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國美之爭反思中國公司治理結構缺陷
文/楊佩昌
當前國美內部領導權的爭奪已進入白熱化階段，鹿死誰手將很快揭曉。無論如何，這場斗爭帶給國美的將是巨大的損失和難以預料的后果。因此，透過這一事件來反思引起爭執的根源尤其必要，這對于完善中國公司治理結構，避免其他公司重蹈覆轍具有重要的警示意義。
表象是人性的丑惡
人性有善惡兩面，善良的人性閃爍著耀眼的光輝。這讓我想起今年南非世界杯中出現的感人一幕：當英國隊員摔倒時，德國隊員拿到球后并沒有組織進攻，相反卻有意把控球權還給英國隊，這就是人性善的一面。南非世界杯雖早已遠去，但這經典而感人的一幕卻讓人難以忘懷。
然而，人性丑陋的一面卻會經常暴露出來。國美發生的內斗實質上是大股東與職業經理人的利益之爭，人性的弱點和丑陋在這場斗爭中一覽無遺。董事長陳曉在大股東黃光裕處于人生危局時發難，無疑喪失必要的商業倫理特別是做人的底線，多少有點落井下石的感覺。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國職業經理人尚缺乏必要的職業素養和相應的職業道德，也印證了中國職業經理人與歐美同行存在較大的差距。職業經理人最重要的素質是責任和忠誠，對公司負責、對股東忠誠，兩者缺一不可。當陳曉以對公司負責任為由來侵害股東權益時，客氣點說，他只能算是半個職業經理人。如果避開企業不談，單從兩個男人的爭斗來看，一方手持利劍并以利益為誘餌拉攏同伙幫忙，而另一方不幸被戴上鐐銬枷鎖，這就不是一場公平的決斗，起碼看似強勢的一方不能算作男人。因此，職業經理人受股東的委托來經營管理企業，不能違背相應的信托責任，這是職業經理人無法回避的問題。
見利忘義這是人性丑陋最集中的體現。當公司治理結構出現缺陷時你無法單獨責難職業經理人。任何人都在做趨利避害的事情，特別是在有漏洞可鉆時人性的弱點就會立即暴露出來。無論是中國人、美國人還是德國人都存在人性的丑陋，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只不過歐美人在宗教的熏陶下有所畏懼，在面臨選擇時會有一定的收斂。但是，如果僅僅依靠宗教的力量和善的教育來約束人性，無疑是靠不住的。
因此，從公司治理的角度來看，如果僅僅依賴人性的良善來經營企業，這無疑是危險的做法。黃光裕與陳曉之爭表面上看是人性的對決，其實是公司治理結構的缺陷使然。
本質是制度的缺陷
常言道：好的制度使壞人變好，壞的制度使好人變惡。社會如此，企業也難逃這一法則。本人在德國生活期間對德國企業進行了較為詳細的觀察，盡管德國職業經理人與股東也存在齷齪，但從未發生過類似國美的巨大矛盾，這與德國獨特的公司治理結構有密切的關系。德國公司的治理結構由上而下分別為：股東大會、監事會、董事會。其中監事會雖然有職工代表，但主要代表股東的利益。除了煤鋼企業存在特殊的平等共決制（即職工代表與股東代表具有相等的共決權）外，在其他企業中股東均占據優勢地位，這對股東利益無疑是可靠的制度保障。監事會負責審核企業的發展方向、做出重大決策并對董事會進行監督。而董事會則是監事會下屬的執行機構，董事和董事長由監事會任命。在董事失職時監事會有權罷免董事、撤換董事長。因此，董事會只是扮演經理人的角色。
在國美事件發生之前，本人一直對德國的公司治理制度有所保留，認為這樣的結構特別是監事會的存在對決策效率起阻礙作用，對董事會而言有如手腳被縛之感。但事物往往存在一種奇怪的邏輯：壞事之中有好事，好事之中有壞事。德國公司治理結構雖然存在決策效率低下的弊端，但不容易發生股東與職業經理人之間尖銳的矛盾，更不可能發生職業經理人驅趕股東這樣的怪事，因為監事會獨立于董事會并且是董事會的上級機構。從過去的情況來看，德國除了圣像地板出現股東與職業經理人之間的矛盾外，幾乎沒有聽說國美這樣的事例發生。而且圣像地板的問題并非出在公司內部利益之爭，而是職業經理人另組公司之后的事情。
相反以美國為代表的公司治理結構注重效率，但缺少了監事會這一層機構，股東與職業經理人混雜在董事會之中，容易造成兩者之間的矛盾。美國發現這一制度缺陷后雖然創造了獨立董事制度，但獨立董事是靠不住的，因為獨立董事在利益的漩渦之中，難免不被收買或被利用，一旦獨立董事變節，股東的利益就容易受到侵害。
中國一直在學習美國，公司治理結構也照搬美國，真正代表股東利益的只是股東大會，董事會則是一個職業經理人與股東斗爭的場所，由此產生的種種問題不難想象。
制度缺陷造成股東“錯位”
由于中國公司治理結構照搬美國模式，模糊了決策權與執行權之間的分野，在董事會之中既有代表股東的董事，也有代表職業經理人的董事。在這個混雜的“大魚塘”之中每個人都心懷鬼胎，相互提防對方侵害自身利益，于是發生了國美這樣的事件：董事會可以自己任命董事，在大股東不同意的情況下依然可以引進投資者，通過增資擴股來稀釋大股東的股份等事情。
由于董事會存在決策權和執行權不分的弊端，所以也招致職業經理人的怨言。例如常見的抱怨是老板干涉職業經理人的決策、老板把職業經理人當助手來使用、老板經常當“救火隊隊長”，架空職業經理人、老板僅憑信任就把自己的司機升為公司副總等。造成這一問題的根源在于公司的決策權與執行權混淆，作為股東的老板把自己放在執行人的位置，同時他自己就是決策人。
以上問題的出現究其原因在于中國公司治理結構存在明顯的缺陷，即作為股東的老板找不到自己的真正位置，常常發生“錯位”的現象。由于沒有監事會這樣明確代表股東的機構，老板無法單獨有效地發揮決策和監督的作用，在董事會之中老板既當決策人也當執行人，于是不可避免地發生了股東和職業經理人之間的矛盾。
國美事件證明了中國公司治理結構存在重大的缺陷，現在到了反思中國相關企業制度的時候。如果只是一味照搬某種模式而忽視其他有益的經驗，一定會給自己帶來損失，輕則損害股東利益或招致職業經理人不滿，重則給企業發展留下隱患甚至引發企業災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