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他們的生意與生活
文/侯耀晨
1980年10月，北京飯店職工郭培基和劉桂仙夫婦在翠華胡同開了一家個體餐館。
那時，他們并不知道，自己的悅賓飯店將會在中國經濟改革史上獲得安徽鳳陽小崗村那樣的標志性地位。他們只想解決孩子們的就業問題，借以養活一個大家庭，想讓客人們在這里吃得開心吃得滿意，他們才有錢賺。
對于嗅覺靈敏的西方媒體和駐華使節來說，1980年出現在北京的悅賓飯店卻非同尋常，它意味著中國這個龐大市場的大門，正在緩緩開啟！
從1978年那個至關重要的年份開始，中國經濟改革轉眼走過了三十年。當年在社會上身份曖昧的“個體戶”，已經被“企業家”這樣的稱號代替。中國概念成為全球熱捧的對象，包括華爾街上陷入困境的金融機構，也想從中國龐大的經濟積累中，尋找可觀的投資以解燃眉之急。
2004年夏，在加拿大、美國游學數年的kelvin zheng毅然回國從事禮品服務生意。他的理由很簡單：世界看好中國。回國前，kelvin zheng放棄了自己的MBA學位，因為典型的中國案例，正走上MBA課堂。
從“個體戶”到“企業家”，這些名頭上的變遷也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千千萬萬小人物的生意和生活正在隨著全球經濟大潮起起落落。因為有過空前的奮斗和想象，他們的人生在某些時刻格外閃亮。
郭培基：我的收入何止千萬！
解放初期的打工仔
《中國商人》：你是北京人嗎？
郭培基：河北的，肅寧縣大史堤村。我老伴是上村的，兩個村緊挨著，小時候父母給訂的親。
《中國商人》：你老伴的娘家如何？
郭培基：和我家一樣都是種地的，在河北那里算中等水平。我解放后上過四年學，我老伴后來在夜校認識幾個字，能寫自己的名字，但看報紙就看不下來了。
《中國商人》：你們是怎么到北京的？
郭培基：我上北京來打工，那時候剛解放發展工商業需要大量勞動力，老鄉來招人，我們五六個小孩就跟來了。我大概是1951年來北京。一開始在裕興泰玻璃儀器廠，老伴叫李陰南，一直是經商的。干了一二年，廠子倒掉了。這個時候咱們國家的各方面都在發展，而且北京城的飲食業供不應求，于是政府把我們組織起來培訓炊事員。在北京找了五個老廚師，我們200多人在牛街南口盤了一溜五個爐灶，那里的樓房也歸我們。天天買豬，教我們骨頭怎么剔，肉怎么切。炒的菜也不賣，自個吃了。就是這樣一個速成的炊事班，搞了一個冬天，這樣我們都有了一點基礎。來年春天，分到北京的各個餐館，我們這一幫人就成了北京餐飲業的新生力量。
《中國商人》：你一開始被分到哪里？
郭培基：我先在西直門外的一個大飯店，那時還叫食堂。對面就是莫斯科展廳。我在哪兒繼續當學徒工，兩三年后，調到了阜城門外的兒童醫院，給醫院和機關人員搞服務。1958年以后，我調到北京飯店，當時還只有一座老樓，一座新樓。北京飯店算北京第一，還有一個就是西郊賓館有名，專門供應專家的。
《中國商人》：你在北京飯店算什么級別的廚師？
郭培基：還是二十幾歲的練習生，也能干活，不管面食，還是別的，都有了一些操作經驗。說起做飯，北京飯店的地方菜比較全面。廣州的、四川的、山東的、河南的，包括陜西的風味都有。有幾個北京最好的廚師，如果說有廣東菜，應該是把廣東最好的廚師調過來，如果說有四川菜，也是把四川當地最好的廚師調過來。但北京飯店從來不吹牛，講我是第一什么的，從來不講這話。
《中國商人》：你老伴的手藝是跟你學的嗎，聽說她能做包括熊掌、燕窩七十多種菜？
郭培基：我是個做菜的，我那些師兄弟和師傅們都是北京飯店的。我這兩下子從哪里來的？應該說是北京飯店的。我的師傅師兄弟們到這兒串門來了，我得請人吃頓飯吧，那吃飯怎么個做法？我老伴也做著，小孩們在旁邊看著。平時也有個改善生活的時候，買點雞鴨魚肉做一點。日久年深，一天一天地過，十來年的功夫，家庭做菜的熏陶和感染也出來了。后來開了飯館用不著學，她就會啊。那時候帶魚就是兩毛五，買回來做做，做不了北京飯店那么好吧，也是靠譜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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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飯館為解決生計
