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10年8月29日
地點：中山大學嶺南學院
主題：化“危”為“機”，中國企業走出去的戰略選擇
主講嘉賓：卡爾·薩望(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博士;哥倫比亞大學國家投資計劃主席;《跨國公司》雜志特別顧問)
卡爾·薩望：各位閣下下午好!各位嘉賓、女士們、先生們，大家下午好!首先我想感謝王建靖先生和嶺南學院，感謝邀請我來參加今天的活動，我真的是感到非常高興，有機會能夠在嶺南學院做演講，在中國最著名的高校之一演講，我感到非常的榮幸，我希望這是我們合作的第一步，希望我們今后能夠有一系列的中山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廣泛的合作，我相信兩所大學都能夠從中受益很多。
我今天的講話主要講一下關于FDI方面政策環境的變化，為了讓大家了解這個問題和背景，我想首先簡單的講一下國家直接投資的崛起和跨國公司的崛起，然后我會把話題轉入政策方面的問題。為了保證我們都有同樣的關于這個話題的了解，我對國外直接投資作一個定義，我覺得國外的直接投資就是由跨國公司控制海外的生產資產，主要是由公司控制海外的資產，也就是跨國公司。國外的這些投資和跨國公司不斷的截取。我想在這一塊通過這樣的一些數字大家可以有所體會，實際上在80年代上半期的時候，世界上直接的流量大概是500億美元，在25年之后世界直接投資的流量達到了2萬億，是之前的40倍。在2009年由于金融危機有所下滑，但是我們認為國外的這些投資會恢復。國外的投資是由8萬個跨國公司來完成的，這些跨國公司就是我剛才所講的這些公司，它們控制了大概90萬個海外的分支機構。
除此之外還有一些其他的東西，我之后還會講。國際跨國公司在新興國家的崛起，這實際上已經不再是一個新的現象了，但是它的規模實際上是一個新的現象。大家都知道，傳統而言大多數的國外直接投資實際上都是在服務行業，大多數都是在發達國家，但是在這塊發生了一些調整和變化，傳統的關于發展中國家，也就是新興市場在這部分的份額，在國外直接投資上的份額過去只有25%，現在增長非常快，在去年的時候已經基本上達到的50%，這實際上也就驗證了新興市場的吸引力，尤其是亞洲這樣的新興市場在吸引國外這些投資方面的崛起，中國尤其在這方面突出。這樣的一個流程主要的推動力有三個因素：第一，自由化。這是國外直接投資制度的自由化，也就是說國家廢除了國外直接投資的障礙，開放了很多的行業，并且也采用一系列的措施來支持和鼓勵國外直接投資的進入。這樣就帶來了一個空間，讓我們的公司可以進行擴張和擴大。第二，技術。技術使得我們有可能能夠增加國外直接投資，國外的分支機構越來越有可能進入全球整體的生產網絡，在這樣一個框架下，不同海外的分支以及總部都能夠有一個共享，能夠實現公司系統的一個競爭力。第三，競爭。競爭也就是公司之間的競爭，需要利用和充分的享用由于技術革新和一些FDI自由化帶來的機會，這樣才能夠提高自己的競爭力。
在國際擴張的過程中，國外的直接投資發揮了一個關鍵作用，在發展方面貢獻非常的大。由于國外直接投資可以帶來技術，可以帶來進入市場，而且也可以帶來資本，帶來技能，可以帶來一系列的資產。實際上中國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中國這個國家實際上就是極大的受益于國家的這些投資。因此，中國就有了很好的一個發展。我想在這一點再給大家一個統計數據，然后我就會轉入其他的一個話題。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數字，國外直接投資不會消失，國外的直接投資會累計起來，我們總共累計的國外直接投資的流量在去年的時候大概達到了18萬億，這個數字太大了，我給大家做一個比喻，18萬億大概帶來了30萬億的產品和服務。