來越遠。
被鄧小平幾次點名的“傻子瓜子大王”年廣久，早已經把品牌賣給了自己的大兒子和次子，每天在看電視、打麻將、調教幼子中度過自己的晚年時光，偶有記者來訪，便慷慨激昂、唾沫橫飛，熱鬧中透著“白頭宮女說玄宗”的落寞。
1988年“步鑫生神話”破滅，他被免去海鹽襯衫總廠廠長一職，從一個改革典型變成了反思的教材。此后，他四處漂泊，曾經一度重病纏身、生活難以為繼。
馬勝利于1995年被上級“勒令”退休，此后開過包子鋪和造紙廠，均無大作為。2003年，“首屆中國優秀企業家”的幸存者相聚杭州西湖，當會議屏幕上出現馬勝利在全國各地奔波的身影時，坐在臺下的他不禁老淚縱橫……
“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后事”。無論他們個人如何沉浮，但他們率先涉足和開創的領域，卻是日新月異、大開生面。
{分頁}
這是中國企業史上最悲情的一張照片：2002年1月15日，情人節剛過，三水市政府突然“發難”，無情地把創業者李經緯甩在了一邊，以極低的價格賣給了年僅28歲的張海。年過六旬的李經緯用了整整30年時間，把一個生產米酒的小作坊打造成了中國飲料第一品牌——健力寶，而此時，他只能眼睜睜地看著自己“親生兒子”被拍賣，自己卻像一個無關的人一樣默默地坐在會議室的一角。一陣悲愴涌上心頭，李經緯不禁仰頭沖天、淚水盈眶。
無語問蒼天的不僅僅是李經緯！這幾乎成為某些類似的中國國企領導人的“標準照”——你把這張照片的頭像換上褚時健、倪潤峰、潘寧、鄭俊懷、趙新先等人，其辛酸與悲愴的意味簡直如出一轍。
他們有著一樣披荊斬棘、從無到有的創業歷程：1979年，褚時健走馬上任云南玉溪卷煙廠廠長，經過短短十幾年便把一個破落的地方小廠改造成年上交利稅上百億的大型企業集團；1983年，鄭俊懷出任呼和浩特市回民奶食品廠廠長（伊利的前身），20年后伊利已經變成銷售收入60多億的中國乳業龍頭老大；1984年，只有小學四年級學歷的潘寧憑借手錘、萬能表等簡單工具，打造出了中國第一臺雙門電冰箱，到1997年科龍實現營業收入34億元、利潤 6.6億元；1985年，趙新先在深圳筆架山下的荒地上創辦了南方制藥廠，6年后三九的銷售收入已經達到6.39億元，利稅近億元，資產達200億元；1985年，倪潤峰出任國營長虹機器廠廠長，在10幾年時間內把長虹從年銷售額幾千萬的工廠帶到了年銷售額數百億的集團……
他們最后也遇到了同樣的悖論：企業做得越大，頭上的光環越耀眼，心底的危機感和不滿便越與日俱增，因為他們個人的價值得不到相應的尊重與體現。在此種強烈的失衡心理支配下，他們或是采取了謹慎的產權改革等措施，甚或實施了急切的貪污、侵占、挪用等違法犯罪行為。
“爾曹身與名俱滅”！歷史用如此的無情對待著這些曾經的改革功臣——1999年1月9日，褚時健因貪污罪、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被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2005年12月31日，鄭俊懷因挪用公款罪被判有期徒刑6年；2007年8月8日，趙新先因濫用職權罪被判有期徒刑一年零十個月；2004年，倪潤峰最后黯然下臺，關于他的功過問題卻一直爭論不斷；李經緯在簽約儀式后的第9天便突發腦溢血，而在當年10月中旬被廣東人大常委會以涉嫌貪污罪免去了全國人大代表職務。自此之后，他一直以待罪之身被限制居住在病房中……