《中國商人》：你老伴跟你到北京后在哪里工作？
郭培基：華僑大廈，本身它就是一個很大的賓館。她不會外語就在華僑大廈里面打下手。后來到文化部機關食堂和環保所幼兒園當廚師，她做菜的基礎已經有了，過來過去總在這個行業里。
《中國商人》：你們在餐飲業這么多年下來，也算是國家的正式工人了？
郭培基：是這樣的。我老伴辭職開了這個飯館，作為我來講我幾十年的工齡，不忍心扔掉這長期工。
《中國商人》：1980年，你們怎么會想到開餐館的？
郭培基：這首先是政策允許，鄧小平的偉大吧，改革開放鄧小平一手操作的。經濟領域改革這個大的政策提出來了，然后才有私人做生意，農村里頭的包產到戶。我的工資低，孩子多，經濟上是困難戶。那時候老大老二都有了工作，小四小五也中學畢業也長夠個兒了，需要找工作。人要是處長，或者是那個部門的廠長經理，這好分配。我是個炊事員啊，認識的都是做飯的，我去找誰啊。小孩們要找工作先得到街道辦事處登記，等分配。分配一段時間又回來了，再找工作。這個問題不單我是這樣的，這是個社會現象。即便上山下鄉的回來了，也存在找工作的問題。為什么有上山下鄉，就說明當時的就業壓力已經很大。就是現在找工作也是個大課題啊。
那我一開飯館，對于我來講，情況改變了。我是缺人，我做菜的要一個人，切菜的一個，涮碗的一個，服務員一個，還要一個采買的，你看一下子就要6個勞動力。我的人都在家里，還不夠。上班的回來，也得忙活忙活，打打工。當時老大老二老三都找了工作，光小四小五幫忙開不起這個飯館來，怎么辦？把我這些孩子們都叫過來，開飯館吧。這樣我一大家子找工作的問題都迎刃而解。
美國大使館替悅賓做廣告
《中國商人》：據說你們開業第一天就賣了一百多塊錢？
郭培基：幾十塊錢吧，老伴給我說數錢數了五十多塊，她后來又給我說是38塊錢。
《中國商人》：你的第一家飯館有多大，是租人家的店面嗎？
郭培基：是我的宿舍改的。我的宿舍是四合院里的三間房子，拿出一間做餐廳，兩間房子還住人。又蓋了一個小廚房，餐廳里只能擺四張小桌，坐上一二十人就滿了。當時這么大的北京城，有上班的領導層，有工程師，有文藝界，有工人，講吃的，講喝的到這兒來，不用說這么一個私人飯館，就是十個也裝不下喲。它自然這個飯館就顯著特別火。甚至還得排號等座，也排隊。先是人家在這兒站著等，我想要吃這個菜，我站著等會吧。后來又產生問題了，你說你先來的，他說他先來的，有爭議。那就想了個辦法，你來了給你一個號，一號二號三號四號，給人家號。排上的人在吃飯旁邊有人站著，也不好啊，也分號，你在餐廳外頭先等著。四個人吃完了，進來四個人，一個人吃完了進來一個。因為吃飯的人多，餐廳太小，就產生了這些辦法。這樣的情況被媒體介紹傳開之后，駐北京的外國大使館聽到消息，也來看看，中國的經濟改革什么樣的。不光是看，他也嘗一嘗。這里頭有一個故事，北京每個飯店的標準不一樣。而各國使館里的人，他們是代表國家的，錢太多了。他要在北京飯店吃一頓，得40塊錢一個人。可是我這飯館剛一開，一個人才一塊多錢。
《中國商人》：當時在你這兒一塊錢能吃些什么菜？
郭培基：啤酒三毛九一瓶，我的炒肉絲，五毛六，炒豆腐一毛二，米飯才幾分錢。他一個人吃個炒豆腐，一瓶啤酒，才多少錢？不到五毛錢他吃得很好。而我做的菜，味道非常好。他要吃個炒肉絲，一個豆腐，喝一兩二鍋頭，更便宜，不到七毛錢一頓飯。可是外國人你到了北京飯店，最低消費40塊一個人啊！
他們也想象不到我這個飯菜是這個價格，看到很多人在這里吃飯，也想嘗嘗。他就對我說：“老板，我一個人十塊錢能吃下來嗎？”他提出這個問題，這是個美國人。那我只有答應。他一吃這個飯菜很滿意。于是美國大使館做了個小宣傳。他畫了一張地圖，由大使館區一個箭頭，指到了翠花胡同悅賓飯店，他那地圖像桌子那么大還給了我兩張。他把地圖送給與自己友好國家的大使館，于是各國大使館的人都來吃飯。
可是我們的店堂就那么一點，就是美國大使館的人來了，我現在的兩家店里都坐不下。當時我記得，今天中午這一餐，這個大使館來吃。明天，那個大使館來吃。就那四張桌，成“一字”行合起來的。那時候還是小木凳呢，坐這兒大伙吃一頓。今天這個來，明天那個來，排隊一直排到多少天以后。這樣一來北京零散的食客就少了。人家預定的要來吃，我們也不能謝絕。人家給了這個價錢，我們也不能說我就要你一塊錢。就這樣十塊錢一個人，后來他們漲錢。有的給二十、三十，有的給六十。
