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經濟之名: 歷史斷面里的人性密碼
自由經濟PK管制經濟
漢帝國初年，社會經濟一片蕭條，連國家元首的馬車上都湊不齊四匹同色馬。僅僅不到50年的時間里，帝國經濟便是一片繁榮，國庫里陳谷滿倉。所謂“文景之治”是如何令經濟由低谷步入高峰的，這其中究竟有些什么奧秘?
一窮二白的帝國初建
秦末的大混亂徹底摧毀了當時整個中國的社會秩序，以經濟為尤。秦帝國崩塌后的剩余資源，則成了漢朝創建的基礎，這其中包含完整的政治制度、法律條文、地理圖冊、戶籍檔案等圖文資料，也包含著具備相應政治管理經驗的人力資源，同時還包含著被戰禍破壞殆盡的經濟環境。
《漢書》和《史記》中均對漢初嚴峻的經濟環境有所記載，兩者大意是相近的，都是因戰亂而導致大規模的經濟衰退，連作為最高統治者的劉邦的車，都配備不齊四匹同樣顏色的馬，更不要談其他政府官員。政府官員能混得上有公務用車待遇的，都是高官，通俗的說法叫夠級別。現代些的說法是部級官員，在那個時候叫三公九卿。但他們的公務用車，也僅僅是牛車而已。至于平頭百姓家，基本上窮得吃完上頓沒下頓。因為戰禍使得他們已經把家中的經濟儲備消耗一空。
史籍中定義漢朝開始的標志是秦末帝子嬰的投降。在那個時候，天下的戰亂非但沒有停止，反而越演越烈。持續的戰亂對經濟的破壞日益加深，特別是被項羽聯軍刻意破壞的關中地區，經濟形勢曾緊張到人吃人的地步。
《史記·平準書》中只記載了糧價暴漲，并將其歸咎到商人的囤積居奇和貨幣制度變更上，而沒有記載當時的人吃人現象。至于《漢書》的《食貨志》和《高帝紀》則沒有回避這一歷史事實。料想這應該是政治機密過了保密期，允許解禁的原因。聯系到《史記》作者司馬遷的個人經歷，可以肯定他記錄的絕大多數歷史都很講政治，因此在以《史記》為證的歷史推斷中，一定要注意甄別其內容的合理性，否則將無法歸納出真正的歷史規律。
不靠譜的糧價與人吃人
糧食價格的暴漲，如果將其認定為通貨膨脹，那么貨幣體制出了問題肯定可以作為原因來看待，而商業行為將商品價格扭曲，也不是不可能。這種人為扭曲市場價格體系的做法，古代叫囤積居奇，今天叫炒作。如果脫離開人吃人這一歷史細節，幾乎可以認定，這就是導致糧食價格變化的真相了。然而人吃人的慘相告訴我們，糧食價格的變化卻是另一種畫面。
如果到了靠吃人才能活命的地步，那么對于個人來說，鋌而走險，行兇搶劫根本不算什么挑戰勇氣與道德的事，甚至不用權衡利弊就可以判斷出，這是種低成本生存的辦法。這樣的社會環境和氛圍根本容不得所謂的囤積居奇。道理很簡單，如果某人有糧食，價格高到大多數人都買不起，那么買不起糧的人公開聯合起來，明搶糧主就是最簡單的解決辦法。當商業規則已經破壞，社會秩序不復存在的時候，事態的變化不能按照秩序井然時的社會邏輯來推測。
由此可以斷定，漢初通貨膨脹問題的根本原因很可能只是糧食和經濟物資的短缺，或許貨幣制度問題是推波助瀾的兇手，但絕不是主導因素。至于商人從中作梗的說法，基本是不可信的，應該是司馬遷迫于政治原因而進行的栽贓。
歷史中記載，劉邦當時解決饑荒問題的辦法是讓百姓把孩子賣掉，然后到四川去尋求賑濟。我個人認為這個說法很令人費解。糧食短缺如斯，多一口人，就多一張嘴吃糧，誰能愚蠢到在這種情形下買一個消耗糧食的累贅?即便是豢養家奴，眼下的成本未免太過高昂了吧。
以經濟觀點看待，以交易行為增添人口，可以按投資定性，然而在那個特定的時期中，投資于人口，顯然不會在短期內有可預期的收益，因為增添的人口相當于購進虧損資產，是不符合經濟原則的。因此可以判定，若以投資的角度，人口在當時一定缺乏足夠的市場需求。難道這是歷史中無端的一筆?我個人不愿相信這種草率的結論，于是又做了些猜想。
