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慧遠 康明 圖/榮浪 吳方明
晉商在高潮中戛然而死，留給世人許多的浩嘆！
晉商又在高調中“復興”，在一場文化運動中“加冕”。我們看到的是文化搭臺：《喬家大院》、《立秋》等劇目熱播、熱議；我們看到的是政府唱戲：新晉商聯合會高規格成立、政府設立專項經費；我們看到的是民間狂歡：北京一個地方成立了四家晉商商會；我們看到了星火燎原：許多與晉商有關的活動四處開花……放眼山西乃至全國，耳聞目睹皆是“晉商”、“新晉商”。
古黃河的堯天舜日早已遠去了，大唐朝的風流俊才已經退場了，五代時的刀光劍影已經落幕了，宋元時的淺吟低唱已經嘶啞了，明清際的革命烈火已經淡然了，便是那喧鬧一時的學大寨放衛星，也已過時了。山西空間與時間的生態系統與發展定位，總讓人感覺有種類似于這種結構：突然……沉默，沉默……突然……的感覺。終于，不甘心的山西人，在學者余秋雨的提醒下，又興奮地揀起“祖上曾經闊過”的票號文化，吶喊起來——我們山西好風光，我們晉商好榮耀，我們的晉商說不完，我們的晉商“太有才了”…… 于是山西人沸騰了——熱血澎湃，熱淚盈眶。因為晉商給子孫們留下了許多的寶貴財富，晉商五百年的實踐積淀了太多的商業思想與精髓。
我們沒有理由不去汲取其中的精華并發揚光大，畢竟目前的中國太缺乏商業精神與商業人文環境。晉商其博大寬厚的經營胸懷、兼容并蓄的經營氣度、求同存異的經營策略、自強不息的經營精神等至今彰顯光芒，讓后人慨嘆的同時學習借鑒。
但是，當一種東西讓全民癡迷的時候，也許就脫離了這個東西本身的意義與價值；當全民狂熱地沉浸在過去的時候，他們的背后，也許恰恰有難言的痛楚與心酸，狂熱的背后是難以回避的現實；當一種思想讓他的追隨者不加思辨地反過來倒過去挖掘深度與意義的時候，也許就恰恰缺失了傳承與發揚過程中應有的反思。從社會心理學角度來看，任何懷舊心結，留戀過去的輝煌，向后看，是一種內斂自守的社會心態，而非開拓創新精神。
我們知道，狂熱地追捧昔日的榮耀實際往往是因為無法面對現實；狂熱地把祖宗的討飯棍搽得锃亮往往是因為自己手中連一根木棍都失去了；狂熱地挖掘、堆砌昔日的優秀而對問題、缺點、劣根性視而不見時，會發生嚴重的后果——不是被雪藏就是噎死人。歷史已經用活生生的事實告訴我們：許多曾經的狂熱與追捧是怎樣地噎死人。
都二十一世紀了，我們不該再發生這樣的悲劇與蠢事。
失落的山西人，除了一邊喝著老陳醋，一邊酸溜溜地回想“那些曾經闊過的日子”外，我們還應該做些什么呢？
在晉商熱中，我們選擇了撥開晉商文化的燦爛與厚重潑涼水。我們來對晉商做一次深入的反思，反思晉商在五百年輝煌中的不輝煌，輝煌中的劣根性；我們反思“新晉商”熱中的不正常，不正常的背后的東西……
我們就像面對一個皺紋滿面的老婦，在關注她的深沉、滄桑與風韻的時候，我們需要了解她的苦心與悲哀，這樣，我們也許會心靈相通，也許會在以后的路上，讓我們不再蹣跚。
我們意在討論，而非傾向，更非結論。我們提供一種思維與角度，因為我們認為：真理在討論中形成，感悟在爭議中誕生。{分頁}
“新晉商”“死去”或“逃亡”？
百年顛覆安放不下祖先的神靈？
俞文勤說：恐怕十年都不夠。如果對這句話還有異議的話，我們來看看廣大的所謂的“新晉商”們的表現，以及他們目前的環境，我們也許會一致地認為：十年太短！
在國學基礎深厚的山西，主要是在人口稠密而土地并不寬裕的晉中形成了后來被譽為晉商主流的“票號”業。山西人以“誠信”為本，開始了百年輝煌的歷程。什么是“晉商”？憑什么是“晉商”？誠信是第一位的，發展和壯大自己，靠的就是信譽。大家常常舉的例子有：榆次常家掌柜王盛林在東家破產還債時，向其“相與”大盛魁借銀三四萬兩，讓東家將資本利潤全部抽走，企業在毫無資本全賴借款支撐的條件下照常營業，憑借的就是王盛林的人格信用。
而今日山西富人徹底顛覆“晉商”傳統，他們哪里知道自己還有祖先？“挖墳”是他們干得最多的事情。從新文化運動以來，傳統文化受到挑戰，此后戰事連綿，山西作為華北前線的主要戰場，飽受摧殘。解放后革命高潮一個接一個，傳統的道德標準已經喪失干凈。經歷了100年的顛覆，當初“晉商”生存的環境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新的信用體制沒有建立起來，傳統的信用體制也已經完全坍塌了。
“關系”比“信用”更重要，或者說“關系”就是“信用”。什么關系？權錢交易關系。在一方土地上出賣與子孫共享的自然資源，沒有地方官僚做靠山，談何容易？頻繁發生的瓦斯爆炸，國家不斷出臺的整改方案，為什么一到山西就聊勝于無？因為各級保護傘已經消解了上面政策的威力，而最大限度地保護了“煤老板”。“煤老板”無須對產品質量負責，無須對員工生命安全負責，無須對企業的未來負責，他們花最大精力維護好自己的靠山，甚至資助某人競選縣委領導，完全成了地方一惡。
如果我們按照大多數人的理解與觀點，把“煤老板”排除在“新晉商”之外，那么，其他的新晉商們呢？
如果各位看官不健忘的話，我們來回放一些新聞：
1998年，臨近農歷春節，突如其來的劫難令朔州人措手不及。一瓶瓶假酒張開了血盆大口，無數條無辜的生命在新年的朔風中被掠走。截至2月5日，朔州市平魯區、朔城區、大同市靈丘縣因飲用有毒白酒住院治療病人222人，其中數十人傷殘，27人經搶救無效死亡，黃土地上堆起的座座新墳昭示著一個個罪惡，紙錢燒出的縷縷青煙述說著孤魂冤鬼的憤怒。事情的起源在三百公里外的文水縣，當地農民王青華與其妻武燕萍用三十四噸甲醇加水勾兌成散裝白酒五十七噸，一部分出售給個體戶王曉東等人。王曉東明知該酒甲醇嚴重超標，仍將其加進自制的酒中，轉手批發給從事個體經營的朔州市楊萬才和靈丘縣劉世春等人。據后來技術監督局給出的鑒定報告：酒中含的甲醇超國家標準達九百倍之多，這已不僅僅是假酒而是地地道道的毒酒了。
就是深受假酒案毒害的朔州和不遠的忻州地區，很快又以拐賣婦女聞名全國，一部片叫《打拐第一案》講的就是那里的事。成百上千的婦女被從四川貴州北京騙到這里，途中遭受了不盡的凌辱然后又以極低的價格轉給那些深受過假酒毒害的農民。面對寒風刺骨的黃土地、面對黑暗零亂的窯洞、面對陌生無表情的男人，她們的痛苦也許比毒酒害死的人更強烈。
1997年山西又破獲建國以來最大的拐賣婦女案，這個重大拐賣婦女團伙成員來自貴州省、重慶市和山西省靜樂縣。其大多文化較低，而且以無業人員和農民為主，在一年間這個拐賣婦女犯罪團伙在昆明市、貴陽市等地瘋狂作案，在已查明的二十多起拐賣婦女案中，拐賣婦女達五十七人之多，年齡最小的僅十六歲，這個犯罪團伙分別以四千元至六千元不等的價格賣至山西省忻州、靜樂等地。
在山西忻州地區秦城鄉有一個全國獨特的市場——生孩子賣。當地人并不認為這是犯法的，而是將其當作發家致富的手段。這個位于忻州城東十公里的小村子，是一個聲名遠播的“販嬰村”，誰也不知道有多少個忻州嬰兒從這里流落到全國各地。到這里來的陌生人，大部分是來“領養”孩子的。在這里賣孩子就像賣一般的物品，有批發有零售，形成了一種網絡。董亮毛原來是個走村串戶收購空酒瓶子的，從1992年開始專門販賣嬰兒，靠這發了大財，蓋起了一幢兩層的白色小洋樓。董宅的豪華程度令人吃驚：二層樓房上下各四間，“其屋內裝飾絲毫不亞于三星級賓館的豪華客房”，家具、家電都是高檔名牌，家里通訊設施一應俱全，供暖系統是電腦控制的燃油鍋爐。有人算了一筆賬：董亮毛的“宮殿”估價至少為五十萬元，他每販賣一名嬰兒的“利潤”為五千元，由此推算，這座“宮殿”是由一百多名嬰兒的命運換來的。
人常講傷天害理，如果這不是傷天害理還有什么是傷天害理。
晉南一帶的假藥中央臺已曝過光，雖然沒有像假酒一樣出名，但對江蘇的任毅講，這就夠使他在以后提防所有的山西人了。一則消息曾讓癱瘓１２年的任毅激動不已：山西新絳縣“創傷截癱康復醫院”院長謝鋼虎研究出一種治癱新藥——脊髓神經再生丹。經咨詢后，任家寄去２８５７元買藥，但服藥后毫無起色。任家早已負債累累，任要求退錢，謝鋼虎僅同意返還５００元。任毅于是含淚寫信投訴到衛生部主辦的《健康報》。《健康報》將信轉給山西新絳縣衛生局，該局答復說，該藥已通過石家莊市科委的鑒定，因此不屬于假藥，同時該藥也并非百分之百有效。
而對山東人孟兆杰兄弟來講一趟山西之旅可以說是一場惡夢。這場惡夢足以讓他們回憶起來膽戰心驚。孟兆杰兄弟和他們的兩個叔叔到山西找工作，被人騙入榆次市的豐茂磚廠。在這里，他們沒有通信自由，沒有交談自由，連上廁所都有打手監管。在皮鞭、木棒下被迫每天工作時間１５小時左右，稍有怠慢，就會遭到殘酷毒打。對因承受不了超強度勞動、手腳慢些的民工，或不堪虐待提出離廠要求和逃跑被抓住的民工，他們還用樹根、三角帶、鐵鍬把等殘酷毆打，有人的腿甚至被打瘸。而工資發放隨意性很大，不留手續且常常隨意克扣。正是靠這種“集中營式的管理方法”，豐茂磚廠生產效益直線上升，幾乎比其他同樣規模的磚廠高出一倍。費了很大的勁，孟兆杰兄弟才逃了出來，把一份血淚斑斑的控告信遞給了山西省委。
就在寫此文的時候，一個特大新聞又在全國傳播：32名外地農民工來到臨汾市洪洞縣廣勝寺鎮曹生村一個黑磚場打工。這家磚場是由該村村支書的兒子開設的，農民工們每天面對的是打手們冰冷的鐵棍以及狼犬的血盆大口。實際上，如果人們不健忘的話，2002年，一個寒冷的冬天，在皮鞭抽打下，16歲長安少年張徐勃，在山西省永濟市一家“黑磚廠”進行著超負荷的勞動。在其喪失勞動能力后，被黑心老板扔于荒郊野外，冰天雪地里，張徐勃雙腳被凍掉。