《中國商人》：十塊錢一個人這是1980年的事？
郭培基：對，80年，81年都是這樣。給二十三十，給六十的也是這個時候。你像今天中午這桌是由深圳打來的電話，要在這里吃飯，那時候都屬于這種情況。當年還有從美國打電話過來訂菜的，我下飛機，第一餐在悅賓吃。你給我訂多少錢？我們最高三十塊一個人，他說我給六十塊錢一個人吧。那個時候我們中國的物價非常低，對于他們來講非常便宜了。可是對我們來講這是個笑話啊。你幾毛錢吃飽了他就給十塊，還有二十三十的。
《中國商人》：當大使館的人都來吃飯時，你一天的營業額有多少？
郭培基：你比如說他吃一桌菜，我收他一百塊，這一天中午兩桌，下午兩桌，就是四百。
副總理前來拜年
《中國商人》：當時生意這么火的時候你有沒有很擔心的事情？
郭培基：你提的這個歷史問題是真實的情況，當時我不愿意丟掉我的長期工。就你這一問，我的孩子們請了假來幫忙，也是一個問題。那孩子們還得上班怎么辦？于是就把老家的弟弟妹妹們叫來給我干活。一二年以后，北京城私人餐館由萌芽到雨后春筍遍地都是。嗬，多極了！人家都雇工了都辭職不干了。那我也雇工了，于是我老伴也辭了。我的老大原來是汽車修理工，老二是做飯的，老三是裁縫。這些孩子們先是臨時工，幫幫忙就走，后來也都辭職長期在飯館干上了。只有我始終沒有辭職，現在我還有退休金。
《中國商人》：你一天賺了那么多錢，而有的人幾個月都沒有那么多，你心里是什么想法？
郭培基：首先說經濟改革了，中國剛一解放買賣人還是買賣人，后來三反五反大躍進文革是這樣走過來的。看看這些有錢人的經歷，那文革時期，要搞這些毫無疑問“資本主義復辟的帽子”是要戴上的。但首先我一家人吃飯的問題得到了解決。那個時候，我們上班騎的自行車怎樣買來的？我這一班十個人，一人十五塊，就是一百五。飛鴿車一百五，十個人湊出一百五，頭一個我騎。第二個，我照樣十五塊，一直出到第十個月，每個人都有了一輛自行車。這叫自行車會，大家組織起來的。可這一天的流水額，我只要賣它二百塊錢，這自行車我賺回來了。
這你又提出來了，我有沒有擔心的問題？不是我擔心不擔心的問題，是我面臨的就是這些語言。你比如說我這小孩的同學們，聽說我們家開了飯館，有的同學就說了，別理他們家了，別上他們家串門去了。有的時候我上下班走著，后面就有仨仨倆倆地說，現在咱們國家資本主義復辟了，這個人開飯館的，在我背后就說啊，“他是資本主義復辟的急先鋒啊”。聽到了，我就趕緊推著自行車快走兩步。甚至報紙上也說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做私人買賣不倫不類”。我一聽大標題不用看內容了，中國是社會主義，開私人買賣只有我一個，上海、廣州，無論到哪兒沒有第二個，這是點明在說我呢。
這個問題產生之后，我怎么想？嗨，開一天算一天吧。什么反革命資本主義啊，大不了回去上班，我長期工作不沒辭呢，孩子還去做臨時工不就完了嘛！賺這幾個錢全拿走我不要了。我是這么一種性格，我并沒有多少錢。而且我這人到現在也是，不把錢當個錢，有飯吃就得了。不屬于資本擴大再經營有計劃有目的企業家。但是我也知道我要認真地做好服務工作，認真地把這幾個菜做好，叫客人吃了舒服。這一點我清楚的很，到現在也是這樣堅持的。我為什么能開這么多年，是這個意識在推動著走。
但是這些外界的說法出來后，有意識無意識地就會聯系起來。大概這篇報道出來后，有幾個小伙子來這里吃飯，這幾個小伙子里就有鄧小平的兒子鄧樸方，葉劍英的大兒子，姚依林、賀龍的兒子。
這些人在一起有十幾個吃飯來了，外面那幾張小桌子都是他們的人。“阿姨，我們捧場來了，你開飯館我們吃飯。可是我們捧場你不要錢可不行，我們交錢呢！”這些人和我們都熟，我老伴給他們做過飯。這不十月份開張，轉眼就春節了，還有幾人給拜年的。姚依林、陳慕華，這兩個副總理，是管經濟口的負責人。還有人大的一個代表，給悅賓拜年來了。這拜年的情況就上了電視，報紙也報、廣播也一日三播。那么你剛才提到的這些問題，我腦子里存在的這些問題似乎就一掃而光了。這個問題我怎么感想？往年是我給叔叔阿姨們拜年，這一回是總理給悅賓拜年。這樣他就解決了一個問題，不用再膽小了！人家陳慕華副總理也說了，要我們把衛生搞好，多做些涼菜，大家愛吃的菜。領導拜年就是這些話，支持我們呢。領也關心我們，同時也講到了政策，大膽地干下去，不會改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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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我有意說出去的”
