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慧遠 康明 圖/榮浪 麥克
晉商在高潮中戛然而死，留給世人許多的浩嘆！
晉商又在高調中“復興”，在一場文化運動中“加冕”。我們看到的是文化搭臺：《喬家大院》、《立秋》等劇目熱播、熱議；我們看到的是政府唱戲：新晉商聯合會高規格成立、政府設立專項經費；我們看到的是民間狂歡：北京一個地方成立了四家晉商商會；我們看到了星火燎原：許多與晉商有關的活動四處開花……放眼山西乃至全國，耳聞目睹皆是“晉商”、“新晉商”。
古黃河的堯天舜日早已遠去了，大唐朝的風流俊才已經退場了，五代時的刀光劍影已經落幕了，宋元時的淺吟低唱已經嘶啞了，明清際的革命烈火已經淡然了，便是那喧鬧一時的學大寨放衛星，也已過時了。山西空間與時間的生態系統與發展定位，總讓人感覺有種類似于這種結構：突然……沉默，沉默……突然……的感覺。終于，不甘心的山西人，在學者余秋雨的提醒下，又興奮地揀起“祖上曾經闊過”的票號文化，吶喊起來——我們山西好風光，我們晉商好榮耀，我們的晉商說不完，我們的晉商“太有才了”…… 于是山西人沸騰了——熱血澎湃，熱淚盈眶。因為晉商給子孫們留下了許多的寶貴財富，晉商五百年的實踐積淀了太多的商業思想與精髓。
我們沒有理由不去汲取其中的精華并發揚光大，畢竟目前的中國太缺乏商業精神與商業人文環境。晉商其博大寬厚的經營胸懷、兼容并蓄的經營氣度、求同存異的經營策略、自強不息的經營精神等至今彰顯光芒，讓后人慨嘆的同時學習借鑒。
但是，當一種東西讓全民癡迷的時候，也許就脫離了這個東西本身的意義與價值；當全民狂熱地沉浸在過去的時候，他們的背后，也許恰恰有難言的痛楚與心酸，狂熱的背后是難以回避的現實；當一種思想讓他的追隨者不加思辨地反過來倒過去挖掘深度與意義的時候，也許就恰恰缺失了傳承與發揚過程中應有的反思。從社會心理學角度來看，任何懷舊心結，留戀過去的輝煌，向后看，是一種內斂自守的社會心態，而非開拓創新精神。
我們知道，狂熱地追捧昔日的榮耀實際往往是因為無法面對現實；狂熱地把祖宗的討飯棍搽得锃亮往往是因為自己手中連一根木棍都失去了；狂熱地挖掘、堆砌昔日的優秀而對問題、缺點、劣根性視而不見時，會發生嚴重的后果——不是被雪藏就是噎死人。歷史已經用活生生的事實告訴我們：許多曾經的狂熱與追捧是怎樣地噎死人。
都二十一世紀了，我們不該再發生這樣的悲劇與蠢事。
失落的的山西人，除了一邊喝著老陳醋，一邊酸溜溜地回想“那些曾經闊過的日子”外，我們還應該做些什么呢？
在晉商熱中，我們選擇了撥開晉商文化的燦爛與厚重潑涼水。我們來對晉商做一次深入的反思，反思晉商在五百年輝煌中的不輝煌，輝煌中的劣根性；我們反思“新晉商”熱中的不正常，不正常的背后的東西……
我們就像面對一個皺紋滿面的老婦，在關注她的深沉、滄桑與風韻的時候，我們需要了解她的苦心與悲哀，這樣，我們也許會心靈相通，也許會在以后的路上，讓我們不再蹣跚。
我們意在討論，而非傾向，更非結論。我們提供一種思維與角度，因為我們認為：真理在討論中形成，感悟在爭議中誕生。
晉商就是“黑社會”？一個商幫背后的組織管理
在談論晉商問題之前，需要討論什么是“黑社會”，因為，現代社會的“黑社會”與近代的“黑社會”是有所區別的。
在中國，有一個事實，就是在中國歷史上，能在殘酷斗爭中活下來，還能打垮對手的組織，往往都有“黑社會化”的過程。翻開歷史，歷次政變、謀反、持久成功的梟雄幫派、團隊、教派的組織，都有極強的“黑社會化”特征。
研究人員劉仰在自己的博客里面提出了這樣的觀點：黑社會的唯一目的是獲得財富。以獲得財富為目標的黑社會有幾個特點，一是他們有一套不同于正常社會的管理方式和操作方式；二是長期與正常社會相伴；三是，正常社會的某些管理弱點和空缺正好成為他們的生存空間，因此，真正的黑社會并不打算推翻正常社會的現行政權和制度。黑社會與正常社會的關系就像是一個機體里的寄生蟲，正常社會如果死了，黑社會也沒法活。黑社會與正常社會的矛盾并不在于政權本身，而在于生存的手段和方式，用正常社會的標準來說，就是“合法”還是“非法”。
中國以前沒有“黑社會”這個詞。“黑社會”這個概念以及這個詞匯，是隨著西方文化一起傳到中國的。中國歷史上，最接近現代“黑社會”概念的是“幫會”。但是，現在的“黑社會”概念是貶義的，而在中國古代，“幫會”并非完全都是貶義的。
劉仰分析了幫會與黑社會的淵源：中國古代最早出現的幫會，其實都是商幫，都是結成團隊一起做生意的人。中國傳統社會以安居樂業為上，不太主張遷徙。但是，社會的繁榮和發展，離不開商品流通，因此，中國古代的任何一個時期，都有以販賣商品為生的商人。在交通不便的狀況下，長途販運、跋山涉水，要冒很大的風險，因此古代商人較少單獨的個人行為，尤其當販運數量巨大，或者治安保障較差的路線，大多成群結隊，由此形成所謂商幫。
古代商幫主要有兩類，第一類是陸運，一般是指不同地區之間自發的商品流通，例如絲綢之路上的駱駝商隊，西南地區的茶馬古道上的馬幫，西北地區農業與牧業交流的“走西口”等。這是中國古代最具市場化特征的商業形式。第二類是水運，也叫漕運，一般是半官方的。
各種商幫之所以會成為類似“黑社會”組織的前身，是因為從事商幫活動的這些人徹底離開了土地，擺脫了以鄉村為主的生活方式。對于中國社會最普遍的鄉村生活，古代中央政府都有一套完整的制度，包括文化、教育、稅收、法律等等。但是，對于那些離開鄉村從事商業販運的人來說，古代政府的各種保障是非常欠缺的，加上中國傳統社會長期重農輕商，造成商人的地位低下，因此，各類商幫不得不自我建立一套規范和制度，以便長期地生存下去，也使得商業活動能夠正常開展下去。
由于漕運對于中國古代社會的重要性最終超過了陸運，因此，以漕運為主導而產生的幫會傳統就成為正宗。“江湖”一詞基本上是中國古代幫會的代名詞，“碼頭”一詞也是中國古代幫會最重要的行話之一。這兩個古代幫會的行話現在都成為黑社會的術語，它們的起源都來自于漕運。
那時的商幫一般都不會為非作歹，他們的存在方式主要是在政府顧及不到的地方自我維持和發展著。某種程度上，商幫自我形成的一整套規范和制度還是非常優秀的。即使我們今天使用“江湖”、“碼頭”這樣的切口時，也不完全是貶義的，這種狀況其實是由古代商幫的特點決定的。
我們現在很多商人和商業場所都供奉的財神，最早就來自商幫的傳統。中國的財神有幾個，關公是最重要的一個。關公作為財神其實是商業的保護神，他并不能產生財富，只起到保護的作用。關公作為財神，突出了中國古代商幫的幾個特點，一是祈禱安全。有關老爺的保護，便能抵擋強盜和其他危險。二是忠義團結。桃園結義的異姓兄弟能夠保障商幫內部成員的忠誠，為了整體利益，彼此奉獻犧牲而毫無怨言。三是道德旗幟，這一點非常重要。中國古代的統治者對于秘密結社大都高度敏感，而關公是政府倡導的道德形象，商幫將關公奉為神靈，某種程度上就是接受政府的管制，以顯示自己不會犯上作亂。中國古代其他的財神也都反映出那個年代里商業活動的道德標準。例如比干，傳說是商朝的一個大臣，被商王挖心而死。比干這個財神突出的就是他沒有心，演繹之后就是沒有私心，絕對公平。另一個財神灶王爺，也叫趙公明，是一個瞎子，意思是說他不會受到利益的誘惑，只憑良心辦事。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古代中國的商業幫會都將道德標準放在利益之上。
古代商幫供奉財神的傳統，在今天某些黑社會那里，依然存在，包括在關公（有些是祖師爺）面前結拜發誓的手續，幫會的幫規等等，都是古代商幫傳統的延續。
中國古代商幫向現代黑社會的轉變，發生于清朝晚期。雖然自宋元起，就有人提出以海運代替內河漕運，但是，由于技術條件的局限，一直沒有實現。清朝晚期，隨著西洋鐵制火輪的出現，海運的優勢明顯超過了內河漕運。于是，幾百萬的漕運工人，除了一小部分轉為海運工作外，大多數人一下子失去了生計。運河沿岸很多過去繁華的商埠也突然衰落。西洋火輪不僅以海運代替了漕運，而且在中國各地的內河航運中開始了競爭，也剝奪了一大批傳統航運行業的生存空間。清朝政府那時候根本無力幫助這些“下崗工人”，這些被時代拋棄的漕運工人不得不利用原先的組織結構，轉化為真正為了謀生“不擇手段”的黑社會。而且，他們中的有些成員也利用了社會重大轉型期的機會，占據了社會管理的空缺，將自己“做強做大”。
即使在那個年代，已經向現代黑社會轉化的幫會，也不是西方概念下真正徹底的黑社會。這些幫會還延續著古代商幫自覺形成的社會責任，帶有不同程度的政治傾向。青洪幫、哥老會、袍哥等幫會組織后來成為孫中山推翻滿清政府的重要力量，也就不足為怪。在抗日戰爭時期，一些幫會也同樣表現出鮮明的民族精神。中國的幫會真正成為違法亂紀的黑社會，是在香港、臺灣等地區發達的商業環境中形成的。
現在一般意義上 “黑社會”一詞譯自英語和日文。在英語中，“黑社會”的基本含義是“地下社會”，即under-world society，其最初特指“秘密從事賣淫、盜竊等非法活動的社會集團”；后來，其含義才逐漸抽象化，而概指現代意義上的黑社會。現代意義上之“黑社會”，基本含義具有以下三種：一是指相對于主流的公開社會的“地下的、秘密的、隱藏的社會”；二是指“某一社會群體具有從事違法犯罪活動的特點”；三是指“對社會的非法控制”。
必須強調與申明的是，在本文里面的“黑社會”并非指現代西方概念下的真正徹底的“黑社會”。
基于此，回過頭來，我們來看晉商。
現在的人們談論晉商，更多地是談論其票號。在許多人眼中，晉商就是票號。因為，票號能夠代表晉商的輝煌與巔峰。但是，晉商的票號，讓我們從里面可以看出許多的特色來。正如前文所言，晉商之所以能夠稱雄神州，它在某種程度上來說，黑社會的特征是必然的色彩。
晉商票號是怎樣起源的？有一個傳說廣為流傳：顧炎武創立票號。