將購置人口當成投資，是基于最大限度保留人口的初衷，如果改變初衷，不以最大限度保留人口為準則，那么是為了什么?難不成是消費?如果順著這條思路捋下去，那么結論將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易子而食、析骨而炊。
仔細對比《漢書·食貨志》和《漢書·高帝紀》中記述的那段歷史，可以發現劉邦在當時是急征兵進行戰略防御。有一個問題實際上是被回避了的，那就是軍糧從何而來。因此可以做出一個設想：本就極為稀缺的糧食被征作軍用，極少數的糧食流入黑市，其價格高達上萬錢一斛，為了防止百姓因無飯可吃而嘩變，軍隊采取了行動，采取誘騙加武力的辦法，驅逐百姓到巴蜀之地自謀生路。為了暫時避免因饑餓而死亡，劉邦鼓勵平民易子而食。自己的孩子下不去口，換著吃起來，情感上至少要比吃自己的孩子容易接受一些，而且歷史上曾有先例。
從這個角度來看，“令民就食蜀、漢”并非史評者通常認定的賑災行為，而是軍管政府的臨時應急措施。那么就此推論，起碼在公元前205年的下半年時期，經濟秩序仍未有任何恢復的跡象。
撥亂反正的前夜
漢高祖劉邦著力穩定社會及經濟的秩序始于其最大政敵項羽死后，那是公元前201年初。他率先做的是釋放囚犯，用過去的說法叫大赦天下。這也是每每改朝換代，尤其是僭主上位的時候，都會有此舉措。最常見的解釋是，這些虛偽的僭主為了向社會表達他們的善良而采取的手段，其目的是取得社會的信任，降低因過度恐懼或質疑而帶來不必要的執政成本。我個人認為這只是淺表原因，更深層次的原因或者說更直接的原因，還在經濟中。
由于僭主多是通過武力奪取政權，在奪取政權的過程中，不免因戰爭造成大量人員傷亡，此時用于生產的原始經濟資源是過剩的，如土地等不再稀缺，反倒是勞動力成了稀缺資源。因此說，戰后恢復經濟的最重要一環是恢復勞動力增長，也就是恢復人口增長。囚犯作為基礎人口存在，是促進未來人口增長的原始資源，同時他們具備參與社會勞動的能力，將其免罪釋放出來，有助于加快經濟恢復的速度。
然而恢復經濟和穩固統治尚需要一個平衡點。項羽死后，其政治勢力雖然就此煙消云散，但這并不代表劉邦就可以高枕無憂。因為在第二次分封后，新一輪的政治勢力割據就此重新開始，劉邦面臨的政治威脅依然存在。
史書記載，漢高祖稱帝后，曾允許士兵解甲歸田。定居關中的士兵，給予12年免稅政策;返回原籍的，給予6年的免稅政策。乍一看，很容易將這理解為就此解散軍隊，讓士兵徹底回家務農，投入到經濟建設中去。然而細一推敲，卻發現事情遠沒有這么簡單。前文說過，由于第二次分封，作為政治安全隱患的割據勢力仍舊存在，未將他們剪除之前，解除武裝力量的做法根本是自尋死路。
回過頭去史卷中找答案，不難看到，劉邦解散軍隊這件事，至多只是一個噱頭，因為兩個月之后他就再次調動軍隊開展軍事行動，以謀反之名對時為燕王的臧荼動武。
兵員的組織和動員不是一項簡單的工作，絕非一朝一夕之功，倘若真如史中所言，劉邦將軍隊解散，那么他征討臧荼的事情就難以得到合理的解釋。因為在如此倉促的時間內，將歸家種田的士兵重新集結、組織起來是很困難的事情，就更不要提進行武裝征討了。
由歷史記載我們可以看到，劉邦至死前，都沒有徹底停止軍事行動，由此可見，在他有生之年里，根本沒有過真心實意的裁軍念頭。當然，這也受形勢所迫。在執政者的軍事神經始終繃緊的前提下，其轄區的經濟體系實難脫離戰時狀態。而戰時狀態的經濟環境往往處于高度集中管理之下，政治權力頻頻會插手經濟事務。這種政治權力干預經濟的情形，就是典型的管制經濟。典型的例證是，漢高祖劉邦在被確立為核心領導者的政治地位后，曾動用行政命令，嚴格限制富庶人群的消費標準，尤其是商人，如禁止穿絲綢衣服，禁止使用馬車等。同時伴有抑制商業發展的政策存在，不僅提高商業稅率，還對商人施行低國民待遇，如人格歧視、侮辱等。
