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紅慶先生在《屋頂下溜走夢中的平遙》一文中有這樣一段話：“晉劇中有不少描寫為佳人所愛的才子最終考中狀元的情節，估計那都不是發生在明清兩朝的故事，或者不是山西人的故事，如若是，那屬于我們地方藝人畫餅充饑式的無望自慰。因為在明清兩代全國十八省的舉子考試中，山西竟無一人得狀元，這比中國姓張的從來沒有一個做過皇帝還令人感到不可思議。”
整個清代將近300年，殿試112科，全國出了114個狀元，其中江浙兩省69人，山西沒有，與云南、甘肅相同。山西只有一個榜眼，是朔州的王庚榮，還有探花3人，他們是聞喜縣的喬晉芳，太谷縣的溫忠翰，稷山縣的王文在。
山西省在明清數百年間竟然沒有出過一名狀元，這和山西明清時代出現無數巨商，在商業上的紅紅火火是多么的不和諧呀！
怎么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呢？余秋雨先生在他那篇名為《抱愧山西》的散文中寫了一個似乎可以解釋得過去的理由，那就是山西人從商心態坦然，在山西人眼里社會定位序列是這樣的：第一經商，第二務農，第三行伍，第四讀書。也就是說，山西人是因為認同商業才廢棄讀書科舉的。
如果真的是這樣，那么山西商人的心態確可以說是獨特得可以了。
但是，山西人為什么能坦然從商呢？開篇我們就提到了，在中國，歷代都是商人最低賤，山西人哪里來的與眾不同的、超越時代環境的坦然？
我們再看一種現象。
在山西平遙，規格最高的建筑景觀是文廟（孔子廟），位于整個縣城中軸線的左邊，比右邊的武廟（關公廟）大許多。這種強烈的對比讓我無法茍同晉商重商輕文的說法，商人都供奉關公，這是眾人皆知的事情，晉商也不例外，在每個票號商鋪里也都供奉著關公。可就在這么一個商人氣息極重的城市里，孔子的地位還是牢不可破，文廟的規格還是那么高。并且，走在平遙的大街上，你隨時隨地都可以感受到中國古老的儒、釋、道等傳統文化的氣息。這些都無法佐證余秋雨先生的判斷，甚至是與其相悖的。
諸如此類的現象與設計，在山西到處都是。
當年孔夫子周游列國的時候，到了晉東南的某個地方。突然，前面的路讓一個小孩子擋住了。定睛一看，這小孩兒正在圍土筑城，而且非讓孔圣人下車禮拜不可。孔子當時感慨說：“這真是一塊詩禮悠揚之所在！頑童尚且如此聰慧，我們去了還能給人家講什么呢？”這雖然只是個傳說，但也確實說明了山西是一塊被儒家思想文明浸潤著的厚土。
由此，似乎可以這樣來理解，包括“票號總部”的平遙在內的晉商決不是看不起讀書科舉，而是在讀書科舉的路上，他們沒有足夠的“智力”和外省角逐。
前面提到的是清代山西科舉狀況，那么，我們再來看一組數據：
從隋煬帝大業年間開始，到清光緒年間廢止，一千多年來山西歷代有姓名可考的進士是多少？3725名。
再看全國。隋文帝于開皇七年（587年）命各州“歲貢三人”，應考“秀才”。隋煬帝在大業元年（605年）設進士科取士，成為以后的科舉。在整個隋朝的三十八年內，總共舉行了四至五次科考，總共取秀才、進士十二人。整個唐朝的科舉取士約一萬人。南、北宋三百二十年，總共開科一百一十八次，取進士二萬人以上。元朝自仁宗至順帝時滅亡止，科舉時辦時廢，只曾舉辦約十次，取士一千余人。明朝二百七十七年開科八十九次，取進士一萬七千人。清朝二百六十七年間開科一百一十二次，進士二萬六千人。一千多年來，歷代取進士七萬四千多人。
看看總數，就知道山西的教育與全國的差距有多大。