晉商票號的起源和發展，特別是初期的發展，始于民間，是寫不進官方正史的民間歷史。也正是基于此，關于晉商票號的起源才在學術界多有爭論。其中最傳奇的說法，是說票號的起源緣于傅山與顧炎武的謀劃，他們發現了李自成留在山西的藏金，于是組織起票號這種帶有神秘色彩的反清機構。侯文正先生研究整理出的“傅山年譜”中，在傅山70歲的條目下，有這樣一段話：“謝國楨《顧亭林學譜》引章炳麟《顧亭林軼事》云：亭林先生45歲時往山東，七十歲歿于山西曲沃，中間游歷北方諸都，歲無三月之淹，而所至未嘗匱乏。世多謂其墾田致富，近聞山西人言：亭林嘗得李自成窯金，因設票號，屬傅青主主之。始明時票號規則不善，亭林與青主更立新制，天下信從，以是饒于財用。清一代票號制度，皆亭林、青主所創也……然則發金置號之說，似非無因。”侯文正又做了如下按語：“今山西民間耆舊，猶有傳傅青主與戴廷設票號、且戴廷為之經營事者。顧、傅、戴創設票號，容或有之，姑附于此，俟考。”前些年，臺灣中華書局出版的《傅青主先生大傳》，系臺灣學者方聞所著。書中也有傅山先生與顧炎武一道，秘密創建山西票號，在全國調動資金，以圖謀進行反清復明的秘密工作一說。
范衛峰先生曾在一篇題為《晉商真相》的文章里面如此寫道：
傳說不同于歷史，可是，傳說的背后，往往隱藏著不見諸文字的歷史真實。很多時候，傳說比官方編修、白紙黑字的“史實”更史實。票號管理的高度自閉、嚴密控制，已經產生了某種“黑社會化”傾向。它實在太不像一個企業了，更像一支秘密軍隊、一個地下幫派。很多人不相信是商人構建了這個復雜嚴密組織，寧愿將之歸功于顧炎武——這個當時中國最有聲望、學問和抱負的頭腦。正是這種“黑社會化”的管理，給票號帶來的短暫大繁榮，更注定了它的毀滅之路。這幾年的幫閑文人總結的“儒商”、“誠信”、“創新”、“仁義”等，與票號的真相其實相距太遠。
晉商的起源傳說，似乎在某種程度上說明了晉商是一個很特殊的群體，這個群體的背景，有很深的“黑社會”印跡。{分頁}
我們再看晉商的敬仰與道德。
關公以“忠義”著稱于世，他很早就成為晉商崇敬仰慕的對象，因為關公的身上正體現了晉商所需要的商業道德及精神支柱。因此，眾多的山西商人不僅在店鋪與家中虔誠地供奉關圣，還在各地的晉商會館專門為他修殿供奉祭祀。后來，晉商們又把關公當作財神加以朝拜，把他奉為商人的保護神，這一觀念隨著晉商足跡走遍天下而在全國各地流行。晉商討論重大商事，都是聚集在關帝廟前，祭祀完后再具體討論，這就是以關公的忠義來衡量和規范晉商的商業行為，維護良好的商業美德。
而這一點，正是我們上面所分析的，晉商具有“幫會”，也就是“黑社會”鼻祖的所有特點。
從前看過一句戲言：黑社會的管理是最有效率的管理之一。晉商的票號恰恰深得其髓。
“黑社會”作為一種組織形態，有其組織體內部的系統結構與“法律”。這種結構具有更大的規模、更高的效率、更大的影響范圍和更強的運作能力。在其內部，有至高無上的首領，上下等級森嚴，還有嚴格的“家法”，作為組織運行的規范。并且，黑社會組織還形成共同的文化習俗。黑社會所謂的“法制”，具體體現為其所謂的行為習慣、“幫規”、“家法”、“規章制度”等，其內容主要是規定內部結構、行為方式和組織紀律等。例如，明確規定組織的宗旨、目標、紀律以及獎懲措施等內容；同時也可能涉及對外行動、對外部人員的處世方式等內容。“黑社會”所謂的“科層制”，是指作為一種“政治上層建筑，”其內部建立起了層次分明、等級有序并且自成一體的管理架構；在縱向上，整個組織系統猶如金字塔，其底部為絕對被支配的基本成員，而頂部則是最高權威和絕對領導者，中間層次為中層領導者，上下等級森嚴不可逾越，下級服從上級，上級擁有對下級的絕對權力；在橫向上，黑社會內部組織分工嚴密，職能機構齊全，有權力機構和執行機構，嚴格實行分工負責、各司其職、各負其責，能夠保證黑社會組織生存及其活動有效運轉。
由此我們來看晉商票號的組織管理，與“黑社會”內部的組織管理模式進行一一對比。
晉商票號能經營成功的原因之一，在于其有較為嚴密甚至嚴厲的人事管理制度。開票號的財東是山西人，票號的所有人員，從大掌柜到伙計學徒，一律山西人，概莫能外，而且主要分布在平遙、祁縣、太谷、榆次、介休、蒲州一帶。不用家人和親戚，是晉商的一個非常嚴格的不成文規則。當地人知根知底，人品性情如何，口碑俱在，尤其是進入票號必有鋪保，保人狀況如何有著很大作用。頡尊三在《山西票號之構造》一文中介紹了“同人擔保”的內容：“使用同人，委之于事，向采輕用重托制，乃山西商號之通例，然經理同人，全須有殷實商保，倘有越軌行為，保證人負完全責任，須先棄抗辯權。保證人與被保人之關系，如無特殊牽連，最不易找。倘保證人中途廢歇，或撤保，應速另找，否則有停職之虞。”
在票號內，有嚴格的等級體系以及與等級體系相配套的分配體系。
山西票號實行三級上下負責的權力結構：大掌柜對財東負責，受財東監督和管理；票號員工對大掌柜負責，受大掌柜的全權監督和管理。大掌柜在票號內有無上的權利，實行高度集權制度，人事和業務都由大掌柜一人定奪，財東不干涉票號的日常經營管理；大掌柜每年年終向財東匯報盈虧決算，財東根據業績對大掌柜進行獎懲，如果成績顯著，則加股加薪，如果不稱職則減股減薪甚至辭退。
在進人時，“票號以道德信義為根據，前已言之，故選用職員，養育同人，非常慎重。當練習生，求人說項之時，恐有不良遺傳，必先問其上三代作何事業，出身貴賤，再偵詢本人之履歷、資格，當面測其智力，試其文字，如屬合格，擇日進號。為鄭重人格起見，名曰‘請進’，即明白宣示個個同人有升經理之資格，使其得以安心服務，隨處發揮智能，果為杰出人才，短時間即可得到相當職務。促其實地工作，造就常識經驗，否則一年之內，開除出號，令其及早另圖別業，恐一延長，徒誤彼之青年時期。”這就有點類似于“黑社會”、“幫會”在進新人的時候要問清底細，了解他的社會背景，如此，方才能保證進入者“根正苗紅”。
在這三年中，除了業務方面的訓練外，票號還要對學徒施以道德方面的訓練，如重信用、除虛偽、節情欲、敦品行、貴忠誠、鄙利己、奉博愛、喜辛苦、戒奢華等。三年后，如經考驗證明其人確實可用，便由總號派往分號重用。職員須訂立從業契約，并劃出明確等級，收入懸殊，定期考察升遷。在山西商人中流傳著這樣的學徒工作規矩：“黎明即起，侍奉掌柜；五壺四把(茶壺、酒壺、水煙壺、噴壺、夜壺和條帚、撣子、毛巾、抹布)，終日伴隨；一絲不茍，謹小慎微；顧客上門，禮貌相等；不分童叟，不看衣服、察言觀色，唯恐得罪；精于業務，體會精髓；算盤口訣，必須熟練；有客實踐，無客默誦；學以致用，口無怨言；每歲終了，經得考驗；最所擔心，鋪蓋之卷；一旦學成，身股入柜；已有奔頭，雙親得慰。”
山西票號的一切有關業務管理、職工待遇和經營紀律等方面的制度，都是由號規這一“家法”來確定的。票號中有“上下班”的說法。伙計被派往分號工作稱為“上班”，由分號回到總號稱為“下班”，班期一般為三年。在此期間，如果沒有特殊原因，禁止私自回家。號規甚至規定伙計上班時所帶衣物必須經過檢查。下班時，必須先至總號報到，要核實所帶衣物與上班時是否有出入。
現在的公司、工廠，只對員工擁有八小時的支配權，八小時之外，員工去跳舞、讀書、打架、戀愛，那是私生活，公司無權干涉。黑社會不同，它要擁有你的全部時間，甚至生命。“只要進入社團一天，就永遠是社團的人”。它不但要控制你的工作，還要控制你的娛樂、你的生活、你的家庭，甚至你的興趣愛好和思想。號規規定不準接眷外出，不準在外娶小納妾。比如說外出，你到外地工作是不許帶家眷的。那你說過去不帶家眷，可以娶小老婆，舊社會可以娶小老婆的。票號它有規定，你在外地是不許娶小老婆的，不僅不許娶小老婆，而且晉商嚴格規定：就是你在外地工作，娶老婆一定要回山西，娶一個帶醋味的女孩子，不能在外面娶，娶就要娶山西人。比如你在四川工作，你看到一個四川姑娘挺好，你說跟她結婚吧，帶回山西來，那是不行的，你敢娶，立馬就把你開除了，所以要回來。你看這些要求就有點苛刻了，都有點違背人性了啊。當然，更不許吃花酒，就是說你要到什么歌舞廳這種地方是絕對不能夠去的。不許貪污，不許盜竊，不許懈怠號事，就是不許在里邊干活磨洋工，不許假公濟私，不許私自貸款，等等等等有“十不準”。就連寫信，“組織”上都是嚴加控制的。所有的職工，一律不準給總公司寫信，如果是公事，必須由指定的老大寫給指定的人。如果是私事，也只能寫開口信，不能寫封口信。這是防止地方諸侯和“朝中大員”拉幫結派，干出讓老大不高興的事。在票號里面，經理有無上之權力，不論是用人還是業務管理，均由經理通盤定奪。 “一旦確定經理人選，財東則將資本、人事全權委托經理負責，一切經營活動并不干預，日常盈虧平時也不過問，讓其大膽放手經營，靜候年終決算報告，始終恪守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之道。經理頗有“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自由，一切經理便宜處置。“山西票號實行的是“總號大掌柜獨裁制”，必須得到總號的指示，分號才能運營。
晉商票號長達一百年左右的經營時間里，每一位票號商人從做小伙計開始，就一再被告誡“深藏不露、嚴守機密”是票號業中最大的美德。他們的一生都被最嚴格的商業紀律約束著。不論是成功還是失敗，不論是歡樂還是悲傷，關于票號的一切，都被小心翼翼地收藏在這些高大的院墻和厚重的大門之內。對于這些號規，如有違反者，無論身份職務，一律嚴加處理，直至開除出號。山西票號之所以能稱雄金融界百余年，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其制定的號規極為嚴密。這種嚴密的號規，完全可以與一個“黑社會”的“幫規”一比高下。
黑社會有黑話、學術圈有術語、理論界有模型公式，票號里也有他們的暗號和密碼。票號“認票不認人”，防偽的手法層出不窮，極為保密，外界難以得知。后來盛宣懷辦中國通商銀行，拼命挖山西票號的熟手；袁世凱開辦銀行學堂，也從山西招了六十個票號學徒。這些黑話式的手法，除了防偽的作用，還是不讓其他商人沾手這門生意的“護城河”。
“黑社會”管理制度是蘿卜加大棒的。“黑社會”的蘿卜就是利益，很多人加入“黑社會”的初衷就是為了獲取超額利益甚至不勞而獲。正如電影《以和為貴》中吉米仔對鄧伯說的：大家入黑社會都是為了拿點小便宜。 “黑社會”組織正好是利用了人的這種貪婪本性對組織進行管理。這也是這套管理的成功之處，針對人性最基本的需求進行組織管理。