如果我們記性稍微好一點的話，我們就不能不想起這類事情不僅僅是2002年發生過，這類事情此前已經多次發生了。1997年，也就是十年前，律師鄧學海和蘭勤明手持中江縣政法委出具的介紹信，去山西省太谷縣與公安、檢察、法院、司法、政法委等部門談判和協商處理，解救回43名四川民工。過程之艱難超出想象，然而記者的報道發出后卻波瀾不驚。十年來，面對黑磚窯，當地社會幾近集體失聲，有關部門對它也一直保持“沉默”。正如一些媒體報道的那樣，“黑磚窯所在地政府有關部門其實早就知曉黑磚窯的存在”。
有網友憤懣評論：黑窯工事件在山西持續了好久，難道“偉大的山西人民”都沒看見？居然沒有人站出來揭發。
我也看見電視上黑窯附近的居民們在記者詢問是否知道自己村莊旁邊幾年來存在的黑窯工時，回答是：“看見了一些外地人，很臟，但不知道詳情。”這樣的回答可信嗎？我不相信，只不過被害人是外地人，外地人是可以由山西本地人殘害的；山西的本地人除了關心“自己人”以外，對外來的人的漠視令人恐怖，所以，即使山西人知道黑窯工也不會出來揭發，反倒會因為黑窯工事實上讓一些山西人致富了，而助紂為虐。
有人說：山西人窮怕了，窮怕了就可以為非作歹、殺人越貨嗎？地道的土匪邏輯！
在媒體揭發黑窯工事件前，“山西人民”好像什么都沒有看見！我看是不是眼黑了……
中國出現奴工和童工，是因為商人和地方政府官員的行為多出于利益驅動。商人考慮的是利潤，是在市場競爭中存活，地方官員要提高地方的生產總值，做出政績，以此升官。商人想盡辦法降低成本，而地方官員對種種行為也就盡量容忍，甚至暗中協助。于是官商勾結利益鏈形成。
雖然這種情況不僅僅是山西發生，但是山西最甚，規模之大，持續時間之長堪稱全國之冠。
商人講究“生財有道”，而山西人、新晉商們已經不擇手段了。
當年山西地窮，晉人走西口，走出了五百年的晉商威名！而如今，同樣是因貧窮，山西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干起了連起碼良心都不存在的事情，叫我們如何能夠相信新晉商生存、發展、壯大的環境？煤炭商人手中是血淋淋的錢，他們吃資源，建立在礦難的基礎上，而部分新晉商手中依舊拿著血淋淋的錢，他們依舊吃資源，吃“現代包身工”……
我們也許難以忘記，那一年的七月，幾尊羅漢頭從海峽對岸的臺灣經飛機長途跋涉后運抵上海，在上海舉行了隆重的交接儀式，隨后又乘上了返回山西的飛機。十八尊羅漢頭像的老家是山西省靈石縣資壽寺，資壽寺初建于唐，已有一千一百多年的歷史。其大型元代壁畫和以十八羅漢為代表的彩塑藝術價值連城，遐邇聞名，是山西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93年的一個夜黑風高的夜晚，十八羅漢的頭被人野蠻地割下盜走并販賣出境外，歷經千難萬險由臺商陳永泰在海外文物市場發現后重金購回歸還山西。
我們不知偷盜者在他割下一具具羅漢頭的時候，除了迫不及待的掙錢之外，還有什么樣的心理。羅漢頭在這里應有兩層意義，一種是文物的，一種是宗教的。對前一種來講羅漢頭已存在了幾千年，中間不可避免地經歷了坎坷風雨，之所以能留下來除了許多的機緣之外，里面暗含了多少人們極盡全力保護它的故事。對于凝聚了多少人生命場的文物的這種粗暴的作踐，已沒有任何的人性可言。其次，羅漢本身是一個除惡揚善的神，是受人們頂禮膜拜的。能在神頭上動刀，他似乎已沒有對天打雷劈的報應的畏懼，對一個沒有其他精神支柱的人，可以講他已處在一種什么事都敢干的虛妄狀態。
當年“晉商”的信念是在千年傳統文化積累之上而形成的，而今日山西富人是在“打砸搶”的背景下成長起來的。當年“晉商”被消解之后，還有那些巍峨的大院在，而今日山西富人，大多扮演了“自然環境的蛀蟲，行政基礎的蛀蟲，和諧社會的蛀蟲”，在太行山上、呂梁山上留下了無數的黑窟窿。郭蘭英要是再唱《人說山西好風光》，詞應該改為：“左手一指，不見太行，右手一指，也不見呂梁。站在那高處望上一望，你看那汾河的水呀，怎么都成了烏黑的泥湯？”
《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報道：山西決不要污染的GDP，計劃5年投入800億元恢復環境。報道說：山西污染到底有多嚴重？有關數據表明，山西省每平方公里承受的二氧化硫排放量超過全國平均水平近3倍，11個重點城市的空氣質量無一達到國家二級標準；全省60％的河流斷流而且積滿污水，城市地下水僅有六成達標。
山西成了最不適宜人類居住的地方，空氣質量惡劣，地面下沉，水源缺乏且遭遇污染，而且民風不好。這些，山西商人的責任能跑掉能推卸掉嗎？政府有政府的責任，但是所有這些害處禍害了環境和老百姓，富了山西的商人。
把短暫的繁榮轉化成長久的生態惡化，這個賬無論怎樣算都不劃算。
“晉商”想的是長遠，現在的山西商人只顧眼前。那些煤老板知道他們出賣資源的有限空間，所以依靠煤炭盡快發財之后，轉而投資酒店、醫藥、教育等高利潤小風險產業。但是，政策的時左時右，他們很難把握好這個浮躁年代的脈搏，所以亂投資現象也非常嚴重。他們缺乏對一個行業的持久的耐心，常常是聽命于一些目光短淺而利欲熏心的地方官員，所以，重復建設、多頭投資、一窩蜂上馬等現象頻頻發生。
整整100年前，即1907年山西商人聯合成立的“保晉公司”與其成功從英國人手中收回山西全部礦權，成了“晉商”留給我們的最后一抹霞光，溫暖著我們的心。
“保晉公司”的愛國行動締造了一個無煙煤基地。今天看不論有多少不完美，在當初的積極意義是顯而易見的。當這個運動到高潮時，遠在日本的山西籍留學生李培仁蹈海自殺。跳海前他發出了“痛晉礦之將亡，傷祖國之不振”吶喊。但是今天，以“招商引資”的名義，大量地出賣資源、出賣土地，出賣本土人的利益，在山西各地并不鮮見。如果是真“商”真“資”，即使有一些負面的影響也就罷了。關鍵是在地方官員急于“招商引資”上面子工程的時候，一些江湖騙子頻頻得手。
如果說愛國有政治意味的話，就說鄉土情結，今天的山西商人已然喪失殆盡。
《“晉商”批判》說：民國初年，晉中祁縣的渠本翹，作為山西票號的“革新派”，他在發現辦銀行之利和辦票號之弊后，曾奉勸同仁改票號為銀行。但是，“山西人辦事平穩，而性情拘執，且不能和衷共濟，力顧大局。”“晉商各號，情勢渙散，向來各做各生意，斷不能聯為一氣。”（黃鑒暉《山西票號史》429頁）到最后，山西票號只得大潰退。
“小本生意”“知足常樂”“小國寡民”式的經營狀態，缺乏前瞻性，吃老本，吃資源的心態，要不是有資源，要不是依賴整個世界對資源的渴求，今日山西人何以成為“新晉商”？
這代山西人富了，他們的子女怎樣？遷離山西或者出國留學。他們在北京上海買房，或者打個“飛的”就把孩子送美國去了，外地或者美國成了山西富人最后的天堂。
山西商人送孩子出國，他們在多大程度上認同西方的文化？不知道。但是，去美國成了身份的象征，其象征意義遠遠大于實際好處。所以，用吃煤吃出的經驗與鈔票，山西商人為子女建造了從煤窩窩到美利堅的空中大道。
我們相信西方文化對這些孩子的成長是有益的，他們即使不再創業，他們父輩為他們積累的財富也足可以使他們頤養天年。從他們每個人的個人選擇來說，都是沒有問題的。但是一說到傳承，蒼白的面孔就叫我們心虛。
有報道說：“山西的地方劇種在過去的20年間消失了一半。”晉商把山西梆子帶到了北京、張家口、包頭，山西商人帶什么出去？而把什么留下？
不久前我拜訪了一家山西商人在北京的駐地，把傳統中國書畫當壁紙糊滿了墻。即使這全部是名家手跡，也太缺乏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神了。他們的做法是以傳統文化的名義糟蹋傳統文化，因而今日山西人能富而不能貴。
整整100年，山西人不再說“不”。茍且著，狹隘著，自我滿足著，他們很難再有天下情懷，長遠發展情懷。于是，將子女送到國外成了唯一的選擇。在這個被100年的采礦業摧殘的黃土地上，他們看不到希望。于是也不必傳承什么。因為他們除了錢，一無所有。當年晉商做的是貿易和金融，他們把全國各地甚至世界各地白花花的銀子運回山西，建房造院，亭臺樓閣，更重要的是他們把四面八方的理念、信念匯集于此，打造出自己獨特的精神向度和制度架構，從而贏得了世人以至皇家的敬重和自身尊嚴。而今天的所謂“新晉商”卻丟棄了貿易的傳統，干得是挖煤礦、賣資源的產業。在賺取了大量的財富后，留下的是嚴重污染的環境，是巨富掩蓋下的貧困。山西除汾酒外且無一個品牌產品，她的硬通貨便是煤電，世人在妖魔化河南人外，把山西人邊緣化、低俗化，甚至丑化。而且他們把財富與自己的祖先進行了反向運行，在海外、京、滬、穗等大城市購置豪宅，用巨資把子女送至海外和大城市培養。有人形象地比喻為“集體大逃亡”。
這應該是山西人對山西的拋棄，是一種對山西影響更深遠的拋棄。明朝初年朱皇帝做出了一樁決策，從山西向河北、河南、山東地區大量移民。習慣的解釋是由于中原地區戰亂頻繁，人口急遽減少，土地荒蕪。其實，這次移民背后也是朱元璋的一種顧慮，地處邊陲的山西人口過多，必生不穩定。當時的移民是強迫性的，老百姓在洪洞的大槐樹下聚集被押送到他鄉，他們扶老攜幼，肩挑籮筐，抑天長號，其狀極為悲切。
但現在，沒有捆綁的繩子，沒有押送的士兵，大家開始逃亡，拋棄這是非之地。一個被本省人拋棄的地方讓旁觀者該做如何的感嘆？
一位山西老鄉干脆做了一篇題為《我們山西人活得走了樣》的口水歌，讀起來讓人唏噓：
曾經的晉商是何其輝煌：做生意全憑誠信和善良！
如今的山西人要面子，講排場，耍威風，斗心眼，全以閻錫山為榜樣。