《中國商人》：聽說你開飯館到九十年代，很短時間就有一千多萬了？
郭培基：這是別人的估計，開飯館有內行的。他開飯館這一上坐多少人，一天收入多少？他要給我計算一下，由那年開始到現在他應該上千萬了吧？他有一個估計和判斷，不是我有意說出去的。但是這話我承認，其實呢何止千萬，我不能不承認啊。第一，我五個兒子結了婚，都買了樓房。你不用說別的，現在我就有三部汽車，兩個小面包，買菜的，還有一個小臥車，帕薩特。就說我這兩處房子吧，前邊6間房后邊6間，160平方米出頭，就現在的地價是4萬到10萬一平方米。你算算，營業房10萬一平方米，100平方米就是上千萬啊。你想想，一千萬對于我來說，這么多年應該有了吧？但這些年花出去太多啦，我銀行沒有多少錢吶。
《中國商人》：悅仙的地皮是你買下來的？
郭培基：早啦，1989年后我換來的。他這是三家給我的，一家用樓房換，兩家給了買房的錢，沒花多少錢，萬把塊。基本上他是不愿意在這住了，我們的交易是兩愿不是為了經濟的原因。
《中國商人》：聽說后來你們家又開了木器店？
郭培基：是的，我們家小三搞的。怎么樣搞木器啊，他看人這桌子好，他給人家千啦八百就買來。他看見那個椅子好，又買來。他花不了多少錢的，千啦八百就買一個。這個物價上漲，你現在要買這么一張桌子，十萬也是它。買的時候它才一千塊錢嘛，你說這怎么弄的？這樣他在經濟上就獨立了，現在也不愁吃喝。他就沒吃喝回家來我也管，反正就這飯館。賺了錢我也不管他。但說起來了，我這個兒子搞桌椅板凳號稱是搞古玩的。我那個家里頭，他弄了一房子，我說是破爛吧。他那時候從天津進的貨，那轱轆車拉一車來，到了飯館，我兒子給我說爸要錢。我說多少錢吶？一萬！我就給了他一萬，這不折騰嘛，卸了桌子拉了一車桌子來。現在我那家里頭也凈是他的桌椅板凳。他有兩種說法，一種說法說這是紫檀的，這是紅木的，那是黃梨的。還有一種他說這是清朝的，那個是明朝的。清朝的他說這不行的，他500塊錢買來的，現在要5千，那明朝的他說這沒有了，這得5萬。實際上我說這是破爛，你弄我這店堂來你讓人家坐，我不要拉走吧。他媽就發脾氣，她說你不拉走我給你扔街上去，這哪像開店吶？這也是些家庭里的笑話。其實呢那玩藝兒確實是有成色有文化，確實美觀漂亮，人做的那工藝，雕的那花，活靈活現的，我看著都美。他拉到我這飯館說這個好讓客人坐，她媽一發脾氣，拉家去吧，就在哪兒擱著呢，確實好那椅子。
《中國商人》：那你做到現在，這一大家子人收入啊都怎么分配呢，誰說了算？
郭培基：分配她媽說了算。每個月給他們生活費，吃飯要管的，孩子上學，這都要錢。書費學雜費，請個家教都挺貴的，說實在的沒有這個小飯館，這一大家子人還真沒辦法開銷呢。我這些孫子輩們，只有一個消費低，他是考在了首師大。這個學校不交學費，伙食還有補貼，另外他學習好，有獎學金。剩下別的孩子都得交。花錢多少我不知道，哪有計算啊。
《中國商人》：你們也從來沒有一個賬？
郭培基：哪有帳？我不說嘛，小孩由天津拉一車桌子椅子，爸沒給錢呢。下一回又拉來一車，我說多少？8000呢，爸你給錢吧！我就給了車錢家俱錢讓人回去嘍。
《中國商人》：你們家小三一開始還是想把這些桌椅擺在飯館里覺得更有意思一些，結果讓你們給罵回去了？
郭培基：哎，對對。他說所有這些都是明清的家俱，紅木的紫檀的，客人坐著有檔次。她媽說，你弄這些黑不溜啾的，我不要這些，你拉走拉走不拉走我給扔街上去！我就說你拉走吧拉走吧，別招老太太煩。這也是個笑話，太笑話了。
《中國商人》：你們家沒有賬，你老伴分配下去大家不會有意見嗎？
郭培基：沒有，沒有，給多少是多少。但是有一點，誰要賠了錢他對誰不滿意，你又賠錢又賠錢！賺了錢，都高興。小三買了家俱來，雖然說給她罵跑了。但是高興，嗨，我小三家俱擱哪了？她高興，他這不是賠了，他擱起來了。
希望餐館一直開下去
