饕餮，龍之五子，有頭無身，大嘴貪食。這上古傳說中的神獸，原來其實是有身子的，只是它太過貪吃了，居然把自己的身體也當做食物吃掉，于是就成了如今的模樣，只剩了頭和一張大嘴。由于它吃的太多，最終被撐死。
秦國的商鞅化，沒因商鞅的死去而終結，反而愈演愈烈，這與其他政治改革相比，最值得稱道的莫過于沒有人去政空。社會制度固化，尚需要時間來進行，正如一架機器，各部分零件組合到一起，總會有些不適，于是需要磨合。在運行一段時間，各部分零件習慣于這種運行方式后，它的最大潛能就會被釋放出來。
秦國的這架戰爭機器，在幾代秦王的磨合操作下，于公元前230年終于徹底迸發出了所向披靡的威力，至公元前221年，關東六國全部被秦的鐵蹄征服。十年戰爭，秦殲滅六國軍隊高達160余萬。
關于技術能力的甄別，有考古學家對陜西省臨潼縣兵馬俑的考證為憑據：在俑坑中所發現的武器，其制造精度接近于現代化流水線工程的水平，而工藝上，也非常的巧妙。典型的如弩，根據復原的測試可知，秦弩的射程應該能夠達到300米，有效殺傷距離在150米之內。這樣恐怖的殺傷距離幾乎可以接近現代化的火器。而巧妙的機簧組合，可以使扣動扳機變得異常輕巧，這無疑會大大提高瞄準擊發的精度，也降低了使用者的操作難度。相對于當時的遠距離攻擊武器弓來說，占據了絕對的優勢。
為秦弩配備的箭，所使用的箭頭全部是三棱形而無倒刺。有倒刺的箭頭，在創傷后無疑更難醫治，然而因倒刺的風翼過高而產生的風阻，則容易使箭頭偏離目標，從而降低殺傷效果。反觀秦制的無倒刺箭頭，由于擁有三個鋒利的棱角，在擊中目標的瞬間，棱的鋒刃處就會形成切割力，使得箭頭能更有效地穿透鎧甲，直達人體，反倒達到了最大的殺傷效果。
更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在考古專家們實際測量秦制箭頭后，居然驚奇地發現，箭頭的三個弧面幾乎完全相同，是一種接近完美的流線型箭頭。這樣的箭頭，意味著和現代的子彈形狀近似，換句話說，秦人憑經驗設計出了符合現代空氣動力學規律的武器。
毫無疑問，秦制弩箭，這種高攻擊能力的輸出組合很可能代表了當時的最高科技，是當時技術含量最高的武器。然而僅僅這些，就足以令當代人所震驚且動容。至于其他的接近于制式化的秦制武器，也都同樣精密而富于殺傷力，如青銅長劍、秦戈等等，同樣展現了與其時代不相吻合的科技含量。
弗朗西斯·培根說，知識就是力量；小平同志說，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無論從這兩者哪一個角度，都能說通秦國軍事能力強大的道理?！ ?/DIV>
而僅僅軍事殺傷能力強大，并不足以構成秦滅六國的充分條件。對此，黃仁宇先生在他的《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一書中提到過，地質、氣候等一系列自然環境的變遷，可能是促進秦統一天下的催化劑。
技術領先不如經濟領先
盡管戰國末年農業技術水平有所提高，看天吃飯卻仍然是無可回避的客觀現實，氣候對農業的影響，足以左右一切，即災荒之年可能顆粒無收。這樣的結果，對于以農業經濟為主的社會群落來說是場無法承受的災難。社會群落內無法完成賑災工作，就要向群落外求助，其他群落輔助賑災往往不是無條件的，甚至會拒絕賑災。為了活命，民眾會自發地，或有組織地對其他經濟尚良好的地區采用暴力，以獲取基本生存條件。為此而產生的社會摩擦，乃至武裝沖突，都已司空見慣。
一個社會群落，往往作為同一個經濟體存在，其控制資源越多，抵御風險能力也就越強。比如說這個經濟體控制土地疆域極廣，部分地區發生災荒，那么其他地區的農業收成可以賑濟受災地區，群落內就可以解決問題，不僅會降低經濟問題引發社會動蕩的風險，還會使其他相關的矛盾得到良好的緩沖。
因此說，相對大一些的經濟體，其經濟穩定程度要高于小的經濟體，尤其在以農耕為主的社會群落里。出于對經濟的考慮，如為了降低抗擊經濟風險的成本等，一些小的社會群落選擇了合并成大的社會群落。
社會群落的合并通常不會和平進行，合并的最大阻力來自于群落的食利階層，尤其是綜合實力較弱的社會群落中，這種征兆更為明顯。根據社會的金字塔模型可知，塔尖只有一個。在一個群落里，斷然不能雙塔尖并存，為了保證自身的利益，弱群落中的食利階層會拼命抵制這種合并，甚至會組織武裝力量反抗。