前幾年，百萬畝滲灌工程弄虛作假坑害了群眾、欺騙了黨，在全國傳得沸沸揚揚；假酒事件喝出人命，杏花村的老牌子都差一點陪了葬；拐賣婦女的犯罪一度是那樣的猖狂，結果大都在山西銷的臟，晉北的爺們丟了媳婦賠了錢還臉上無光，一條條光棍窩窩囊囊獨守空房；刑警打交警，一個爹娘也得分個高下，不然誰知道老子厲害吃飽了沒事干積攢了一身的力量……
這幾天，山西人又在電視上大放光芒：先是污染嚴重被爆了光，接著被區域限批才著了忙；最近大量民工又被解救出小煤窯和小磚瓦廠，山西人的丑陋讓人心發涼，臉發燙……
這樣的事情接連不斷地發生，不知道是誰的責任，還是誰的光榮。問題出了一大堆，沒聽說誰倒霉，倒是感到政績多多不知道又要提拔誰。
飯在一口一口的吃，人在一寸一寸的長，社會上的問題怎么一夜之間就堆成了海洋。誰在吃飯不干活，誰在看著問題在瘋長，誰在為虎在作倀，誰在一切都是為了自己忙……中國的問題就是不一樣：老讓人感覺到怪模怪樣！{分頁}
唱“輝煌”嘆“犧牲”
誰掠奪走了“新晉商”的精氣神？
我們來看一篇2007年6月5日發布于網絡的文章，提交者署名這個東西，標題是：我“可愛”的家鄉人。
以前，山西在我的腦中，只是個家鄉所在的省份，并沒有特殊的含意。來到北京后，認識了越來越多的老鄉，山西成了自己身份的一部分。做了山西特產生意后，山西無論出在什么地方，都像是紅色字體，一眼就能看見，很是敏感。
這幾天，接了個單子，一個老客戶單位要批貨，量還不小，來單是好事啊，趕緊聯絡廠家，不敢怠慢。
第一家，打電話過去，對方說老板不在，等回來后跟我網上聯絡。
過了有十幾分鐘，打來電話問我要QQ號，說在網上語音聊，我這邊沒有話筒，所以對方說，我打字，后來我實在著急不過，我說這樣吧，我給你打電話吧。
需求、價格談了差不多，我說先給我捎兩個樣品過來，因為只是電話聯系，所以我特意提到把銀行卡號給我，我把錢打過去，省得對方擔心，對方提供的是農行賬戶，而我辦公樓下沒有農行，所以說第二天早上再打款，讓對方先寄來，我把自己公司名稱、個人姓名、電話都一一告知，無論我怎么解釋，可是對方堅持不見110塊錢的款到賬上不能發貨，說有風險。
我想如果一個企業把電話費看得比時間還珍貴，把110塊錢當一筆款子來對待，我不知道他的實力有多少，這幾十萬的單子能不能交給他來做？
第二家，打通了電話，意思還沒有說完就莫名其妙地斷了，再打，沒人接了。
下午再打，終于有人接了，我問：上午為什么電話斷了，再打就沒人接了呀？
答：哦，可能是我在接別的電話吧。
問：那我上午說的活，您那能做嗎？我的要求是……能報個價嗎？
答：那得算。
問：那您算一下吧，大概什么時候能算出來？您算好了給我來個電話好嗎？
答：你這靠譜嗎？你要是做千二八百的，我還覺得可能，你一張嘴就是不下1萬，我覺得太玄了。
我：……這對您也沒有什么風險啊，我又不是拿貨不給錢。（我太有耐心了）
對方：沒譜的事，不是浪費時間嘛……
我暈了，這這這……
第三家：說明需求，對方說給算價格，一直到俺寫這個博客前，也沒見有電話來。
第四家：報價倒很快，而且答應能立刻去郵局EMS樣品，而且問我哪個銀行方便，他就提供哪個銀行的卡號，所以很順利地把樣品錢從網上銀行轉了過去。
今天，收到了樣品，一腔熱情遇到了三九寒冬，盒子兩側已經磨損；鎖處的合頁也有些松動，那個小桿稍微不對就快掉下來的樣子；更為不能容忍的是，盒子的后面竟然還有漆多流下來的痕跡。
我打電話過去，責問為什么拿品相這么差的東西來做樣品呢？
對方說因為我要定做的是價格較低的，所以他拿的就是最普通的，所以反差大。
可當時我出的價格是他所說的特級品的成本價啊，因為他說沒有普通的，所以我想好的也行，正好可以送給客戶當個禮物呢，也很有特色。
可如今這個品相，叫我怎么拿得出來呢？摩擦過的好說，那是路上磨的；鎖扣也好辦，那是路上磕的；可那上面不光滑且流出來的漆面呢？怎么說？
我甚是憤怒，賣水果的都知道把好看的擺在前面，何況咱這是好多萬生意的樣品呢？
不知道老晉商祖宗們，看到后輩的如此眼界，會怎么想？
我們的懶惰、我們的經驗主義、我們的不思進取、我們的固步自封……如何對得起那個曾經匯通南北的祖先？不去掉這些痼疾，我們新晉商的稱謂豈不是一個夸夸其談的笑料？
當然，并非都這樣。
今天，我終于找到了合作伙伴，當然不僅僅是業務合作，而且是思想上的認同。
在我的園子上說這個，不是為了貶低我的家鄉人，而是想為我的家鄉人提個醒。
火車數次提速，而北京到晉南的列車總是在為別人讓道，從13個小時到14個，到15個半。“要想富，先修路”，我們的公路不發達，我們的鐵路給別人讓道，我們卻躺在祖宗的成就上唱祖宗的輝煌。經濟落后不是我們的錯，但是思想落后就是我們不可饒恕的罪過。
故事確實很簡單，簡單到我們已經習以為常。可是這種現象讓我們看到了什么？當年晉商的精神你能看到嗎？你會認為這龐大的群體里面出現叱咤風云的“新晉商”嗎？“新晉商”的形成與壯大，已經缺乏了最起碼的群眾基礎、社會環境、思想氛圍了。
更大的問題在于，山西這幾年明顯落后了。但是山西人如何看待這種落后呢？你和山西人聊天，你在網絡上搜索，我們都會發現，眾多的山西人把這種落后歸根到了“犧牲”上面。一篇讓許多山西人熱淚盈眶的代表文章的標題就是：山西人應該驕傲,全國對不起山西
山西窮。山西閉塞。山西可憐 。
于是東部鄙視山西，認為山西落后，山西人不進取，山西人臟……還有人口出狂言：如果我們有你們山西那么多煤，我們經濟早就世界第一了！
山西人無語，有點想哭的感覺，但是不反駁。但是他們不反駁不是因為不能反駁，而是不屑，不愿！可是我不一樣，我生來是一個異類，我要說點什么！
山西多煤，我們承認，我們也自豪。但是有一句話：一個人如果有了與眾不同的地方，也就有了取死之道。煤對于山西不僅僅不是寶，而是禍。
說遠了去：抗戰時期，日本對山西的資源進行了掠奪式的開發，由此日本人對這里極為重視，重兵把守。山西人民，以太行為依托，用血肉與侵略者做生死的搏斗。太行革命老區，多少成年未成年的男兒走出來，鏖戰日寇于華夏，埋骨荒野于九州？試想，沒有山西的煤，山西不過戰略要地，牽制太原而已，大可如當時華北平原茍安一時，小打小鬧抗抗日……
別說我胡說，你們去查查，抗戰中有名有姓的烈士，山西有多少？占不占五分之一強？你們東部有多少？幾個省加起來有沒有五分之一？山西為了中國的崛起付出了多少生命的代價？那時候你們父母都他媽的沒出生，我不怪你們！可是你們瞧不起山西，我說你們忘本！
然后，解放，一切以建設新中國為主，山西多煤，占了地利，一時間經濟復蘇乃至發展速度驚人。當時你們東部管山西叫什么？我告訴你，他們叫山西老大哥，沒別的原因，山西經濟在全國排列第二，僅次于北京！重工業生產總值占全國重工業生產總值的三分之一強，你想那是什么概念？你們老豆媽咪小時候不會用筷子的時候用的勺子，三個中就有一個是用了山西的鋼鐵鋁材！
再以后，國家號召以東部為建設中心，優先發展東部經濟。山西人同意，然后奮斗。幾年下來，東部工業、商業蓬勃發展，經濟不斷發展，城市建設甚至超過作為山西省會的太原十年二十年！山西默默付出，結果等來什么？等來什么？我告訴你們，當時，也就是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末，東部需要煤炭，一車車空車皮開進山西，然后拉走了一車車沉甸甸的烏金，只留下一張欠條，一張白紙！你們知不知道，煤井下是什么？你們那些生活在陽光下城市中的驕子們怎么可能知道？黑暗，無邊的黑暗；粉塵、漫天的粉塵；還有危險，無時不在的危險！煤礦工人上井來，全身除了眼白和牙齒，全身都是黑的。年老后去檢查一下，兩片肺葉連同氣管都是黑的，那是煤渣！煤渣啊！這些還算好的，你們知道礦難中的死難者么？對你們來說，那不過是報紙上的數字，而你們想過，那些都是生命，和你們沒有兩樣甚至比你們更加高貴的生命么？你們會說：誰讓煤礦不采取安全措施？安全措施是要錢的，一套高效的井下瓦斯監控耗資百萬，井下工人們拼死拼活地工作換來你們的白條能當飯吃么？飯都吃不飽，說什么……“安全”？！你們也許會說：誰讓他們不好好學習，挖煤活該！我說：如果我們不挖煤，你們來？我呸！
別說我胡說：建國經濟上寫著明明白白，想知道自己去看。針對山西的，限定煤價的政策多了，你們看去！再告訴你們一句：當時山西煤炭運輸面臨的情況是：多發（煤）早死，少發遲死，不發等死！你們咀嚼咀嚼這話中的絕望吧！而那時候你們在干什么？歌舞升平！你們瞧不起山西？我說你們無恥！
再往后，到了現在，煤炭市場終于出現轉折。知道你們東部的經濟增長速度為什么緩慢下來了么？我告訴你們，你們在還債！上世紀，東部在山西的欠款上萬億！在新形勢下，山西的煤終于不再是藺相如懷中那塊和氏璧，而真正成了香餑餑，大家搶。搶？好，對不起，先還債！如果這些債全都要還，那么東部最少有兩年經濟要呈零增長！國家怕了，對一大批債務先是延期，后又減免，畢竟東部是中國的重心，我們認了！然而就算是這樣，剩下的債務……可惜，山西人也不爭氣，我們實在是窮怕了，被你們見過大場面、大世界的老板們拉去喝一頓酒，吃一頓飯，勾肩搭背稱稱兄弟塞兩個鼓囊囊的紅包，幾千萬債務瞬間沒了……山西人窮怕了啊？你十年內給我一千萬？我寧可今天你給我十萬！你們精明地早看準了！
別說我胡說，去看看兩年前層出不窮的經濟案件牽扯出來的那一群人！對愚昧山西同胞我感到悲傷、對你們我感到憤怒！為了錢你們可以不顧及都是炎黃子孫，為了錢你們沒有良心，如此還要鄙視山西，我說：你們卑鄙！
