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學不優”，因為自然條件，因為山西獨特的地理淵源，是不是可以造就商業勁旅晉商了呢？
答案是否定的。因為具備同樣這類資源的不僅僅是山西。
這些尚不足以造就“晉商”。在山西人成為強勁晉商的時候，最為重要的是因素，便是山西人的性格。
山西出的歷史名人不少，即使到了近代，也是名人輩出。最有名的還是關云長。關云長是中國人“忠”的模范代表，被歷代皇帝冊封為“關帝”，比岳飛的爵位“岳王”要高一個檔次，山西解州“關帝廟”的規模也比“岳王廟”的規格大出一塊。關云長的“忠”的程度，的確沒人可比，曹操給他高官厚祿、駿馬美女，都留不住他，非要去找他那個落魄的劉備大哥。
雖然關云長是千余年前的古人，但關云長的性格還是可以作為山西人性格的代表，這就是“忠厚老實”。山西詩人王維的作品風格純樸，和“俄羅斯”出身的李白之浪漫風格實有天壤之別。現代的山西名人也都是“忠厚老實”的代表人物。山西歷史上盡出忠臣，卻很少出奸臣。中國歷代的“漢奸排行榜”中，似乎沒有幾個山西人，這大概也是山西人“忠厚老實”的緣故吧。
忠厚老實，在古代的中國，則就是將仁、義、禮、智、信作為做人和做事的基本準則，提倡“見利思義”，不僅誠信待客，而且仁義律己，以顧客為中心構筑起貿易的金字塔。中國傳統文化認為，關公是信義之神，因此，晉商最尊崇關公。他們不僅在店鋪和家中供奉關公，而且在各地的晉商會館中都為關公修殿、供奉。其目的就是請這位“神威廣大”的神靈，日夜監督他們的全部商業交往活動甚至精神世界，杜絕違背信義的事情發生；同時在關公的保佑下，使商業旺盛、財源廣進。因此，晉商的成功與誠信仁義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
于是乎，我們看到馳騁四海的晉商，講誠信，走天下。這也許就是現在許多人之所以熱衷探討晉商的一個潛在原因之一。因為，現代的中國商業社會，這方面是最為匱乏也最為珍貴的。回頭望過去，我們發現，原來曾經有人做的是如此之好。于是，面對故紙堆，我們便深度挖掘。現在晉商熱，大概這是核心問題之一。
言歸正傳。晉人的性格是什么？或者說，問題在于，山西人這種性格的背后是什么？
性格是個性的核心，是一個人最鮮明、最重要的區別于他人的個性心理特征，是人對周圍現實的一種相對穩定的態度及與之相適應的習慣了的行為方式。一個人性格的形成往往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同時一個人的性格特征往往又具有多面性和復雜性。于是，我們耳熟能詳的有關性格的諺語、格言拈手即來：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的“人的性格，就是他的命運”，印度的“習慣決定性格，性格決定命運”……
一般說來，個體性格的形成受遺傳、家庭、學校的影響較大，而群體性格的形成則由于受地理環境的影響較大而具有明顯的地域性。俗話說，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就是這個道理。
林語堂先生在《吾國吾民》一書中把中國人的性格總結為八點：老成敦厚，遇事忍耐，消極避世，超脫老滑，和平主義，知足常樂，幽默詼諧，因循守舊。魯迅則通過小說《狂人日記》、《阿Q正傳》對中國人的民族性和劣根性進行了無情的揭露和批判，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柏楊在《丑陋的中國人》中則把一些中國人譏之為“醬缸蛆”。