這些人中，只有潘寧算得上“光榮退休”。1998年，他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被免去公司總裁之職。但潘寧沒有對外界做任何解釋，并悄悄移民加拿大。他最后對記者說的一段話耐人尋味：“現在退下來，我覺得非常榮幸。因為好多知名的企業家，有的升了官、有的沒有后繼力、還有的犯了錯誤、極個別的上了刑場，像我這樣干到65歲的企業家屈指可數。我光榮退休，確實好榮幸?！贝撕螅麤]有再對科龍做過任何一句公開評論。
{分頁}
1993年2月18日凌晨，天津大邱莊周圍突然出現了數百名全副武裝的武警，全面封鎖了所有進出的道路，而上萬名村民和工人則手持棍棒和鋼管把守著大邱莊，公開與武警對峙?！扒f主”禹作敏不惜與政府對抗，一直拒不交出本村幾位涉嫌暴力毆打他人致死的嫌疑犯。
在此之前他也曾有過一次對抗行為。1981年，當地政府派調查組來大邱莊追查軋鋼廠與國企“惡性”爭奪原材料之事的時候，禹作敏便組織村民進行對抗，并取得了“勝利”，這讓他強悍的個性毫無節制地惡性膨脹。
在中國30年改革發展史上，這恐怕是民營企業家與政府最為嚴重的一次博奕和對抗行為。結局幾乎是鐵定的——當年4月，懷著僥幸心理的禹作敏最終被捕，并在8月27日因窩藏、妨礙公務、行賄、非法拘禁和非法管制5項罪名被判20年有期徒刑。
雖然這只是一個極端的案例，但民企與政府的博弈卻一直沒有中斷過。作為“軟柿子”的民營企業，在每一次國家進行宏觀調控或經濟整肅時期，都成為首當其沖的捏打對象。而民企惡劣的生存環境及其強烈的求生欲望，又注定了它們嚴重的賭性。它們不斷與政府和政策博弈，無所顧忌地試探著政府和政策的底線。悲劇于是在所難免。
1991年前后，當時國人對資本操作還十分陌生，仰融卻通過一系列眼花繚亂的資本操作手法，用少量的資金成功地控制了暫時陷入困境卻有著優質資產和前景的國企——沈陽金杯，然后又在海外一些免稅的小島設立“殼公司”，并最終通過炒作中國股在美國上市套現。這些手法后來紛紛被后起的資本玩家們所效仿。
10年后，自覺羽翼豐滿的仰融決定通過與世界汽車巨頭羅孚的合作，在寧波設立新的生產基地，籍此來掙脫當地政府的控制并進一步明晰產權。但仰融顯然低估了當地政府對企業的掌控決心。最后，仰融被迫出走美國，當地政府更是以涉嫌經濟犯罪對其發出全國通緝令。浪跡天涯的仰融，只得看著自己一手打造的華晨日益走向衰敗卻束手無策。
而在火熱的2003年，以鐵本集團的戴國芳、東方希望的劉永行、復星集團的郭廣昌、鄂爾多斯集團王林祥等為代表的中國民營企業，因為不甘心屈居于利潤稀薄的“輕小集加”領域，于是開始了一輪逆流而上的重工業化運動，和政府與大型壟斷國企進行了博弈。
雷霆萬鈞的宏觀調控轉眼即至。郭廣昌的寧波建龍鋼鐵項目被迫下馬，王林祥的煤電聯產項目遭遇難產，劉永行在包頭和三門峽的鋁業項目被叫停。而最劇烈的莫過于戴國芳，其在建的鋼廠被勒令停建，戴國芳本人也被捕入獄。
作為扶困解難的好幫手，龔家龍曾經被當地政府視為上賓，但他不安心繼續呆在“紅帽子”底下無所作為，而是想通過合縱連橫，聯合其它的民營石油企業一起走向全國、甚至邁出國門去。于是他開始了一場與當地政府關于明晰產權、掙脫控制的“劫爭”，最終引來地方政府的嚴重不滿，果斷地“撕破臉皮”把他給拘捕了。
從某種程度來說，他們進行的無疑是一場“以卵擊石”的游戲。但他們的悲嘆或愁容，也許會變成一種有力的催化劑，最終讓堅硬的石頭迸出一條條可容生長的縫隙來。