如今，山西經濟增長速度具體是多少我不知道，但是據我所知，山西的一大批拖延了許久的項目都已經在興建。然而，山西依然在支持你們東部！雖然，變輸煤為輸電，但是一車皮一車皮煤炭依然每天拉出去！可憐我們山西人，空有幾個大型的火力發電廠，我們省會太原依然每天拉閘限電！(哈尼作證，的確是這樣的)
別說我們不產電，我們窮用不起電！僅太原鋼鐵集團公司，去年由于停電損失達二十五億！全省因停電損失幾千億！但是津京唐乃至山東等地生產生活用電大多數仍是山西供應！看著你們城市中閃爍的霓虹，那紅綠的浪漫后有山西的無奈！
你們有什么權力鄙視山西？
正如你們說的，山西人粗魯、野蠻。讓你們說著了，我是一個正宗的山西人，我很粗魯，我也很野蠻。所以我有權力說：
告訴你們：沒有山西，中國的經濟至今大概仍如印度一樣！更別說你們東部！別每天拽地二八五萬，你們不配！
如今的北京人，把個鄰居河北看遍了，什么野三坡呀，什么秦皇島呀，什么皇帝的八大山莊呀，他們真的看膩了，這時候就想起山西了。
也是，山西除了自己不會吹自己外，世上有的，你說山西什么沒有？說五岳，山西占了一個；說圣地（當然是佛教的了），山西據了一席（最好的一席）；說石窟，山西的比洛陽的都強；說木樓，中國獨此一座；說人文，三皇五帝的三皇都在山西；說古城，沒人敢說平遙的排世界第二；說文化，古代大師級的山西占了八分之一；說帝位，太原生生就成了龍的老巢；說儒釋道，在山西的哪個角落你看不到？說傳說，地道的山西人哪個嘴里沒有三段五段？論資源，山西的那個煤叫海；說地勢，整個華北平原和京都都被她鳥瞰。
說山也行，左首一指是太行，右首一指是呂梁，讓郭蘭英給唱紅了。說水也可以，那條奔流了5000年的民族河就在山西。
所以，北京人就盯上山西了。所以，其他地方的人也盯上山西了。
漸漸地，來山西的人多了，漸漸地，寫山西的人也多了，尤其是兩個名角，一個是《抱愧山西》的余秋雨，好像真抱愧山西似的，卻原來是山西抱愧于他，是山西成就了他。還有一個寫洪洞大槐樹的，也寫得魂牽夢縈，嘆一口氣，真找到了根。
這兩個人倒是真不失為名人，真比一般的看客們知道來山西看什么，所以就看到了什么，所以就更加有名了。
可諸地的朋友們，草草地來山西一趟，草草地走馬一圈，草草地捕捉點滴印象，又草草地回去了。他們只看了一個山西的表，就以為看到了山西的象。
20年風景看深圳，100年風景看上海，500年風景看北京，5000年的風景只有看山西。看山西就看山西的古，看山西就看山西的樸，看山西就看山西的拙，看山西就看山西的淳，說白了，看山西就看山西的那個中華民族的魂。
文武二帝中，武帝是山西的了，忠義二字就是武帝的寫照。來山西怎能不看看山西的忠義？京都的燦爛中有一半是山西點燃的。山西的水都流出山西了。
堯舜禹三皇都在山西了，淳與勤就是山西的寫照。怎能不到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看看呢？看看山西的淳樸與厚道，看看山西的勤儉與耐勞。
黃河倒是流經了全國的7省，但惟獨把魂留給山西了。壺口瀑布，誰不知道？第一次去壺口的人，是幾十里之外就聽到那轟隆隆的聲響，愴天慟地，那是在哀頌什么？入谷就見幾十米的氣浪，那是在幻化什么？誰敢不想想這就是中華民族的魂呢？
要說北方，真正的男人也只有在山西找了。山西的男人又沒拒絕現代的文明，又承繼著父輩們的淳厚。喝酒敢為你喝死，帶路敢只身跳溝崖，自己窮得揭不開鍋，不讓朋友餓肚子。幾百年來，為什么北方逃荒的都往山西跑？山西富嗎？哪個女人嫁給了山西的男人，才知道這是嫁了一個放心的中國男人。
要說美女，世人也應該睜開眼睛看一看山西了。古代四大美人，山西占了兩個，閉月羞花那是山西的獨有。貂禪是山西人，玉環更是山西人。香溪水與西子湖也不得不驚嘆山西的風貌。山西現在還有好幾個出美人的地方，誰知道？就連史上的惟一的女皇帝，不也是山西的嗎，誰敢讓她從山西遷走？
山西的酒？別人就是把自己的酒都唱濫了，山西就是一句都不唱，也沒人敢把山西的酒排斥在壇外。壯男美女山西酒，夢里山西走一走，政客們都知道的。
長城在山西的那一段是最古的；關卡在山西的那幾個是最雄的；塞外在山西的那一片是最蒼涼的；豪氣在山西的土地上是最威壯的。
想看山西嗎？那就看一眼吧。只要山西人的物欲還沒有膨脹，你就會看到一個真正的山西。只要山西人的收入還沒有達到沿海的水平，你就會看到一個勤勞的山西。只要國家還具有著一些善良的風范，那你就會看到一個歷史的山西。只要還認定自己是中華民族，那你肯定會看到一個中華民族之根的山西。
拳拳之心，讓讀者不由得為之所動。
但是，在非理性的慷慨之中顯露出來的是什么呢？這篇代表了許多山西人心態的帖子，讓我們看到了什么呢？
一個地方的經濟之所以能快速崛起，背后必然有一種獨特的精神在推動。
那么，山西的落后是為什么呢？是某種掠奪嗎？
我們看看文章中提到的南方興起的商幫，他們憑什么。
一個浙江中部既不靠海又資源貧乏的山區小縣，在短短20年時間里，憑什么一躍為人口近200萬、常駐外國人口5000余人的國際性商貿城市？回想義烏改革開放之前是一個窮鄉僻壤，20多年的努力建成一個全世界最大的小商品商貿中心，這樣的成就確實讓研究經濟的學者們感到目瞪口呆。缺乏自然資源、缺乏工業基礎、缺乏外資推動、缺乏優惠政策的義烏看似“莫名”發展起來，其實是有“其妙”的！義烏，這是一個孕育財富、創造奇跡的地方。在義烏，靠做只賺1分錢生意起家的老板不計其數，人稱“螞蟻商人”。“螞蟻商人”賺錢的秘訣是：家家自己開工廠，把成本拉到最低，每件商品只賺一分錢就賣!他們算賬:一雙襪子賺一分錢,一個普通攤位每個月要銷出70萬到80萬雙襪子,也就有7000元到8000元利潤,一年下來將近10萬元。租10個攤位，就是100萬！有人總結：義烏小商品市場的成功之道在于商人。義烏小商品市場的成功，不是因為房子建得好，而是因為有一大批特別能吃苦、非常能干的商人。正是這些商人將全國各地的貨物集中到了義烏；也正是這些商人，將這些貨賣到了全國各地，全球各地。因此，市場建設的奧妙在于培養商人，保護商人。
溫州的自然條件并不好，土地貧瘠、資源稀少、人口眾多，但正是在此環境的壓力下，不得不以商業為業，逐漸形成好商善商的習俗，從而造就了今日的成功。改革開放后，溫州商人足跡踏遍世界各地，在全國、在世界各地建起了眾多的溫州城、溫州街、溫州村、溫州店，溫州也成為中國民營經濟最發達的地區，成為中國的繁榮富庶之鄉。溫州人在“無資金、無技術、無市場”的情況下白手創業，起點低，風險小，回報率穩定，被譽為“東方猶太人”。他們關注市場，不在乎形式。在溫州人眼里，職業沒有高低貴賤之分，能否賺錢才是最主要的。正因為如此，溫州人才四處闖蕩，占據了外地人不屑一顧的那些領域，不聲不響地富了起來。溫州人追求自主、自立，人人都想當老板，且敢冒當老板的風險。他們不論干什么，生活中總充滿樂趣，而且敢于生活，善于生活，灑脫，頑強，從不失望。改革開放后，中國的角角落落都活躍著一群群浪跡天涯、不辭勞苦、精明肯干的溫州人。最初，他們十分不起眼，人們只是從修鞋、小發廊、小商販中認識他們的。溫州人除了江南人那般瘦小那般靈秀外，就是默默地干活，做生意，他們與其他地方的民工、小商販沒有什么兩樣。但是，慢慢地，溫州發廊、溫州服裝店、溫州電子城、溫州產品越來越多，各種溫州產品包裝、標牌、證書、徽章也越來越多。一時間，溫州貨充斥全國。漸漸地，人們對溫州人由漠視不屑，到興趣十足，到驚奇欽羨，到仔細探究：溫州人咋的啦？這么多，這么會賺錢。溫州人做生意，注重從小處著手。溫州人務實苦干，只要有一分錢賺，溫州人都會不遺余力地去干，從不好高騖遠，從不好大喜功。溫州人賺錢，從零做起，一步一個腳印，踏踏實實，一絲不茍，不像有些地方的人，大錢賺不來，小錢不愿賺，只好兩手空空，而一味抱怨天不助我。紐扣、標簽、標牌、商標、小飾品、小玩具，這些外地人看不上、懶得做的“小玩意兒”，溫州人都做，他們不怕賺錢少，就怕賺不來，溫州的小商品遍布全國。溫州人走的是小商品、大市場的路，他們辦起企業來，也不像北京人、廣東人追求大氣派、大產品，同樣是從小處著手，填補全國小商品市場的空白點。這里尤以樂清市柳市的五金電器、永嘉縣橋頭鎮的紐扣、蒼南縣金鄉的小商品最為著名，最為典型。但是，溫州人是有眼光的，當他們積蓄了資本后，就會把產品由小做大，最后從紐扣到服裝、鞋子，從電子元件到成套電子設備，從日常用的小物品到高科技產業，并且涉入房地產、金融業，于是溫州人越做越大，越做越牛……{分頁}
有人總結浙商成功的因素是：
第一，浙商是被閉塞和貧窮的環境逼出來的。
第二，浙商善于學習、忍受與吃苦。上海市委書記到浙江考察以后，概括了一句話，他說浙江人很厲害，浙江人是“做得了老板，睡得了地板”。皮肉之苦還不算苦，最苦的是人格之苦。浙商的成功必須以忍受人格之苦為前提。當時的浙商沒人看得起，甚至是侮辱。但是浙商可以忍受，為了自身的事業，為了賺錢，什么都可以忍受。
第三，無路可走，從小生意做起。雖然浙江沒有大工業，但是浙江把小生意做到了極致。比如，溫州的紐扣市場，有幾萬個品種，銷售量可以占全國市場的75％以上，占世界的40％以上，而一個小小的紐扣的利潤，幾厘錢不到，卻可以做到這個地步。現在，浙江形成了門類齊全的小商品世界，如果其他地方再發展這個小商品市場是不可能的。另外，小生意的產業配套做得相當到位。
第四，浙商做生意從來沒有定式，怎么掙錢怎么做。風靡全國的溫州電烤雞，溫州人沒有吃過電烤雞，怎么有這個呢？就是他們賣烤箱的，一不小心把雞放到里面，發現非常好吃，就弄出來電烤雞，風靡全國。，如果套用成熟公司的營銷方案做這個生意，基本上是不成功的。
……