這是中國人的普遍性格，這種性格無疑在山西人身上也體現得淋漓盡致。
那么，山西人的性格特色是什么呢？
程人乾先生在《山西文學》雜志上面曾經以《山西人性格的文學解讀》為題，分析了文學背后隱藏的山西人的性格，在諸多評論山西、研究山西人的作品中屬上乘。
他在文章中這樣寫道：古人云：詩言志。詩歌是人的情感宣泄和志向表達的絕佳形式，也是性格的集中體現。 山西人性格中豪爽與細致的雙重性，在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中就依稀看到蹤影。《詩經》中收入了“魏風”多篇。當時的“魏”就在山西南部，“魏風”就是山西南部的民歌。
“魏風”中有兩首傳誦至今的名篇《伐檀》和《碩鼠》。前者以一名砍伐檀木的勞動者口吻，在“河水清且漣猗”的環境里，在伐檀的間歇，對“不稼不穡”、“不狩不獵”的奴隸主過著不勞而獲的奢侈生活提出了嚴厲責問和尖銳諷刺。責問表達了山西人敢怒敢言的豪爽之氣，諷刺則表現了山西人細致幽默之情，讀來十分傳神。后者則以一個飽受殘酷剝削，無法在原地生活的農民身份，傳達了要逃離當地另覓“樂土”的思想情緒。他把壓榨農民，吃他“黍”、“麥”、“苗”的奴隸主稱之為“碩鼠”，形象生動而深刻。這說明，山西人即使在艱難困頓的生存狀態下，既有強烈的反抗性，又有豐富的想像力，融豪爽與細致為一體。
唐代，是中國詩歌的全盛時期。其中最能代表山西人性格雙重性的是王維。“征蓬出漢塞，歸雁入胡天。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氣勢磅礴，而他的山水田園詩秀美雋永，飄逸雅致，如“萬壑樹參天，千山響杜鵑。山中一夜雨，樹杪百重泉”，“空山新雨后，天氣晚來秋。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這些詩句充分表露了山西人性格中委婉細致的一面。
程人乾先生又從散文的角度來分析，因為文如其人。
柳宗元，山西永濟人，政治上參與了打擊藩鎮和宦官擅權的“永貞革新”，文學上力反六朝以來空泛靡腐的駢體文風，倡導質樸剛健的古文運動。盡管累遭貶謫打擊，身心摧殘，壯年客死他鄉，但始終堅持自己洋溢著革新精神的政治和文學方面的主張。柳宗元的為人淋漓盡致地顯示了山西人的性格特征。一方面，艱辛坎坷的人生經歷并未消磨掉他的開拓創新精神，“雖萬受擯棄，不更乎其內”，是他內心的自白，寫了《封建論》、《六逆論》、《天說》、《天對》等政論，闡發自己的政治信念；另一方面，他的詩“言婉而情深”，他的散文尤其是山水游記如《永州八記》曉暢俊逸，他的寓言如《黔之驢》、《永某氏之鼠》寓褒貶世事于幽默，是內容與形式完美統一的典范，有力地說明了他性格中有細致婉約的一面。{分頁}
他提到了戲劇。 古人云：人生猶似舞臺，舞臺恰如人生。
元代，出身今山西運城的關漢卿的性格也具有山西人豪放與細膩的兩重性特征。他自稱“是個蒸不爛、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響當當一粒銅豌豆。”他最負盛名的代表作《竇娥冤》，慷慨悲歌、滿篇豪爽。而他的散曲，則細膩纏綿、委婉動人： “咫尺的天南地北，霎時間月缺花飛。手執著餞行杯，眼擱著別離淚。剛道聲保重將息，痛煞煞教人舍不得，好去者望前程萬里。”好叫人感嘆！
這篇文章還從小說的角度來分析。小說是社會生活的映像和折射，其人物和情節不僅反映了創作者的審美情趣，而且也融入了其性格特征。