我們來看晉商票號的“胡蘿卜”。 頂身股與財股共同參與紅利分配，這是山西商人的一大創造與貢獻，表現了晉商的魄力與精明。這表明：不管你出身如何，只要努力奮斗，你就能成為商號的股東，就能出人頭地，成為富人。正是在這種誘惑之下，三晉俊秀子弟才要千方百計地進入大商號，為實現股東之夢而努力工作。凡山西商號中的掌柜、伙計，雖無資本頂股銀，卻可以通過自己的勞動力頂股份，而與財東的銀股(即資本股)一起參與分紅，但頂身股不承擔虧賠責任。總經理身股多少由財東確定，商號內各職能部門負責人、分號掌柜、伙計是否頂股、頂多少股，由總經理決定。身股的多少按照每個人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效率確定。總經理一般可頂到一股(即10厘)，協理、襄理(二掌柜、三掌柜)可頂七八厘不等，一般職員可頂一二厘、三四厘不等，也有一厘以下的。但不是人人都能得到頂身股，而是有一定資歷者方可頂身股。例如，大盛魁商號頂一二厘生意者，可管點雜事；接待客商等；頂三四厘生意者，可在柜上應酬買賣，但大事尚不能做主；頂五厘生意者，已有一定的做買賣經驗，貨色一看就懂，行情一看就明，生意能否成交，也敢一語定奪。頂七八厘者，已是商號的里外一把手，或來往于總號、分莊之間，盤點貨物、核算虧盈，或奔波于天南海北，拍板大宗交易；頂九厘生意者，日常營業不管，專決斷重大疑難。大盛魁比較特殊，沒有頂整股的，最高九厘。
所謂賬期，即分紅期。光緒以前一般是五年為一個賬期，以后是四年，也有三年一個賬期的。凡伙友頂身股者，一般須在號內工作達三個賬期的時間，工作勤奮，無過失的，才由經理向股東推薦，經各股東認可，然后將姓名、所頂身股數額載入“萬金賬”，才算正式頂上身股。頂身股后，倘有越軌行為，除重大案情開除出號和賠償損失外，如屬小節可原者，酌情處分，減少身股數額。
頂身股者，每年可按其所頂股份領取一定數量的“支使銀”，又稱應使銀。每股多者四五百兩，少則一二百兩，分四季支用，到賬期分紅時，無論應支多少，概由各人應得紅利內扣除，上至經理，下至伙友，一視同仁。倘營業不好，無紅利可分，則頂身股除每年應支銀由號內出賬外，毫無所得。沒有頂身股的伙友，則按年支給薪俸。大致最初年薪一二十兩，以后按成績優劣逐年增加，有十余年歷史者可達80-100兩，這時就有資格參加身股了。
不光活著的時候能夠分紅，死了也能賺錢。頂身股者死后，各商號、票號一般仍給一定優惠，即在一定時間內照舊參加分紅，稱“故身股”。大致經理故后享受八年的紅利，未任經理者享受七年的紅利，頂身股八九厘不足一分的享受六年紅利，頂身股六七厘者享受五年的紅利，頂身股四五厘者享受四年的紅利，頂身股三四厘者享受三年的紅利，頂身股一二厘者享受二年的紅利。對本號經營立有特大功績者，還可再增一二個賬期的分紅。
在光緒32年協成乾有工資的職工中，33%的職工有頂身股。一開始，銀股比身股多，身股只相當于銀股的一半左右，到后來，身股的數量已經超過了銀股。1906年，協成乾票號身股的數量，達到銀股的130%；1908年，大德通票號身股的數量是銀股的120%，這一年，郝荃、高鈺、呂永和三人的身股，達到了每人一股。
當時票號的一股，在財富上不同于現在上市公司的一股。1908年，大德通的銀股總共才20股。1908年的大德通每股分紅是2萬兩。2萬兩是什么概念？清朝一個親王，每年的俸銀是1萬兩左右，一品文官的年薪才180兩銀子。由于工資低開銷大，清朝公務員屢次以養廉銀的形式加薪，一個總督的養廉銀，達到了13000-20000兩之多，巡撫的有10000—15000兩，知府的是幾千兩，都還趕不上大德通掌柜的分紅。
這種制度的設計者，的確是個天才，他的目的就是讓人承認：為票號賣命，值！就像專門為滿足那些加入“黑社會”的初衷而設計的一樣——讓你在甘愿賣命的同時會獲取超額利益甚至不勞而獲。
由此，我們不難看出，晉商是按照“黑社會”的管理模式與思維來進行組織的。也正是如此，晉商方馳騁商場五百年，“黑社會”化的組織管理立下了汗馬功勞。
晉商最講“信義”？兩個字的背后有多少驚心動魄
官商勾結也罷，“黑社會”也罷，對于晉商來說，這一切為什么？
因為晉商是一個商幫，而非政治團體，其終極是為了經濟利益與經濟目的。那么，圍繞這一核心目的，一切的丑陋與其內心深處的愿望都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正常的。晉商認為,經商“雖亦以營利目的,凡事則以道德信義為根據……故力能通有無……近悅遠來。”隨著家業的逐漸擴大，特別是當遭遇危機變局時，篤守誠信的晉商終究沒有能夠從骨子里改變商人唯利是圖的本性，任何冠冕堂皇的道德標榜，都無法抵御巧取豪奪和追求利潤最大化對商人的誘惑，即使那些過去信守誠實信用原則的商人，當他們看到不守這個“義”則能獲取更多的“利”，也就逐步把誠實信用的原則置之腦后。
問題是，多年來，太多的文人、學者、熱血青年看到的是晉商身上光燦燦的東西，而不是理性地來分析晉商的優秀品質與其自身固有的劣根性。
比如，信義。
山西人崇尚信義，主張義利相通，先義后利，以義制利。這是商人經營的哲學基礎和商人精神價值觀的核心。晉商敬奉同鄉關羽，將其尊為財神，因為他重義氣。在商業活動中，通常以關公的“義”來團結同仁、號召同仁，以關公的“信”來取信于社會，取信于雇主。因而，義結同心、以義制利就成為晉商發展壯大的一個重要原因。晉商以其崇信尚義而名聞四海，梁啟超也曾說：“晉商篤守信用。”這揭示了晉商獲得成功的一大法寶。晉商“輕財尚義，業商而無市井之氣”，“重廉恥而不失體面”，以崇信尚義為準則時刻約束自身，將嚴守信譽的商業美德代代相傳。他們“絕不賺昧心錢”，以做信義取利的誠賈廉商為榮。他們受一事諾一言，把信義和取利結合在一起，在商界中美譽相傳，形成了其穩固的商業地位。晉商崇尚信義，以誠待人，并非個別，而是普遍和一貫的。誠信和仁義是晉商長盛不衰的保障。如今，誠信經營已經是國際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也是現代商人始終堅持的一條最基本的信條。企業要想做大做活，就應該始終以誠信為本，將誠信擺在利潤的前面，先生產誠信再獲取利潤。這也正是我們尊崇晉商的原因之一，也是中國現代商業社會最為匱乏和呼喚的東西之一。
講究信義，是為更好地發財，而當利益與信義發生沖突時，晉商該選擇什么呢？
日升昌總經理雷履泰得病了。
按理說，總經理得病并不會馬上影響到日升昌的生意，因為在當時日升昌票號中，除了雷履泰大掌柜之外，還有一位十分能干的二掌柜，他的名字叫毛鴻翙。
大掌柜病了，日升昌日常的生意該交給二掌柜打理，可是因為雷履泰并沒有離開這間大掌柜房，這就使得毛鴻翙的處境應了那句老話，“丫環帶鑰匙，當家不做主”。日升昌的大小事情，最后還得由大掌柜定奪。
就這樣，一場危機就在這狹小的空間中醞釀起來。
雷履泰生病了，毛鴻翙就對財東講，他生病了是不是就請他回家去，回家休息，財東也不知道他自己另有意圖，然后就請這個雷履泰回去了，這時候毛就乘機掌管票號的一些實權，他來操作。 幾天之后，東家在雷履泰的桌上發現了一批雷履泰寫給各分號的信。信的內容是命令遍布全國各地的分號暫停營業，準備撤回。
東家大惑不解地問雷履泰為什么這樣做？雷履泰說，字號是你的，但分號是我經營布置的。你現在要用新人，那我只好把分號收回來，好讓新人重新安排。
老板怎么辦？跪地！
終于雷履泰又回到了日升昌。在他回來的前一天夜里，毛鴻翙在屋里給東家留了封信，自己卻走出了日升昌的大門。毛鴻翙離開日升昌之后，馬上接受了別人的禮聘，創立了一家叫蔚泰厚的票號。
蔚泰厚的號址，就結結實實地扎在日升昌隔壁，這肯定不是一種巧合。毛鴻翙的這番舉動，或多或少有與雷履泰一較短長的意味。不僅如此，在此后一年多時間里，在他的調度下，又有四家票號相繼開業。它們聲勢相通，左右迎和，構成一個實力強大的集團，這就是票號史上有名的蔚字五聯號。
日升昌大院里的恩怨，在更大的舞臺上伸展開來。雷履泰不惜以賠錢的代價，擠得毛鴻翙沒法在蘇州開辦分號。毛鴻翙在京津、漢口，一再讓雷履泰丟城失地。雷履泰給自己的兒子起名雷鴻翙，毛鴻翙馬上還以顏色，給孫子起名毛履泰。這場爭斗一直延續到雷履泰去世。這種爭斗，明顯具有“中國特色”。
余秋雨先生在《抱愧山西》里，給我們還原了這場爭斗，這場爭斗會讓太多的讀者對晉商的信義產生一種恍若隔世的感覺：因為財東老板想讓生了病的雷履泰回家休養，這位“當管家的”“委托責任人”雷履泰總經理就敢撤分號讓財東老板跪下來求饒，這算什么“信義”？因為在“老單位”實在呆不下去了，那位當“伙計”的毛鴻翙就敢挖走“老單位”的“業務骨干”而且就在“老單位”的旁邊宣戰似地另起爐灶，這算什么“信義”？
這場爭斗這樣說來似乎不能引起讀者的興趣，那么，我們說詳細一點，說深一點。
這兩位杰出金融巨子的斗爭，一直落實到他們的生殖器，直到其中的一方升天為止。在雙方斗爭的最激烈時期，雷履泰給自己的兒子起名雷鴻翙，意思就是說，你毛鴻翙再能也是我的兒子，走的我開辟出來的道路。毛鴻翙則針鋒相對，給孫子起名毛履泰，意思是說，你別張狂，我是你爺爺呢！
在世人眼里，山西票號就意味著誠信，意味著榮耀，意味著創造。但在它的內部，卻是激烈的爭名奪利。
雷履泰和毛鴻翙不是晉商集團中唯一的商業領袖，但是他們的個人恩怨，至少在山西票號的歷史上寫下了令人遺憾的一筆，他們可以各自打造一個金融艦隊，但無法聯合起來，制造一艘更大的航母，去飄揚過海，去應對未來的驚濤駭浪……
當今天的山西商人和學界人士無限贊美這兩位創始人的時候，可曾有人追問過：雷履泰、毛鴻翙，你們為什么要斗爭到生殖器？
這就是晉商的另一種“信義”。
晉商的“信義”到底有多么牢固，興盛與衰敗中可窺見一斑了。
晉商票號興盛的時候，陳其田在《山西票莊考略》里面如此記錄：“票莊的經理交結官僚，窮奢極侈，以示闊綽”，“及至衰落的時候，即卷款潛逃，偽造賬目”，便就可見一斑了！而且“票莊經營太重信用，對于借款不用抵押。太平的時候，因為借重官場的勢力，可以追索債務。一遭變亂，官場失勢，欠款不易收回，因為無抵押，連局部的取償，也不可得”。待到大勢已去“索償者不得不訟及號東”的時候，這些“平日養尊處優，不問號事，且無一不有鴉片嗜好”的財東們，才明白他們原來擔當的其實是“無限責任”，“昔以豪富自雄，至是悉遭破產，變賣家產及貴重物件以償債務。不足，則為階下囚”，“于是，人們在一九一五年三月份的《大公報》上讀到一篇發自山西太原的文章，……前月北京所宣傳倒閉之日升昌，其本店聳立其間，門前尚懸日升昌金字招牌，聞其主人已宣告破產，由法院捕其來京矣”（余秋雨：《抱愧山西》），也就不足為怪了！美國人唐納德.G季林先生在所著《山西軍閥閻錫山》一書中就有這樣的記述：“……地方商人毫不顧及人們的需求，為了賺錢，熱衷于不擇手段地胡作非為，不顧失去人們對他們產品的信賴，還利用國際市場的價格、外幣比值的跌落等行情，在市場上隨意拋售他們的商品。他們常常受到非常了解經濟形勢的那些投機商的欺騙而照常大量生產社會不需要的商品。”祖祖輩輩苦心經營的誠信品牌，進而形成的繁華人脈因此而逐漸被掐斷。誠信乃立商之本，這一點，晉商的認識程度和重視程度在當時可謂無可比擬的了，可他們偏偏沒有能夠將誠信進行到底，或者說自己推翻了自己的承諾，破壞了自己的形象，這就使得晉商在遭到外來力量毀滅性打擊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被消費者所唾棄。這不能不說是后來晉商遲遲未能東山再起、重創輝煌的原因之一。