皮肉之苦還不算苦，最苦的是人格之苦。那么，當昔日輝煌無比的晉商在自己一代中逐漸失去光彩，只有在故紙堆里尋找安慰的時候，新晉商們的人格在哪里？
問題在于，新晉商們還能忍受，還能尋找出諸多的理由證明：并不是老子不努力，而是老子無法努力啊。
于是，我們看到，商業成功的浙商以及老晉商，面對的條件是驚人的一致：土地貧瘠、自然資源稀少……獲得成功的途徑也幾乎是驚人的一致：創新……
同樣是沒有什么條件的老晉商們硬是走西口走出了輝煌，同樣是條件惡劣的義烏、溫州等地方的人們趟出了巨額財富，而具有獨特資源的當代山西商人們，卻因為這樣那樣的原因墮落，而在那里怨天尤人。
義烏商人、溫州商人身上的商業特質對我們來說是多么地熟悉啊，這些品質曾經就是晉商身上不可撕下來的標簽啊。可是，如今，他們被怨天尤人的山西商人們雪藏了。
當我們高喊為了全國的利益，山西失去了，被掠奪了，那么，需要思考的是，除過所謂的資源以外，山西人失去的還有什么？被掠奪的還有什么？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只有商業意識強、經商能力高，才能將各種有形或無形的資源轉化為致富資本、現實財富；否則，就會導致資源的閑置，抱著金娃娃受窮。因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居民商業意識的強弱、經商能力的高低對于一個民族、國家或地區的興衰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居民商業意識強、經商能力高，則繁榮興旺；否則，則衰敗凋敝。近代以來，歐美國家經濟繁榮、國力強盛，原因雖然很多，但無疑與具有重商觀念、善于經商有密切關系；近代中國喪失古代在世界上的領先地位，陷于貧窮落后的境地，原因雖然很多，但無疑與長期持有重農輕商觀念、不善經商有密切關系。就中國各地區而言，居民商業意識的強弱、經商能力的高歷史上卻不是這樣的。
在晉商的光輝歲月年代，溫州只是中國東南海邊的一個不起眼的城市。由民國上溯前300多年的日子里，風雨晉商才是代表中國生產力先進發展方向的要求的。尤其對于草根金融業的原創性貢獻，晉商幾乎是在一個大陸性經濟的年代創造的，高山仰止。溫州商人是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才興起的，承悉民國時江浙財團風氣，借中國又一次海禁開放而起來。對比起來，溫州商人的特點實際上老晉商的當代翻版：以錢生錢，以資本追產業，積小利為大利，放眼光于四海。他們都不是產業家，而是資本家。因此有了溫州炒房團、炒煤團、炒油團……資本的擴張造就了溫州的草根金融，其燎原之勢仿佛是老晉商當年把火種留在了這一片不毛之地。
大地像陶輪一樣地倒過來了。
晉商文化在山西已經成為文物，雖然做財爺的還是相信山西人傳下的理財潛質，但2005語境前后的晉商文化已經是風吹雨打流去。
山西煤商的龐大軍團成為2005年中國奢侈品消費的代名詞，北京、上海的高檔樓盤一個接一個地去山西推廣，全球奢侈品牌一個又一個地算計著山西商人需要的東西，這個中國北方煤炭大省的成千上萬小煤窯主們，把他們大把的錢購置了為過去困苦生活洗刷記憶的不動產上。
當一個地方的商人把資本用來消費傳統的奢侈品時，預示著一場衰落的到來。資本不能取利，就像河水不能流動，當溫州商人在中國各地苦打生意算盤的時候，山西新富起來的商人正在太原和山西大城市街頭斗富。
明末時，江南的資本家把生產作坊賺來的銀子又用來買田置地，學者們將之解讀為資本主義萌牙死亡的第一路徑。今天的晉商又在做什么呢？今天的溫州商人又在做什么呢。
存在決定意識，溫商與晉商身上的商業精神其答案早已給出。
可以說，當代山西人，其商業意識與精神已近缺失：面對或多或少的資源，怨天尤人；落后貧窮，將責任分析到別人身上……晉商們最為寶貴的進取開拓精神，已經蕩然無存，存在的似乎是埋怨與憤懣。如此，談論新晉商這一概念與群體，豈不就成為笑談？
山西晉中市委黨校趙榮達教授指出，晉商的成功之道概括起來就是三個字：走出去。“假如晉商不是走出了黃土高原，參與到全國商品經濟的大市場中去，怎能稱雄華夏呢？假如晉商不是人走遍全國，店開遍全國，怎會開展起匯兌，并創辦起全國金融牛耳之票號呢？” 趙榮達的結論是：要開放，不可閉塞，不能保守。誠然，這正是復興晉商的要旨。 山西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劉建生指出：“借鑒老晉商的精神，首先是學習那種‘劈開萬頃波濤，踏破千里荒漠’、‘敢為天下先’的那種開拓冒險精神。這是今天許多的山西民營企業不具備的。”
晉商國際有限公司總裁原肇認為，對于現代經濟發展，晉商不但落后于世界，也落后于其他省市。晉商落后的主要原因，是主觀上丟掉了“傳家寶”，即在商業和經營上所表現出的創新精神。晉商之輝煌并不是其財富的多寡，而是其經營上所體現出的永無止境的創造性。晉商之落后，也決不是沒有了物質財富，而是其丟掉了精神財富。由于喪失了創新精神，因此，晉商落后于時代，晉商也就對許多“商業機會”失去了原有的感覺。
一個在山西工作多年，娶了山西媳婦的人這樣評價山西老鄉：大學畢業的時候，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糊里糊涂就去了山西。最開始去了時候，發現特別的差勁，幸虧自己還比較能吃苦，慢慢的就適應了下來。山西好像是全國倒數第幾吧，除了有點煤資源以外，啥也沒有，污染還比較嚴重，幸虧自己一直呆在學校里，總體來說還算比較純潔，不過接觸過一些山西人，有好的也有壞的，總感覺山西人比較懶惰，傻傻的，笨笨的，呆頭呆腦的，做個事情要半天才能反應過來，工作效率比較低下。有些人浮于事的感覺。而且山西人很安于現狀，不思進取，這是最大的毛病，弄些事來總感覺雷聲大，雨點小。說不出來。客觀的講，地域性格比較保守。離開山西之后，以為這輩子就跟山西人無關系了，居然找了個山西媳婦，原來……這一切都是命！不敢再去想了，只能認栽吧。
行文至此，不知怎么耳邊就響起了電影《喬家大院》里面的一首歌，歌里面似乎有曾經的滄桑與如今的悲涼：
塵緣苦短嘆人間路長
不能夠容我細思量
繁華瞬間如夢幻一場
世上人有幾番空忙
春去秋來嘆世事滄桑
算人生成敗相當
登臨遠望看山水迷茫
情通天下一路奔放
幾番起落雨暴風狂
轉眼間鬢已成霜
留住所愛 留住所想
留住一夢相伴日月長
………………{分頁}
誰在“妖魔化”“貶低”“新晉商”？
什么樣的呼聲與思想在涌動？
家鄉人總是可愛的，家鄉人寫家鄉人的存在問題總是充滿憂思，也容易引起家鄉人的共鳴。可是，當這個對象不是家鄉人的時候，被描寫的對象，也就是山西人，會是什么反應呢？
妖魔化！貶低！……
諸如此類的概念與帽子，最近在網絡上特別的風行。選一段有代表性的文字：“中國人自我妖魔化傾向嚴重，先是妖魔化河南人，后來妖魔化廣東人，現在又要妖魔化“俄蒙”（方言）山西人。一段時間以來，媒體和網絡發表了大量丑化山西人的信息：比如“一次購進20輛悍馬，山西煤老板的買車攀比 ”，“山西煤老板的修廟熱，開著勞斯萊斯闖紅燈”；比如“山西人你脫掉土財主的外衣”，“山西千萬富翁的背后是鮮血”等等，有羨慕，有嫉妒，有漫罵，有不屑……過多的現象掩蓋了過多的本質，激情取代了理智，終究難以服人。”
看看，妖魔化成為中國人的個性與特色了。就像一個手持狼牙棒的人一樣，面對不利于自己的言論，一棒子打下來：看你再妖魔化我們！
可實際情況呢？
看看一位山西朋友的感受：這幾天，大家曉得，山西出了全世界最黑暗的事（指磚廠包身工事件），美軍虐俘在此面前也相形失色，短短幾天，老區人民千年的美好形象一夕崩塌，恰似一盆污水，沖垮了喬致庸們辛苦累積的白銀帝國，也沖垮了民眾淳樸善良的道德底線，因為這件事，以前不為人知的內陸山西，忽然變成網絡的熱名詞，因為這件事，山西3000多萬父老鄉親一下被推到道德的審判前臺……
這兩天，我都不敢上網，我害怕看到鋪天蓋地妖魔化山西的帖子，但我欣慰的事，理性的網友還是多數的。
不錯，實際上，大多數人是理智的，以理服人的。用“妖魔化“這個帽子來蓋住問題與反思的，恰恰是那些不能理智地分析看待問題的人。
那么，這些妖魔化的文字以及他們背后傳遞的信息是什么呢？
我們來看一個名叫風雅的山東人在鳳城論壇上面的一篇“看山西人”的文章，以及由此引發的一場山東人與山西人的論戰。
山西是一個古老的省，首先是歷史古老，山東也是古老的地方，齊魯給我們留下許多故事，但是古跡不多，在民國以后，廟宇就基本沒有了，只有嶗山、靈巖還有道觀佛寺，但是山西非常多，遍地都是。除了古城、大院一類的近年開發出來的旅游項目，山西留傳下來的東西真是太多了，半年也走不完。
其次是山西的經濟很落后，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只是山東的一半，因此山東人到了山西以后，恍然如同回到N年前。山東農村的房子，自70年代就沒有了小瓦屋頂了，但是山西農居仍然是青色的小瓦，彎曲的屋脊，很傳統的造型。
山東人到山西，有許多不適應的地方。
首先是交通問題。山西的交通很不方便，公路客車不足山東的1/10，山東主要城市、縣城間有無數的大小客車，很普遍的是“流水”發車方式，20分鐘或者15分鐘就一班，密度常常超過市內公共汽車。而山西似乎沒有流水車，有的車很少，有的線路沒有什么車。比如從五臺縣城到陽泉是一條重要的老公路，但是兩地之間才一天一班車。