誠如斯言。明初，太原人羅貫中創作的歷史小說《三國演義》是中國四大古典文學名著之一，他性格中豪放開朗與細膩生動的兩重性在小說中也得到了絕好體現。且看《三國演義》的卷首詞：
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白發漁樵江渚上，慣看秋月春風。一壺濁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
這首詞氣勢雄渾，內涵深刻，其思想穿透力是犀利而深入的，充分表達了他性格中豪放的一面。與此同時，他在書中對人和事的細節刻畫上卻又是細致入微，短小精悍，生動逼真，十分傳神，如蔣干盜書、草船借箭、失街亭、華容道等。
之所以引用如此之多，說明什么呢？在這些文學現象的背后，我們看到的山西人的性格：始終是個矛盾的統一體，既豪爽大氣又愚頑固執，既質直俠氣又保守慳吝，既有強悍的內質，又常常表現得膽小軟弱，復雜多變雙重性明顯。媚事、威權、怕事；拘謹、質樸；細膩、內斂、自守；開拓、勇敢、放縱。
為什么這樣說？
山西人心態和性格中具有外向開拓與內斂自守的兩重性，這種兩重性與山西獨特的地理環境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
張志蓬先生在《山西人性格的文化解讀》這篇文章中如此總結山西人的性格及其形成的地理因素：
山西人的性格基本上都是由此（指地理環境）決定和派生的：高山擋住了人們的去路，使人們視野狹窄；交通閉塞又使得人們信息封閉，內外交往不發達；長期與土地打交道的農耕生活，使他們與土地結下了深厚的感情，守土不離鄉，安土重遷，戀家愛鄉，成為揮之不去的不老情結，流進血液注入骨髓，使他們的生活習慣、思維方式、文化生態無不打上了鮮明的黃土地烙印，帶有濃郁的鄉土氣息和地方特色。正如孔子所言：“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智者如行云流水，變動不居，周流無滯，快樂無比；仁者似崇山峻嶺，厚重不遷，高不可攀，萬壽無疆。揚州八怪之一的鄭板橋有言：“壁立千仞，無欲則剛；海納百川，有容乃大。”說得也是山的無私性和水的兼容性。以山水喻人性，可謂是形象貼切又逼真。此外，同樣是山西人，由于受亞文化的影響，又表現出明顯的地域性，如晉北人粗獷尚武，晉中人精明重商，晉南人禮讓文雅等。
但是，我們知道，僅僅有地理淵源是不夠的。這種地理淵源和歷史發展結合起來，就會發現，山西人的性格在幾重作用下，是如何地形成。
清代著名的歷史地理學家顧祖禹在《讀史方輿紀要》第39卷中，對山西險要的山川地理形勢有精彩的描述。他說山西東有太行山為之屏障，西則黃河為之襟帶，北則大漠、陰山為之外蔽，而勾注、雁門為之內險，南則……諸山濱河而錯峙，又南則孟津、潼關為門戶。所以他得出結論說：“山西之形勢，最為完固。”山西又有“表里河山”之稱。晉中有鐵，晉南有鹽，晉北有馬，加上河東的糧棉，自然是一個休養生息，養精蓄銳的好地方。而在雁門關之外，歷來就是游牧民族的天下。山西境內確實關隘棋布，嶺渡星羅，進可攻，退可守，也就是說，無論是防御，還是進攻，山西都有特別重要的軍事價值。因此，山西自古以來就是兵家必爭之地。甚至有“欲得天下，先取山西”的說法。背倚西北高原群山，俯瞰東南廣闊平原，山西成為由北部邊疆地區通向中原腹地的必經之路，故歷史上凡是在開封、洛陽、西安、北京建都的朝代，都視山西為其政權的天然屏障，無一例外派重兵駐守。故此，有利時走出大山，外向謀求發展，不利時退守雄關險隘，以求自保，進退有據，伸屈自如，山西成了大大小小王朝的起家之地。因此，山西歷來爭戰就多，朝代更換快。