把票號衰落的責任推脫給頻仍的戰亂，實在是不負責任的膚淺。
問題還有另一個層面。
還是余秋雨，他給我們舉出了些“信義”史料：“一家商號欠了另一家商號白銀六萬兩，到后來實在還不出了，借入方的老板就到借出方的老板那里磕了個頭，說明困境，借出方的老板就揮一揮手，算了事了”。
如此輕率，難道就是“信義”經營的本質？
據紀昀《閱微草堂筆記》記載：“崔崇（山千），汾陽人，以賣絲為業。往來于上谷、云中有年矣。一歲，折閱十余金，其曹偶有怨言。崇（山千）恚憤，以刃自剖其腹，腸出數寸，氣垂絕。主人及其未死，急呼里前與其妻至，問：‘有冤耶？’曰：‘吾拙于貿易，致虧主人資。我實自愧，故不欲生，與人無預也。其速移我返，毋以命案為人累。”文中的這個山西人為了證明自己是個有信有義的人，為數拾金就剖腹，其行為未免有些太率真了吧。如此的思維方式，怎么可能在市場經濟的殘酷競爭中屢踣屢起呢？
誠信是無價的，但誠信不是無條件的。對于無誠信的人講誠信，有何意義呢?弄不好，會連自身也喪失了。在這方面，晉商是有慘痛教訓的，可作前車之鑒。
著名的日升昌票號和合盛元票號是一對“相與”，日升昌票號北京分號曾為合盛元北京分號借貸擔保。但合盛元北京分號因經營不善，欠債難還，當債主逼上門時，合盛元北京分號經理竟倉惶逃回祁縣總號。日升昌受牽連了，當局要求“相與”負責，這無疑加速了日升昌的倒閉。如果當時，合盛元票號能與日升昌齊心協力，共同應對欠債，那何至于出現如此的慘局?是合盛元失信于“相與”在前，日升昌才受牽連于后的。
與日升昌一樣，榆次常氏也是吃了誠信的大虧。主做俄蒙貿易的常氏，在俄商手頭據拮，無現錢買茶葉時，便同意賒欠，結果多達140多萬兩白銀。后來，這些俄商大多賴賬不還。雖費盡周折，仍所收無幾，從而造成了無法挽回的巨大損失，直接造成了常氏的衰敗。
大德通是由喬家大院第三代主人喬致庸一手創辦的票號。清末社會動蕩，辛亥革命改朝換代，許多票號不是業務被官方銀行奪走，就是因為時局艱難，存款大幅萎縮而面臨歇業倒閉。資本實力雄厚的大德通也歷經劫難，1926年，馮玉祥的部隊在北撤途中，500萬石糧食，150萬銀元都攤派到喬家開設的商號，遭此劫難喬家商號元氣大傷。到了1930年中原大戰，喬家票號大德通真正是到了生死抉擇的關頭。
1930年蔣閻馮中原大戰，當時山西自己發的一種鈔票叫晉鈔。大戰（閻錫山）失敗以后，晉鈔貶值，大量貶值，最后快成一張廢紙一樣了。弄到二十五塊晉鈔，才能抵一塊新幣。這種狀況下晉商對大家的存款，要取的時候怎么辦？他也可以趁機發一筆財，拿晉鈔換給你。但是當時的晉商沒有這樣做，他們把自己歷年的公積金拿出來，還按照新的幣值來折給你，給你兌換。
大德通放棄了最后一次東山再起的機會，幾乎把全部積累都投入到這有始以來最大的一次賠本買賣之中。原本就在困境中掙扎的大德通雪上加霜，最終造成三十萬兩白銀的虧空。兩年之后，有著80多年歷史的老字號大德通悄然歇業。
1900年，八國聯軍攻占北京，北京城中許多王公貴戚、豪門望族都隨著慈禧和光緒逃往西安。由于倉皇，這些人甚至來不及收拾家中的金銀細軟，他們隨身攜帶的只有山西票號的存單，一到山西，他們紛紛跑到票號兌換銀兩。山西票號在這次戰亂中損失慘重，它們設在北京的分號不但銀子被劫掠一空，而且連賬簿也被付之一炬。沒有賬簿，山西商人就無從知道什么人在票號里存過銀子，更無從知道儲戶到底存了多少銀子。在這種情況下，山西票號原本可以向京城來的儲戶言明自己的難處，等總號重新清理賬目之后再行兌付，這樣的要求毫不過分，合情合理。但是，日升昌沒有這么做，以日升昌為首的所有山西票號都沒有這么做。他們在分號賬目無法核對的情況下，采取了他們自認為最恰當的做法——所有儲戶，只要拿出存單，只辨認存單真假，不核實賬目余欠，不管銀兩數目多大，一律立刻兌現。
這種舍生取義的大義凜然讓后人慨嘆。但是，這種飛蛾撲火般的“信義”總讓人在后來閱讀時怎么都不是滋味。
還有后來的晉商在“庚子之變”時，竭力向朝廷輸誠，足見其見識短淺，較之搞“東南互保”的洋務派大臣如李鴻章、張之洞等，真不可作同日語。其“學而優則商”，畢竟只是學了滿腦子的道德經義，因此其票號在兵連禍結中，寧可自己破產，也決不失信于民眾。在“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里，這決計是不合時宜的。
誠信也是雙刃劍，既能保護各自的利益，也會造成難以愈合的自傷。當我們一味贊美晉商是如何地講誠信，而忘了誠信必須要有的前提和條件時，那么，我們恐怕會誤人子弟了。
難怪劉庭玉先生感嘆：
我們實在應該“抱愧”：在自覺不自覺中又將其糟粕發展到了極致。
我們實在應該“抱愧”： “對明清晉商興起、鼎盛、衰亡的深層次原因，不僅沒有進行認真的研究，更談不上把其挖掘出來，取其精華擲其糟粕，而是在自覺不自覺中又將其糟粕發展到了極致”。
晉商頭上有一根“簽”？你看那股“九毛九”的勁兒
很久以前，一位山西商人外出山西去從事貿易的營生，在橫渡黃河前往陜西時，失足掉入黃河，遂大呼救命。岸邊眾人見其為商，即說：給一塊大洋我們就救你。商人搖頭，九毛八分，如何？眾人很是吃驚：在如此緊急情況下還能為兩分錢討價還價，實乃罕見！于是皆搖頭，豎一指，此山西商人沉吟半晌，毅然決然地樣子：九毛九，再多一分不行。眾人眼見此人要沉沒，怎能為一分錢見死不救？遂將其打撈上岸。上岸后，商人掏出一元，要求眾人找零。可是，那里有一分錢可以找啊！商人不依，眾人好笑，遂一笑了之，一元依舊還與商人。
自此，陜西人民便把山西籍人的這種“扣精神”調侃為“九毛九”，“九毛九”的稱號也由此享譽神州，作為對整個山西人的一個戲稱。有一個超級段子：山西人“九毛九”到什么份上呢，就是夏天開電風扇，他不說在那好好的扇，而是讓電風扇不動，自己端直坐在電風扇前，然后拼命搖頭!為什么？省錢啊！
《喬家大院》很火爆，這個電視劇給我們講述了一個“天下第一摳”的故事：
劇中說到陸大可在北京向下人交待：死后就睡用二兩銀子買的棺材，說：就是睡金絲楠木棺材還不是被蟲子咬？如果下人不聽，死后變鬼都不會饒恕他們，五是臨死前對玉兒囑托的那場戲，門外放的是用二兩銀子買的棺材，身上穿的是用一兩銀子買的壽衣，此人臨死前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怕后人厚葬他，費銀子。非要玉兒答應死后薄葬不可，非要把棺材停在門口，壽衣穿在身上不可，交待完了，心愿了了，也就閉眼了。
這就是弘揚晉商精神的電視劇給我們展示的“天下第一摳”形象。
正所謂事情都有兩面性一樣。“山西人九毛九”的性格與處事方式，使得山西人初期積攢財富匯通天下。但是在另一方面，這種精神把一幫晉商逐漸地斷送了——山西人在生意場上，過分地計較個人利益，考慮個人的事，甚至到了錙銖必較的地步，對商人個體來說，這一點，使得人們之間成了純粹的商業利益關系，影響了人們與過分計較利益的人進一步做生意的興趣，另一方面，對這個群體來說，在一些關鍵時期，往往帶來了毀滅性的打擊。“山西人辦事平穩，而性情拘執，且不能和衷共濟，力顧大局”。這個話語的背后，便是山西人過分計較自己利益得失的傳統與性格——“統觀始末，其成敗得失，皆系乎人，人存則舉，人亡則廢，凡事皆然。”
在傳統建筑學里，有一個專業術語叫“勾心斗角”，指斗拱相互交錯相連。山西人對建筑如此癡迷，大概對此更是心領神會。有一個事實，那就是山西人的心智特別靈巧瓏透。這種氣質，表現在文學上，是神妙，表現在工藝上，是巧妙，表現在理財上，就是精妙了。而山西人的精打細算是出了名的。隨著晉商文化的不斷深入發掘，大家對山西商人越來越刮目相看。
山西人精巧的心計城府，周密的思考能力，使得他們無往而不利，做官成官，做將成將，做士成士，做商成商。他們敢做大事，愛做大事，最終也能成大事。但作為一種群體人格，這種品質一旦失去大家的張揚，失去人格的支撐，便容易庸俗為“耍滑頭”、“斗心眼”，往往算計得過了頭，“聰明反被聰明誤”，做出些貪功求大、殺雞取卵的傻事來。{分頁}
李宏齡在著名的《同舟忠告》一書中如此懇談：“區區商號如一葉扁舟，浮沉于驚濤駭浪之中，稍有不慎傾覆隨之，……必須同心以共舟。”明代隆慶、萬歷年間，蒲州張四維家族、王崇古家族、馬自強家族都是大商人家族，三家聯姻為親戚，結成鹽商團伙，壟斷了河東、長蘆鹽利。在親緣集團的基礎上，逐漸發展成地緣組織，“晉商”這一名稱的出現，就說明清代山西商人已經形成一個地域性的商幫。清后期，山西票號在國內80多個城市設立了分號，形成了匯通天下的匯兌網絡，也是以鄉人為主體形成的山西商人群體。然而，由于“山西人辦事平穩，而性情拘執，且不能和衷共濟，力顧大局”，“晉商各號，情勢渙散，向來各做各生意，斷不能聯為一氣”，這樣的和諧和聯合并沒有能夠深入下去，更沒有能維持多久，或者只是貌合神離，以至于即使在山西票號最輝煌的時期，也沒有走向聯合，而是各家票號“家天下”式的金融網絡布局。日升昌大掌柜雷履泰和二掌柜毛鴻翙這兩位杰出金融巨子勢不兩立、你死我活的爭斗就是一個最好的例證。如此勾心斗角、單打獨斗的散兵游勇式的格局，自然不可能建立真正意義上的晉商航母，形成堅不可摧的龐大勢力，在來自內外兩股勢力的擠壓下潰不成軍也就在所難免。
終結票號輝煌的，是銀行。1897年，中國通商銀行成立，到1911年，我國已經有30家銀行。但山西票號的東家和大掌柜們，仍然渾然不覺，沉醉在繁華舊夢中。山西票號和同樣疲憊不堪的清王朝一樣，似乎只需要一次“維新變法”，就可以重振雄風。歷史的確曾經把這樣一個機會，擺在了山西票號的面前，但是，他們卻沒有珍惜。