中國教育電視臺的《千年文脈》節目中也講述了山西教育的歷史狀況。這個節目中提到，山西的科舉從來是失敗的，每年的進士，或者說中舉者也只有江南水鄉一個省的十分之一而已。
在中國的封建社會，山西歷來屬邊關地區，和北方的少數民族來往密切，相對而言，受中原文化影響較小，又受戰事的影響，教育一直不怎么發達。這樣，科考是當時山西人的弱項也就不足為奇了。另一個原因是山西的閉塞，清末一舉人進京考試，回來后，慨嘆“京都凡取士，總以字為先，以詩賦為次，文藝又次之”，“字好者人皆敬重，字丑者人都藐視，故為學之士，寫字為第一要緊事”。晚清八股試帖，尤重小楷，這在當時的士人中應該是常識，可這位舉人卻不知道，可見山西信息之閉塞，這也影響了山西考生的競爭力。
由此，許多的山西人在“博取功名”的這一道路上失利，無功而返了。
也正是如此，絕大部分山西人才不得不放棄讀書科舉而走上了從商之路。經商是他們無奈下的“次優”選擇。山西平陽府席銘（1481——1542），“初時學舉子業不成，又不喜農耕，曰：丈夫茍不能立功名世，仰豈為汗粒之偶，不能樹基業于家哉！于是歷吳越、游楚魏、泛江湖，撤遷居積，起家巨萬金，而蒲大家必曰南席云。”
在這種情況下，山西人退而求其次，“學不優而商”。逐漸地，偶然致富的富商大賈“走遠方，積金錢，夸耀閭里，外則車騎，入則廣廈，交接縉紳”，誰人不羨？故親朋提攜，鄉友引進，絡繹不絕，走上商途。民間逐漸就形成了一種重商觀念，即“以商致財，用財守本”的立業思想，這就是通過經商獲得金錢。然后置房產買田地，再以土地出租和放高利貸、經商獲取收入，以其商業收入發展商業和金融業，建立以商業為始點的價值循環和增殖過程，從而形成這種與傳統倫理觀念相伴的人生觀。在晉商的影響下，山西民風出現了一種值得重視的現象，即以“學而優則商”來替代“學而優則仕”。雍正二年（1724年）山西巡撫劉於義奏稱：“山右積習，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俊秀者，多入貿易一途……最下者方令讀書。”清末舉人劉大鵬也說：“當此之時，凡有子弟者，不令讀書，往往學商賈，謂讀書而多窮困，不若商賈之能致富也。是以應考之童不敷額數之縣，晉省居多。”這種風氣又使得更多的人“棄學從商”， “讀書好經商亦好學好便好，創業難守成亦難知難不難”，形成了某種程度上的循環。{分頁}
但是，這只是表象，或者出現另外一個問題：在考場上不能奪取功名，尚不足以讓如此眾多的晉人“棄學從商”的。因為棄學之后，還有許多事情可以做的，比如當農夫，做良民，那么，晉人為什么最后大規模經商了呢？
實際上，對山西人來說，更可怕的是，山西在文化教育不發達的同時，土地也并不能為蕩滌的百姓提供足夠的財富。
古代的山西曾經是一個自然環境十分美好的地方。商周時期，仍為溫暖濕潤的亞熱帶氣候，森林密布，湖網縱橫，雨水充沛，汾河的漕運延續至隋唐。“《周禮·職方》稱并州藪，為《爾雅·釋地》的十藪之一。位于山西祁縣、介休一帶，方圓達數百里，為古代晉中盆地的最大澤藪。”
但是，隨著日月更迭，山西的環境發生了很大變化。經過王朝更迭以及大大小小的戰亂，在河南、河北、山東等地屢遭兵燹荒疫之時，山西基本上沒有遭受戰亂之苦，也沒有發生過大的水、旱、蝗、疫，而是風調雨順，連年豐收。與鄰省比，可謂社會安定，經濟繁榮，人丁興旺。再加上外省難民大量流入，使山西人口更加稠密。洪武十四年，河南人口189萬人，河北人口189萬人，山西人口達403萬人，山西人口超過河南、河北的總和。
