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中國商人的信仰坐標
文/齊崇峰 馮彬
道德滑坡凸顯誠信荒蕪
關于“道德滑坡凸顯誠信荒蕪”這個命題，可以先看看網上的言論：《中華工商時報》一篇《精英的誠信危局》，其論述摘要如下：當精英階層因造假行為一再受到公眾質疑，中國社會普遍缺乏誠信的問題也被無限放大。
中科院國情研究中心研究員康曉光認為，中國精英群體的社會責任感要比發達國家低得多，相比而言，中國的精英們也沒有一個統一的規范、價值和理念。
一直以來，精英階層在世界范圍內都是話題最多的群體。何為精英？精英就是掌握著政治、經濟和文化資源遠遠優于社會平均水平的人，他們掌握著民族進步的主動權與話語權。然而，清華大學教授汪暉的論文造假、養生大師張悟本身份造假、職業經理人唐駿的學歷造假等事件，讓這個特殊階層一再受到中國社會乃至世界的質疑，中國社會普遍缺乏誠信的問題也被無限放大。
康曉光認為，精英群體還沒有時間形成自己的文化和價值，這其中有體制上的問題。一種良性的文化和價值的形成絕不是一二十年就可以實現，需要長期的過程，需要社會成員之間的不斷磨合、公眾不斷的壓力、精英群體不斷的反思來實現。
在當下的市場經濟中，當唐駿、李開復、馬云等這些知識精英通過他們的商業傳記來展示他們基于系統性管理思想、沒有原罪的財富積累下的巨大成功時，我們似乎看到了一個新的積極而健康的商業社會的曙光。
遺憾的是，唐駿的學歷事件無疑給了我們重重的一擊：我們離一個理想的誠信的商業社會的距離還任重道遠。
在美國作家克里斯托弗·拉希的《精英的反叛》中，作者認為對美國文化的社會秩序和文明傳統構成威脅的不是群眾的反叛，恰恰是社會的精英，是他們背棄了民主和平等的信仰。
精英的反叛，克里斯托弗·拉希是在“有違初志”的意義上使用這個詞的，因為被視為精英的貴族、社會中堅以及知識階層對平民負有一種道義責任。他說：“這些人才保留了貴族的許多缺點卻沒有學習其美德。他們的勢利心讓他們認為少數得勢者和大眾之間相互沒有任何義務和責任。”新的精英正變得越來越國際化，既然“世界是平的”，因此，“他們的忠誠是國際性的，而不是地區性、國家性或地方性的”。精英們享受著國際化的一切好處，卻不再對任何一個地方承擔責任，他們只忠誠于在地球上不斷流動的資本。
誠信：制度挑戰傳統
在我國的傳統文化中，誠信是一種意識形態觀念，是一種道德標準。
“人無信則不立”。可見“誠信”在遠古時期，便被人們所普遍認知和尊崇。《哈佛商業評論》評出職業人應遵循的職業道德核心內容第一項就是“誠信”。可見，古今中外莫不把“誠信”視做人之本、為人之道。
我國當前遭際的道德危機問題與商業誠信問題可能更復雜、更深刻，不僅存在著傳統向現代的轉型與斷裂，不僅有社會道德體系本身的原因，更需有法律制度建設、信仰等方面的原因，而且也離不開相應的道德維系機制。一般說來，凡是成功實現現代化的國家，都實現了道德維系機制的轉型。
知名職業經理人余世維在演講中講過一個故事：“即使在凌晨一點過馬路，德國人也不會闖紅燈。不見得是他愿意遵守規則，真正的原因是他不敢過去。如果被攝像機攝到了，或有任何一個人看到了作證，這個德國人的下場將會是這樣：沒隔幾天，保險公司電話通知，保費明天開始增加1%。因為他們接到交通局的通知，你闖紅燈，按照邏輯，這種人很危險，所以保費要增加1%；接下來銀行通知分期付款由15年改成10年，也是因為闖紅燈；而兒子從學校回來，告訴爸爸老師讓把學費現金送過去，說不能分期付款，同樣還是因為闖紅燈，個人誠信遭受質疑。”
一個社會的精英階層是國家和民族的脊梁和靈魂，當絕大多數的精英得到廣大人民認同敬仰時，這就是一個民族的希望所在。中華民族的歷史文化能夠長達5000年源遠流長，正是基于他們具備著常人所沒有的氣節。當今社會，如綜上所述的各路精英，有的普遍或已有相當數量喪失了基本的道德操守，其直接后果是導致了社會的潰敗。
全球化的今天，如何對待傳統文化？
自鴉片戰爭以來的一百多年間，中國從一個曾經在經濟、政治、文化方面遙遙領先于世界的大國，淪落為在西方的洋槍洋炮面前不堪一擊的封建帝國。巨大的反差，使國人在思考這個問題時，感情色彩占據了上風，認為中國社會之所以淪落到那樣，全是傳統文化、儒家思想惹的禍。于是，批判傳統文化，否定儒家思想就成為了鴉片戰爭以后的主流思潮，主要表現在太平天國起義時期、五四時期、全國解放初期、“文革”時期和改革開放的最初10年。儒家思想先后遭遇過數次大劫難。
改革開放以來的二十多年間，我們的社會走出了過去那種封閉保守的僵化狀態，由以階級斗爭為綱走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由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在各個方面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以及與國際社會交往的日益頻繁，中國人越來越迫切需要了解自己民族的歷史，越來越需要表明自己民族所具有的獨特價值的東西，這就激發了中國人復興傳統文化的強烈愿望。當我們試圖從傳統中尋找能代表我們民族的精神和文化象征時，挖掘傳統文化及儒家思想中有價值、有益的思想資源就成為很自然的事，這也是我們這個民族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覺的一種表現。