也就是說，海外分支機構的銷售，就這一部分的銷售大概在全球范圍內就達到了32萬億，這個和我們所說的世界出口相比，世界出口大概是16萬億，換句話說，這里是一個關鍵的問題，國外的直接投資是貿易的兩倍，因為它可以帶來更多的服務和產品給海外市場。除此之外，世界貿易和出口一個很有意思的部分，就是公司間的貿易，實際上就是在公司系統里面不同分支之間的貿易，國外的直接投資可以進一步的整合市場，同時在這個過程中可以進行各個國家之間分支機構的生產基地整合。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國外直接投資的重要性。國外直接投資的好處實際上還沒有得到充分的利用，在我們教育里面強調得也不夠。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們國外直接投資方面的課實際上還不多，和我們關于國家貿易的課相比，這方面的課的數量還不多。在政策方面，在制度方面，我們的關注還不夠，我們有世界貿易組織，但是沒有世界投資組織。所以，我覺得這里有這樣一個現象，這個現象就是全球化的核心的東西，實際上就是FDI國外的直接投資。
我講的這些東西到底有什么意義?實際上我已經談到了一點，首先是國外的直接投資，國外的直接投資已經成為了最重要的一個工具，能夠帶來服務和產品給海外的市場，而且也可以創造一個國際的生產設施。第二，國外的直接投資可以成為我們發展的一個關鍵，可以考慮一下它給我們帶來的一些有形和無形的資產。第三，我要承認一點，我們國外直接投資的質量問題，這個質量的問題應該說會受到的關注已經超過對量的關注。國外直接投資的質量對我來說，我覺得國外的直接投資的質量是非常重要的，是可持續的海外直接投資，主要在四個方面：一是對經濟的貢獻。在這方面大家已經有了一些關注。二是它對環境發展方面的貢獻。三是它對社會發展方面的一些貢獻。四是它對公司治理方面的一些貢獻，也就是收益的分配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自然資源方面，我們有一些合同會講一下，東道國和跨國公司之間的一個利益的分配，還包括其他行業的一些利益分配。比如說基礎設施行業。所以我覺得關于什么是可持續發展的FDI問題，我覺得這個問題會越來越重要，會引起學者的關注，也會引起政策家的關注。
我有一個世界的地圖，在我的辦公室里面，在這里我們可以看到毛里求斯，我們希望這里變成一個綠點，這個對我來說有什么意義呢?我必須要非常的準確，比如說法國的一個建設公司給我一個建議，建一個水泥廠，我是同意建這個水泥廠還是不同意呢?怎么樣才能使這個投資成為一個綠色的投資呢?這實際上只是我們要考慮所有問題中的一個問題，這也是關于可持續發展方面的一個問題。考慮到國外直接投資對發展的重要性，我們毫無疑問的可以看到，所有的國家都被國外直接投資吸引，這里就涉及到了政策的問題。我剛才已經講了，所有的國家都能夠吸引國外的直接投資，這里包括中國，中國在這方面實際上是非常的成功，已經吸引了近1100億的國外直接投資，這個是2009年的情況。國外所有的公司都希望建立吸引國外直接投資的制度，而且也建立自己投資促進委員會，不僅在國家層面上，大家也知道在中國還有一些市級層面上、省級層面上的投資促進會。國家還通過達成國際協議，尤其是雙邊投資協議和避免雙稅收的協議來進行國外投資的鼓勵，這樣的一個做法主要是希望能夠保護海外的直接投資，同時也希望有自由化這方面的條款，中國應該說是雙邊投資協議最大的第三個國家，所以中國在這方面是一個領先的國家。除了雙邊的框架協議之外，還有一些地區的框架協議，舉一個例子來說，東盟+3，還有一些WTO下的協議，有些世界貿易組織的協議，尤其是我們作服務方面的一些條款，這個也涉及到海外的直接投資。
