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
凡是有麻雀的地方，就有山西人。凡是有雞鳴狗叫的地方，都有山西人。
這個略顯夸張的說法，如同時空隧道中一絲耀眼的光線，折射出昔日山西商人的輝煌背影。明清時期，晉商雄居“十大商幫”之首：資本最雄厚、經營項目最多、活動區域最廣、活躍時間最長。 在其鼎盛時期，從蒙古草原的駱駝商隊到揚州起錨出海的商船，從呼倫貝爾草原的醋坊到貴州茅臺酒廠，都有山西人在釀造、經營；南起香港、加爾各答，北到伊爾庫茨克、西伯利亞、莫斯科、彼得堡，東到大阪、神戶、橫濱、仁川，西達塔爾巴哈臺、什噶爾、阿拉伯國家，到處都留下了山西商人的足跡。山西商人活動過的地方遺址，至今到處可以看到：甘肅的老西廟、新疆的古城塔，昆明金殿的銅鼎、江蘇揚州的亢園、安徽毫州的花戲樓，大都是山西商人創建的；安徽雉河集(渦陽)的山西會館，曾經是捻軍起義的發源地；著名的貴州茅臺酒是1704年山西鹽商雇杏花村汾酒廠工人和當地釀造工人共同首創的。以山西商人字號命名的城市街巷，至今猶存：張家口的日升昌巷、包頭的復盛西巷、外蒙古科布多的大盛魁街、呼和浩特的定襄巷、寧武巷等等，無怪在東北流傳著“先有曹家號，后有朝陽縣”，在內蒙流傳著“先有復盛西，后有包頭城”，在西北流傳著“先有晉益老，后有西寧城”的諺語。山西商人經商的地域之廣，人數之多，確實是相當可觀的。
山西人為什么經商多？孔祥毅先生在《近代史上的山西商人和商業資本》里面分析了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山西商業資本的發展，提出了社會傳說和文字記述的多種說法以及自己的看法與觀點：
第一種，唐王朝李淵、李世民父子起兵于太原，他們的不少好友伙伴都參加了太原起事和建立統一國家的斗爭，李氏父子奪取政權后，這些好友也做了官，后來一些人在官場失意，走上了絲綢之路。“彼時蘇杭綢緞還未發展，所銷中亞一帶之綢子，多系山西上黨潞安一帶之綢子，以及河南魯山、山東濰縣綢子，其中潞綢最多。”
但是，政界人物失意官場而經營商業，會不會成為山西人經商多的原因？商人人數遠比政界人物為多，從唐初山西從政人物看不出與晉商的因果關系，而且也沒有史料可資證明。倒是相反，商人資本發展，子弟入學讀書踏上仕途的卻有事例，恕不贅述。
第二種，明末李自成的遺金是晉商的原始資本。衛聚賢在《山西票號史》一書中說：“李自成入北京，將明朝文武諸臣八百余人持打求金銀，及李自成由山海關敗歸，將所掠及宮中藏的銀器等，熔鑄成餅，每餅重約千兩，共數萬餅，用騾車載走。清兵進至定州，李自成敗傷……自山西大道上經過時，……乃沿南山行走，至祁縣南二十里孫家河時，或者曾將現銀一部分遺棄，現在祁縣尚傳說元豐玖票號股東孫郅系孫家河人，其先人曾拾有李自成的棄金。”據衛聚賢調查，孫郅的高祖孫高山的墓碑云：“家道中落，未有厚產……乃走關東，經營產業，漸積萬金”，孫高山是1676年（康熙十五年）到1758年（乾隆二十三年）人，那么高山之父或祖父一定家道富實，“有拾李自成遺金之可能。”晉商萬榮縣潘家，也是清代有名的大工商業戶。民間傳說，“潘家發家的起因，是在萊河老城東門外靈青山拾得了一些生金子。”據《榮河縣志》：“明末李自成一部，曾由榮河城渡河而西去”之記載，潘家商業資本來自李自成遺金。日本《中國經濟全書》說，李自成軍隊經過山西，把從北京帶來的黃金存放在康（亢）氏的院子里，后康（亢）氏拾得黃金八百萬兩．成了票號資本的來源。李自成敗退時有無遺金，未見實證，即使真有遺金一事，亦非晉商和商業資本的來源。因為明代中后期晉商和商業資本已經有了相當的發展，此時尚無李自成起義，這是什么原因？并且，有機會能夠拾得遺金的人畢竟是個別人，能成為晉商資本的原始資本嗎？恐怕都是附會之詞。
第三種，是著名經濟史專家傅衣凌先生的看法，他在《明清時代的商人與商業資本》一書中說：“內地商業資本的發展，如山陜商人，則靠著寵大的農業地區為基礎以其地方的豐富資源，先由農業上的積蓄，逐漸地形成為巨大的地方商人。”全國有很多地區農業條件比山西好，它們的農業積累自然要比山西多，然而卻沒有形成像晉商這樣的商人勢力。