1904年，清光緒三十年春天，李宏齡坐在蔚豐厚北京分號的掌柜房中開始給平遙總號寫信，一封短短的信他寫了很長時間，他不知道這個票號維新的建議能否引起那些身居古老縣城中的總號大掌柜們足夠的重視。但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火燒眉頭，時間緊迫。清政府已頒布《試辦銀行章程》，仿照西方銀行的模式，對銀行設立給予大力的肯定和支持。也就是說，成立股份制銀行，并不是什么異想天開的創新之舉，而是當時“響應國家號召”、“貫徹中央精神”的時髦舉動。各地分號的經理全部向山西總部請命，認為“時不可失，機會難再，宜早不宜緩也，宜速不宜遲。”這些在前線打拼的票號中堅力量，最深切地感受到時局的變化，對于變法一事，群情振奮。寫完這封信后，李宏齡又特意挑選了十三張描繪北京風光的明信片寄回平遙，懇請在山西深宅大院里的東家掌柜們出來“走一走”。
與北京劍拔弩張的氣氛相比，平遙縣城西街上的蔚泰厚票號的院里氣氛卻很沉悶，大掌柜毛鴻翰的屋門緊閉，這位在票號界一言九鼎的人物心里也是忐忑不安。他當然知道辦銀行是個好事兒，可山西有那么多的票號，那么多的掌柜，合組銀行后誰來當董事長？那董事長又會選誰來當總經理？他的心態，與慈禧等人在戊戌變法中的心態，如出一轍。他既認識到競爭變化的威脅，又不能下定決心改弦更張，更對推動改革的李宏齡心懷猜忌。最終，毛鴻瀚做出了斷送整個山西票號業前途的決定：“銀行之議系李某自謀發財耳，如各埠再來函勸，毋庸審議，逕束高閣可也。”——關于合組銀行的事大家都說是你的主意，這件事你不必再張羅了。”此后，收到來自京城李宏齡的親筆信，毛掌柜一律扔到書柜頂上，看都不看一眼：“銀行之議，不過是李某人自己想發財罷了。”聽到這樣的話，李宏齡猶如冷水澆背。
做了一輩子生意精于利益計算的毛鴻瀚認定，李宏齡的上下奔走，正是為了奪他的權，企圖成為山西票號業的首領，必須粉碎李宏齡的“奪權陰謀”。僥幸心理和鼠目寸光，讓他們過多地考慮到了自己的利益得失，從而扼殺了這場“維新變法”。
實際上，山西票號這塊招牌，當年還是挺亮的。盛宣懷開辦中國通商銀行時，就曾說“平遙有一巨手”，極力聘請他來。如果這人實在請不來，也再三托人找山西票號中的高手。“如此人不能來，弟亦決定要用西幫（山西票號），但訪求殊不易得。公于都中各西號多熟識，望再費神代為切而求之。”袁世凱當直隸總督時，想成立天津官銀號（也就是后來的直隸銀行），請山西票號入股，票號沒理睬；戶部銀行（即后來票號最大的對手大清銀行），主動挨家挨戶敦促票號入股，票號也不干。
票號的種種弊端，李宏齡看得非常清楚。他在北京先后召集了幾次同業會議，會議的議題有兩個：一方面，既要將朝廷的戶部銀行控制在自己手里；另一方面還不能讓這個銀行成為朝廷勒索山西人的工具。
對于這樣的難題，精明的山西商人，想出了一個解決辦法。山西商人的辦法就是出人可以，但不出錢。這樣做的理由是由于連年戰亂，山西票號損失很大，無力投資入股，這個方法不但可以使朝廷不能再向山西票號勒索，而且又能憑借自己的人員參與，從而把持新成立的戶部銀行。
由于山西票商的聲譽，做買賣的實力名滿天下，所以朝廷幾乎準備接受山西商人提出的全部條件。正當雙方正在進一步協商時，山西總號拒絕加入的命令傳到京城，山西商人與這次十分難得的機會擦肩而過。
為什么不干？晉商的這些東家和大掌柜們，希望永遠在自己的一畝三分地里，惟我獨尊，一旦引入外資，而且是強大的官方或者外商資本，必將受到牽制。原本豐厚的盈利可以自己獨享，現在也被迫與人分享。關起門來做大王，這正是票號總部那些深宅大院的建筑文化，也是日后閻錫山統治山西的戰略。正是這種“不容任何外人染指參與”的資本潔癖，使得山西票號錯過了一次次天賜良機。“山西人辦事雖穩，而性情拘執，且不能和衷共濟，力顧大局。”“晉商各號，情勢渙散，向來各做各生意，斷不能聯為一氣。”當時的有識之士，已經看清了票號的這一不治之癥。改革都是逼出來的。山西總部的東家和大掌柜，還沉醉在繁華夢中之時，在前線的將士們，已經在戰火中看清了局勢的危急，1908年，他們發起了一次籌組銀行的維新變法運動。山西票號這次維新變法的主張，是為了應對當時盛宣懷的中國通商銀行、朝廷的戶部銀行（即大清銀行）、外資銀行，以及交通銀行、四明商業銀行等的競爭，各大票號聯合出資成立一家大銀行，擬定了晉省匯業銀行的名號。按計劃，各票號集股五百萬兩，每個月收千分之四的股息。以當時票號極盛時期的實力，各家集股五百萬兩，并不困難。
辛亥革命之后，各家票號的處境更加艱難。為了挽救危局，票號商人又進行了兩次合組銀行的努力。很有諷刺意味的是，這兩次合組銀行最積極的倡導者，竟是當年最反對李宏齡改組銀行的毛鴻翰。
最為可悲的是，北洋政府還沒有對山西商人提出的要求做出最后的答復。票號內部就已經因為利益紛爭，自己先吵翻了。這種情況下，票號衰敗的命運徹底無法挽回了。
辛亥革命后回到鄉下開雜貨鋪為生的李宏齡，將籌組銀行流產前后的信件反復研究后，哀嘆晉商之敗并非“天數”，其實乃是“人事”之禍。100年后，仍然有人將山西票號的敗落，歸咎于時代的不幸，李宏齡九泉有知，必定再次心寒不已。
“根”出了問題？晉商不死那是不可能的
是什么原因，使晉幫商人在清末民初由昔日輝煌繁盛而步入日暮途窮之路，最終一蹶不振？又是什么力量，將其徹底沖垮擊敗，直入衰敗的深淵，而在華夏經濟發展的歷史舞臺上銷聲匿跡的？是什么原因，使得晉商沒有沿著原有的路徑發展、創新，而是逐漸衰敗呢？
晉商研究的著作汗牛充棟，各個方家都有自己的分析。總結起來，大致有如下幾個觀點：
近代以來,國勢的衰微以及帝國主義對華的侵略和掠奪；
晉商作為一個地域性的商幫,又具有濃厚的封建性和保守性；
19世紀中后期，山西商人沒有大規模投資于新式產業；
19世紀末，平、太、祁三幫票號的中心沒有隨著全國經濟、金融中心南移上海；
不能開拓新的活動區域和經營項目，尤其是在培養后代人才上的失誤；
外國資本主義侵略的影響。鴉片戰爭后，外國資本主義勢力利用其在中國攫取的經濟特權，擠壓中國工商業者，使中國的手工業、商業蒙受了重大損失；
封建政府的腐敗與內亂外患的影響；封建政府肆意壓榨的影響；
近代交通發展后貿易路線改變的影響；
明清晉商是封建統治階級的附庸；
“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傳統觀念，束縛了晉商的發展；
近代企業的投資見效周期過長，致使資金大量積壓，陷入困境；
……
如果我們從哲學、辯證法的角度來看這些原因，我們估計都會搖頭：這些原因只是表面的，這些表象的背后，深層次的原因是什么？
張正明教授在《明清晉商與猶太商人比較研究》一文中指出，猶太商人與晉商的成功，其底蘊就是猶太商業文化與晉商文化。從中看出猶太商人和晉商有好多相似之處，如重信守約、對信息高度重視、切忌輕信、穩妥經商、掌握多種語言以及各自的文化之于商業的作用，等等。
既如此，晉商為何只在短短五百年之后出現了如此大的反差呢？
中華文化和猶太文化確實也有許多相似之處，但有一點卻有著本質的差異，這就是信仰文化：
猶太人從來只敬拜一位上帝，而且堅信只有他們信的才是獨一真神；猶太人對上帝的信仰是骨子里的，是讓上帝在主觀意識里占主導的，是完全以上帝的教導來生活的，是可以為信仰付出生命的代價的。
中國是沒有本土宗教的，據說佛教是從印度那面取來的，伊斯蘭教好像是阿拉伯人帶進的，至于基督和天主確實是西方列強們贈給我們的“禮物”了，道教確乎是中國本土的產品，但早已被張道靈他們弄得只剩捉鬼降妖的把戲了。不過，自古以來敬神的香火興盛不衰，各個時期有各個時期敬神的方法，各個地方有各個地方的敬神說法。在中國敬神是一件容易的事，成仙也是一件容易的事，人可以成仙，動物也可以成仙，一棵樹一朵花，一塊磚頭一片瓦礫均可成仙。
說到底中國人的敬神是比較務實的，早上栽樹是為了晚上乘涼，至于別的教派所說的極樂世界或者天堂，那有些太遙遠了，連圣人孔子都說：“未知生焉知死”，何況蕓蕓眾生們。
敬財神可以馬上發財，敬藥王就會身體康健，敬送子娘娘會多生兒子是不在話下的事情，進不進天堂，到不到極樂世界眾生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把現在的生活過好是最大的實惠。因此，中國人拜神是出于一種功利性的目的，是一種近乎等價交換以求雙贏的商業行為。中國人有很多信佛教、信鬼神，中國人是多神論、泛神論，只要是有利于自己都可拜，據統計，中國各民族信的神加起來差不多近四萬個之多。因為他們想祈求得到現成的利益，并沒有把宗教當作一種信仰，而是懷著一種功利的心去希望得到好處。在晉商發源地，山西省介休市龍鳳鄉的張壁村，我們可以看到，祭祀的范圍幾乎被無限化的擴大，既有三大士、真武大帝、呂祖等佛家和道家的宗教神靈，也有空王佛、子孫娘娘、痘母娘娘等民間俗神，還有關帝、二郎、可汗等社會人神。這讓我們看到，中國民間信仰的一個顯著特征是它的實用性與功利性，任何有希望解決現實問題的神靈都有可能成為頂禮膜拜的對象，這是中國百姓同時供奉眾多神靈的心理基礎。
而西方人信教大多是一種純粹的信仰：基督教告訴人生活就是為了受苦，人只有在死后才能解脫才能上天堂。所以可以說西方人是為了一種幻想中的天堂經營自己的信仰，并沒有功利性。相反，西方很多宗教的戒律是讓人受苦的，比如猶太人的孩子生下來第八天就要行割禮，再比如《達芬奇密碼》中的基督教信徒執行對自己虐待似的教規。我想這樣的宗教在中國是絕對沒有市場的，不但不能給人好處反倒還讓人受苦，精明的中國人是不會做這樣的傻事的！
那么這種信仰文化的差異之于商業行為究竟有什么作用呢？
比如說誠信。猶太人把信守契約當作是神的旨意，他們一直都能做到堅持誠信，因而，猶太人的誠信是基于一種信仰，是對上帝負責，是履行和上帝基于信仰的約，守信必蒙賜福，違約必遭罰。誠信意味著平等的交易、公平的競爭，《羊皮卷》中是這樣說的：“你們不可行不義，要用公道天平、公道砝碼、公道升斗、公道秤。”在這樣的信仰文化里，猶太民族幾乎人人都是“一諾千金”的布季，這是世界公認的；而中國人講誠信是基于一種文化，只需對自己(頂多是組織)負責，從功利出發，只是為更好地吸引顧客維持自己的生意持久，在這樣的文化里，“一諾千金”只是一個群體努力效法楷模，是個特例。這樣，中國人敬奉“關公”只是為了用關公忠義來約束伙計或掌柜的敗德行為，從而保證商業的成功。而猶太人為了捍衛他們神圣的信仰付出了許多生命的代價，金錢在信仰面前又算得了什么呢？