人多了，怎么辦？“土地小狹，民人眾”。墾湖為田、毀林為田。由此山西逐漸成為一個自然環境十分惡劣的地區。水土流失嚴重，氣候干燥寒冷，自然災害頻繁，百姓的生存受到了威脅。《史記》在《貨殖列傳》第六九說“昔唐人都河東，……土地小狹，民人眾，郡國諸侯所聚會，故其俗纖儉事。楊（洪洞）、平陽（臨汾）、陳，西貿秦（陜西）翟（隰縣、石樓縣及延安、綏德、榆林一帶），北賈種（雁北及河北省西北部）代（代州）”。清代康基田在《晉乘鬼略》中引用《燕聞錄》說：“山西土瘠天寒，生物鮮少，故禹貢冀州無貢物，詩云：好樂無荒，良土灌瞿。朱子以為唐魏勤儉，土風使然，而實地本瘠寒，以人事補其不足耳。太原迤南多取賈遠方，或數年不歸，非自有余而逐什一也。蓋其土之所有不能給半，歲之食不能得，不得不貿遷有無，取給他鄉；太原迤北崗陵邱阜，曉薄難耕，鄉民惟以墾種上嶺下坡，汗牛病仆，仰天待命，無平地沃土之饒，無水泉灌溉之益，無舟車魚米之利，兼拙于遠營，終歲不出里門，甘食蔬糲，亦勢使之然。而或厭其嗜利，或病其節嗇，皆未深悉西人之苦，原其不得已之初心也。”這條資料，似乎是說晉南土地狹小，糧食不足，遠賈他鄉，而晉北地區外出貿易者較少。其實，山西商人隊伍中初期確實是晉南人多、晉北人少，但清中期以后，晉中、晉北商人越來越多，其勢力逐漸超過了晉南商人。據《五臺新志》：“晉俗倍以商賈為重，非棄本而逐末，土狹人滿，田不足于耕也。太原、汾州所稱饒沃之數大縣及關北忻州，皆服賈于京畿、三江、兩湖、嶺表（五嶺以南）、東西北三口（古北口、張家口、歸化城），致富在數千里或萬里外，不資地力”。
萬歷年間的《汾州府志》記載：“平遙縣地貧瘠，氣剛勁，人多，耕織少。”咸豐《汾陽縣志》稱：“晉省天寒地瘠，生物鮮少……人稠地狹，歲之年人，不過怵麥谷豆。此外，一切家常需要之物，皆從遠省販運而至。”乾隆年間的《太谷縣志》也對太谷縣作了如下描述：“民多而田少，竭豐年之谷，不足供兩月。故耕種之外，咸善謀生，跋涉數千里，率以為常。土俗殷富，實由此焉。”《平陽府志》記載：其地“小狹人滿，每挾貲走四方，所至多流寓其間，雖山陬海誣皆有邑人”。明代以后，人均土地不斷減少，明末到清代人均土地最少，也正是在這個時期，山西人外出經商者最多。 “介邑土狹人滿，多挾貲走四方。”（嘉慶《介休縣志》卷四）“山西土瘠天寒，生物鮮少，……朱子以為唐魏勤儉，土風使然，而實地本瘠寒，以人事補其不足耳。”（《晉乘搜略》）是當時山西人所處的惡劣生存環境的真實寫照。逢至“五月襄垣雨雹，大如伏牛小如拳，斃人畜甚眾”（光緒《山西通志》卷86）之類的天災，母食子、子食父的現象也屢見不鮮。有文載：崇禎七、八、九年“荒草不收，八年又遭蝗蝻，田苗盡食，但見百姓草籽食盡，榆皮食盡，游塵糟糠食盡，竟至母吃子，為子吃父，未能救命之生也。壯者走散于四方，老幼餓死于道路。田間之餓殍，演化可悲矣。人苦極矣，天否極矣。”一個讀書人在談到山西時曾痛心疾首地說“無平地沃土之饒，無水泉灌溉之益，無舟車漁米之利，鄉民惟以墾種上嶺下坂，汗牛痛仆，仰天續命”。“汗牛痛仆”的意思就是說牛已經累得渾身大汗了，主人仍要使勁抽趕。在傳統社會中，耕牛對于農民來說，不僅是家里最值錢的家當，還是他們勞作的伙伴。不到萬不得已，輕易不會這樣拼命使喚。但是即使這樣拼命地干，田里產出的糧食仍不夠糊口，一個叫任啟運的人說“江南二百四十步為畝，山西千步為畝，而田之歲入，不及江南什一”。大同的地方志甚至說大同地區“歲豐，畝不滿斗”。