由此可知，劉邦執政期間的經濟環境仍舊處于政府的高度管制之下。曾有史學家認定漢初的經濟政策，是類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其實是不夠準確的，因為沒有半點跡象表明政府直接干預經濟的力度減弱。
{分頁} 黃老之術是泛自由主義經濟理念
“黃老之術”于漢初盛行，并不能成為自由經濟的明確證據，至少在劉邦執政階段，經濟政策尚未向自由化發展。真正逐漸推動經濟向自由化發展，實始于惠帝、呂后執政時期。而經濟泛自由化的高峰則在文、景二帝執政時期，是謂“文景之治”。
文帝執政期間，主要著力于恢復經濟秩序，鼓勵農業生產。對于這一點，無須過多懷疑。然而政治氣候上的寬松，比如放松對民間言論的管制，廢除連坐法并減少肉刑的施行等，卻要換一種角度來思考和看待。因為這段歷史首次被載入史冊的背景是我們所不能忽略的。作為記錄者的司馬遷，由于其生活年代距那段歷史過于相近，以至于令人無法相信他所記錄的歷史完全屬實，并沒有半點因政治壓力而杜撰的美化成分。尤其是當我們了解到，他曾因寫史不慎而受刑的這一歷史細節，我們更應對他筆下特殊時期的歷史，有著清醒的認識和理性的態度。
所謂肉刑，就是指傷害人肢體的刑罰，其設立目的是以其殘酷性威懾社會成員，使其不敢抵制或否認統治者的權威性。肉刑的施加，絕大部分會傷害到人的勞動能力。從保護勞動力的角度講，漢文帝時期有可能會減少肉刑的使用，但不能就此認為其根本目的是為了體現人道主義精神。當其統治權威受到挑戰或玷污時，他下達死刑命令時的決絕，絲毫不比其他任何暴君遜色。在新垣平一案上，文帝就展示了其作為統治者的冷酷無情。普通的欺詐，斷不至于以生命來作為支付失敗的成本。然而這欺詐行為若是施加到統治者身上，令其不可侵犯的權威性有蒙羞之感，那么難免遭至極刑。于是我們看到，在騙局被拆穿后，自覺被愚弄的文帝對新垣平沒留半點情面，果斷而毅然地下達了處決及滅族命令。
連死刑都不吝使用的統治者，不能奢望其對肉刑完全望而卻步。
據史而言，文帝執政時最為史官稱道的是建立了針對老年人的社會福利制度，一旦年齡達標(八十歲以上)，即可按月領取政府給予的經濟保障。仔細辨析，卻發現這制度的形式主義傾向非常嚴重。就當時社會的平均壽命而言，能達到這個標準的人幾乎是鳳毛麟角，因此這看起來具有人文色彩的政策實為鏡花水月般遙不可及，以此來作為對漢文帝歌功頌德的依據實在過于單薄。
究漢文帝劉恒一生的政治歷程可知，其執政目標惟有經濟復蘇。在位23年的時間里，他始終貫徹著政府少干預經濟的自由經濟理念，推行減稅政策，放寬對商業的管制，允許個人承包山林川澤等國有資產。這些舉措無疑為漢帝國的經濟從蕭條走向復蘇起到了難以替代的作用。
作為執政者，文帝更喜歡采用權術也就是陰謀政治來控制局勢，而并不推崇暴力或嚴刑峻法。這與當時的社會實際情況息息相關，人口的密度不足，使得勞動力顯得稀少而珍貴，不到萬不得已的地步，輕易不會采取傷害勞動力的激烈措施。薄弱的經濟積累，不至于造成社會矛盾激烈到難以控制的地步，所以也無須用刑見血。
景帝執政時期，曾經嘗試對經濟政策進行改變。由于對新政的風險預估不足，只能淺嘗輒止，之后仍舊沿襲著文帝時期的經濟政策，不再做大的變動。長期穩定的經濟政策，使經濟環境具備了足夠的延續性，因而保證了經濟發展的持續進行。
由于經濟的進一步發展，社會環境產生了微妙的變化，這使得文、景兩帝在執政技術上出現了必要的差別，這差別直接體現在對政治局勢的控制手段上。與文帝所不同的是，景帝于執政期間，不完全依靠陰謀政治和權術來控制政治局勢，而是在其中夾雜了暗殺手段，如秘密處決條侯周亞夫。