食利階層用于抵制群落合并的常見理由是民族或宗教，也有文化、生活習慣等借口。從社會運行成本的角度來看，這些非物質因素的確可能影響到不同社會群落的有效融合，使運行成本陡增。然而在物質因素的制約下，它們卻顯得渺小而微不足道，沒有什么比大部分群落成員的生存及生存舒適感更重要。物質因素的選擇，往往是社會群落中大部分成員的選擇，更是歷史的選擇。盡管舊食利階層為社會群落的合并設置了種種人為障礙，可是在歷史條件適宜的情況下，許多群落仍然合并了，這并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是謂大勢所趨，不可避免。
應該說，群落合并最經濟的做法是盡量降低暴力帶來的破壞性，這取決于反對合并者的數量及反對意志的堅定程度。倘若群落中絕大部分成員堅持抵制合并，那么合并是不可能成功的，除非以純武力徹底消滅另一群落的有生力量。這就喪失了經濟意義，其結果是帶來的是大片空曠的土地、荒蕪的人煙和累累的白骨。
群落的合并不同于爭奪生存空間，雖然二者的社會行為表現形式都是戰爭。往往這兩者又很難界定，唯一的鑒別辦法，是看社會的實際運轉情形。首先，群落合并不拒絕另一群落成員進入社會，更不會以滅絕種族為手段或目的。
簡單些說，對新納入群落中成員采取同等的社會待遇的政策，即是群落合并；對于另一群落成員采取非同等社會待遇的政策，如奴役、驅逐甚至屠殺等，并以此手段拒絕納入自己的社會群落，就是爭奪生存空間。
《孫子兵法》提到過“攻心為上”，從本質上講是降低戰爭成本的策略。將其放大來看，應用于社會群落合并，道理亦然。既是“攻心”，就要有戰略戰術，就要打擊人性中最脆弱的點：恐懼與貪婪。以力嚇之，以利誘之是千百年來通行的準則，從無變更。
兩個及兩個以上社會群落合并，會消滅一部分舊食利階層，使原社會金字塔架構中的塔尖墮入塔腰，甚至塔底，或者更極端一些：徹底消滅。和平合并的群落，舊食利階層變成次食利階層概率較大，但仍有風險。風險源于現食利階層的不安，懼怕舊食利階層的社會影響力，以及他未被消滅的政治力量。為了避免舊食利階層有能力組織力量威脅到自身利益的風險，及早將其政治動員能力徹底瓦解掉才是首選要務。暫時允許舊食利階層做次食利階層，是為了穩定形式，從長久來看，舊食利階層在新的社會群落里終歸是要被消滅的。
由此看來，綜合實力較弱的社會群落中，食利階層反對群落合并也就不足為奇了。
天災人禍中的吃飯問題
或許前文說得有些抽象，略微復雜了些，請容許我把問題簡化處理。
當天災來臨，顆粒無收，餓殍遍野的時候，秦國軍隊的實力只要建立在足夠和對手抗衡，從而保證自身的經濟價值不受敵方侵犯的前提條件下，那么它征服對手的最好武器就會是倉庫里儲備雄厚的糧食。
而歷史似乎也正驗證了這難以掩蓋的規律：在公元前236年，中華大地上發生了重大的旱災，到了農歷六月，才下了雨。就在同年，秦攻占了趙九座城池。如果僅僅孤立地看，這兩者似乎沒有什么必然的聯系，然而僅僅6年之后，趙再次發生了重大的旱災，而次年秦趙的戰爭再次爆發，就不得不令人深思——歷史上的相似之處，總有些令人玩味的疑點。
而舊時的民謠曾如此說道：“趙為號，秦為笑，以為不信，視地之生毛”，倒是足以反應出當時是怎樣一番情形。
公元前230年是一個多事之秋，秦吞并了韓，死了華陽太后，又發生了地震，產生了相當一批流離失所的難民。地震帶來的直接負面效應是摧毀了震區居民的一切生存條件，如居所、食物、工作。以秦多年來積累的雄厚經濟基礎來看，賑濟災民并非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然而對于以擴張為基本國策的秦來說，這無疑是擴軍的良好契機：大量喪失生存資源的勞動力可以迅速地轉化成戰斗力。還有一點不可忽視的是，秦當時的從軍制度是供給糧食的。換句話說，當兵打仗就有飯吃，還有機會搏一搏爵位，讓自己的社會地位和經濟狀況有所好轉。
反觀趙，經過早些年的長平、邯鄲之戰，青壯年勞動力大部分在戰場上折損，又遭遇了旱災，綜合國力受損之巨，使得這戰國早年的軍事強國顯得岌岌可危，猶如風燭殘年的垂邁老者。