晉商有自己的信仰，關公就是山西商人發明的“財神”。徽商發源于朱子的故鄉，晉商則發源于關公的故鄉。對晉商而言他們賴以生存的宗教就是關帝崇拜，這種崇拜與新教和資本主義的相互作用類似，流布天下的晉商信用正是通過崇寧殿中裊裊的香煙而薪火相傳。“關公”的忠義誠信在五百年晉商發展史上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但由于晉商信仰的功利性，當功利之目的達到了甚至形勢好得讓東家想也沒想到時，這種文化的約束力不經意間被忽略了，當各門店的“關公”越來越成為一種擺設時，各種敗德行為就日漸顯露了：摻假、刁蠻顧客、私分、貪污、內部人控制、欺瞞東家……晉商就開始走下坡路了，這是晉商后期衰落前的普遍現象。就如當今學生考大學。如果你的目標是考大學，則十年寒窗苦讀煞是用功，而一旦考上大學如愿了，那股勁頭也勁減，于是通過上網、讀戀愛來消磨時光。錯在你的目標是考大學，而不是像富蘭克林，他窮其大半生精力是為了揭開“雷電之謎”。一個是探索真理，一個是求取功名。哈佛大學著名漢學家費正清教授一句話很有意思：“相信永恒的西方人敬畏上帝，只注重今生的中國人惟恐得罪寶座上的皇帝”。這句話最明顯地讓人看到晉商信仰功利性的根本原因是“只注重今生”，似乎也讓我們看到了晉商后代奢華墮落的合理解釋：今朝有酒今朝醉，管他三七二十一。
說穿了，晉商其實就是打著老鄉“關公”這塊招牌，最早進行組團造艦的一伙商人。每座大廟戲樓都維系著一個商貿集團，包融著票號、糧食、藥材、毛皮和日雜等多種經營。而全國的晉商們，其實都加入在一個更大的全國性的商貿集團。敬奉關公更是用意深遠，對內——晉商們來說是一種管理約束，對外——經商所在地的人們來說是一種宗教約束，
奠定西方社會基礎的法理精神和契約精神也是從猶太人繼承過來的。舊約《圣經》中上帝先后與亞當、亞伯拉罕、摩西、約書亞、大衛、所羅門立約，這是猶太人更是猶太商人契約精神的源起，所以，猶太商人一旦和誰定了契約，即便賠個傾家蕩產他肯定會履約，因為在猶太商人那邊，他首先是已和上帝有約，違背對方就是違背上帝。而舊約《圣經》出埃記中記載上帝將律法寫在兩塊石板上令摩西傳于以色列人世代遵行便是猶太人法理精神的起源，這也是西方法制觀念的源頭。猶太商人正是憑著法制和契約(現在的制度和合同)在和全世界各族人民做生意，無往不勝，猶太商人可以用所有種族的人為他們服務，而晉商只用本鄉當地人。晉商有個規矩，“用鄉不用親”。雇人一定要雇用老鄉，尤其是本村、本縣的，但是不能是親戚。晉商不管走到哪里，都是老鄉拉幫結派，成群結伙的。正是同鄉之間互為犄角，互為支援，才成就了晉商和徽商歷史上的輝煌。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國幾乎所有商業繁盛之地，其最惹眼、最氣派的建筑不是徽商會館，就是晉商會館。會館者，老鄉交游約會之館也。明清時期，客籍異鄉的各地商人為了擺脫當地牙商的控制，攜手一致對外及協調內部關系，常常以地域為界限，組成商幫，同時為了便于在各地進行商業活動和組織內部活動，又在各地設立了公共的商業活動場所——會館。會館和商幫乃是一種表里關系，會館是商幫的外在組織表現形式。只用老鄉，其根源是：晉商所制定的一系列制度的基礎是人治，這是基于儒家文化而產生的。必須是“知根知底”，這樣晉商用人具有明顯的地域限制，“得三晉英才而經商”，而猶太商人可以立于完善的制度“得天下英才而經商”。人才優勢在經商中的重要性自是不言而喻了。
讓我們再回到猶太人。近兩千年的流浪，所到之處經常遭受逼迫、蹂躪、殘殺，幾近滅絕卻都起死回生，之所以沒有被同化，之所以始終像一家人，是因為無論飄到哪里，無論遭受怎樣的逼迫，他們都保存著兩本在他們看來比自己生命還重要的書，《圣經》(舊約)和《猶太法典》。每一個猶太小孩子在剛懂事時，大人將蜂蜜涂在《圣經》上讓小孩舔，告訴他們這是上帝對你的祝福，這是美好的禮物，讓孩子從小喜愛讀書，有一顆敬畏上帝的心。幾乎所有的猶太人窮其一生都是研讀這兩本書。這種教育使祖祖輩輩世世代代的猶太人都敬畏上帝，遵行上帝的旨意，度完短暫的人生回到天父的懷抱！這種信仰使他們從小就憎惡、遠離一切上帝所不喜悅的，竭力追求上帝所喜悅的。這種永恒的追求、永恒的價值觀念融入他們的生命。這就是信仰的力量。在這樣力量作用下猶太商人再富裕也不至于墮落到晉商后代那樣的光景。在猶太人的信仰里，揮霍和浪費都是極大地不敬畏上帝。正是基于這樣的思考，我們不難看出：信仰的缺失是晉商后代奢華墮落的根本原因。人之墮落，其業必敗。所以，梁小民先生的觀點是：“一個商幫只要不斷地思變，外部環境再惡劣，也可以找到出路，只有自身已不再思變，不再前進時，才會‘無可奈何花落去’”。所以把晉商的衰落僅僅歸因于清王朝的崩潰和辛亥革命的沖擊，顯然不足以說明問題的根本，這只是外因。如果說這樣的外因，況怕沒有那一個民族的遭遇比猶太人更糟了，但猶太商人何時衰落到一蹶不振，不再復起之絕境！
因此，有人說，西方清教徒商人是從“禁欲”開始商業活動的，而中國企業家則是從“貪欲”開始的。
《山西經濟日報》曾經刊發過一篇題為《抱愧晉商》的文章，作者說：“我們不難看出信仰文化之于商業、之于市場經濟的作用。從這個意義上再來審視明清晉商后代的墮落之現象，也就不難解讀了。市場、金錢始終應該是表面的淺層的，而更深層的處于支配地位的則是文化或是信仰。什么時候舍本逐末，都必將不能長久。明清晉商持續五百年輝煌的深層文化背景是置信、義于利之上，而晉商的衰落首先是文化的衰落，是信仰的喪失，這是根本。
從文化的角度來審視，信仰的功利性是造成晉商商業行為在健康狀態不能長久運行的根本原因，而信仰的缺失則直接導致晉商后代道德淪喪，奢華墮落最終喪失了祖先基業。與猶太商人相比，晉商的大起大落似乎都可以在信仰文化里找到問題的答案。”
除此而外，晉商秉承了傳統的儒家文化，又通過與外來文化碰撞，以山西黃土文化為基礎，消化融合形成山西獨特的“廉商誠賈”的晉商文化。因此晉商文化以晉商的商業道德為基礎，遵循敬事而信的原則，既有敬業的精神，又有誠信的品格。“誠信”是晉商文化的核心理念，“以義制利”是晉商經營的哲學基礎。 山西商人正是本著“仁中取利真君子，義內求財大丈夫”的經營理念，“誠召天下客，義納八方財”，重視商譽，而且謹慎經商，不敢冒風險。晉商積淀精神氣質，源于中國傳統文化，使得他們在哲學世界觀上恪守居庸處常、尚中貴和的中庸思想有極大關系。“庸”即人倫日常日用，孜孜于此，就會對人民生活、生計心懷殷憂，把淑世之情變成入世之行；就會以平常、平等之心接人待事，從而善于創建自己的新文化。“中”即“執兩用中”，恪守“中道”，就會不傍不倚，膽大心小，獨立自主，明智決策；就會克勤克儉，節用有度，講求效益，精于算計……
正是因為晉商這種精神沉淀，使得晉商缺乏競爭意識，不能主動適應歷史條件的變化，改變過時的組織形式與經營方法，導致在列強入侵，殘酷競爭的新環境之下，他們感到不適應，力不從心。而東部地區，實力遠不如票號的錢莊業具備競爭意識和競爭思維，他們的資本主要來自于商業，業務活動也主要為商業服務，從而在競爭中順利轉型，實現金融成長。
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是確定人與人之間的尊卑長幼關系——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明清山西商人主張用儒意通商，擇人委任，唯賢是舉。晉商在開業時選擇最著信義的優秀人才為經理，凡被選中者須精明強干，精通本行業務，了解本行全部商業活動，具有運籌帷幄、決策千里之外的膽識與謀略。但是山西票號東家將一切經營活動、人事管理、資金運用，委托經理、掌柜全權負責，東家概不干預。如果遇到虧損，只要不是經理人為的失職，東家并不會責怪，反而補充資金，期待來年有所轉機。這種東家與經理、掌柜之間的委托經營關系是建立在信賴與忠誠的基礎上，以經濟利益關系為紐帶，體現了企業內部“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晉商文化。嚴格的管理體系正是由這種傳統的尊卑秩序來維持的。東家（相當于現代企業管理體系中的董事長）——總號老幫（相當于CEO）——各地分莊老幫（相當于總經理）——不同層次的掌柜或者伙計（相當于部門經理），他們構成了一個嚴格等級體系。雖然有一定的現代管理元素，具有一定積極意義，實際上是“君君臣臣”關系的體現。在一個以“人治”為中心的社會里，沒有這種尊長秩序是無法想象的。而“人治”的必要條件正是絕對權威的存在。在“人治”票號里，絕對權威的表現就是決策往往由一個人說了算。這樣一個票號的興衰就取決于一個人了：他決策正確，票號成功；他決策錯誤，票號失敗。與此同時，晉商票號嚴格的號規約束只能引起防衛性行為，不能產生激勵效用。工作中的成就感和對工作的精通屬于自尊的需求，是一種自我實現的欲望。這種需求是一個人在運用自己的能力方面，想使自己最大發揮潛能。可是普通員工對號事沒有發言權，經理、掌柜很少通過觀察、交往和對下屬的傾聽，了解普通員工的期望，對反映普通員工需求和期望或抱怨重視不夠或根本不重視。普通員工即使得到金錢需求滿足，他們的社會、自尊及自我實現的需求很難得到滿足，這樣票號缺乏有效的溝通途徑，經理、掌柜與普通員工和諧團結的群體精神發揮得不夠，導致員工敬業精神降低，對組織的忠誠度降低，許多員工疏遠了與票號保持親密的關系，團體的凝聚力隨之降低。
研究人員程慧指出：晉商的成功就在于建立了一套體現中國傳統文化的激勵機制和商業道德。但是，它的衰敗同樣也在于中國傳統文化本身固有的缺陷。
真可謂“成也傳統文化，敗也傳統文化”！
她得出來的結論是：現代企業的生命力在于用法治來代替人治，但晉商是無法從人治走向法治的。這不僅是晉商的悲劇，也是中國封建社會的悲劇。
中國傳統文化還有一大特點，就是保守和排外。作為封建商人，和封建統治者一樣他們拒絕接受一切非封建社會的新事物，更加談不上“與時俱進”了。傳統文化中的保守和排外，是長期以來我們貧窮落后的重要原因，這一點又充分體現在晉商身上。受內陸黃河文明的影響，晉商一直以封閉、保守著稱，賺到錢以后，或者修筑防御性極高的深宅大院，或者代為行使當地政府的一些權力，總之是惠及鄉里，成了晉商的傳統。所以山西都是高筑墻，深挖洞，廣積糧。他們在讀書科考方面不能實現的文化夢又一次復蘇，他們把自己的宅院蓋得非常符合中國傳統的儒、釋、道文化，再把多年從商形成的“風水”文化融入其中，于是，一座座長方形的封閉四合院建成了，封閉的高墻使自家屋檐的雨水都流不到墻外，這叫“肥水不流外人田”，裝飾性建筑風水墻、照壁等在美化著宅院的同時，也于不經意間流落出了晉商們那種對自己人生機遇無法把握的無奈。