春秋戰國時期，經過晉文公的苦心經營，晉國曾是七霸之一。后來，韓、趙、魏三家分晉，趙國的“胡服騎射”和魏文侯的改革都極大地增強了兩國的國力，成為當時的強國。
秦統一中國后，全國的中心逐步內移，山西成了中原王朝與北方少數民族之間進行戰爭的重要戰場。“京師之安危，常視山西之治亂”，中原王朝把山西作為抵御游牧民族鐵騎的防線，在那里構筑關隘，屯駐精兵。而北方少數民族侵入中原王朝，常常先要占領山西，以山西為基地再繼續南下。
出生在長安的唐高祖李淵是靠山西起家的。李淵在615年調任山西，第二年，他升為右驍衛將軍，任太原道安撫大使，成為一地最高長官。當時太原地區糧草充足，兵多將精，李淵在此扎下根來，開始積蓄力量，經營自己的起家之地。公元617年，由于隋煬帝楊廣好大喜功，窮奢極欲，民不聊生，農民大起義已發展到如火如荼的地步，李淵及其子李世民乘機起兵，攻入長安。次年，隋朝滅亡，李淵在關中稱帝，建立了大唐王朝。
山西人為唐王朝作出了杰出的貢獻。在李淵舉事后，山西人紛紛響應加入李氏的部隊，如陳叔達、房玄齡、魏征、李靖等，成為大唐王朝的開國元勛或佐世良才。唐朝開國后，又有更多的山西人跑到長安去。寫“此物最相思”的詩人王維去了，寫“同是天涯淪落人”的白居易去了，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去了，還有溫彥博、裴耀卿、裴度等等。山西聞喜的裴家有十幾個人做過唐朝的宰相。
李家父子在太原苦心經營多年，奠定了唐朝的基業，但唐朝還是沒在“王業所基，國之根本”的太原建都。
山西又一次被歷史拋棄。
山西的地理形勢，是山西被各王朝始亂終棄的一個原因。這形成一種奇特的現象，戰略位置雖然重要，但最早被舍棄的往往又是山西。誰都把山西看得很重，但誰也沒放在眼里。山西成了人們登上皇帝寶座的一塊墊腳石，成了野心家實現夢想的賭場，成了王朝間交易的一個籌碼。
有一段時間，有不少的豪杰在山西馳騁，設立門戶，城頭不斷變換大王旗，你唱罷來我登臺，數不清的小國家像兒戲一般產生、滅亡。據記載古代曾有19個王朝或政權在山西境內建都14處，大多數現在我們連一絲的痕跡都找不到了，就是這些王朝太小、太短命。
面對動蕩不止的北方，中國文化的中心南移了，山西被拋在了一邊。唐朝以后山西對中國文化的貢獻越來越小，成了中原王朝的棄兒。先是亂哄哄的五代，石敬瑭為做兒皇帝，把燕云十六州拱手讓給了契丹人；接著北宋的趙家兄弟把太原又是火燒又是水灌，讓現在太原人還大為憤慨；懦弱的北宋與遼在山西割據，留下了楊家將凄烈的故事；接著是金人鐵馬的踐踏，最后山西人不得不做了元朝的三等公民。
也許是巧合，過去建設太原的功臣們除了唐代興建太原東城的李績得以善終外，大多難逃噩運，春秋時期始建太原的董安于曝尸街頭，西晉擴建太原的劉琨與幾個子侄含冤就戮，北齊營建霸府晉陽的高氏子弟國破家亡，隋朝興建太原內城的楊廣身敗名裂，宋代重建太原的潘美結局稍好一些，在楊業戰死之后僅僅受到降職的處分，但卻留下了千古罵名，而最后一次擴建太原城的謝成，也在二十年后朱元璋誅殺開國功臣的風潮中被處死，死后家產也被沒收。
山西人在頻繁的動亂及政變中，經歷了太多的驚嚇與榮辱。他們對于政治的敏感正是緣于對自身安危的關注及保護。譬如說，若打聽些內幕消息，早點做準備，以求躲過災禍，或揣摩下政治風向，及時改變立場，撈些投機好處。這本是一種本能的自然反應。