山西車少的原因是山西汽車的票價是山東的三倍，坐長途車也是高消費。在山東，普通人不容易知道從一地到另一地有多少公里，但是根據經驗，大約是4元一個小時的路程，與火車差不多。比如賣給你8元的票，就知道要2個小時到，32元，就要8個小時，不會錯的。而山西則不是。從渾源到大同，僅兩個小時，卻要15元。其他地方也是類推，總之很貴。打的也很貴，通常打的要付返回的費，就是說比山東和其他城市貴一倍，司機說回來一定拉不到客，因此非來回的錢不去。
山西的票價高，原因是管理收費太高，司機賺不到錢，這樣司機還埋怨票價太低，沒有利潤。司機賺不到錢，因此從事這個行業的人就少，車少票貴，人們出門不方便，也坐不起，因此旅客就更少，旅客更少，車又更少，就是這樣的惡性循環。
其實任何一個行業，所得到的報酬都是差不多的，這是馬克思的經濟規律表述過的。山東司機和山西司機的收入一樣，只是對社會來說不同。山西是很少的司機拉上很少的人，從貴的票價中得到應得到的利潤，山東是很多的司機拉上很多的人，從低的票價中得到微薄的利潤，加起來就多了。再比如說，如果山西有一千個司機，每天純收入50元，山東就是有二萬個司機，每天也是收入50元，社會就業情況不同，總的流通不同，產值不同。因為票價低，車票錢不足算計，車多方便，山東人輕易就能出門，眾多的客流，對客運這個行業帶來了就業機會，形成良性循環。
山西的旅游點很多，但是去了一看，都令人搖頭。比如恒山，門票48元，峨嵋山是80元，但二者無法對比。峨嵋山上風景優美，這可說是地理因素，但人的勞動也在里面。而恒山上沒什么樹，干旱地區不能要求和四川一樣，但是也不是根本不能種，有很多耐旱的植物可以選擇，說到底還是沒人去種。不僅不綠化，連衛生也沒人打掃。峨嵋山上，每百米左右就會有一個背著四川簍子的清潔工，游人丟了垃圾，不足60秒就有人用夾子撿起，向后一揚手，放進背簍里，山上保持干干凈凈。而恒山上一個沒有，全山是垃圾堆。
收了門票，不種東西，不雇人，只收不支，管山的不是要暴富起來？當然不會，錢還是讓上級提走了，用來干什么，買車？蓋豪華辦公樓？你就別問了。
山西的旅游點基本上都和恒山差不多的情況，只是五臺山好一點，大概是有中央檢查，多少種了一點小樹，是近年種的，還很小。
大同市是個工業大市，在山西財政收入中分量很重，國稅、地稅都占很大分量，但收上稅來干了什么呢？全大同不大有6層以上的樓，和1982年時候的濟南差不多，空氣污染很出名，那是煤所致，不好解決，但是市面全靠風雨清掃，全市盡是垃圾。我住在一個旅店里，登記完了才發現旅店沒廁所，我大吃一驚，這樣的條件還能經營？老板說到門外解決就行：“在大同，隨便！”果然如此，光天化日之下，人來車往之中，門外不少人在解決。大同到處是垃圾，每個角落都是便溺。大同的稅收都做了什么支出了呢？
太原是省城，衛生方面要好得多。但是和山西所有的地方一樣，有困難找警察？沒有巡警。連路口都沒有交通管理人員，一切路口自由來往。
下面就要說說山西人了。
在表達山西人給山東人的感受以前，先要聲明一點：此處絕無歧視性和貶義。比如到了新疆，新疆人吃飯不用餐具用手抓，你不可說人家無教養，人家風俗就是如此。再說，衣食足知恥辱，倉稟實禮義興，落后的經濟基礎之下有高度的道德水準，也是不合理論的。山西人都是非常好的人，沒有壞心眼，只是許多觀念與山東人不同，使山東人不容易適應過來。
第一條就是山西人沒實話，在山東人看來，山西人無人不是騙子，他們說什么話都不可信。這是觀念不同。在山東，騙人是可恥的，說實話是正常的，做買賣講究童叟無欺，侃價只在很小的幅度內，許多服務比如車價，沒什么可侃的。而在山西人看來，騙人是正常的，不騙人說實話是傻瓜，處處宰人。我在大學里，班里一個左云同學，全班男同學被他騙了一個遍。大同的小客車到云崗，應該是三元，但司機一看沒什么別的人坐，就要我六元。這類事真是太多了。你要打的嗎？XX塊。多？那里離這里是多少多少公里，不多不多。實際上根本沒那么遠。但是別的方面有什么問題，他們都很熱心地幫助你，心腸很好，就是做買賣時沒實話。
山西人還愛欺負老實人。車上滿了，還有人搭車，問有沒有坐，司機說有有有，就讓我換一個地方，讓出好座來給要上的要。再有人要搭車還是如此，一路上連換好幾個座，最后慘得沒法說，車主就是看準了我一臉忠厚相，因此總來撥拉我。欺負老實人，在山東是很可恥的，在村里有這種舉止，全村人都不理你，在單位有這種行為，同事們都會離你遠遠的，在山西人看來極正常，有老實人不欺負，豈不是等于軟杮子不吃吃硬澀的，有病？你挨了宰，千萬別怪宰你的人黑，怪自己不夠精明。不精明必然要付出代價，天經地義，山西人就是這樣的看法。因此他們騙人并不是做虧心事，沒有一點內疚。
山西經濟搞不好，與他們這種民風也有關系。如果我是企業主，我也不會買山西人的東西，同樣也不愿意賣東西給山西人，你知道他們把貨提走了以后給不給錢，什么年月才給？互相欺騙，缺少誠實和信用，經濟必然很難搞。
山西人很懶，他們自己也承認。村里眾多的男勞力閑逛，這在山東是見不到的。山東農村通常只有婦女和老人兒童，男勞力不出去掙錢簡直不可想象。山西人除了山西，哪里也見不到，頂多就是外出開個刀削面館，根本不會做建筑工這樣的苦活。你是山東來的？我們這里有不少山東人，他們來下煤窯……說著說著鄙夷不屑之情就出來了。山東人用辛勤勞動，下煤窯，爬腳手架，有什么丟人的？人窮架子大，這樣的觀念之下，山西人怎么會富呢？
到山西一游，最大的收獲就是接近古老。使懷舊的人們找到過去，使在有秩序的社會里生活慣了的人感到驚奇，原來人生有許多的活法。{分頁}
很坦率地說，這篇文章里面盡管有些地方有點以偏概全的嫌疑，但是其中提到的許多現象與思考，應該能讓人有所反思的。可是，好玩的是，這篇文章引發了網絡上山西人與山東人的論戰，從這場論戰中，我們能清晰地看到山西方面的論點與思考問題的方式：
這幾天上網沒有仔細看帖子，一來是因為事情多，二來也沒有注意，剛剛看到有山東網友發出來的帖子，說什么山東人看山西，第三只眼睛看世界似地評頭論足了一番，乍一看是這么個理，山西的問題確實很多，但是我怎么越看越不對勁呢？問題擺出來我們歡迎，但是言論確實過分的以偏概全，以點概面！這些問題難道是山西所獨有的么？未嘗見得吧？說話不要把弓拉的太滿了，給自己留點退路好不好？
山西確實個古老的省，無論是文化還是歷史，山西的東西很多在別的省都可以直接進國家一級文物保護，但是在山西卻隨處被遺棄，山西出名的東西不是特別的多，但是山西不會宣傳，山西人太樸實了（在任何有關山西人論戰的文章中，基本都會有這樣的字眼），余秋雨的“抱愧山西”我想很多人都也看過，山西就是這么一塊地，一塊讓人永遠有割舍不下的情感的土地！
山西經濟很落后，真的很落后，不可否認，之前看過中央電視臺的一個調查，山西是全國人均收入最低的省份之一，山西落后是因為山西人懶惰么？是因為山西人不思進取么？我總看到那么多的人鄙夷山西的窮，鄙夷山西的落后！但是這些人你們了解過么？沒有山西哪來你們的發達和快速的經濟增長？山西為了全國的建設付出了多少你們知道么？京津塘地區的輝煌，在你們享受著都市的霓虹之時，能源大省的省會卻隔三岔五地拉閘限電，為了保證你們的物質生活，我們得忍受黑暗的煎熬。山西的企業真的是不景氣么？開三停四你們聽說過么？你們的企業一個星期停四天的電你們能不虧損么？山西的煤那么多，但是有多少留到了山西？又有多少能拿到錢回來？每天一列列的火車轟鳴著駛出了太行山，卻換回了無數的白條，我不想罵人，但是又讓人如何能不罵，白條拿來能吃還是能喝？嗚呼……還有像這個山東人一樣的無數人在鄙夷山西的窮！
山西的好多電廠發出來的電都是直送到首都和周邊的鄰省，這也就罷了，但是山西自己卻時常無電可用，可悲可嘆，為了全國的共同繁榮，我們認了，但是東部開放沒有我們，西部開發還是沒有我們，去看看全國像我們這樣的省還有沒有第二個？到處全是伸手索取的人，卻沒有一個回頭回報的人！這的確是山西的悲哀！山西人太老實，老實到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獻出去，卻到頭來弄個什么不思進取的名頭！那位山東的朋友，你知道嗎？山西過去為什么富么？咱姑且不提太古老的晉商文化，怕你說我們躺在祖宗的成績上過活，單單就是閻錫山管理的時候，山西都是全國最富得流油的大省，那個時候山西的鐵軌都是窄軌，你外人來了就運不出去咱的煤，要想要也可以，交錢！現在呢，這個部門的一個白條，那個部門的一個指示，煤你就照拉，錢你的不用給的可以！誰能受得了這樣？山西的電不單單是往北京，連江蘇都是有山西專線直達的高壓輸電網，稍微有點電學知識的人都知道這長途運輸要損耗多少的電能，但是山西寧可自己不夠用，也要支援全國各地，山西真的像你說的那么的糟糕么？山西人太老實，老實的被人罵了還要叫好！我悲哀！
你說山西的房子仍然是青瓦屋脊，傳統的造型，我沒有覺得這樣有什么不好啊？難道只有高樓大廈才是發達的寫照？我不敢茍同，現在不是喜歡返古的風范么？現在不是喜歡那種田園的風情么？難道說你們都已經被都市化所同化了么？呵呵那在我看來是你們的悲哀了，你們完全丟掉了自己的文化！
山東人到山西，有很多不適應的地方，呵呵我們山西供不了您這樣的佛，還請您另某高就吧！山西養不了您，山西這樣古樸的地方您都看不下去，我們歡迎您來做客，但是請你千萬不要常來：山西的水污染太重，怕您老喝了生病；山西的空氣不好，怕您老呼吸了難受；山西的人都是騙子，會騙的您哭爹叫娘；山西沒有廁所，小心您老大小便失禁……您的眼中，山西人一無是處，我們小廟養不了您這樣的菩薩！