他們在文化上的落后，成了晉商心中永遠的結。他們所做的，就是用建筑上極力地炫耀中國的傳統文化來掩蓋他們內心深處的自卑。“他們的商業人格不能不自相矛盾乃至自相分裂”，余秋雨先生關于晉商的這句話實乃到位。
可以說是傳統文化造就了晉商，同樣也毀滅了晉商。
晉商的衰敗有其歷史的必然性，是歷史合力的綜合結果。但社會環境、政治環境和外來因素的侵入，無一不對晉商的演進發生影響。這些因素并非各自孤立，而是互促共進的。晉商的衰亡就在于他們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自覺或不自覺地將晉商文化的消極因素貫穿到經營和組織管理之中，使晉商文化成為其實踐活動中的內在靈魂。
因此，我們不妨這樣理解：晉商衰敗，是因為文化出了問題。做為精明的有實力的商人為什么沒有選擇適應新制度，歸根結底還是文化因素。比如產權問題，家族式管理是開始興盛的一個原因，后來卻成了最致命的傷害，各家族內部產權不明晰，家族之間利益分配就更難統一。票號的實際運營者因為有了頂身股制度也不愿意分權，這些都是票號做不大的原因，此乃家族文化的緣故。
票號和政府關系過于密切，初期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化解經營風險，甚至有很多票號替山西的有功名的人捐官，但是后來它的服務就太單一了，金融產品一定要有衍生性，單靠最初的純信用性擔保業務利潤小風險大，特別是遇到了動蕩的社會，貶值最快的恰恰就是信用，這個時候晉商可以考慮進入諸如典當、抵押等業務，一方面放大存貸優勢，另一方面從社會吸取實業資源。此乃官本位文化所致。
我們看到，南方的經濟已經崛起，最早的思潮與洋人接觸的機會都是在南方形成的，南方的地方官思想先進，對個人實踐都抱著積極的態度，整個社會底層人群的見識對新事物的接受程度都很好很多，為什么晉商沒有搶占南方，要么說明當時內部效率已經很低鞭長莫及，或者意識已經跟不上全球化浪潮沖擊下的寧波商幫。這就是地域文化的差異。
誰是“新晉商”？高舉的這桿旗面向誰迎風而立？
“新晉商”這個詞成為近幾年山西最為熱辣的稱呼。
“新晉商論壇”、“新晉商研究會”、“新晉商網站”，一系列打著“新晉商”名號的活動在山西緊鑼密鼓地展開，當地媒體也對此趨之若鶩。
在煤商們開始崛起的上世紀末，“晉商”這個詞被諸多學者和官員從歷史陳跡中翻尋出來。
“晉商”最初只是作為山西旅游的一塊招牌被挖掘出來。余秋雨在山西的游歷中和有關文獻記載中，發現當下經濟落后、灰頭土臉的山西，100年前及上溯到更久遠的時候，竟是執全國金融牛耳的所在。以至于余秋雨深感“抱愧山西”，他稱自己沒有想到曾經有這樣一些商人富甲海內500年。而電影《大紅燈籠高高掛》改編自蘇童的小說《妻妾成群》，反映的應該是江浙一帶有錢人家的庭院生活，但導演張藝謀所選的外景卻是晉商重鎮祁縣喬家大院，非常機巧地為余秋雨所揭示的晉商曾經的輝煌做了最形象的注腳。互為表里，相映生輝。
托鄰居陜西人張藝謀的福，借學者余秋雨先生的光，“晉商”這一概念最先熱起來的是“大院旅游”，一批又一批人去看那處在“窮鄉僻壤”里面的大院，震撼之余感嘆萬千。喬家大院這個在“大紅燈籠高高掛”之前鮮為人知的晉商老宅漸漸為人所熟悉。當時，晉商舊宅中的王家大院已破敗不堪，常家莊園則只剩下了一個后花園，在“晉商大院”成為旅游景觀后都被修葺一新。{分頁}
大院熱了，平遙票號也熱得燙手，“晉商”成了一個金字招牌。
以平遙票號老板們為代表的晉商確實在中國金融發展史上寫下過輝煌的一筆，觸摸著斑斑駁駁的平遙古城墻，我們可以強烈地感受到晉商們當年的富庶，繁華雖已是昨日的夢，但它的余熱至今還能溫暖一顆顆懷舊的心。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遺存的豪宅大院，在隱約折射一群老晉商的王者氣象的同時，更加清楚地反襯出當代山西民營企業的落后現狀。不但與叱咤風云的前輩不能比，即便與沿海發達省份相比，今天的山西民營企業也遜色許多。
古黃河的堯天舜日早已遠去了，大唐朝的風流俊才已經退場了，五代時的刀光劍影已經落幕了，宋元時的淺吟低唱已經嘶啞了，明清際的革命烈火已經淡然了，就是那喧鬧一時的學大寨放衛星，也已過時了。終于，不甘心的山西人，在那個叫余秋雨的學者提醒下，又興奮地揀起“祖上曾經闊過”的票號文化，吶喊起來，熱烈起來。
在旅游之后，晉商也成為山西人宣傳“5000年文明看山西”的文化招牌。2006年，反映晉商興衰史的電視劇《喬家大院》風靡大陸，但這只是山西省追溯“晉商精神”的事例之一。此前，話劇《立秋》、歌舞劇《一把酸棗》都曾在遙遠的北京引起轟動。11月份，《立秋》甚至把舞臺搬到了臺灣。一系列的動作背后，主辦者的名單上都印有“山西省委宣傳部”的名字。
2005年，山西省委主要領導易人，曾擔任過新華社副社長的張寶順接任省委書記，而在深圳長袖善舞的于幼軍則成為新任省長。執政者的思路發生了變化，張寶順在不同場合強調山西要改變投資環境，省長于幼軍則把上任后的第一把火燒向黑礦，并稱“黑礦不除，省無寧日”。 “新晉商”的概念在這一年應運而生。
2005年8月，有著濃重官方氣息的山西新晉商聯合會成立，山西政經兩界的首腦人物盡數出席，山西省政協副主席薛榮哲當選會長。山西省省長于幼軍在會上發出的“打掃門庭、開好菜單”的演講吸引了眾多關注。
“新晉商”一詞在這之后成為了山西各種活動的首選稱謂。山西財經大學在一年一度的山西經濟高峰論壇上開始討論“新晉商”。山西工商部門公布的山西民營企業百強榜也被冠之以“新晉商百富榜”的名目。山西省官、商、學界的一系列行動都表明，山西意圖重新塑造山西商人的形象。一時間，晉商竟成了一個熱門話題，在學術層面上也成了一門顯學，而在山西的行政操作中也把老祖宗的殘陽當作重振山河的朝霞來膜拜。試圖從中探幽見微，煉冶出一副靈丹妙藥，來療救今天千瘡百孔的人文和經濟環境。
正如一位記者所說：一個世紀前的山西商人——他們在財力上和經營技術上都是商界潮流領先者——從看起來最為優越的地位，一下子可恥地墜落到一種落后地位，成為失意和孤獨的一群。知恥近乎勇，復興晉商的狂熱努力很容易被理解。
“新晉商”概念出籠之初，就力圖為被“抹黑”的山西商人正名。新興產業的商人們則成為對外宣傳的形象代言人。網絡英雄李彥宏、航空大亨陳峰、投資銀行家薄熙永成為山西省政府認可的新晉商代表人物。這些商人都只是晉籍商人，其創富經歷及產業大都在外地，但在新晉商聯合會網羅的上千家企業中，他們卻成了主力軍。這批商人遍布北京、天津、上海、深圳以及海外，基本從事金融、證券、投資、互聯網等各種產業。
大陸各省紛紛推出了“魯商”、“浙商”、“徽商”的活動，甚至在今年舉行了聲勢浩大的十大商幫聚會，仿佛一夜之間，各省都找到了中國商道的傳統。其他名號的商人們都平靜地把帽子戴在了頭上，唯獨山西，關于新晉商的命名卻引發了新的爭論。
《鳳凰周刊》在一篇題為《“新晉商”運動》的文章中進行了上述描述“新晉商”的復興與運作。
盡管如此高調，如此大動作，新晉商卻面臨著一個巨大的尷尬局面：誰是新晉商？
我們回望一下新晉商聯合會成立的新聞通稿：
在21日召開的新晉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上，第九屆全國政協委員、山西省政協常務副主席薛榮哲當選為首屆會長，山西省政協副主席張正明，山西省商務廳廳長王淑珍，中國光大集團副總裁薄熙永，原省計委主任張奎，中國海南航空集團董事長陳峰，百度公司總裁李彥宏，香港招商集團董事局主席秦曉，太鋼集團董事長陳川平，山西煤焦集團董事長杜復新，安泰集團董事長李安民，山西國際電力公司董事長郭明當選為副會長，省上市辦主任趙胄豪當選為秘書長。
在22日的成立慶典儀式上，新晉商聯合會特別聘請全國人大常委、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副主任王茂林，北京市市長王岐山，富士康集團總裁郭臺銘擔任新晉商聯合會名譽會長，聘請省政協主席劉澤民，原山西省政協主席郭裕懷，副省長王昕、牛仁亮擔任聯合會顧問。慶典由省政協常務副主席、新晉商聯合會會長薛榮哲主持，百度總裁李彥宏代表海內外晉商在慶典儀式上發言，省國際電力公司董事長郭明宣讀了《新晉商宣言》。
省委副書記薛延忠代表省委、省政府祝賀新晉商聯合會的成立，并希望新晉商聯合會為推動山西經濟騰飛作出積極貢獻；省委書記張寶順，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副主任王茂林共同為新晉商聯合會揭牌。
副省長宋北杉主持了隨后舉行的新晉商國際論壇，副省長王昕、中國海南航空集團董事長陳峰、百度總裁李彥宏等先后進行了主題發言。
當天正式成立的新晉商聯合會共擁有1048個成員，其中468個機構成員，580個個人成員，成員分布國內外各地。
從這個新聞通稿中，我們能讀出什么來呢？
觀察人士如此評論：新興產業的商人們則成為“政府認可”的對外宣傳的形象代言人。網絡英雄李彥宏、航空大亨陳峰、投資銀行家薄熙永成為山西省政府認可的新晉商代表人物。這些商人都只是晉籍商人，其創富經歷及產業大都在外地，但在新晉商聯合會網羅的上千家企業中，他們卻成了主力軍。這批商人遍布北京、天津、上海、深圳以及海外，基本從事金融、證券、投資、互聯網等各種產業。
從新晉商聯合會的成員逐個分析，我們完全能印證這一點。
“新晉商” 這張名片的制造者們似乎無意將這一頭銜奉送給煤商。“我們的成員中煤老板很少，有的話也是大型的國有企業。其實現在山西沒形成真正意義上的新晉商，這個聯合會除了要聯絡各地晉商成為一個群體外，更重要的是要重新倡導晉商以前的那種精神。”新晉商聯合會的理事姚寶說。這位晉商話劇《立秋》的編劇認為煤商不應該成為新晉商的主體。