{分頁}
已經67歲的老人牟其中，在武漢洪山監獄中仍然每天堅持跑步鍛煉身體。對此生幾度入獄的狂人牟其中而言，監獄從來不是夢想終止的地方，反而成為他積蓄狂熱能量的場所。他已經為自己此次出獄準備了三個“最宏大也最科學的發展計劃”：“對稱計劃”（即發射88顆低軌道衛星）、“開發西伯利亞”、“喜馬拉雅耕云播雨工程”。
從牟其中，到唐萬新、顧雛軍，再到孫大午，他們是一幫狂野之徒，用自己的熾熱、放縱、倔強和好大喜功的個性，為中國改革開放史抹上了熱烈卻悲重的一筆。
“莫道大好河山無人顧！”早在19歲時，牟其中便在一首《虞美人》的詞中寫下了如此豪邁之句。但生性愛好折騰和冒險的牟其中，卻有過數次牢獄之災：第一次是在1975年，他因為一篇《中國往何處去》的長文，被打成了反**。4年后他出來時，中國已經是日月換新天。敏感的牟其中馬上借了300元開辦了一個公司，義無反顧地投入到改革開放的滾滾洪流之中；第二次是在1983年，他在重慶做了一萬個仿制的“555”牌座鐘，再倒賣到上海去，賺了7萬多塊。后來被四川省萬縣以投機倒把罪收押，在監獄里足足呆了一年多；第三次是在1999年，他因涉嫌信用證詐騙罪被刑事拘留，并于2000年5月30日被判處無期徒刑（后改為18年有期徒刑）。
同為四川人的唐萬新，也有著和牟其中一樣百折不撓的勁頭。他從1985年2月底第二次輟學，從此正式步入經商之途。他涉及經營過的項目有：彩擴、貿易、服裝、自行車鎖、衛星接收器、人造毛、賓館管理、航空俱樂部、飼料添加劑、電腦打字名片制作復印、大中學生課外輔導材料、玉石云子加工、化工、軟件開發、出國咨詢、電腦銷售等，是一個屢戰屢敗、屢敗屢戰的典型。唐萬新有一句名言：“但凡是我們拿生命去賭的，一定是最精彩的?！彼@種天生的賭性，讓他在德隆危機四伏時仍然選擇了鋌而走險。
顧雛軍的狂妄可與牟其中相媲美。因為從小成績優秀，顧常常流露出高人一等的姿態，他的抱負是拿諾貝爾獎。但顧雛軍的火爆脾氣，讓他常常陷入了與周圍人的對立之中。他的部下回憶，顧雛軍在科龍“想罵就罵，想吼就吼”；對當地政府，他一年也懶得去和官員們吃一次飯；而對學者和媒體的每一次責難，他總是跳出來大罵一通；對郎咸平的質疑，更是大罵他“狗屁不懂”，并毫不留情地把郎咸平告上了香港法庭；當證監會調查人員找顧雛軍談話時，他很不客氣地說：“你找我的律師去談”，甚至一度揚言要起訴證監會主席。
而孫大午的狂野與清高，一直在他的骨髓和血液中流淌。雖然混跡商場，但他一直堅持“眾人皆濁我獨清”，痛斥權錢交易，不屑紅頂商人胡雪巖之流，并且逆勢而上，以“企業辦社會”的思路，主動承擔起諸多“不必要”的社會功能，從而導致自己企業資金緊張、周轉不靈，最終在2003年10月30日因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緩刑四年。但4年時間過去了，孫大午腦海中“富人為窮人而活著才是有價值的”這條信念卻從未改變。孫大午一直在宣揚他的“社會共和”思想，同時在努力把自己的“大午城”辦成一個和諧的大社區。
一個大的時代，往往需要這些唐吉訶德似的人物來挑戰舊有的觀念和秩序。從此角度來講，這些悲情人物便有了其無比壯烈的色彩。
提示:文章內容僅供閱讀,不構成投資建議,請謹慎對待。投資者據此操作,風險自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