兩相對比可見，戰爭尚未開始前，勝負早已一目了然，趙覆滅已是必然，只不過是時間問題罷了。受衣食所迫，尋求賑濟的災民紛紛倒向秦，軍隊也無心戀戰，秦軍在趙幾乎沒有遇到什么有力的抵抗就長驅直入，將趙的土地盡數并入懷中。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秦軍以驍勇嗜殺聞名，但在征服趙，甚至在一年前征服韓之后，都沒有大規模的屠殺事件發生，這顯然有點蹊蹺。如果當時的秦軍仍沿襲著以人頭換爵位的軍功制度，大規模的屠殺恐怕是不可避免的。沒有出現這樣的行為，除去軍紀嚴格外，幾乎可以反證出，秦軍的軍功制度是有所變化的，同時也能佐證，當時秦軍并未遭遇到有效的抵抗，否則也不能如此迅速就將對峙百年以上的僵局改寫。
誰有錢誰當老板
縱觀秦統一六國之戰，除去楚國外，對其他五國均無可圈可點的戰役發生，忽略軍事力量對比差距因素，我們不得不對當時的經濟受氣候影響這一重大因素考慮在內。上溯到公元前243年，自這一年起，接連的二十幾年里，神州大地上的自然災害頻發，加上頻繁的戰事，連綿不絕的天災人禍，導致了這片土地上所有社會群落的經濟秩序都產生了大的動蕩，并且不得恢復。
在經濟同樣受到創傷后，經濟資源的儲備和制度的力量就迸發了出來，這個時候，國與國之間比拼的是經濟的彈性。彈性越好，經濟鏈條的韌性就越足，經濟秩序的恢復能力就越強。而經濟彈性差的，經濟鏈條就直接斷裂掉，以至于導致整個經濟秩序的崩潰。那么未崩潰的經濟體系整合已崩潰的經濟體系也就不足為怪了。
由上不難判斷，秦統一六國中，強大的秦軍除去充當武力輸出工具外，更重大的意義在于作為戰略威懾性工具存在，如現代戰爭中的原子彈。真正作為大一統的常規武器，當屬雄厚的經濟資源儲備。在災難面前，秦有能力利用自己的儲備賑災，才使得關中六國幾乎徹底放棄了抵抗。
唯一做出抵抗的楚，除了民風彪悍外，更重要的原因是，由于昔日在經濟上非常富足，軍力強盛，才具備了對抗的欲望和條件。然而驟然的災難沉重的打擊了楚的經濟，又經歷了一場大規模戰爭的消耗，使其經濟秩序徹底紊亂。而秦再次發動的戰爭來得又如此迅速，半點休養生息的機會都不留給楚，在戰爭與經濟匱乏的雙重壓力下，民心軍心日漸渙散，最終使這戰國時期的老牌強國踏上了覆滅之路。
總的來說，秦統一六國絕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多年積累的必然結果，是自然環境的變遷導致了舊經濟秩序無法維系，于是出現了整合，也令新的秩序有了誕生的基礎。從考古學家得到的信息中可知，地質變化和氣候變遷是長期趨勢，并且是不可逆的，短期內，經濟秩序難以恢復，各個社會群落間因對經濟風險防范的需求，也有了合并的需要。因此從長遠來看，中華大地走向統一是種必然，即便不是秦來統一，也會有其他強有力的社會群落來統一，并構成一個完整而強大的經濟體。
公元前221年，韓、趙、魏、楚、燕、齊六國全部滅亡，至此神州大地統一，成為了一個國家，這在中華歷史上首開先河，為亙古所未有。秦王政覺得“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后世”，于是下令群臣討論該采用什么樣的帝號。丞相王綰、御史大夫馮劫、廷尉李斯等認為：秦王政“德兼三皇，功蓋五帝”，擬上尊號“秦皇”，命為“制”，令為“詔”，自稱為“朕”。經秦王政審定后，決定去“秦”，取“皇”，并采納上古帝位稱號，留“帝”，合稱為“皇帝”，其他均如眾所討論。之后又探討了給死去的君主議定謚號的問題，秦王政認為這是“子議父，臣議君”，很不妥當，于是下令廢除謚法，自號“始皇帝”，后世依次為“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
從秦王政的理想來看，他雄心壯志地試圖打造一個千秋萬代的帝國，然而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巨大落差，卻為這段歷史畫上了一個遺憾的句號，眾所周知，秦王朝是個短命的王朝，只經歷了十五個春秋。
秦帝國究竟因何而亡，兩千年來，眾說紛紜，而這始終是個懸而未解之謎。
西漢儒生賈誼的一篇《過秦論》，把一頂殘暴的大帽子扣在了成為皇帝的秦王政的頭上，并且給秦帝國貼上了暴政的道德標簽。在后世的歷史中，儒家把持了話語權，使得 “暴政亡秦”的說法以訛傳訛地流傳了兩千年。難道事情真如傳聞中的那樣，秦帝國是亡于暴政？這其中恐怕還有很多令人費解的疑點，似乎問題也不盡如一句“不施仁政”那么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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