山西不但土地貧瘠，而且自然災害頻繁。在清朝三百多年的時間里，山西全省性的災害就達一百多次，平均三年一次，其中最長的一次旱災長達十一年。據官方統計，死于這次災荒的山西人超過了三百萬。一方水土，不足以養活一方人時，山西人就只能走出去。“晉俗倍以商賈為重，非棄本而逐末，土狹人滿，田不足以耕也。”所以，晉人多商賈，起初并非是想發大財，而僅僅是為了有口飽飯吃。可以說，是惡劣的自然環境把晉人逼向了市場，逼出了一大批商賈，至少在他們起步時是一種無奈之舉。山西財經大學教授孔祥毅曾經提到：很多縣志，包括浮山志、翼城縣志、臨汾縣志，至少看見有三十多部縣志，都談到一點，由于土地瘠薄，人口稠密，生計不好維持，所以只好外出，以謀求得到一種補救。明代晉商中有一位很有名的人物，他的名字叫張允齡。他早年喪父，生活的艱苦使他不得不在十五六歲時，就踏上商旅生涯。后來他的兒子、內閣大學士張四維，在自己的文集中曾深有感觸地談到自己父輩早年的艱苦經歷：“吾蒲介在河曲，土陋而民伙，田不能一援，緣而取給于商，計春挾輕資牽車走四方者，十室九空。” 這段文字雖然很短，但它談到了晉商最初的經商動機。“挾輕資牽車走四方”，實實在在地記錄了當時晉商的事業是如何開始的。山西沒有多余的糧食，但與山西隔河相望的河南，再往南的山東，卻都是中國重要的糧食產區。于是山西人開始推著小車，擔著擔子，將中原、江南的糧食運往北部邊鎮。在這種貿易中，不利的自然條件、人口壓力都開始轉化為得天獨厚的優勢。山高水長，在認準了目標的晉商面前已經變得無足輕重。而多余的農業人口，又恰恰是在傳統社會中從事長途運輸所必須的條件。
因為地不養人，因為窮，所以山西人勇，走西口了。在晉中盆地，各縣民間流傳這樣的《搖籃曲》：“我娃娃親，我娃娃蛋，我娃娃長大了捏蘭炭，捏不來炭吃不上飯，我娃娃蛋，我娃娃親，我娃娃長大了走關東，深蘭布、佛頭青，蝦米海菜吃不清。”這首歌謠反映貧苦的勞動人民生活困難，盼兒長大了為其揀煤核以備炊用，更盼兒長大了像那些商人一樣到東北去經商，那時就可以不愁吃穿了。山西人因生活所迫外出經商的事實，在明清野史筆記中也可以發現不少記述。如紀昀的《閱微草堂筆記》說：“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歲輒從人學貿易，候積蓄有余，始歸納婦，納婦后仍出營利，率二、三年一歸省，其常例也。或命途蹇剝，或事故縈牽，一二十年不得歸，甚或金盡裘敝，恥還鄉里，萍飄蓬轉，不通音問者，亦往往有之。”翻開山西舊縣志，幾乎每個縣志的烈女篇、孝友篇，都有關干“夫商于外”妻在家中如何孝敬公婆，撫養弟妹的記述。如《榆次縣志》說：“侯氏，孫可寧妻，寧隨父貿易江南，姑病，氏奉養三載，毫無情意”；“陳氏，永康鎮劉錫齡繼妻，齡失偶后游賈北口，即于其地取氏，囊無余資，不能旋籍，……”；“范氏，西付村崔如蜂妻，幼隨父寄居口外，如峰以經商出口，遂妻之，……”；“武氏，彭村董世和妻，……兄在東省經商，家政無人管，邀氏代理……半載兄歸，諸物皆無移動，兄將分潤家資，不受，求以養三子成人，后三子皆東北經商”；“董慶和，父裕山，賈于新疆，道光初生慶和后再出，遂無音耗者二十八年，慶和引為大蹙。……且逢人輒詢問西營地。約資足數，因西走尋父，所過山川，有西來者詳詢父狀，無所得。既抵新疆，遍歷附近山川尋訪，仍不得，資盡乞食返。……居數年得資又約足數，于咸豐庚申逐再往尋訪，……遇同鄉估客詢之，客日：“以君狀貌，類敦煌某廟僧，其人亦同鄉，殆或然歟？”既至，果遇老僧，慶和審知鄉音，遽往拜呼父，……僧大錯愕，細詢顛末，乃相抱大慟，蓋父貧不能歸，寄身僧寺”。《太谷縣志》中記載太谷縣的人“耕種之外，咸善謀生，跋涉數千里率以為常”。《盂縣志》中說“往往服賈于遠方，雖數千里不辭”。《壽陽縣志》說鄉民“貿易于燕南塞北者亦居其半”。