第四種意見，歷代王朝均以食鹽專賣為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運城鹽池是晉商致富的主要原因。但是，長蘆鹽、淮鹽比運城潞鹽在數量、質量、銷路上都要優越得多，為什么在那里就沒有出現著名商人勢力？相反卻由晉商和徽州商人壟斷了淮鹽貿易？
第五種意見，認為山西的平陽、安邑、晉陽等地曾幾度建都，是全國政治中心，也是經濟中心，這是造成山西人經商多的原因。其實這都是五代以前的事，宋以后山西未曾建過都，但晉商的發展卻是在宋以后，特別是在明清時代，這又如何解釋？
還有人說，山西人貧志劣，貪圖小利，善積蓄……
自古至今，商人在中國各個社會階層中所處位置是屬于比較低賤的。歷代的“士農工商”，商人總是排在最后一位。“朝廷貴農，而不樂于耕；朝廷賤商，而人日趨人市，則以為商賈之利勝于農也。”(《恰青堂詩文集》卷一)。早在戰國時代秦國就規定私自做小生意的要罰為奴隸，“事未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西漢初年，規定商人不能做官、騎馬、乘車、穿絲綢衣服。就連商人的子孫也不得幸免。當時明令規定：“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為吏”。除政治上的壓制外，對商人在經濟上的勒索也非常嚴厲，“重租稅以困辱之”。禁止有市籍的商人及家園占有名田，違者役收其田地奴僮。又如人頭稅，“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錢，唯賈人與奴婢倍算”。唐代規定“工商雜類，不得預于士伍”。此外，國家對商業活動也管理很嚴。唐政府徵當鋪典當稅、糧食買賣稅“四取其一”高達百分之二十五；商賈的財產稅，每緡稅二十。甚至死人和蔬菜瓜果過關也要納稅。明代政府在各府、州、縣、市、集都設立了商稅機關“稅課司局”，并到處新設“抽分局”。以加緊對市民和商人的勒索。直到清代，清朝的統治者還說“……觀之四民之業，士之外，農為最貴。凡士工商賈，皆賴食于農，故農為天下之本務，而工賈皆其末也”。在中國五千年的發展中，迫不得已，人是不從商的。經商在外，“必適父母，別妻子，離鄉井，淹歲月，歸來無時”，“幸獲多資，走馬牽車捆載而歸，不幸則困死于外者往往也”，經商外出風險也是很大的。
在過去的中國，士農工商等級制本質上是儒家道德至上思想在社會秩序上的體現。儒家重視道德。因此在儒家看來，人的社會地位的高低應該是取決于該人的道德水平的高低。理想的狀態是：道德水平越高，你的社會地位就越高，道德水平高的人領導或管教道德水平低的人。朱子所謂：“君子無小人則饑，小人無君子則亂”。從理想角度講，士是讀書明理的圣賢之徒，當然道德水平最高。商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與當時重義輕利的主流價值觀相悖，商人的道德水平是受到全社會批評的，即所謂無商不奸，惟利是圖，當然道德最卑下。農工兩者夾在中間。其中農民老實本分，故在工人之上。中國古代士農工商的等級制度，實際就是儒家道德至上思想在社會秩序上的一種體現。另一方面，歷代帝王總結統治經驗深知，商業繁榮、城市發達之際，也往往是土地兼并和高利貸橫行之時，是王朝傾覆之日。因此，總是采取重農抑商政策。
那么，在這種深厚的社會環境背景中，山西人為什么經商者多？晉商興起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孔祥毅并沒有給出答案，孔先生只是羅列、綜述了相關觀點并提出了自己的質疑，實際是對上述的觀點加以否定。
之所以開篇分析這個問題，是因為這個問題的背后，實際是晉商興起的性質，以及這支馳騁商場五百年的隊伍飄揚的旗幟上應該寫什么樣的大字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