除此之外，我們還有一些其他的東西，也是一個新的現象，就是越來越多的投資利益方面的爭端，也就是說投資者和東道國之間的爭議，如果跨國的公司感覺到它沒有受到東道國正確的對待就會有這樣的爭端，這樣的案例在2009年已經達到了357例。大家會說這是一個比較小的數字，這的確是一個比較小的數字，但是我們看一個比較，在1948年到1994年面底的整個期間里，我們大概只有100多個相關的爭議。所以，在投資制度下這方面的爭議已經是剛才所說的這個期間內的3倍之多。所以，有相當一部分的比例的爭議實際上是最近一些時間發生的。除此之外，我剛才也講過的，我們有很多的跨國企業，我剛才講過了大概是8、9萬個，還有海外的一些分支機構，取決于什么樣的一個協議，每一個母公司從原則上來說都可以和國家進行爭議方面的討論。所以，這種爭端的發生和一些仲裁事件的增加實際上是很有可能的，而且可能性是非常高的。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一些國際的投資法律和政策制度就應運而生了，這些是非常清楚的，非常常見的，而且也是非常有效的執行機制，這樣就可以給我們帶來一個強健、有效的保護，保護我們投資者的基礎首先是一個歡迎性的態度。這個現象現在發生變化，我們可以看到，在這方面蕭條、衰退的情況以及關于這個制度重新調整的一個情況，過去我們對國外直接投資非常歡迎，現在有所調整。
為什么政府會希望吸引國外直接投資呢?是什么讓我們國外投資政策得以這樣好的發展?這個答案是非常簡單的，政府都希望看一下國外直接投資可以帶來的一些貢獻，對發展的貢獻。因此，我們國家的政策實際上就是做一個平衡，看一看國外直接投資的成本和收益，看相關的一些成本收益。這里不僅包括經濟方面的一些收益和成本，還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問題，比如說社會方面、政治穩定方面的考慮和其他的一些考慮。當然，這樣的一種平衡可以調整，可以變化，比如說在70年代的時候，我們的這種權衡主要是認為它的貢獻是非常小的，所以國家都不愿意進行海外直接投資，并且希望建立一個國際的框架協議來控制國外直接投資的負面影響。這樣的一種成本收益的分析，也就是政府有意執行的這樣一種成本收益分析就會讓我們制定出一個決策，對國外直接投資方面的決策，也就是有了這方面的政策。也就是說，他們會把國外的直接投資進行考慮，把它作為一種工具來推動自己國家利益的一種工具，所以我要跟大家講，這樣的一種成本收益的計算，也就是國外直接投資和跨國公司利弊的一個計算，實際上有所變化。為什么會有所變化?我想跟大家講幾個方面原因。我現在想補充一點，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同意我的這個觀點，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認為國外直接投資政策有所變化，但是這個是我的觀點。
首先，投資收益和成本的變化的方程式，過去傳統的一些發達國家，比如說美國、西歐這樣的一些國家，它們也是東道國，實際上它們一直都是東道國，但其他發達國家國外直接投資進來的時候，不管有什么樣的問題，我們都可以在OECD的框架下解決這個問題。作為一個東道國，作為一個母國，每一個國家都希望保護自己在海外的投資者，并且希望開發進入海外市場的一些條款。但是，作為一個東道國，也就是希望那些有政策空間的人，它們就不希望聽到一些沒有得到公平待遇的申訴。如果是這樣的話，就會影響到我們在政策方面的一些計算，也就是對發達國家這方面考慮的變化。美國是為首的，在我剛才講的357個爭議中，實際上有很多都涉及到美國的，所以這是第一個因素。
其次，并不是所有的對外直接投資都是被認為是好事，特別是在一些并購的時候，特別是一些異地并購的時候，原因很簡單，在并購的時候它代表的是所有權的轉換，但是直接投資，就是異地投資它顯示了新的能力、技術和新的就業機會。如果并購發生了，比如說在敏感的領域發生了或者重要的領域發生的話，它就變成特別讓人覺得兩難的一個情況了。什么是敏感、重要的領域呢?這很難去定義，美國可能是石油公司，這個跟國家安全是完全沒有任何關系的，這是我自己的認為。我們在某些情況下情況會變得更加難，就是如果是外國的并購方，它是一個國有企業的話那就更加難了，因為任何國有的機構，比如說它是國有的企業或者是國有的部分，它被認為是一個國家的工具，而且它不單有商業的利益還有其他的利益。所以，并購在很多的國家我等會兒會再詳細地說，都受到了非常特別的關注。