是的，山西的交通是不方便，我們不能否認，但是我看來似乎并沒有你的說的那么多事情，縣城之間的客車我看是十分發達啊，我雖然出行不是特別的多，但是我感覺也是有很多啊？（這就是感覺的差異）為什么您就坐不上車呢？你的汽車理論我說不上什么，長途的客運可能有些貴，但是用票價貴來說山西落后是不是有點牽強呢？那你要這樣說，太原的公交的狀況比全國的很多發達城市都要好，那么說太原是很發達么？未必吧？太原仍然是比較落后的城市！還有您說的山西的票價高，我也不敢茍同，我的朋友也遍布全國各地，很多人提起路費，山西相對還是算很低廉的了！不知道您是在山西哪里被宰了，跑到這里來訴苦？要知道您老的省會濟南的交通要好到哪里去？山東的客運宰客的現象未必沒有吧？還有我覺得一個地道的山東人是不會跑到別人那里家長里短的數落，山東人的氣量很好，絕對不是您老這樣的狀態！
山西的景點確實多，山西的管理確實不如人意，據我所知，山西基本上除了五臺山和綿山的管理相對較好外，其他的地方都還不是特別的好，不過我不知道您老搬的是哪年的黃歷，植被的情況山西確實欠佳，但峨嵋和山西地處相同么？環境的地理因素你考慮過么？還有山西植被好的地方你去過么？你就見了幾個地方，就該虧了山西沒有綠化，可笑了！一葉障目啊！是的，你也說了，那些門票被上級提走了，被揮霍浪費了，不假，我們也為之痛心，但是這些上級們又有多少是山西人？本來就是一件悲哀的事情！我想如果山西當官的都是純粹的山西人，山西本來可以管理的很好的！曾經有那么一任省長，在任期間山西的資源大量的外流卻沒有任何的回報，低價甚至沒有價格地出售自己的能源，山西人看在眼里疼在心里，然而誰能管呢？這些年山西發展起來的，山西的煤值錢了，你們周邊的省又怎么看山西？你知道全國有多少的躉煤戶們長期奮戰在山西的各大煤礦，揣著大量的現金，為的是在第一時間買到煤！這樣的情況以前有么？如果山西拿住自己的架子，你們有發展那么快的可能么？
我不知道君之所指的無政府狀態是什么意思，難道穿軍裝出來就是無政府狀態？你說的那些情況難道就只有山西有？山東就沒有？……拿個鏡子就照別人不照自己，還好意思這里說，呵呵可笑啊！或許您眼中的山西都是特例吧？一個總戴著有色眼鏡的人，我完全沒有必要和你爭執什么！而且你的言論在我看來未必是一個山東人所敘述，否則的話我會覺得你是為山東人丟臉，山東人沒有你那么狹隘！山東人的豁達豪放絕對不會像您老那樣睚眥必報的心態！
我不知道您是不是在山西哪里受了創傷，或者是在山西哪里受了打擊？您說的一些東西確實存在，但是您老把它擴大化，用放大鏡去廣播就不對了，凡事是要有事實根據的，也許您所見的一些東西是社會的陰暗面，本身的陰霾著，您就拿出來大做文章，呵呵不得不佩服您的苦心哦！也許您是好心，指出了這樣那樣的問題，但是您這樣未免過了些，任何時候用一種絕對的口吻去鞭笞一個群體都是片面的，絕對的，永遠是難以立足的！
說起山西的污染問題，我不得不說幾句，山西的污染如果是為了山西的發展也就罷了，可是事實上卻不是，你所提到的大同的空氣污染，卻是從很大程度上因為大量的發電廠煉焦廠所引起，而這些廠礦卻是完全為了首都以及周邊的各個省所服務，把污染留到了山西，把潔凈能源電力輸送出去，或者把優質的焦炭送往全國各地，而你們山東就是我們的一個客戶。試想，如果沒有山西的提供，如果沒有犧牲山西的利益，那有你們的空氣清新，如果那些焦油廠電廠都修在您的家鄉，您那里的空氣能不污染么？你光看到了污染，就不想想山西為了你們的發展付出了那么多？看了您的言論我都有點傷心，吃水不忘打井人呢？您這可是現時代的過河拆橋啊，可現在河好像還在過，您老拆橋的動作是不是有點早了些？您知道山西人為了這些污染付出了什么？舉個例子，前段時間焦點訪談的一期節目比較有說服力，僅僅是河津地區，因為煉焦炭和發電的污染當地已經有20年沒有人能夠符合當兵的條件了，原因是所有的人體檢不合格，肺上都有黑點，多么令人震驚，多么令人感到悲哀！多么大的犧牲？我都為山西感到悲哀，我的心在流血，在流淚……卻還有那么多人不領情，不理解！
說實話，寫到這里我真的想罵人，非常的想，可是多年來的教育告訴我罵人不好，我只能忍，我需要的是以理服人！我們不需要用罵人來解決問題，我只想用事實去說明，去告訴你山西人的樸實，山西人的真誠，山西人的可愛……
這位朋友不知道在山西的什么地方待過，回去寫了這么一篇，當然有一些中肯的東西，但是卻犯了最嚴重的片面性，我想問您在太原哪些路口沒有交通管理人員呢？是周邊的小村落吧？那里確實沒有！也許你們那里很發達連小巷子都有交警管理，我們這里的人很自覺，我們的交通雖然不算完善也不夠好，但是我們的管理也算可以！我不知道您老的“一切路口自由來往”從何談起？巡警為什么您就看不到么？莫非您不認識我們的巡警么？哦！我想到了閣下的眼睛一定長在頭頂上了，我們山西的一切您都看不到眼里去，你的眼睫毛都是空的，根本看不了我們這樣的小地方，那您還來山西干什么？我現在告訴您，太原的街道上有巡警，太原的十字路口有交警，不過他們看見您老大駕光臨的時候，比較害羞，藏起來了！
呵呵，似乎越看越有意思了，您的話說的前后矛盾，我真不知道該相信您前面的話還是該相信您后面的話，剛說了山西人沒有壞心眼，然后又馬上說山西人無人不是騙子，沒實話，哈哈，這句話說的有意思了啊！姑且不算山西的外地人，就是三千萬父老也不能接受您的這樣的言論？您有什么資格評價我們山西人，您憑什么就說山西人無人不是騙子，好，既然你認為我們都是騙子，那么您為什么還要來山西，山西給你那么多的傷和痛，你大可以和山西劃清界限！我們山西人在你眼里一無是處，您可以和您的相好的省份來往啊！省得自己被騙……其實論騙子，我想我不用說什么，山西人是誠信為本古來有之，要不也不會有我們晉商的輝煌！騙子多的地方全國有那么幾個，但是山西一個也沾不上邊！稍后我將附上一個關于全國騙子的情況匯集！你看看！
欺負老實人？我怎么看不出你有什么地方老實呢？就從您一棒子把全山西人都打下去的觀點您就未必是老實人，您把淳樸善良的山西人貶得那么低，何來老實之有，是的山西確實有一些人為山西抹黑，但是別的地方就沒有了？其實我覺得您才是真正在這里現眼，給山東人抹黑！山東人會都是您這個樣子么？如果都是這個樣子的話？說實話我想我會為山東而悲哀的！
一個說話根本不想后果，而且根本不經過大腦的人，我真的不太想說你什么了，你說山西的經濟搞不好是因為山西人買了東西提貨不給錢？有意思了啊，這樣的事情是山西的嗎？也許有是個別吧？那要你這樣說，新聞報道上山東還有制造假冒偽劣產品銷售到山西來坑騙淳樸的山西人又當如何解釋？我們山西人看到這些就是寬容，我們認為山東人大多數還是好的，只有那么一小撮的渣滓在作祟，那么你看到是什么？你就知道用一個事例去否定所有的山西人，可笑！！！！！要知道前段時間中央電視臺報道的有毒罐頭銷售到山西主要食用群體都是老人和幼兒，你有什么想法？你的衡量的標桿尺度為什么就這么狹隘？真讓人看的寒心！
山西人懶么？我也有認識的山東人，你說的現象山東沒有？哦站著說話不腰疼啊！山西人的勤勞樸實可能你眼里什么都看不到，山西為什么落后，山西的情況也是有目共睹的，也是因為這樣，山西留不住人才，大量的人才流向了北京上海等發達的城市，山西人參與建設了全國各處，山西人是像你說的那么懶么？你了解山西么？你就說山西的東長西短？說實話我都越來越不想和你解釋，因為我感到你的發言是那么蒼白無力，那么的不堪一擊……既然你覺得我們山西是沒有秩序的，人都不文明，那么我也沒有什么好說的，我希望閣下能夠入鄉隨俗，俺們都是村里的沒有文化，我們沒有秩序，您老就擔待著點，我們都是野蠻社會的人，我們不懂待客之理，我們沒有最起碼的文明，我們都是貧民窟長大的孩子。你大可以選擇不來！如果您實在氣憤，覺得山西給你的傷害實在是太大了，您大可以在全國到處宣揚山西的壞，以您這個“山東”身份的眼睛審視山西，我們感謝您也給我們宣傳了一把！謝謝！
就此擱筆吧，沒什么意義也，我今天說這么多話的目的并不是為了給山西歌功頌德，也不是贊揚怎么怎么好！我只是不希望外人誤解我們山西，不希望一些人打著某些目的去貶低我們山西人，我希望大家都能夠很好地認識山西，認識山西人。我愛山西，我是山西的兒子，我也愛這片土地愛的深沉……
我們可以看到，與前文所述一樣，“山西人”將自己的論戰要點放在了幾個方面：
山西窮，是因為山西為了東部地區的發展，為了全國的發展，犧牲了自己，貢獻了大量的資源而未能獲得相應或者超值回報。在某種程度上，只要牽扯到污染、資源等方面的問題，“山西人”往往表現出來的是一種憤懣與委屈。
與這種情緒相對應的是，只要提到山西有哪些不足，“山西人”便會表現出極其的憤怒與不滿，認為是“以偏概全”、帶有色眼鏡看山西。
在討論到山西人的時候，幾乎這方面的用詞都是一樣的，那就是“我們山西人質樸、老實”……
如果到最后，于是便往往會獲得一頂帽子：怎么能這樣妖魔化我們山西？怎么能如此丑化我們老西兒？
可是，我們掩卷長思捫心自問：問題的核心實質是這些嗎？從這些紛爭論戰里面，我們看到的是不同的思維方式與看待問題的態度。
原山西長治市委書記、現山西省政協副主席呂日周在接受《南風窗》雜志記者采訪時同樣提到了這一問題。他說：山西地處中華大地的中間位置，不東不西，從1990年以后，落后得更為明顯，人們戲稱山西不是個“東西”，那是因為這里也沒產出多少東西。原因是什么呢？山西經濟的特點是能源經濟，這種特點一方面決定了山西經濟的奉獻性，另一方面也導致了山西經濟的犧牲性：犧牲了資源，犧牲了水源，犧牲了土地，犧牲了環境，犧牲了人文景觀，犧牲了人民健康，這些犧牲都難以得到補償。