山西歷史發展到元末明初，已經由一個中華文明的發祥地演變成一個政治上懦弱戰兢的地區。其主要原因是長時期與皇權中心毗鄰，經常遭受威權壓榨所致。雖然山西在華夏文明早期產生過炎帝在長治巡游、于臨汾教人耕織、女媧在陽泉煉石補天，大禹于靈石決口引水。但是，隨著華夏民族由方圓走向統一，皇權中心不斷轉移，山西長期處于皇權中心身邊之地的位置，特別是唐宋元三朝的建立，立都之地都緊鄰山西，使山西人不得不時時感受皇權的威嚴呼吸，不得不時時提防著皇家軍隊的馬蹄。由此帶來的后果是經濟上山西受到遠甚于其他地區的壓榨，政治上在皇權的高壓政策下形成山西人特有的對威權的懦弱與媚事。唐建都西安后，李家王朝由于自己是興起于晉陽，因此認為晉陽是“龍城”，在加大對晉陽開發建設的同時，為了防止晉陽再生異龍，采取了明揚暗抑的政策。宋朝太平興國四年（公元979年），宋太宗趙光義伐漢攻占晉陽后，為絕異龍之患，火燒水灌了晉陽城，使千年古城變成廢墟。五年后，宋朝大臣潘美依托唐明鎮重建晉陽城時，將城建成了丁字型，意為斬斷龍首。此兩朝的威嚴統治使山西人的心態發生了重大變化，除了留下固執之外，豪勇與強悍漸漸轉換成媚事和懦弱。以至到了元朝，面對元朝統治者實行的貴族享有“初夜權”的特權，百姓則受“十戶連坐”管制的暴政統治，山西成為絕少出現反抗的地區之一。
據周作人說：“又浙中有鬧房之俗，新婚的首兩夜，夫屬的親族男子群集新房，對于新婦得盡情調笑，無所禁忌，雖云在賺新人一笑，蓋系后來飾詞、實為蠻風之遺留，即初夜權之變相。(《談龍集集序言)”。周作人還引錄了《越諺》卷上的一首元初童謠：“低叭低叭(嗩吶聲)，新人留歹(歹讀如da，語助詞)，安歹過夜，明朝還俉乃(“俉乃”系“乃”——你們之緩讀)“。反映了元朝時蒙古貴族曾對漢人施行過初夜權之事。周氏的看法頗有見地。鬧房確實留有古代蠻風的痕跡。
蒙元是一個征服王朝，當時蒙古人是漢族和中國內地各少數民族的征服者，蒙元的四等人制度是不折不扣的種族隔離制度。漢人、南人在蒙古人的屠刀下過的是牛馬不如的生活，蒙古人禁止漢人、南人習武和擁有金屬刀具，蒙古制度規定十戶為一保，由蒙古人或色目人擔任保長，這十戶的財產和女人蒙古人可以隨意取用，十戶人共用一把菜刀，每家娶新媳婦的頭一夜是一定要給蒙古保長的，即是所謂的初夜權占有制。從漢人的新婚妻子一定要被蒙古族保長開苞的元朝，到揚州十日，嘉定叁屠的清兵入關，從日寇殺光全城的旅順口慘案，到南京大屠殺，每一次浩劫中，都是年輕壯丁被殺，美貌女子被淫，所有幸存下來的人會麻木不仁，自私茍且。這樣的人種基因的慘重損失，與文化精神的遺患，是深重異常的！
于是，山西人逐漸媚事、威權、懦弱了，在夾縫中尋求生存，而不再有自己的反抗。
在封建社會里，窮人的脫貧之道一是“造反”。歷史上，沒有一次大規模農民起義發生在山西，也沒有一個農民起義的領袖或重要將領是山西人。于是，那些不甘貧窮的人，就只能走上了外出尋找脫貧之道的漫長而艱難的旅程。就連太平軍北伐時，所到安徽、山東、河南、陜西等省，當地居民無不揭竿而起，應者甚眾，而在山西則是另外一種景象。北伐軍從陜西渡黃河入山西，橫穿山西后又經太行山入河北，山西人對此響應者寥寥，無波也無瀾。所以說，長期而又嚴密的行政控制也在外部條件上加強了山西人封閉與保守的心理。{分頁}
在漫長歷史的研磨下，漸漸化為情緒的齏粉，伴著四濺的口水，成為一種不自覺的習慣心理，甚至淪為一種病態性的群體嗜好。正是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在獨特的地理環境下，逐步形成了山西人外向開拓與內斂自守這種兩重性的思維定勢。