第三，我覺得也是導致了人們對對外投資態度的變化方面的一個因素，那就是在新興市場地區發生的這種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的總部的設立。我們看到20年前其實是沒有的，在2008年的時候是3600億，這是80年代全世界流量的7倍。到2005年的時候這個流量有很大的增加，大概有2.5萬家主要的總部是在新興市場國家的。當然，我們也有同樣的動力，在鼓勵著中國的企業走出去，比如說貿易自由化、技術、競爭的因素。在新興市場，我不會再去詳說這一點，我想的是這些新興市場的跨國公司它要面對很多的挑戰，特別是因為它們比較年輕，而且它們還有一些顧慮，還有發達國家對它們的態度，它們認為它們是年輕人，它們是小的，它們認為它們是后來者，它們應該被整合到全世界的對外投資者。我覺得怎么樣進入一個外國市場，不管它是一個異地投資還是其他的并購投資，我們怎么樣能夠成功的運營，在東道國成功運營，這是一個外國人要講的話，就是它的可行性。我們怎么樣去發展繁榮，在一個外國市場上怎么做。也就是說，我們怎么樣能夠變成一個自己的人，比如說在中國你怎么樣去解決在母國的可靠性問題，因為在很多的國家，如果你是一個中國公司，它可能對你的態度并不是正面的。所以，這個是很重要的因素，中國的跨國公司都要解決這些重要的因素。也許我們在接下來的討論當中還可以講一講這一點。我在這方面進行了很多的研究，最近我剛出版了一本書，我寫的這本書是說美國是不是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一個好地方。
第四，我們對對外直接投資態度的變化。有的人擔心國際投資的這些協議以及貿易協議它們之間的關系以及對外直接投資的流量的關系是怎么樣的，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因為很多的發展中國家它們都加入了這些協議，這超過了2700個對外協議。它們認為簽署了這些協議就可以給它們基于這個協議的保護，對它們的企業投資方，它就能夠帶來這個投資的流量的增加。可是我們看到了在過去的10年當中的這種做法并沒有給我們顯示一個很明確的這兩方面的關系，有的情況下這種雙邊的協議是鼓勵了直接投資的流量增加，但是并不一定。所以，只是加入了或者簽署的協議當中會增加很多的成本，比如說主權成本，比如說這些國家就會限制一些對外直接投資商。事實上這些協議并沒有直接的導致對外直接投資流量的增加，所以我們就不能說簽署了這些協議它就真的能夠給我們帶來對外直接投資直接的益處。
第五，我們有一些爭端。我剛才已經講到了，這個爭端上升得很快，而且它主要是由公司挑起的，不是由國家挑起的，關鍵點是發達國家它變得反應更加的迅速，比如說這些外國的跨國企業，比如說美國公司或者德國公司，它們就變得更加有猜忌性，它們對國際直接投資的協議有懷疑性。另外一點，可能是最重要的一點，那就是我們現在正在看到態度的變化對于直接投資領域的態度變化，這個更加強調了國家它應該考慮到國家利益、國家安全和一些重要的安全利益，所有的這些理念都還沒有一個最終的定義，因為政府它想要把自己的選擇權是開放的，也就是說這些投資很重要，或者說這些投資對我們的國家利益有傷害，對我的安全有傷害等等。但是問題是，馬上就會造成了不確定性，就會傷害穩定性和可預測性。從這么一點上來看，我們就認為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發展情況，在很多的例子之中我們都看到了，在爭端的處理當中，它都會有很多的其他問題，比如說到底什么是國家利益，什么是重要的安全利益等等。