當今的中國社會，是一個急速變化的時代，是一個面臨重大轉折的時代，是一個多元價值觀碰撞和沖突的時代。中國社會與改革開放以前相比，社會財富極大增加，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但在國家富裕和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背后，很多人的精神世界和心靈家園卻日益變得荒蕪，他們感到不滿足，感到困惑和迷茫。
極端個人主義、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功利主義泛濫。人們在問:難道經濟發展必然導致道德滑坡嗎？難道社會發展必然帶來誠信缺失嗎？傳統文化中重人際關系、重社會和諧、重道德修養、重禮義廉恥、重道德自律、重理想人格、重和而不同等思想資源一下子成為全社會最需要了解、最需要獲得的東西。
于是，近年來，國學熱、國學盛，各種沸沸揚揚的國學院速成班遍地開花，人們試圖通過對儒家思想、傳統文化、國學的重視，來呼喚社會的道德良知，呼喚正義的力量，呼喚健全的理想人格，呼喚人性中善的本質。進而希望通過傳播和弘揚中華民族優秀的傳統文化，達到提高全民族的整體道德素質，再現中華民族禮儀之邦的美好宿愿。
但是，學幾句《論語》了解一些天人合一、修齊治平就是恢復傳統，道德就自然高尚了嗎？
我們的靈魂應該到哪里去洗禮？
靈魂缺失的中國商人需要朝圣之旅
中國商業聯合會前會長何濟海先生曾經在一次論壇上說過：中國古代是一個眾人禁商的封建社會，這種觀念的影響之深，即使是現在社會主義經濟條件體制下也并沒有完全消除，但是中國商人精神和商業從古到今一直都在堅持不懈地發展，從產生到發展，現在被公認為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從春秋時代到游走于絲綢之路、茶馬古道的商販，從以喬致庸為代表的晉商，以胡雪巖為代表的徽商，從浙商到閩商，這個發展史都充分證明了我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中國商人是不斷改革發展壯大，科學發展經濟，增強國家綜合實力，構建和諧社會，繁榮建設小康社會的建設者和開拓者。
總體來說，中國商人在發展過程中也遇到了一些問題、迷茫和困惑，甚至走進了財富的死胡同和迷宮，更有甚者，正在承受著在巨富中死去的羞辱，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狀況？我認為最主要的原因是精神上的缺失。現在我們正處在社會經濟大變革時期，一個商人、一個企業沒有正確的精神追求是不行的。企業沒有具有中國民族特色的企業文化是可怕的，沒有靈魂的企業文化更加可怕。
因此，中國商人群體需要一次從精神到實體的“朝圣之旅”。有人希望在慈善中尋找慰藉與出口，卻遭到不理解與非議，反而徒增煩惱；有人索性遁入空門，或走向另一種極端放浪形骸。
對尋找“生命中主要支配力量”，他們有強烈的渴望。美國人阿瑟·克萊曼《道德的重量》一書中坦言：宗教、倫理和審美行為再一次表現和確認關于我們每個人是特殊的觀念，它們把我們個人的世界與更大的世界聯系起來……這也是我們何以在紛亂和挫折后仍能培育幽默感，樂觀主義以及常識的源泉，這還是我們能對生活保持一貫的品味的源泉。
與《第五項修煉》作者彼得·圣吉的對話錄中，南懷瑾曾談到儒家與道家的不同，儒家講求“中流砥柱”，道家是另外四個字：“因勢利導”。 或許創業之初他們更接近儒家，站在洪流之中，以剛勁勇猛之心，硬是要把水勢擋住。如今事業有一定基礎，一方面自己已撞得遍體鱗傷，另一方面洪流力量越來越大，擋也擋不住，激起自己“更強”的雄心。
日本著名企業京瓷公司的創始人、78歲的稻盛和夫先生說過：“人到這個世界就是來修行的”。 稻盛和夫創辦企業至今整整半個世紀，他經歷了二戰后日本社會的多次動蕩，像世界石油危機、日元升值的危機和日本經濟的“十年沉寂”期。從“佛道”到“人道”到“商道”，稻盛把一個企業家的人格修煉放到了最高的位置。
無論如何，無序的市場不會具有生命力。無論是行業自律還是政府監管，無論是推倒重來還是修修補補，無論是去杠桿化還是泛金融化，一種新的秩序亟待建立，信仰需要被重拾。
因此，我們在中華大地上苦苦尋覓，試圖為中國商人尋找出朝圣的目的地。中國企業的崛起是同中華民族精神復興聯系在一起的。在現代社會，企業無疑是最重要的文化傳承和教化載體。企業文化的靈魂是核心價值觀，是為國家做貢獻的精神，創新的理念、誠信的認知，是為商之道的職業道德。我們講到以德治商、以德行商，道理就在這里。遵守商業職業道德是企業家的一種精神、一種責任、一種能力，以德相伴相生，只有樹立為社會貢獻精神財富的遠大目標，才能獲得利益的最大化。
因此，我們必須從傳統文化中推陳出新，追溯東方文化的源頭，而中國曲阜，孔孟之鄉，就是中華民族博大文化的發祥地。我們希望中國商人群體在“走近曲阜、感悟孔子”的過程中，把中華文化的仁義精髓創新整合，領悟到一種新的升華，而這座東方圣城的安詳寧靜肅穆，卻是大都市繁華的商業、燈紅酒綠里永遠感悟、體驗不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