正是山西人的這種雙重性格，使得山西在地不養人、生存環境惡劣的情況下，他們選擇了期期艾艾地走西口，尋求經商養家糊口的路子，而不是其他地方“打倒重來”或者“揭竿而起”。
歷史不僅嚴酷，而且又具有戲劇性。
窮困和饑餓像惡魔一樣，時常威脅著土地稀薄、環境惡化的山西人，已經到了瀕臨死亡的地步。無望無助，惆悵痛苦，但是又不甘心沉淪，不甘心夭折。因饑餓所迫，為了生存，為了活命，為了填飽肚子，于是遠走他鄉尋找生存的空間。就這樣在不敢反抗、留守生活困苦的煎熬下，山西人竟然鋌而走險地走西口——千里迢迢地，流浪到浩瀚、干枯、荒涼的大西北。漂泊萬里，經受寂寞，飽嘗辛酸和痛苦。風塵仆仆，蓬頭垢面，形象不佳，許多人丟掉了性命，成為一個冒然踏上西域古道，千里茫茫不歸路的孤魂野鬼，變成一個游蕩在戈壁沙漠上的幽靈……
哥哥你走西口，
小妹妹我實在難留。
手拉著哥哥的手，
送哥送到大門口。
哥哥你走西口，
小妹妹我有話兒留：
走路要走大路口，
人馬多來解憂愁。
緊緊拉著哥哥的手，
汪汪淚水撲瀝瀝地流。
只恨妹妹我不能跟你一起走，
只盼哥哥早回家門口。
哭是哭了，唱是唱了，走還是走了。那些多情女子在大路邊滴下的眼淚，為山西終成“海內最富”的局面播下了最初的種子。
運交華蓋，厄運磨難，接踵而至。
山西人經商當然不僅僅是走西口，到后來，他們東南西北幾乎無所不往了。由走西口到闖蕩全中國，多少山西人一生都顛簸在漫漫長途中。當時交通落后、郵遞不便，其間的辛勞和酸楚也實在是說不完、道不盡的。一個成功者背后隱藏著無數的失敗者，在宏大的財富積累后面，山西人付出了極其昂貴的人生代價。黃鑒輝先生曾經根據史料記述過乾隆年間一些山西遠行者的心酸故事——
臨汾縣有一個叫田樹楷的人從小沒有見過父親的面，他出生的時候父親就在外面經商，一直到他長大，父親還沒有回來。他依稀聽說，父親走的是西北一路，因此就下了一個大決心，到陜西、甘肅一帶苦苦尋找、打聽。整整找了三年，最后在酒泉街頭遇到一個山西老人，竟是他從未見面的父親。陽曲縣的商人張瑛外出做生意，整整二十年沒能回家。他的大兒子張廷材聽說他可能在宜府，便去尋找他，但張廷材去了多年也沒有了音訊。小兒子長大了再去找父親和哥哥，找了一年多誰也沒有找到，自己的盤纏卻用完了，成了乞丐。在行乞時遇見一個農民似曾相識，仔細一看竟是哥哥，哥哥告訴他，父親的消息已經打聽到了，在張家口賣菜。交城縣徐學顏的父親遠行關東做生意二十余年杳無音訊，徐學顏長途跋涉到關東尋找，一直找到吉林省東北端的一個村莊，才遇到一個鄉親，鄉親告訴他，他父親早已死了七年。榆次有個姓董的，他父親和他母親結了婚就走了，以后生下他。根本沒見過父親，三次到新疆去找，聽說在新疆，在哪里不知道。第一次去失敗了，過了幾年又給別人當長工，賺了錢以后又去找。第三次走到半路上，聽到一個人說從西北回來的一個人，像山西口音，就問，打聽，說敦煌有個廟，廟里有個人的長相，像你說的這個人差不多。后來他就往敦煌去，去了以后，到廟里一聽，口音是山西榆次人，馬上就問他什么名字。這個老和尚還沒有回答，來訪的年輕人一下跪下了就叫父親，最后一問就是他的父親……
不難想象，這一類真實的故事可以沒完沒了地講下去，而一切走西口、闖全國的山西商人，心頭都埋藏著無數這樣的故事。于是，年輕戀人的歌聲更加凄楚了：
哥哥你走西口，
小妹妹我苦在心頭，
這一去要多少時候，
盼你也要白了頭！
被那么多失敗者的故事重壓著被戀人凄楚的歌聲拖牽著，山西商人卻越走越遠，他們要走出一個好聽一點的故事，盡管這個故事的底蘊有點悲傷與蒼涼。