那些走西口的人們，擦干離別時的眼淚，用無數的生命書寫了商路的漂泊，于是有了馱幫的浩浩蕩蕩，船幫的嚷嚷往往，票號的星羅棋布。終于在19世紀中葉，那里成了富得令人仰慕的金融中心。這些外出謀生者，有的僅僅解決了他們的糊口問題，有的連糊口也未能很好地解決，而落得個全家長期無法團圓，甚至死在他鄉異土。但是相當多數的外出謀生者卻在販賣活動中發了財，有的由貧苦人變成了小康之家，有的則爆發成為富翁。忻縣人陳吉昌，生于1831年，“幼貧乏，十四歲徒步如歸化，時忻人業商者多在歸化。先生至，依鄉戚。初習當業，繼而入運貨店。與人交一依篤誠，代運屯寄，事隔數年毫無少誤，以故各省商販，皆樂就之，先生業日以起，且名于時”，以后又結交地方官吏，與美、俄、法、意等國商人往來，生意發展、成為當時的名商。太谷縣北恍村曹家，是清代直到民國年間的著名商業世家。其發家的始祖是明末清初的曹三喜。曹三喜因家庭生計困難，隨人到了三座塔（今遼寧朝陽縣），這里是明王朝的邊防屯衛地。開始是租地種菜，以后與當地人合伙種大豆磨豆腐，又以豆渣養豬。精打細算，生意日漸發展，有時也做小量囤積居奇，盈利一天天增加。合伙人便提出分家各自經營。分別經營以后，當地的那位合伙人不善管理，日漸衰落，以至無法維持，而曹三喜的生意卻日益發展，收購了原合伙人的破產作坊，繼續經營豆腐和養豬，以后利用賤價收購高梁釀酒，開設雜貨業，隨著三座塔人口增加，曹家生意日興月旺。至清光緒年間，清政府在三座塔設置了朝陽縣。當地流傳“先有曹家號，后有朝陽縣。”此時曹家生意已由朝陽發展到赤峰，凌源、建昌、沈陽、錦州、四平等地，經營范圍由豆腐、養豬、釀酒、雜貨發展到典當、日用百貨等。極盛時，曹家的商號遍及東北、華北、西北及華中各大城市，并遠涉蒙古和俄國的西伯利亞、莫斯科。資本總額達到白銀一千萬兩．傳世二十四代，歷經三百余年。祁縣喬家堡“喬在中堂”，是清乾隆年間由喬貴發開始發富的。喬貴發原系一貧苦農民，因生活所迫，與盟兄弟徐溝縣大常村秦某相偕于1736年（乾隆元年）離鄉背井，到了內蒙古薩拉齊廳老官營村，在一家吳姓的當鋪當了伙計。十余年后，多少有點積蓄，便轉到包頭西腦包開了一個草料輔，并經營豆腐、豆芽、燒餅、切面以及零星雜貨，并無商號牌子。1755年（乾隆二十年）農業豐收，糧價低落，便大量買進黃豆，準備做豆腐，恰該年豆價驟漲，他們賣豆盈利更多，便掛出了“廣盛公”的牌子，以后改“復盛公”。隨著包頭的發展，復盛公營業旺盛，派生出了復盛西、復盛全、復盛油房、復盛菜園、復盛西店（客棧）、復盛西面店等等。其經營項目包括糧食、布匹、綢緞、煙酒、蔬菜、皮毛、鐵水、洗染、旅館、當鋪、錢店、票號等等，并且還發行了紙幣。以后又在歸化城設立通和店、大德店、德興店、德興長等經營糧食；設大廣順恒、晉泉源、德中庸經營錢莊；設立通順店經營皮毛、百貨；設立大德通，經營票號。喬家商業最盛時廣設于北京、太原、太谷、祁縣、西安、蘭州、南京、上海、杭州、漢口、廣州、沈陽、哈爾濱、張家口等地，全部資產約在白銀一千萬兩以上。{分頁}
由上可見，山西人遠足經商，原出無奈。出走發富后，又成了鄉里眾族所望，以至相偕出奔，親朋引進，盼望發財致富。在明清社會相對安定、經濟發展的有利條件下，使山西商人隊伍的發展和商業資本的積累達到了較高的程度。