從我剛才討論的這幾點我們就可以看到，政府的政策，對外國際直接投資有了一些變化，現在給大家一些數據。我剛才已經講到了，想要吸引對外直接投資的這些國家，事實上它已經采取了一系列的自由化的政策，比如說開放，開放它們的經濟。在1992年和2009年底的時候，大概有3000個這樣的政策改變，我們來看一下這些改革的政策，它使得這個投資環境更加的友好，使得這個投資環境或者并不那么友好，你可以看到一個很有意思的模式，在1992年到2002年之間，只有6%的政策變化，它使得對外直接投資在不那么受歡迎這樣的這樣一個軌道上。可是在2003年到2004年之間，這個數字上升到了12%，在2005年到2008年之間，它又上升了，上升到21%。可是去年30%的政策變化，就是全世界發生的政策變化，可是都在另外一個軌道上，就使得對外直接投資沒有那么受歡迎，是負面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大部分的政策，比如說70%的政策還是歡迎對外投資的，但是我認為這個趨勢卻在反方向，我認為這一點很重要。我給大家另外一個指標，美國可能是最開放的投資的領域和環境了，在2-3年之間，它有一系列的國家安全法案，比如說外國直接投資國家安全法案，篩選的機制更加嚴苛。它還有很多的政策是專門針對并購的，其實異投投資大部分都是很歡迎的，但是對于并購來講是很嚴苛的限制。
對于這一點來說，并購就成為了美國對外直接投資委員會的一個關注點。還有很多的這些公司希望能夠通過這個委員會的審批，在2003年的41家上升到2008年155家，等于是翻了兩番。調查的案件，由這個委員會調查的案件在2003年到2008年從2單到了22單。也就是說，大部分美國并購可能超過1000組，大部分是沒有問題的，關注的這些案件或者是調查的這些案件是持續的有很大的上升。最后我們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國家都采取了一些歸管的機制，怎么說呢?它們特別的關注國家控制的這些組織或者是公司，比如說主權的公司或者是針對一個國際公約或者是國際準則的要點上面，而且還對中小企業有這個啟示，因為我們中國有很大一部分的對外直接投資都是國有企業在進行的投資，所以來自中國的投資就會受到這些相關方面歸管政策的審查和限制，結果大概有40%的對外直接投資的流量在全世界，在2006年至2007年的時候都受到了或多或少的影響，因為很多的政策都不大歡迎直接投資了。我之前也談到了，我們強勢的國際直接投資機構建立起來了，但是我們還是看到了一些發展的變化，這是很有意思的一點，過去由發達國家來引導的，它們提出了一些概念，比如說最惠國待遇或者是最優惠待遇等等，它們認為這些東西是在協議當中沒有那么昂貴的一些條款，因為我們在很多的國際爭端仲裁的解決基礎上都看到了這一點。
還有一點很重要，這些國家不但會在這一個協議當中加入一個條款，比如說在影響到國家安全和國家利益的時候，這個協議是不生效或者不適用，這樣子的一些條款本身就能控制一些做法，也就是說，我申明，在這個情況下，這一個公司它挑起一個爭端來告我的話，它會影響到我們這個國家的利益和國家安全，這一個爭端就不成立。所以，這個就讓我們看到了更多的不確定性或者無法確定性。我再重申一下我剛才講的事情，我不想讓大家誤解我，國家政策和國際投資的這一個環境，它仍然是非常歡迎對外直接投資的，非常的歡迎。但是我認為有一點很明顯，就是現在我們有些跡象顯示，對外直接投資的環境正在發生變化，也就是說它變得不那么歡迎，不那么具有可預測性，可能它的透明度和可行性也沒有那么好。另外一點也是不明確的，就是這個趨勢它會導致什么樣的情況，比如說貿易保護主義，還有投資保護主義，流出、流入也都有保護主義。我認為我們要重新平衡這個投資環境，從國內角度和整個國際角度來講都是如此。政策我們看見了一些變化，這一個政策變化會導致兩方面的結果，我認為我們要重新的平衡這個投資的機制，這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是無法避免的，因為我剛才已經講到了，我們現在的這個機制是以保護投資者為導向的，而且是以自由化為導向的，它并沒有對其他的一些方面進行同樣的關注，比如說東道國進行同樣的關注，所以現在我們需要重新的平衡。