漢代的經濟自由主義，其理論基礎在于“黃老之術”。事實上，“黃老之術”更側重于政治理念而非經濟理念。所謂的無為之治，只是一種表象，隱藏在這背后的是無所不為。說得淺顯些，是用陰謀手段來鞏固權力基礎，而不論這權力的來源是否合理。從這個角度看，黃老之術的核心思想與馬基雅維里的《君主論》如出一轍，都是對權力的目的性極為明確，且秉承著實用主義和功利主義的思想。雖然兩者在誕生時間上相差一千六百多年，但這并不妨礙它們在核心理念上的異常相似。
任何一種在歷史上流傳，并產生深遠影響的思想出現，我們絕不可以孤立地認為其是橫空出世，其誕生的基礎必然脫胎于當時的社會環境，與社會的現實情況有著緊密的聯系。黃老之術之所以成為執政者的政治理念，是由于它與當時的社會狀態有著足夠的契合點。然而受限于黃老之術的起源背景，其理念中又有與現實情況不相吻合的部分。
《黃帝四經》與《道德經》起源的時代，其社會生產能力及社會群落所掌握的資源總量，與漢代相比有著巨大的差別。這意味著老子在理論中所建立的“小國寡民”模型，無法套用到漢帝國龐大的身軀之上。老子本人并未經歷過帝國天下的時代，對經濟富足并無深刻的理解，只能認識到政府少干預經濟的好處，卻不知道經濟在發展到一定程度后，社會群落中有經濟積累的成員會要求政治權利。這是人的社會意識使然，因政治權利不足而對保護個人的私有財產缺乏信心以及安全感。
對更高政治權利的要求，是直接有悖于最高統治者核心利益的。這種政治權利歸屬的矛盾會因經濟的不斷發展而持續升級，直到累加至社會無力承擔而最終以極端的形式爆發。景帝執政期間的“七國之亂”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以今日觀點來看，黃老之術略微窺得了些經濟發展規律的門徑，但是理解并不深刻，對新技術作用于經濟的效果，以及經濟快速發展時期的社會意識變化，并無前瞻性的洞察力和主動應對的法門。理論的天然缺陷，使得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后，便喪失了指導社會繼續前進的能力。理論支持上的無以為繼，令統治者和整個社會都陷入迷茫之中。社會成員的政治權利要求，與帝國統治者維持至高無上皇權的要求，這兩者間存在的矛盾根本無法調和。文帝的權術，景帝的暗殺，都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從評判執政者的角度來看，無論是劉恒還是劉啟，在執政中的表現至多是處在一個合格的水平線上，并沒有任何舉措超出其應盡義務。說得通俗點，他們只是將本職工作中規中矩地完成而已。因此后世給予他們過高的評價是有失妥當的。若以盡職就該受到歌功頌德的禮遇作為標準，玩忽職守就該是種被默許的常態。正是這種低標準松要求被社會所認可，才使畸形變成了常態，并在無意識中對后世的文化產生了深遠影響。
解不開的死結
如何施政才能既保持經濟的高速增長，又保證極權體制不變更，是文、景二帝在有生之年都無法破解的迷局。這是一個死結，經濟泛自由化會導致經濟快速發展，但是同時催生了社會成員對于政治權利的要求。這是自身經濟能力提高使然，因為只有具備同經濟地位相吻合的政治權利才能進行自我保護。而這恰恰又與極權主義下的皇權有著絕對的抵觸。皇權要求自身具備給予社會群落內一切成員的傷害能力而不受限制。