《中國商人》：開了這多年飯館，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郭培基：我這人是這樣的，錢是次要的。作為一個生意來講，一定要把它做好，它畢竟是一個事業。應該有利于人民，有利于社會，這是個主題。一個人的品質和道德放在第一位。孩子們有的學得好，有的學得差，我不以他成績的好壞論人的好壞。同樣用這話套我的生意，我不以賺了多少錢論好壞，而以我的這些人好壞論好壞。首先是人，我是這樣的。
《中國商人》：你希望你的兒子孫子一直把這個飯館開下去嗎？
郭培基：是這樣的，這樣他們吃飯的問題好解決啊。但是這個問題不由我管著啊，我希望他開飯館，小三他搞木器了，他搞成了。這好啊，但是我囑咐他你要多賺錢對待客戶要負責任，你不能蒙人騙人，實打實。那小三做買賣有這個好處，是賺人錢了，但他給人講，你愿意要你拿回去。你擺三個月說你不想要了你拿回來，我如數給你錢，你還給我這貨。可就是這樣做下去，他的生意站住腳了。
《中國商人》：你這話很有道理。
郭培基：有沒道理我不知道。但我家里這些人，我要叫他好，好啊！所有我店里這些工人們，我要叫他好，好啊！所有隨之而來的一系列的事，我叫他都有滿意的解決。不合理的我也認為是合理的，一個服務員說她們家蓋房了，沒錢。她一個月工資一千五，不夠啊怎么辦？我說我給你兩萬。問題解決了，我認為這個不合理的也合理了，這是好的。
《中國商人》：這一片老胡同里就你這兩家餐館嗎？
郭培基：原來開到過六家。現在還有一家滿漢全席，其他都關掉了，算上我的一共就三家了。
kelvin zheng：把上帝給你的東西發揮到極致！
《中國商人》：就你在國內和國外的經歷，你如何看中國這三十年的變化？
kelvin zheng：剛才你講的三十年，我也講我的理解。從1977年開放到現在剛好三十年，我覺得應該分幾個階段。從1977年到1980年代，這個階段相當于解放生產力，把以前的繩繩索索都砍斷，大家突然意識到還可以自己做生意。還有個體戶的概念，個體戶剛出來的時候地位很低下的，現在好像很少有人鄙視商人了。目前實際上是一個商業社會，這個轉變過程我體驗最深的是中間咱們有一段腦體倒掛的時期。當時我們覺得很困惑，搞導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拿手術刀的不如拿殺豬刀的？現在基本上都理順了，大學教授的工資都很高，這反映了一種成熟吧。
總的來講，我覺得國內跟國外比，咱們相當于商業社會的前期，由于同時處在信息時代，有點大雜混的感覺。從觀念上來講咱們已經是市場經濟，從發展過程來講，咱們的精細化、專業化還不如西方。比如說在公司的管理上，包括一些看法上都不如西方的精細。但國內有一點是機會好，增量比較大。回國前我給朋友們說，西方的餅要增大已經很難了，而中國這個餅卻有巨大的增長空間。你想咱們那么大的面積，那么多的人口，可能要十年到十五年才能變成美國、日本那么大的餅。這個增量是在近期要產生的。而在西方國家，你基本上是看不到增量的。然后你玩的人就那么多，比如你1萬個人，10萬個人一玩，假如這個增量是100個億，從理論上一平分，你每個人能分多少？西方也有機會，但是西方的商業已經很定型了。我剛開始念書在加拿大溫莎，溫莎市政府一座樓蓋了兩年，而在中國十幢樓都不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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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每天都有新機會
《中國商人》：一幢樓怎么會蓋兩年呢？
kelvin zheng：第一個人蓋的也細，我覺得那邊的微觀效率沒有這邊高。我們有個鄰居修房子，他是怎么修的？我們和他開玩笑說，你們１５分鐘就要來一個brsak(休息）。就是說十五分鐘有一個休息，喝點咖啡，然后接著再干十五分鐘。而中國的建筑工人怎么干的，恨不得十個小時都不休息，連午餐的時間都不停。所以這個微觀的效率怎么算，中國這邊比較快。還有個例子，我有個朋友做建筑設計，他的公司有兩家設計院。一家在鄭州，一家在西安，應該是西安最大的私人建筑設計公司。有個博士后是他的副總，他們去歐盟跟當地的一些設計事務所做學術交流的時候，一問別人特別吃驚。他們７０多人的公司一年做２０多個項目，而歐盟同樣規模的公司一年能做五個項目就已經很了不起了。這反映了什么概念？第一人家驚嘆你有那么多的樓可以蓋，第二你的效率真高。這里有兩種因素，第一個說明我們確實有那么大的經濟增量有那多樓要讓你蓋。當然我們沒有人家做得精細，我們的樓有的二十年就廢掉了，人家人家蓋的是百年的樓。通過這些例子你就可以看到國內國外各方面的差距。
