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商如何跳龍門？依靠“官家”好做事
在上述“自然條件”下，遇到一個特殊的政策，晉商便瞬間長大了。這個條件就是明政府為解決龐大的邊鎮軍餉問題，實行“召商輸糧而與之鹽”的開中法時。由此，這些蓄勢多年，擁有臨北方邊鎮和鹽池雙重優勢的晉商，便義無反顧地捷足先登，迅速兼鹽、糧商于一身，把晉商這個涓涓細流瞬間匯成大海，一舉成為全國商業中的勁派。
明朝的時候，關于鹽的買賣分為兩種，一種是“戶口食鹽法”，一種是“開中法”。所謂戶口食鹽法，就是按照人口的數目來供應食鹽，這種供應是由政府提供的，但不是免費的，百姓要按照鹽價來交納糧食或銀鈔，這種方法制定于永樂初年，但是由于管理不善，有時候百姓雖然交納了鹽價，但是卻經常不能及時得到食鹽，所以這個方法不久就失去了應有的意義。
在這樣的情況下，另一種方法就逐漸地盛行起來，這個方法就是開中法，開中法實際上是整個明朝鹽法的主體，最初主要是為了供應北部邊塞地區軍事消費而采取的一個政策。
當時的背景是，明朝建國后，為鞏固其政權，曾多次出兵塞外追擊元蒙殘余勢力。而蒙古各部也經常南下擾邊，使明朝的統治受到嚴重威脅。為了防御蒙古，明朝政府在九邊布置有86萬軍隊。這么多的軍隊和馬匹需要大量的軍餉才能維持，從而形成了一個龐大的軍事消費區。為了解決邊鎮的軍餉，才施行了開中法。
簡單說來，所謂開中法，就是讓商人把米糧輸送到指定的地點，然后準許其販鹽來作為報償。“募商人輸糧于邊以佐軍食，并以鹽償之。”
這個交易的整個過程大致就是：商人把糧草交到指定的邊倉，各邊倉便發給收到商人糧草的證明即倉鈔，也就相當于現在的開了一張發票或是收據，商人拿著這張發票，就可以到指定的鹽運司換領鹽引，也就是販鹽許可證。然后，再拿著這個販鹽許可證到鹽場即鹽的生產場地，按許可證上寫明的數量領鹽，在規定的地點接受檢查后，運到政府規定的批準售鹽的地區銷售。
按照規定，鹽引也就是準許販鹽的憑證，必須隨身攜帶，而且從到邊倉交納糧草起直到在行鹽地售鹽止，這一連串的活動必須由同一商人來完成。
對到規定的行鹽以外地方販鹽，或將鹽引中途加以轉賣，以及委托代理人代辦上述業務等，都是不允許的 ……
洪武三年(1870)為籌備邊儲，號召商人運輸米、麥、豆粟至邊塞或邊遠缺糧地區，政府登記繳糧種類和數量，以及應支鹽數，發給憑證鹽引，商人持鹽引赴產地支鹽，準其在指定地區販銷。開中法初行于大同，以后各行省邊境，亦多仿效。各地納米與中鹽的比例不同，一般以里程遠近而定等差。
《明史·食貨志》所謂“召商輸糧而與之鹽，謂之開中”之說，就是對開中法運行方式的簡明介紹。這一介紹指出了開中法與此前鹽制的顯著區別。即商人需要以糧草易鹽，而不是以貨幣購鹽。
明王朝之所以要實行開中法，主要是為了解決邊軍糧餉，而當時邊軍駐扎的重鎮均在山西以北，其緣由是退居漠北的蒙古殘余勢力不斷騷擾邊境，明王朝不得不在大同一帶設置重兵防御。為了解決數萬大軍的糧餉，明太祖在北部地區實行屯田墾殖制度，借此減輕國家財政壓力。當時采用的屯田方式有三種，一種是軍屯，一種是民屯，再就是商屯。所謂商屯就是招募商人到邊境地區從事屯墾，將收獲的糧食賣給軍隊。因此，有地利之便的晉商就蜂擁而至，從而奏響了明清晉商興起的序曲。
余秋雨先生曾經談道：“這牽扯到一個非常重大的問題。就是西北，非常遙遠的地方，氣候也非常寒冷。盡管清朝統治者來自于東北，但是對西北還是陌生，生態也還是不一樣的。在這種情況下面，我們現在想起來，叫后勤供應非常困難，所以他們有一個非常聰明的政策，就是那些戍邊將士們的所有用度有沒有通過一定的商業方式，商業運作方式來解決。那么你如果能夠解決的話，我們朝廷給你們另外一種的許諾，比如賣鹽的許諾。在這種情況下面，山西正是首當其沖。它的地理位置起了很大的作用，就是在我們中原統治的中心，比如像北京，還有其他地方，一直到西北邊疆去的大通道，山西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門戶，非常重要的門戶，這叫因緣際會。在這么個大形勢之下，山西的走西口的群體就有了方向。”