不妨這樣理解，民權與皇權是對立的，民權的前進，意味著皇權的后退。而皇權的后退，則代表著極權體制的根基被動搖。這是最高權力執掌者所不能容許的，更是極權體制下特殊利益群體所不能容許的。事實上，這些特殊利益群體才是極權體制下的政治主體，以血緣關系或姻親關系同皇權作為聯系紐帶，從而形成的大約五百個特殊家庭的聯盟。社會群落中，一切優勢資源被他們所壟斷，一切利益皆以他們為核心。可以說，整個社會都在圍繞著他們的利益運轉。他們不會容許其他人輕易染指這屬于他們的特權，而強大的皇權只不過是他們共同利益的集中代言，是他們利益的保護傘而已。這些特殊利益群體致力于維護皇權的目的就在于此。倘若皇權的掌控者個人不愿維護他們的利益，他們會毫不猶豫地換掉掌權者，直到他們滿意為止。
一句話可以概括這種本質：帝國時期的最高權力掌控者，其執政是為了特殊利益群體，而絕非為民。
由于這些特殊利益群體從中作梗，在民權與皇權產生劇烈矛盾時，歷史選擇的道路往往是最壞的方向。每當需要維護既定統治的時刻，他們的反應都是極其暴烈的，包括不惜動用一切極端手段，如政治打壓，甚至連破壞經濟秩序都在所不顧，哪怕大開歷史倒車，將自由而具有活力的經濟重新納入高壓管制之下。
不幸的是，漢武執政的年代，就是這樣一個倒行逆施，逐漸步入黑暗的時刻。
{分頁} 自由經濟，向后轉
國進民退，是漢武年間的主流聲音。彼一時，文、景兩帝于漢帝國初年打造的自由經濟環境不復存在，大量的經濟資源重新納入政府管制范圍，如山澤、鹽鐵等曾經由個人承包的產業悉數收歸國有，甚至連酒水的經營權都壟斷在政府手中。不單如此，漢帝國中央政府為保證財政收入連年增長，以彌補龐大的財政支出，還選擇了進一步加稅，同時增加了新的稅種，典型的如交通物流稅、商業稅、工業資產稅。這無疑是涸澤而漁，是在榨取社會的經濟活力。
由于缺乏必要的政治權利做保障，本就脆弱的民營經濟體在驟然惡化的經濟生態環境中更顯得不堪一擊，短短幾年內就大批倒閉。一時間，漢帝國的社會失業率高漲，而那些依靠民營經濟體生存的社會成員紛紛喪失經濟來源。當民眾的生存受到挑戰時，社會秩序的安定也就會受到挑戰，這令帝國的長治久安成了鏡花水月——在四川成都、云南昆明、山東瑯邪這些經濟重災區皆出現了平民組織的武裝。
鹽鐵暴利始于漢
《漢書·食貨志》中曾記載，大儒董仲舒與漢武帝論政，談及秦帝國的經濟狀況，說秦帝國時期貧富差距極大，窮人窮得連插根錐子的土地都沒有，而富人不但土地多得連成片，連山川林地、河流池沼都被他們占有，甚至普通城鎮里的富人就能做到貴如君主富比王侯。這些富人們競相攀比，比誰過的日子更為奢侈。這樣的現象存在，是導致平民生活困苦的原因，而誘發這種現象產生的根源是允許土地使用權交易流轉。
在前文的秦篇中，曾分析過秦帝國時期土地政策的實際情況，這與董仲舒的說法是相矛盾的。那么此處出現的矛盾該如何解釋呢?個人認為有兩種可能，一種是董根本不知道秦時期土地政策的具體情況，僅僅是以漢時期的現狀做推斷;另一種可能是他揣著明白裝糊涂，明明是漢時期的事，非要套個秦時期的帽子，這種做法在中國歷史的政治中比較通行，叫借古喻今。其目的是將問題含蓄地表達出來，以便于統治者接受自己的觀點。
說到這里，有一個歷史細節是非常值得我們注意的，那就是這段論政發生的具體時間。就《漢書·食貨志》中的記載而言，這段歷史發生在漢武帝開始對外發動戰爭之后，其時財政空虛，只能靠課重稅維持收支平衡，民生因此而困頓，社會經濟狀況極為嚴峻。
由這個特殊的歷史細節做線索，再回頭去看董仲舒聲言的秦帝國時期“屯戍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于古”，則別有一番韻味。兩相聯系之下，我們幾乎可以肯定，董仲舒所言之情況正是漢武帝劉徹執政時期的社會現實。
就此推論可知，董仲舒論政的目的，其實有兩點，一是剪除豪強，二是減稅。這兩者的核心意圖是一致的，那就是調節社會中的貧富差距和經濟資源分配，并致力于恢復經濟秩序和生產力。然而現實總和理想有著巨大的落差，作為統治者的漢武帝對于董仲舒的建議只聽進去了一半，那就是剪除豪強。在其執政年間，曾屢次三番動用行政手段遷徙境內經濟富足的人家到茂陵地區。