“確實有一些民營企業家，在這個問題上沒有為山西考慮。如果說外省的企業家來山西，把煤挖完了污染一下，走了，我覺得還是有情可原的。但是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山西人，把山西的煤資源大批的轉出去，甚至是破壞性地轉出去，我覺得是良心壞了，這是應該討論的。”前山西省委宣傳部長申維辰在一次晉商論壇上有感而發。于是，本土煤焦商人中的大部分則在這一輪的文化加冕運動中備受排擠、冷落。
在這場“晉商復興運動”，或者說“晉商文化加冕運動”中，政府的主導思想，或者代表政府思想的社團組織，都似乎要把“煤商”這一概念遠遠地撤離“新晉商”。換句話說，“新晉商”實際上就是為一度遭到各種非議的“山西商人”正名，而山西商人之所以遭到非議，是因為“官煤勾結何時了；豪奢之風何時了；礦難事故何時休；生態移民何時止；文化產業何時興。”箭頭直指煤商。
但是，煤商不算“新晉商”，那么，什么是“新晉商”呢？
沒有人給出答案。
于是，我們看到了，在這場政府搭臺、商人唱戲、文人捧場的加冕運動中，高舉的旗幟竟然沒有任何詮釋。
山西省社科院能源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夏冰認為，新晉商的概念相當模糊，在商人的概念中會有多種的商業往來，而煤商們則大多仍只是處于訂單銷售階段，新晉商不包括煤商也會有這種考慮，但顯然不應該將之排斥在外。
“煤商為什么不是新晉商，我認為他們是不能忽視的一部分。”在山西省政協文史委員、晉商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高春平看來，煤商的崛起是時代的產物，他們已經掌握了大量的社會財富和社會資源，已經成為一股不可忽視的經濟力量，將之排除在新晉商的門檻之外顯然不合適。
政府以及相關機構如此，問題的另一面，是許多的人對“新晉商”這頂帽子并不感興趣。
“披上文化的外衣就成新晉商了嗎？”一位只讀過初中的煤商不以為然。介休市富豪閻吉英投資7億元開發綿山，使之成為山西晉商大院文化旅游中的重要資源，但當選新晉商聯合會副會長的卻是他的同鄉李安民。
“我覺得我還沒有資格被稱為新晉商，因為我只是一個商人。”太原富豪張新民的說法代表了一批煤商的心態。“新晉商”這樣的名片對于重視實利的煤焦商人們來說吸引力并不巨大。
除過煤商是不是新晉商這一概念懸而未決之外，還有一個概念讓許多人士百思不得其解，那就是：什么是新晉商？什么是晉商？新老晉商如何區分？
山西財經大學教授崔滿紅對“新晉商”的提法表示了不同意見，在他看來，現在的山西商人跟“晉商”沒有任何關系，而山西煤焦商人們的企業操作也與現代企業的理念相去甚遠，他甚至不愿意稱他們為企業家，而只愿意稱他們為“企業主”。
《中國商人》雜志編輯部主任侯耀晨發問：“老晉商”未必就是舊的、“新晉商”未必就是新的，新晉商應該是一個承前啟后的概念而不是一個“劃時代”的概念。因為，即便在純商業層面上作為，依舊沒有資格跟“老晉商”相提并論。”
“我們需要搞清楚一個最核心的問題，新晉商代表的是一種商業勢力呢，還是一種人生信念？也就是說，解決一個基本的問題，如果新晉商是一雙新鞋子，那么放在鞋子中的腳，應該是怎樣的兩只腳，應該走什么樣的道路？”
遺憾的是，沒有任何機構或者部門來正面回答這個問題。那么，我們要問：這個運動如何來玩？
山西大學教授崔滿紅就極力反對將“晉商”神化，也反對“新晉商”概念的制造，在當地媒體組織的一次會議上，他公開發表反對意見，這之后他就很少出現在官方的“新晉商”論壇之中。
作為新晉商聯合會常務理事的姚寶說起這事頗有感觸。“我們的成員中煤老板很少，有的話也是大型的國營企業。其實現在山西沒形成真正意義上的新晉商，這個聯合會除了要聯絡各地晉商成為一個群體外，更重要的是要重新倡導晉商以前的那種精神。”姚教授說尤其是誠信，這是當年晉商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現在中國商人非常缺少的品德。
哪里來的“新晉商”？立足的基礎與環境存在嗎？
《中國商人》雜志做過一個調查，就是：如今一提到晉商，你會想到誰？
答案是，幾乎百分之百的人們就會自然而然聯地想到明清時期的晉商。
這似乎表明，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當代晉商并沒有找到新的商業突破支撐點。如果說晉商的名聲靠票號支撐，那么“新晉商”憑什么立足？
山西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劉建生就表示，無論在經營范圍還是從業人員，以及對社會發展的影響上，現在的山西商人與老晉商都無法同日而語。除了黃河文明中一些潛移默化的影響仍在發揮作用，新老晉商之間已沒有什么聯系。晉商只是一個歷史概念，因為晉商文化在大約一百年前出現了斷層，至今還沒有緩過氣來。
“晉商，已成為歷史。”百度CEO、新晉商聯合會副會長李彥宏說。
“山西哪有什么民營企業家，還不都是靠官府吃飯的”。太原市一位搞電力的老板曾經這樣對采訪的記者說。山西省是中國能源重化工基地，提到山西商人，幾乎眾口一詞“煤老板”、“暴發戶”。從常規上看，資源型的產業，一般都是誰掌握了資源，誰就擁有了財富。 “熱錢都投在煤、焦、鐵等見效快、產出多的短期項目上，特別是煤礦，因為煤礦最掙錢。”山西省政府的一位官員這樣向記者表示。
當年名震一時的李海倉涉足的就是焦炭和鋼鐵行業。據統計,進入2003年度中國民營企業500強的13家山西民營企業，有11家主營上述兩項產業，或者是做煤炭行業出身。山西各地的“煤炭富豪”、“焦炭大王”層出不窮。
長期“計劃飯”的供養，注定給山西商人抹上濃厚的“崇官”色彩。正如費正清在《美國與中國》中寫到的：“中國傳統的做法不是造出較好的捕鼠籠來捕捉更多的老鼠，而是向官府謀取捕鼠專利”。 晉商的“官商”傳統已經成為晉商重新崛起的一大瓶頸。同時反觀晉商的生存土壤，也有著相較沿海發達地區不太有利的一些外部因素。
“山西的官本位思想太過濃重，吃、拿、卡、要的現象非常普遍。在山西，民營企業老板向地方官員行賄的情況并不少見。”山西省中小礦山井巷企業聯合會主任閻敏才說，他一直替來晉投資的外地民營企業服務。
2004晉商國際論壇期間，一位山西臨汾的企業家憤然直言：“我們渴望與政府的關系是‘魚水’關系，但現在卻成了‘油水’關系，企業成了唐僧肉，誰都想來吃一口。”
據了解，一些全國知名的山西民營企業做大后，被省政府重點保護，目的是“減少尋租空間”。保護內容是：“任何部門要去這些企業檢查，都必須到指定機構申請備案。”
但是即便這種重點保護，也阻止不了非正常情形的出現。“一些領導到企業‘指導工作’，企業除了招待大隊人馬一頓‘工作餐’，總免不了送給主要領導一個裝‘土特產’的箱子，箱子里裝的什么，大家都心知肚明。”一位不愿具名的晉商說。
在官、商利益的共同驅動下，誰人能夠否定得了建國后特別是改革開放后山西的歷史，不是一部大挖煤炭的歷史呢？而山西企業家的行業組成，也幾乎全都染“黑”：“山西本省排名前十位的富豪中，無一不是煤炭起家的”。
毋庸置疑，“新晉商”形象在山西實際上都沒有建立起來。
“新晉商”的形象在發源地沒有建立起來，有一個顯著的特色就是新生富豪不愿意戴“新晉商”這頂帽子，而這頂帽子有關部門也正如前文所述不愿意送給這些依靠煤炭發財的新富豪們。
乙丁先生在自己的博客上就闡述了自己的觀點：《立秋》以“晉商”為體裁，向人們傳遞的是一種“晉商”之所以在當時興旺，“財布九州”，關鍵是“以誠信為本”，順應當時社會經濟的發展，一步一步做大了家業，創造的“奇跡”。但是，隨著時局的進一步演變，“晉商”遇到了新的挑戰，在“痛苦”的抉擇中，“晉商”該怎樣發展？劇情到此戛然而止，取名《立秋》，很意味深長。事實證明，后來的“晉商”沒有走出“困境”，在歷史中劃上了一個至今回憶起來仍讓人頗值得玩味的“句號”。于是，這成為山西人的一種“晉商”情結，始終盤桓在一些人的心中。這幾年，不僅是《立秋》，還有《白銀谷》、《喬家大院》、《白銀帝國》等一批有關"晉商"體裁的作品問世與熱播，均受到歡迎，使人們面對現實，重新呼喚著“晉商”，期盼“晉商”重塑輝煌。呼喚“晉商”什么？誰都明白，主要是“晉商”的誠信和對機遇的把握。也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山西作為“晉商”的“發源地”，似乎更有責任來再現和弘揚“晉商”精神，有關人員和部門也為此發起成立了相應的機構，進行研究、探討，并冠之以“新晉商”，其用心、用意不能不說是“良苦”的。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如今山西以挖煤而富的所謂“新晉商”們大多卻并不“買帳”，并不熱衷于“新晉商”的稱謂，也不熱心于“新晉商”所應該承擔的社會責任和義務，與當今的“浙商”、“徽商”、“閩商”完全不能同日而語。這又是為什么呢？《立秋》的“火爆”只能表達一種民心、民愿，而越是在其“發源地”如今與之相差甚遠，人們就越期盼，關注就越強烈；新生的山西富豪之所以不愿被冠之于為“新晉商”，與我們當地的“環境”“氛圍”，與他們所處的現實有許多復雜的微妙的難言的“關系”、“矛盾”有關。看不到或看不透這個“關節點”，《立秋》可能仍將“火爆”下去，民眾還能做什么、說什么呢？山西的“新富豪”、煤老板們就只能“現實“一點，“務實”一點，“短視”一些，讓自己本來就不高的“素質”“自然”一些，被人“詬病”，任由別人想說什么就說什么吧！反正，不管怎樣，只要不影響自己賺錢就行。只要有了錢，就有了主動權，干什么都行。進，可以繼續用錢打拼“天下”；退，可以離開山西，想去那就去那兒，那里舒適，那里能夠享受生活就去那兒。而他們這種能伸能屈的態度也成為有些人不愿把他們排除在“新晉商”之外的緣由。何況，他們在一些地方總是搞活了經濟，增加了財富，提升了稅收，安置了就業，關系著當地領導的政績和榮升。這種現實讓我們處于一個非常“兩難”的境地。
于是，我們看到，新興的山西商人們在“悶聲發大財”，然后“集體大撤離”，于是，形象連“立”的基礎都沒有了。
除此而外，發展“新晉商”品牌重在倡導和培育企業家創新精神，而這一點正是目前山西經濟發展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