前文提到，鹽在中國歷史上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歷來為朝廷嚴格控制。
那么晉商是如何從朝廷手中取得這種特權的呢？
明朝的時候，朱元璋推翻了元政權以后，蒙古人就跑到北邊，都跑掉了，包括他的軍隊什么的都跑了。后來，有一部分人，像朱元璋手底下的軍事將領徐達主張往北要追他，要消滅他。朱元璋感覺到，才統一國內還有許多事情沒有做。因此就說，不要追了，以后再說。他們研究的結果就是在北邊設立九個重鎮。相當于現在的九大軍區一樣的，駐扎了大量的軍隊。而且根據研究，軍隊的人數非常多，一度達到了120萬人。120萬人相當于說，要有120萬人的生活的消費和軍事的消費。這樣就形成了一個巨大的消費市場，消費的市場一定要來自于商品的供應。什么人來供應呢？商人來供應。哪里的商人來供應呢？晉商來供應。
洪武三年，山西的一個行省參政，有個叫楊憲的，給朱元璋上了一個奏折，提出個建議。利用政府控制食鹽，讓商人把糧食運到邊境上。政府給他一部分鹽引，鹽引說得白一點兒，通俗一點兒，就和咱們的專利憑證，就像糧票布票一樣。商人拿上鹽引了，只要給邊關運了多少石糧食，一般情況是200石糧食，政府就給你一張引票。你拿這張引票，就可以去兩淮、河東鹽池換鹽去，換鹽以后你再去賣鹽。這樣中間的差額利潤，商業講究差額利潤，就很大。這個政策有三個好處，一個是利于國家，第二便于商人，惠商，第三是利于減輕老百姓的負擔，這是個一舉三得的事情。所以當這個建議上去了以后，朱元璋很感興趣，下令推行全國。
“開中制”雖然為晉商興起提供了機遇。但有一個基本的歷史事實，是“晉商”無法改變的，那就是這項制度是通過向前線輸納糧食的方式，來換取賣鹽的特權。沒有糧食就拿不到鹽業的經營權利，而當時晉商手中顯然缺乏大量屯集糧食的條件，因為糧食恰恰是山西最缺乏的農業產品。那么晉商如何解決這樣一個看似無法解決的難題呢？
山西沒有多余的糧食，但與山西隔河相望的河南，再往南的山東，卻都是中國重要的糧食產區。于是山西人開始推著小車，擔著擔子，將中原、江南的糧食運往北部邊鎮。在這種貿易中，不利的自然條件、人口壓力都開始轉化為得天獨厚的優勢。山高水長，在認準了目標的晉商面前已經變得無足輕重。而多余的農業人口，又恰恰是在傳統社會中從事長途運輸所必須的條件。
這是晉商邁向成功的第一步，這一步邁得并不容易。推著木轱轆小車，載著沉重的糧食和鹽，在崇山峻嶺中穿行。行路之人不但要忍受常人所難以忍受的艱難，還要耐得住寂寞，耐得了思鄉之苦。一定要走向富裕的信念支撐著他們，從始至終山西人都走得那么不可動搖，這一走竟然持續了四百年的時間。
由此，我們似乎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晉商的興起，自堯舜時期就已經發芽，是因為山西擁有運城鹽池這一天然資源，就像如今山西人擁有煤炭資源一樣這一得天獨厚的條件；元末明初，山西這個地方的自然環境開始變得地不養人；長期處于“皇權”周邊的地理位置，使得山西人媚事威權，外向開拓、內斂懦弱的性格；學而不能優，人窮，又無膽“揭竿而起”，但還是要生活下去的，怎么辦？做生意，販鹽！明朝政府為保障邊境供給實行的政策，在一瞬間終于把晉商推上了中國的政治經濟舞臺。
晉商就這樣在天時、地利的情況下，幸運地成為中國一支最重要的商幫力量。也正由于如此，我們看到：晉商從先天就是吃資源，靠政策，加上逼出來，于是，鯉魚躍龍門了。
到了明朝中葉，開中法已經無法維持，于是明政府又實行了葉洪變法，把開中法改成了“折色法”，即把官府付給商人的鹽引改為直接付銀子。這樣一來，晉商就有了更大的資本，其經營也從屯邊轉移到了內地，發展的速度明顯加快了。由此，晉商逐漸走向頂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