還有一個就是國外的人特別熱捧中國。回國前，我們想做一個和汽車相關的項目，我跟當地一些廠家聊天時發現，他們這些人聽說去中國做一些事情就兩眼放光，馬上說帶著我一起玩，一定要帶上我。就是這種概念。我跟一個香港人聊天，他也是談到怎么回國。我說按照目前這種增長速度，我判斷中國至少還有１５年的發展，那個香港朋友認為，決不止十五年，應該有三十年。所以現在你看到有很多香港人在大陸定居。還有剛才我那個朋友，她是個女博士，她的男朋友是荷蘭人，兩個人的浪漫故事已經中斷很多年。考慮到必須有一個人做犧牲，那個男的為了追求愛情，來中國在西門子工作。后來我們聊起來問他在歐洲和中國的感覺怎么樣。他說完全不一樣，在荷蘭感覺很平穩，但是在中國每天都有很多新機會，感到很興奮。
中國的“快”與世界的“慢”
《中國商人》：這幾個故事其實說明了一個同樣的問題，一方面，從短期來看到我們的機會很多，效率很高。但從長遠來看，他們的那種慢，可能帶來的是長期的高效率。比如一個城市的景觀，我每個樓都蓋了很長時間，都有自己的風格，整個城市的綜合價值就很大。
kelvin zheng：你說得對。太快的速度必然帶來質量問題，你像一條路，很快修起來，過兩天又拉開一條口子。這樣的事情很多。你談的這個問題相當于整個國家的效率問題，在美國加拿大那幫人一周恨不得只干四天半，然后動不動就要休假。但為什么他國家的整體效率高呢？后來我想，他的商業環境決定了每個人的單項效率不高但是加起來整體效率就高了，這屬于另一個范疇了。
《中國商人》：你在加拿大研究的都是哪些領域？
kelvin zheng：實際上我出國主要有三個理由。出國留學是小時候的一個夢啊，這是第一點。第二點中國已經是一個開放的時代，我也想出去看看，世界上比較先進的國家，人家是怎么做的。而且做IT這個行業西方是龍頭，你必須去看看當前的最高成就，這邊怎么回事那邊什么情況，看完之后你就通了。這是我出國的原因。出國之后，我剛開始選的是計算機專業，同時申請了一個MBA，后來我又放棄了MBA。放棄掉的原因是時不待我，念個兩年實習個三年五年就過去了。后來朋友也講，他說你想去打工的話，MBA是個敲門磚。但如果你要去創業的話，你還不如放棄掉，而且中國機會那么好。現在看來放棄是對的。
《中國商人》：在國外那幾年，西方的商業環境等方面有沒有什么給你印象深刻的事？
kelvin zheng：有。我讀碩士的時候，有兩個辦法可以拿學位。一個是做論文，一個是修學。我選了論文，這個比較難。當時我有一個想法，第一我想知道西方的研究是怎么做的，西方的科研成就那么高，它的原因在哪里？第二我要在西方的大公司去做一段時間工，看看西方的公司是怎么搞管理的。我后來的體會，第一西方的科研水平為什么能不斷地提高，是它的體制好。比如做論文他給你設定了一個規則。它不分國內水準國際水準，也不分國內刊物和國外刊物。因為它的國內刊物就是國際刊物。這是第一個不同。還有在做論文之前，它先給你一個方向，選題的時間是八個月。你要沿著這個方向找一百篇論文，如果你找的論文超過一百篇，說明你的題目定大了，你不可能讀完。如果只有十篇，那你的題目就定窄了。然后一百篇你要通讀，其中的二三十篇要精讀。這樣你就知道目前的國際前沿成果已經到什么水平了，你的論文一定要是站在別人的肩上。它這個科研體系的制度設計是層層推進，像人梯一樣一個接一個的上去。看起來每個人的貢獻都很小，但它幾乎可以把全人類的工作所有人的成果累加起來，這種搭天梯的方法很好。我現在理解政府該干什么，就是把商業環境搞好，把規則設計好。我們在想美國人又懶又笨，為什么美國那么發達？出去之后你就明白了，因為它整個國家的效率高。就剛才說的搞科研，一個簡單的版權制度，如果你不注明出處，就有很多人唾棄你，如果你是一個有名的教授，可能教授的職務都被拿掉了。這就比較嚴重，所以大家都遵守這種版權制度和治理成果。