同時，我們也看到了這個界線的模糊，我們講到了東道國母國，傳統上來講東道國，它如果是在新興市場國家的話，它就會幫助，更加鼓勵直接對外投資。現在的問題是我們看到這一個雙邊的貿易協議，比如說跟美國一起進行談判或者跟中國進行談判，美國的雙邊貿易協定它的模式從1984年的時候是非常強勢的模式的協議，它會保護外國直接投資雙方，但是到2004年為止，我們看到一個新的模式發生了，它沒有那么保護外國投資方了，它的保護變得很小，同時它相關優惠的做法也變得更少。在過去，美國是比較倡導這些優惠的，所以你會看到它會更加的關注美國自己本身，也就是作為東道國本身。從另外一個方面來看，之前中國的雙邊貿易協定，它是非常的強勢的來保護東道國的，因為中國希望能夠對自己的企業實行一些保護，但是如果大家看一下最近的一些情況，最近的一些中國雙邊投資協議，可以看到中國更保護的是海外的一些投資方，而對本土的一些企業所謂的擔心更少了，所以這里就有一個平衡調整的問題。在中國的方法中，它更多的關注是關注于作為母國的一種利益，而在東道國方面，需要接受向其他國家的條款，所以這里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發展，這種發展和變化實際上會帶來一種新的情況，在這種情況下，像美國這樣的一種方法，也就是它是最大的一個母國，而中國的這樣一種方法就作為一個最大的東道國。但是，中國同時也是一個海外的投資方，是新興國家的一個比較大的投資方，所以這個情況是差不多的。
如果是這樣一個情況，大家就可以有一個基本的投資多邊協議，像這樣的一些國家，比如說中國和美國能夠達成投資協議的話，這里就會充分的考慮母國的利益和東道國的利益，這樣就有了一個其他人也可以愿意簽署的一個協議基礎。當然，大家都知道，中國和美國關于雙邊投資協議的討論現在已經是第六、第七輪了，我們看一下最后的結果會怎么樣，這些討論到底會怎么樣呢?我們可以看一下。最后想總結一下，我剛才講過，我認為現在的一個調整和變化是一種新的平衡，就是投資制度一種新的平衡和調整，雖然有可能國外的直接投資的保護主義會有所抬頭或者是增加，我覺得我們應該對此做好準備，并且要非常的謹慎，要看一看在這方面到底有什么樣的發展。大家都知道，在G20的會議上，G20的國家，比如說世界經濟體的會議上，中國在這一塊實際上是非常直截了當的，中國說我們應該了解和知道投資和貿易的保護主義的現象，因為中國已經感覺到自己的企業在海外經營的時候受到了一些歧視和貿易保護的現象，所以我們一定要了解和知道這種貿易保守主義抬頭的現象，并且謹慎的看接下來的發展，我們要做相關的調研，看一看國外直接投資保守主義到底是什么，是以什么樣的形式出現的，我們可以采取什么樣的措施，這對我們了解這個現象是非常重要的，對公司的管理層做正確的決策是非常重要的，因為他們是在海外市場做投資的人，這一點對政府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為政府是真正做執行政策的一些人。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有意思也是非常有挑戰的工作，我們也在哥倫比亞在做這方面相關的工作。如果在座的各位，在座的聽眾如果有人對這方面有興趣的話，我希望我們能夠攜手努力做這方面的努力，非常感謝各位收聽我的講話，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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