在這場被動的商旅中，山西地理位置為山西人謀生提供了天生的便利。
我們來聚焦一個地方，一個晉商無法忘記、現代人暢想的地方—— 西口。
西口位于山西、內蒙古交界處的右玉縣，它實際上是長城上的一道關隘，真正的名字叫殺虎口。
在明代時，為了防止蒙古騎兵南下，這里曾駐扎了大量軍隊。明朝和蒙古部族關系緩和之后，它又被開辟為雙方貿易的市場。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個皇帝，先后出兵平定西北叛亂，殺虎口又成了供應大軍糧草的后勤基地。戰爭結束后，這里成為山西人進入西北地區的門戶。由于來往的客商很多，甚至造成了這個地方一度的商業繁榮。長久以來，提起右玉縣，沒名，一提起殺虎口來，叫小北京，有名。”
殺虎口的變遷，其實可以看做明、清山西歷史一個縮影。如果我們站在整個中國的角度打量山西，就會發現，山西北依長城，與蒙古游牧民族地區接壤，南則與中原廣大農業地區連成一體，為畜牧業區和農業、手工業區的中間地帶。自古以來，中原漢民族生產和生活使用的耕牛、皮毛，特別是戰爭中使用的軍馬，主要取之于蒙古草原。而蒙古族人民的衣、食、日用品，則主要依賴于內地漢民族的農業和手工業。山西的地理位置自然成了這種南北物資交流的要沖。雖然在長期的封建社會中，北方游牧民族的貴族政權和中原漢民族的地主政權時分時合，民族矛盾有時劇烈，有時緩和，對南北物資交流干擾很大，但無論在和平狀態還是戰爭狀態，雙方的物資交流不論是公開合法地進行，還是隱蔽非法地進行，始終未能停止。山西人擔任這種南北物資交換的中介人，自然有它得天獨厚的有利條件。漢初，山西人已經與匈奴在長城腳下互市。《漢書》記載：“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漢使馬邑人聶翁壹，間闌出物，與匈奴交易。”三國時，“鮮卑酋長曾至貢獻，并求通市，曹操表之為王。鮮卑之人嘗詣并州互市”。宋代以山西為邊防，北宋與遼的關系是比較緊張的，但貿易并未中斷，當時，不僅在并州有交易市場“并州西邊合河（今興縣）保德皆臨河，夏人西來，遼兵南下，聚于麟（州）府（谷）二州界上，對渡之臺河、保德當沖受敵，征調無時。遼夏皆利于互市，時以此為控御之道。互市以繒帛締，易駝馬牛羊、玉、氈、毯、甘草；以香藥、瓷漆器、姜、桂等物，易密蠟、麝臍、毛褐原、羚角、硇沙、柴胡、徒蓉、紅花、翎毛。非官市者，聽其與民交易。”其間，并州知府雖曾奏諸“禁邊民無得私相貿易，而私販不能止”。后來蒙古族入主中原，建立元朝，統一了宋遼金的割據局面．給商業活動開創了更為有利的環境。明初，漢蒙關系雖一度緊張，但自然地理形成的社會分工，使商品交易無法中斷。蒙古人民不能長期忍受“鬢無釜”的艱難生活，經過雙方多次談判，終達成協議，在邊鎮建立交易市場。蒙古以自己的馬匹、皮毛換取內地的鐵鍋、糧食，茶葉和布匹，以滿足蒙古族的生活需要，亦補充明政府的軍馬來源。參與當時談判的徐渭曾賦詩道：“千里赤兔匿宛城，一只黃羊奉老營，自古著棋嫌盡殺，大家和氣免輸贏。”當時通關互市之處，遼東方面有：鎮北關、廣順關、撫順、義州、新安關、鎮安關、大福堡、大康堡等；大同山西方面有：喜逢口、黑峪關、張家口、得勝堡、殺胡堡（即殺虎口）、新平堡、守口堡、水泉營等；延綏寧夏方面有；紅山敦、清水營、平虜廠、中衛廠等等關口。”僅明代九達三軍馬匹數，即可想見這個市場上的交易規模；同時，通過蒙古草原的中俄商路也有大量物資交流。