你在這個領域一生中可能只發表了10篇文章，但是1000個人加起來是10000篇，這樣不斷推動越來越遠。再看它的工業和科技的接口，這也是我關注的地方。科技永遠是要領先于工業，往往是我買來兩年前或半年前的科研成果拿來轉化為實業。然后工業有工業的規則，比如搞軟件，它往往是上千人編一個軟件。怎么管理呢？你看IBM一半以上是管理人員，一半以下是搞軟件的。我們是每個軟件工程師都是一個藝術家，IBM是每個人都是一個工人，我就做你交給我的事情，但決不走樣。我有一個朋友在那邊的一個GM。一道一道程序，一個殘次品下來，我的朋友給修好了。結果受到了同事的唾棄還被主管大罵一頓。他的理由是：你破壞了這個制度，同時你耽誤了你該干的事情，最后，你的上線繼續犯錯誤但他卻不知道。這樣它整個社會的結構就像一個一個方塊累加起來。每個人干自己該干的事情，整個社會就很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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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和效率是一把雙刃劍
《中國商人》：就像蓋樓一樣。
kelvin zheng：對，你只是其中的一塊磚沒關系，但一塊一塊加起來，樓的高度就上去了。還有它對版權的極度認識和尊重。我做論文，有幾個出處沒加。結果我的導師就指出如果你這論文發表之后沒加，就是一個嚴重的剽竊行為。所以看起來不是很重要的一句話，只要你引用了，就必須加，這是個道德問題，也是一個斷面，說明西方對軟性的如版權成果保護得特別好。
《中國商人》：但是像IBM那樣，一半的人去搞管理，一半的人搞軟件，也容易也導致公司管理上的官僚化。
kelvin zheng：官僚和效率是一把雙刃劍。官僚意味著你的規章制度過于煩瑣，會束縛一些東西。我離開美國的時候，為產品推廣項目找一個在美國比較大的廠商的銷售總監。找了兩個星期，手機是關機，電話是留言，email一打自動回復說他休假兩個星期。我們當時都感到很震驚，一個銷售總監負責一個公司的產品的銷售，這么重要的人要是在中國，他必須是24小時開機。這就反映它為什么干不過中國，中國的效率真高啊，實際上IBM的轉型也說明這個問題。我比較尊重郭士納，他在接手IBM之前，是美國政府打電話勸說的。他是個賣食品的，他到IBM之后大家都覺得很神奇，這人根本就沒有IT的背景怎么可能管好這么一個企業？但他對IBM的轉型還是很成功的。實際上一個公司太大以后，無論技術還是管理，都成了智障。他從圈外進來一下就能看到問題的實質。但是光講效率和創新沒有那種規矩也不行，你就很難支撐一個大廈。中國企業目前的主要問題不是官僚，而是公司都不夠大。我們現在做得比較好的都強調沒有干部，實際上公司的管理還沒有定型。
好的創業項目需要兩條腿走路
《中國商人》：除了對市場增量引發商業機會的關注，對于初創公司或者個人創業你還注意過什么問題？
kelvin zheng：我還有一個觀察可以總結為對一些新興領域的“領先介入”理論。比如在改革開放初期你不能到別的地方你要去深圳。在深圳這樣的地方，一個賣雞蛋的老大媽看到很多人買股票，她問這是在干嗎？有人告訴她買股票能賺錢，她把雞蛋賣掉之后投入股市，結果賺得一踏糊涂。就有這樣的神話，這說明在一個新興的開發區，或者某個領域，你搶先介入了，就能賺到錢。目前中國的開發區已經不多了，但在一些行業和領域這樣的機會還是很多的。我就看到在中國的互聯網領域，它是飛快發展，沒有規則又在等待規則的過程。所以我要做就做互聯網，我一定要從技術的角度、工業的角度，從中國的發展現狀去了解。
《中國商人》：回國在互聯網領域創業的人不少，多數都是做一個純粹的網站然后去融資去上市。你的公司是互聯網和實業的一種結合，你在出國之前就有參與創辦互聯網的經驗，這次為什么會選擇這樣做？