我們換一個角度看待這所謂的“豪強”，卻發現他們的真實身份只不過是些普通的民間資產持有者。他們在歷史中被扣過的大帽子變化無端，無論是過去被叫做“豪強”，還是“為富不仁者”，抑或是后來被稱作的“土豪劣紳”或者“資本家”。所有的稱謂無不是將他們推至道德的谷底中央。
如果把這些被掠奪的社會成員看作當時的中產，那么此種政治舉措就是在消滅這個階層。中產階層在社會中往往充當著社會矛盾緩沖、調和的潤滑劑，他們的缺失定然會使社會矛盾產生硬著陸式的碰撞，從而給社會帶來難以撫平的創傷。
以純經濟角度看，消滅中產階層同樣不利于資源的合理分配，因為這只會令經濟資源更加集中而得不到充分的流動。更可怕的是，這種權力越界行為會嚴重傷害社會成員的經濟行為信心，最終將導致整個社會的均貧而絕非均富。帝國體制的漏洞，使得真正獲得巨額財富者都是圍繞著最高權力的投機取巧者，而絕無依靠勤勞致富的例子存在。這是帝國的死穴，所以董仲舒的理論難以落實到實踐中去。
事實上，史書里含蓄地記載了董仲舒的核心意見未被采納，越發惡劣的經濟狀況使得人吃人的現象重現于華夏大地上。
養兒防老是一種投資
伴隨著經濟復蘇，人口數量恢復正增長將成為一種必然的趨勢，這是人之本能所至。若不是因有悖人道的政治措施出現，幾乎可以認定人口增長是經濟發展進入良性軌道的標志，尤其在人口數量未達到經濟資源負載的臨界點前，快速增加的人口會對經濟發展有促進作用。但經濟不會一直隨人口增加而呈良性發展。當人口數量接近，甚至超過經濟資源負載的臨界點時，經濟環境會因無法承載如此大的壓力而陡生紊亂。
根據馬爾薩斯的《人口原理》可知，人口的增長是以幾何級數進行的，尤其是處于農耕文明下的社會環境，一旦有30到50年的穩定時間，就會導致人口增長速度直線上升。這源于農耕經濟環境下繁育后代的低成本。
在未進入現代社會之前，史上任何文明都不存在社會福利的概念，更沒有完備的社會福利制度。社會中的平民，也就是被食利階層，在遭遇變故如傷殘或因衰老而喪失勞動能力后，由于再沒有其他可以獲得經濟來源的途徑，基本等于完全失去了生存保障。普通的經濟儲備不足以抵御意外風險，且成本偏高。為了抗拒這種生存風險，平民選擇了繁育下一代作為個人的專屬保險。這正應了一句古話：養兒防老。
當養育子女成為一種規避風險的手段時，這等同于一種中長期投資。既是投資，就要對風險進行核算，同時考慮成本與收益。除去孩子先天殘疾外，最大的風險就是死亡。然而在以農耕經濟為主的社會群落里，其成員的生活區域較為固定，環境較為舒適、安全，外來侵害罕有，這無形中就將夭折風險降低了許多。為了規避風險，人們還可以選擇分散投資的策略，比如擴大生養數量。
養孩子的成本除去日常開銷外再無其他，而這成本與經過十余年就可以逐步轉化成生產力，之后在至少30年的時間里，可以作為持續性盈利資產所產生的收益相比較起來，幾乎低到可以忽略不計。
問題的實質在剝繭抽絲后漸漸清晰了，作為個體，大量生育子女實在是出于一種經濟效益的考慮，所生養越多，意味著日后可供自身消費的經濟供養就越多，生存風險就越小。基于此種理由不難理解人口緣何激增。人口的充裕，反襯出與之相對應的經濟資源緊缺，這令統治者不再把人口當作稀缺資源看待，于是就出現了“以百姓為芻狗”的“圣人之治”，如漢武帝當政之時，肉刑、誅戮等有違人道的手段層出不窮。甚至當這些手段都不能阻止人口瘋狂增長趨勢的時候，當局迫于人口的壓力，更為極端的選擇就此出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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