“由1768年葉卡特林娜二世統治時期訂立的條約規定下來的貿易，是以恰克圖為主要的（如果不是唯一的）活動中心，恰克圖位干西伯利亞南部和中國的韃靼交界處，在流入貝加爾湖的一條河上，在伊爾庫茨克城以南離城約100英里。”大約在1845－1847年以前，平均每年從這里輸走茶葉四萬箱左右，“1852年卻達175，0O0箱”。此外，還有“少量的糖、棉花、生絲和絲織品……，俄國人則付出數量大致相等的棉織品和毛織品，再加上少量的俄國皮革，精制的金屬制品、毛皮以及鴉片。買賣貨物的總價值（按照所公布的賬目來看，貨物定價都不高）竟達1500萬美元以上的巨額”。1853年因太平天國運動截斷茶產區與北方的商路，運往恰克圖的茶葉僅5萬箱。以后，很快恢復，“運往恰克圖供應1855年集市的茶葉不下112，0O0箱”。“由于這種貿易的增長，位于俄國境內的恰克圖就由一個普通的要塞和集市地點發展成一個相等大的城市了”。中原地區對蒙古地區的貿易，歷經元、明、清，逐漸發展了南北物資運輸的大通道。閩粵和長江流域、淮河流域的物資，經水運分別集聚漢口、周口，以后由駱駝、驢騾經開封、懷慶府（沁陽）、漳州、潞安、于洪北運太谷、祁縣，經加工分包，再繼續北運，沿著舊日的軍事道路雁北山區，經忻州、原平，出雁門關，呈黃花梁分道，一路去東口（張家口），一路去西口（歸化城），東西兩口是南北物資交流的大市場，兩口以北，是遼闊的牧區。從兩口進入蒙古的物資，往西可由歸化——包頭——寧夏——蘭州——敦煌到葉爾羌，或由歸化——庫倫——烏里雅蘇臺——科布多——哈密——烏魯木齊到塔爾巴哈臺，往東經張家口——多倫——齊齊哈爾到呼侖貝爾，往北則是庫倫——恰克圖——伊爾庫茨克——西伯利亞——莫斯科到彼得堡，進入歐州市場。這條南起廣州，北達恰克圖的商路，在山西北部的長城線上與明代已經形成的北京——張家口——大同——殺虎口——榆林——驚州——甘州——嘉峪關的東西商路相交叉，山西不僅在兩條商路的交叉點上，又位于形成于漢朝、盛熱于隋唐的絲綢之路的東端延長線西安——灣關——太原——北京。山西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為她的人民從事物資貿易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條件。在這一聯結東西南北的商路上，主要的運載工具是駱駝，它是現代火車、汽車運輸工具出現以前，北方陸路運輸的主要動力。運送一噸貨物約88兩白銀。大的駱駝商隊一千頭組成一個運輸隊，內再分若干小隊。每小隊十五至二十個駱駝，由兩個駝工管理。每小時可以行走9華里，日行80—100華里。駱駝運輸之外，還有騾、馬、驢和牛車，只行進在有水草的地方，牛車為二輪一牛，載重540磅，也是分成商隊，一個大商隊下設若干小分隊行進。如果在青海、寧夏、甘肅一帶，往西口運輸，又可以利用黃河水運，從蘭州至包頭，貨物可以載筏順流而下，每筏載重約10—290擔，須時13—42天（因水面變化和風向影響），每擔運輸費白銀二至三兩。
在中原地區農業手工業產品和北方游牧民族以至沙俄方面的商品交換中，山西商人“販綢緞于蘇杭，販菜糖于漢口，吸葛市于四川，販棉布于直隸，販其它雜貨于山東周村”轉而又將此種貨物“售干新疆、內外蒙古等處”。幾乎大部分是經過這條商路輸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