kelvin zheng：我先談一下我對互聯網的看法，首先互聯網是信息社會的一個標志。我跟很多朋友探討過，互聯網的價值在哪里？信息社會有兩個特點，首先是信息的流動更迅速更廉價，一上網所有的信息都可以查，門檻大大降低。所以現在靠信息吃飯的機構和個人日子越來越艱難。第二點，信息社會的價值在哪里？我認為其價值也有兩點，首先是一種信息遷移。由于信息社會的到來，使一些傳統產業被侵占，它會遷移到互聯網來。遷移的部分就是互聯網的價值部分。舉個訂票的例子，如果我們在互聯網上能買到票，就可以減少很多線下工作人員的工作機會。傳統售票業務的50％甚至更多份額必然要轉移到互聯網來。這樣通過互聯網與傳統產業的結合，很多新的機會被創造出來。其次互聯網本身它是一個社區，社區可以產生價值。唱片業會萎縮，是第一個例子的印證。現在做唱片人很難，盜版問題只是一個方面，互聯網對傳統產業的侵蝕是更主要的原因。你像網游，純粹是一些人在網上打游戲，現在也成了一個很大的產業。所以我選互聯網也有兩個方向的考慮，與傳統產業的結合是一個方向，第二純粹做互聯網公司網上社區的盈利比較難，不盈利就會產生不斷燒錢的問題。它是通過燒錢把行業地位提高之后賣價值。我覺得這樣是一條腿，而好的選擇應該是兩條腿走路。你有一個很好的概念，有足夠的想象空間、市場空間和需求潛力。同時你有現實的利潤，你的項目盈利就是乘積關系，從這個標準來看現在的攜程網比較成功。
專注于禮品市場的電子商務
《中國商人》：既然你想做實在的電子商務項目，為什么又會選擇做禮品的服務項目？
kelvin zheng：我不做純粹的互聯網公司，干那些燒錢的事情，我想走更穩妥的路子。目前來講做大而全的電子商務，我已經失去了機會。像阿里巴巴做得很好，eby、當當做得也不錯。我做大而全的跟他們是一種競爭，而且已經失去最佳時機。這時候我就是要做單純點的網站，狹窄類的禮品市場。禮品市場它相當于中國電子商務的一塊，在中國特別有發展潛力。中國是個禮儀之邦，講究禮尚往來啊這樣的東西。現在國內有上千家禮品公司，但我覺得它們不是真正的禮品公司，應該叫作紀念品類公司。開一個會，每人發一個小東西，幾十塊錢也好，打上活動的LOGO，我不管你喜歡不喜歡，我就送你我想給你的東西。這樣就違背了收禮人的意愿。在中國送禮比較難的地方就在于不知道收禮人喜歡的是什么，而收禮者又不好意思告訴你他最需要什么。
我們第三方機構就比較好解決。我們結合了相當于禮品券和目錄銷售兩種方式。送禮的人說我要送50元的禮品，而我單位有1000個人啊。沒關系給你一個冊子，收禮人從冊子上選自己感興趣的項目然后打電話我們送禮上門。
這樣就解決了送禮人的煩惱和收禮人的郁悶，現在有幾十種上百種甚至更多，總有滿意的吧？而且以前送人一臺電腦，大包小包誰都看見了，現在有個冊子就好了，一打電話我們給你送家去了，誰都不用出門。收禮人送禮人都不需要去商場選東西。我們的很多客戶都是積分客戶，到一定程度需要回饋，首先他需要選上萬件商品，然而找一個倉庫放在那里，管理也復雜。他不是專業干這個的，所以他可以外包給我們。我們是專業做這個的，我們可以挨個做配送，這樣他省事，收禮人也很滿意。
《中國商人》：現在不少公司實際上也在做這樣的業務，你認為你將會給這個行業帶來什么變化？
kelvin zheng：我總結了一下，禮品饋贈已經進入3.0時代，這是一個需求定制的時代1.0時代，你就去商場購買禮品自主完成送禮的全過程；2.0是產品定制時代，我可以在產品上打上你的肖像，或者幾句祝福的話，作為一種紀念品出現，這是產品定制時代。禮品3.0是需求定制時代，是一種更人性化的模式。這是從服務的模式來講，實際上從服務的范圍來講，我們是一個禮品服務公司。你凡是想送禮想回饋客戶，這一類的服務外包給我們。我來提供所有的服務，從產品定制、手冊定做到你的市場活動，包括相關的材料以及配送上門，我們就是搞這服務的。
《中國商人》：你總結一下自己在國外的感受為什么回來創業？
kelvin zheng：我一個大學的朋友在加拿大一家公司，位置已經很高了，他每月工資8萬多加元，她的太太也有5萬多。生活沒有問題，工作也很清閑，4：30就下班接孩子。然后每天早晨9：30上班，下午4：30就下班。周而復始，天天如此。但我的朋友感覺這樣的生活沒勁，他一眼就可以看到自己退休以后的樣子。我也有這感覺。阿甘娘說了一句話特別有意思，她說：把上帝賜給你的東西發揮到極致！我覺得這也是我的人生取向吧。就像你放風箏一樣，越來越高，終于有一天再也上不去了，你知道你就這么大的能量。但是你已經蹦到最高了，你的生命得到了釋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