那些迫于無奈，只好咬著牙忍著淚從家里義無反顧地走出來的人們中的許多人，就站在一處叫黃花梁的山岡上，唱起那曲悲涼的歌：
上一個黃花梁呀，
兩眼哇淚汪汪呀，
先想我老婆，后想我的娘呀！
……
沒有把握，不知道哪頭去，生意好生意壞，他就扔鞋板兒呀，把這個鞋一脫一扔，扔在哪邊他就走哪邊，好與壞他就走在那頭兒。這樣的做法，不是聽天由命，它更像是一種賭博，和命運，和老天爺的一種賭博。賭注就是自己的一條生命。
山西文學院專業作家燕治國曾經說：“有個關，在關里頭還是內陸的風光，也沒有風沙。但從這個關口一開大門，我開過那個大門，外邊一股風就吹進來了，再往前跨一步，就進入蒙古荒原了，到處是風沙。所以走西口的路上，到現在都能看到山西人的骨頭，尸骨，白骨累累。”幾百年過去了，山西走西口的人到底有多少，誰也不知道，但有一點可以肯定，能夠回到家鄉光宗耀祖的人一定是少數。那么又有多少人自從踏上走西口這條路就音信皆無、尸骨無收呢？
內蒙古作協專業作家柳陸提到包頭最古老的一座墳地：“這片墓地就是有一二百年的歷史，它是山西人、晉商在包頭經商以后，他們回不了家了，過去交通什么各方面都不發達，所以他們買了這塊墳地叫祁太義地，也就是祁縣人和太谷人買的這塊墳地，所以屬于他們這個籍貫的地方的人都埋在這個地方，這就是包頭最古老的一個墳地。那么隨著年代、歷史的沿革，好多其他外地人進來，包括河北的、河南的、山東的、安徽的等等，因為包頭現在三百年的移民城，所以進來許多人。但最早的，在這個地方立足的就是山西人，也就是買賣人，所以他們有個規定：不發財不回家，就葬在這個地方；觸犯了法律的，判了刑的，最后因為丟了面子了，所以也埋在這個地方。”
山西北部，有一個與內蒙古隔河相望的小城——河曲。至今這里仍保留著一個風俗，每年農歷七月十五，都要在黃河上放上三百六十五盞麻紙扎成的河燈。這個風俗從清代開始，儀式由德高望重的老船工主持，大家十分莊重地把船開到黃河中央，然后開始一盞一盞把河燈放下去。三百六十五盞河燈，不僅代表了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每一盞燈還代表了一個孤魂，放燈的人希望這些順流而下的河燈能把客死異鄉的靈魂帶回故鄉去。
在倒下去的人群背后，有人衣錦還鄉了，于是晉商這桿旗幟慢慢地拉了起來，直至最后成為一支馳騁神州的商業勁旅。也許最初走西口的漢子們并沒有想到日后會有如此輝煌的家業。他們當年只是為了追求一種富裕的生活，背井離鄉，他們用幾代人的汗水、淚水，甚至是血水，在西北的草原、荒漠中走出了一條條百年商路。
之所以贅述走西口，是因為走西口絕不是浪漫的，也不是輕松的。走西口并不是文人或者歷史學者在一些撰述中給人描繪的那種令人暢想遐思的場景。在這悲壯的走西口歷史背影中，折射的是山西人的性格以及當時的生存困境下的委屈與渴盼。
地理淵源與歷史沉淀，讓山西人由此形成了自己的特點。這就是：山西人不夠活潑外露而很內向，心理相對封閉、懦弱，但有一種內在的韌性。此外，在感情的表達上不易沖動卻很能吃苦。樸實節儉，富于積蓄心理。他們也許不善言辭，但卻精于計算，善于在計算的層次上從事微觀經營，在這點上山西人不愧是“中國的猶太人。”充分顯示了山西人性格的兩重性。同時，這種性格也為晉商的衰落以及今日的落魄惶恐埋下了伏筆。這是后話。
這個時候，山西擁有的一種資源終于顯露出了它的重大作用，因為它，讓晉商鯉魚躍龍門的時候有了一個終極跳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