但問題有另外一方面。“山西人很老實，山西的干部也很聽話。”呂日周認為，這種“聽話”的干部形象，表面上是很守規矩，實際上卻反映出主觀能動性不夠，未能積極向上反映基層實情，爭取支持的情況，是對黨和人民不負責任。
呂日周舉例說：“長期以來，中央要煤，山西就只懂得挖煤，不懂得煤變氣、煤變焦、煤變電可以提高人民生活質量。中央不向山西要焦炭，山西也不懂得產焦。中央向山西要電，山西只懂得向外輸電，自己的工業用電、農業用電、生活用電卻不足。群眾說：‘農民買彩電，只能看再見。’中央運煤走鐵路，山西不懂得自己修公路。中央要煤要電占用了山西的水資源，山西也不懂得好好造一些引水、造水工程……”
早在十幾年前，山西的有識之士已經認識到，要想解決山西經濟“貢獻大，收益少”的矛盾，必須調整產業結構，省里也多次召開論證會，拿出了若干方案，但一直處于“紙上談調”的狀態。多年來，山西經濟的指導思想，基本還沿襲著傳統思路，發展著原煤、原鋼、原糧、原木等原料，特別是挖煤的指導思想，愈演愈烈：“要想富，挖黑庫，庫里銀錢無其數。”煤炭產量直線上升，調產走向了“不動產”。
呂日周說，山西經濟并非注定是犧牲經濟，中央也不會出此下策——中央政策是全面的，問題是山西的認識是不是全面？只看到確保中央計劃的必要性，看不到維護地方利益的合理性。山西在不少時候，是以領導干部中形成的“為國家就等于為山西”的思維方式為標準，習慣于盲從，在處理中央與山西關系的工作中一邊倒，形成“山西人民利益無足輕重”的價值觀念。
呂日周將這種思想概括為“不顧人民利益的‘左’的傾向”。他說：“山西各級干部為人民服務，就是在完成黨交給的各項任務的同時，要為山西人民的經濟收入服務。有能力，就應當把一個地方人民的經濟收入搞得比同等條件地方的人民更好一些。否則，就要老老實實地承認工作有差距，‘為人民服務’差了一截。沒把山西人民的經濟收入搞上去，不管找到多少崇高的理由，都掩蓋不了無能力處理中央與地方關系、黨的政策與本地實際結合的落后性、無知性和蒙昧性。”
呂日周將內蒙古與山西作一對比：內蒙古煤炭儲量占全國的1/4，僅次于山西。但人們更多聽說的是內蒙古的“仕奇”西服、“鄂爾多斯”羊絨衫等輕紡及“伊利”、“蒙牛”這些食品工業品牌，因為內蒙古的經濟發展目標很明確，就是全區城鄉生活水平達到全國中等以上，爭取糧食自給，有更多的機動財力發展經濟文化。現在內蒙古已經成為全國重要的商品糧后備基地，財政收入年均遞增15%左右。
與此同時，山西還在“一黑遮百丑”。產業結構沒從根本上調整過來，卻又沒有緊迫感。只要那個地方有煤，煤的產量和收入逐年增長，當地領導人就會沾沾自喜。在同一行政區域，產煤地的暴發掩蓋了無煤地的貧困；掠奪性開采資源、出賣資源而致富很容易使老百姓產生鄙視文化、教育的觀念和輕視任何致富門路，更使領導人很少研究發展市場經濟的新思路，不在產權改革和產品開發上動腦筋。暫時的和眼前的致富掩蓋著難以持續發展致富的矛盾。
從干部作風上來看，山西干部一是受官本位思想的影響，整天研究人際關系、金錢關系和裙帶關系，“與其整天和農民在野外打土塊，還不如陪領導的夫人坐小板凳聊天揀韭菜”。“山東人研究讓誰去干，山西人研究要干掉誰”；“南方政府機關放手讓企業家折騰，山西政府機關放手折騰企業家”。
二是受中庸之道的影響。閻錫山信奉“中”的哲學，祁縣喬家大院的名稱是“在中堂”。有一個縣委書記跟呂日周說，我干工作就是三條：第一不誤事，第二不出事，第三不做事。呂日周質問：這種人能當好縣委書記嗎？領導的水平體現在哪里？水平就在于敢于拍板，支持對的，否定錯的。不能遇到是非就不表態。這個縣委書記說：“我怎么能表態呢？張三說東，李四說西，那我說什么呢？不表態。”
三是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的影響。在山西的貧困縣，常能看到一些啃著窩頭、吃著咸菜的農民，恥笑吃著肉饅頭的南方修鞋姑娘，問她們為啥遠離家鄉，來干這種“丟人”事？
呂日周感慨道：“這些問題加在一起，排斥著改革開放，一環一環把人套住，一繩一繩把人捆緊。這樣的環境，真要命……”
誠哉斯言！不愧是一位歷經高位的學者型官員的見解。
然而，在整個山西省，能如此分析問題的山西人、山西商人們又有多少呢？
當此類“妖魔化”山西或者山西人的文章越來越多的時候，我們山西人也許該到了反思自己的時候了。無風不起浪，事出必有因，任何事情都有它背后的理由。
一位山西老鄉這樣說：中國有這種思想的人不在少數，覺得負面的報道多了就是壞事。主張報喜不報憂，用一些所謂的功績妄圖抹殺現在所犯的罪惡。而且他們大多無所作為，還總愛緬懷過去的輝煌，就像我們的意淫電視劇今天這個王朝明，明天那個大帝一樣。過去再輝煌永遠是過去，好比一個破產的商人，每天不去想著怎么東山再起，而卻每天哭泣著回憶往昔美好的歲月，還不斷地對別人說我過去可是個叱咤風云的人物，只想用過去的輝煌贏得別人的尊重，這樣的商人有什么前途！新聞自由透明，揭發丑惡的事情他們為什么會認為不好呢？我也是山西人，我看到對山西的負面報道我是滿心歡喜。如果沒有報道說煤炭商人是如何地暴富揮金如土，我們能反思我們的一些政策以及其他問題嗎？如果沒有這些報道那些在黑窯里的孩子何時能見天日？難道就為了自己家鄉虛無的名聲就可以縱容諸多丑惡的現象的肆意發生？若是沒有網絡，中國就可能會向更黑暗的方向發展出現極大的動亂。有一句話這么說：成功的人找方法，失敗的人找理由。形容現在這類人和我們最適合不過，自己沒做好，不發達，肯定是制度和方法出了問題，人家其他地方沒資源還發展那么好，何況我們條件這么好。這類人恰恰就是愛緬懷過去，還找出種種理由說為什么會這樣，什么中國國情，什么初級什么階段的。
一位網友也許認為不能忘記山西人的一頂帽子，干脆直接來了一個標題：山西人的精明——晉商的遺傳。文章里面記錄了這樣的場景：
從恒山下來后在大門口，乘上去靈丘的“依維柯”，車內倒松得很，就是車費貴了點（外省人最好別講價因為車太少），剛行不遠，路旁有5個人，招手要乘車，于是一場討價還價的“戲”開始了，老板要20塊一人，乘車的說，都走了一段路了少點，等了二三個小時，少5塊，老板說不行，要乘的說，我們就不乘，雙方皆不讓步，足足僵持有五六分鐘，最后＂生意＂搞不成，我好蒙，一方寧愿車內空6個座，不賣100元，少賺25元；另一方寧肯再等二三個小時，也不乘車，我好佩服山西人的 “精明”……
不知道這樣的文字，各位看官是如何地感受？這就是晉商精髓？
如果只看外地人寫山西人，尚不能完全拜托某些人所說的“妖魔化山西“的嫌疑，那么，我們再看看山西人是如何”妖魔化“自己的家鄉的。
人說山西好風光，
地肥水美五谷香。
左手一指太行山，
右手一指是呂梁。
站在那高處望上一望，
你看那汾河的水呀，
嘩啦啦啦流過我的小村旁……
——歌曲《人說山西好風光》
五一黃金周，我和兩個兄弟坐了汽車，又回到了離開將滿一年的山西。細算起來，事實上在山西逗留的日子也僅僅有兩天走馬觀花的過程了。既然是走馬觀花，那么也就貌似沒有發言權來上這么一篇所謂的《抱歉山西》——不過既然我放話在先，不寫自然就是不行的了。只是我所寫的東西并非僅是單單兩天的內容，而是四年零兩天的，于是乎這樣的發言權就自不必說了。 {分頁}
一
由于太原—舊關高速公路部分翻修，因此石家莊北站發往太原的長途汽車只得取道山西壽陽。
在百無聊賴之中從車窗向外望去，是那熟悉而又陌生的景象：一望無際連綿的青山，廣闊的黃土地，零零散散地堆著幾座刷著廣告亦或標語的平房聊為點綴。
不愧是山西啊，那路邊的是煤吧。突然，車上有人說道。
我由著聲音向路邊望去。果然，路邊的黃土已經被煤染成了灰黑色，還散落著不少顆粒狀乃至塊狀的煤渣。不愧是山西，不愧是山西……這幾句話回蕩在我的大腦中，突然間大學時候流傳的一句話打破了這種回蕩：山西窮的就只剩下煤了。
（無語，現在是能源經濟，煤炭值錢了。山西好點了。但是總體還是差，部分人有錢是好事，但是我不希望看到的是大部分沒錢的拿人家有錢人的事情來意淫……）
于是乎我再次放眼望去，青山、土地、平房……空曠的悲涼，我突然意識到：這種悲涼足以抹殺任何的欲望，甚至希望。
由于太舊高速公路的翻修加之黃金周的車流量驟然增大，所以汽車在壽陽堵了四個小時。直到將近下午五點的時候，這輛車才到達了太原長途汽車站。
剛下車不久，我的兩個兄弟就開始對著一輛車發表議論了。在我回過頭去的時候，他們所議論的那廝已經從我的視野中低調地消失了。聽他們補敘，那是一輛勞斯萊斯；他們還說，在北京都沒見過，沒想到在太原竟然不經意間就給見到了。其實他們不知道，在太原的柳巷商業街經常會出現這種名車，之中并不乏寶馬凱迪拉克勞斯萊斯悍馬之類。
我心中突然泛起了一種難以名狀的感覺。
那悲涼的青山、土地、平房……
二
從山西畢業后我一直認為，浸淫于山西氛圍四年之久的我太熟悉這塊土地了。但我沒想到，一頓飯之后，這塊我自認熟悉的地方卻又讓我感到是那么的陌生。
起因很簡單。無非是在我們吃飯的時候，上菜的服務員把我放在桌上的紅蓋小汾酒碰灑了半瓶，我理所當然地要求再賠償一瓶，可得到的回答是：再上一瓶，以半價計。（再無語）
我頓時語塞，不由得對這種賠償辦法心服口服。精明，這是外地人對山西人最具代表性的評價之一，這一點于此展示的真可謂是淋漓盡致了。我清楚這固然只是柳巷食品街里很小的一個門臉，所以從理論上來講這種經營手段并無法代表所有山西人的思維方式，但是我仍然一廂情愿地認為這肯定也能說明些什么。我又想起了電視劇《喬家大院》中喬致庸將劣質棉籽油以一文錢的賤價出售給顧客充當燈油以為賠償的情節，不知道這種事兒在今天的山西店鋪中還有沒有可能發生？轉而再想，其實我沒必要對電視劇的情節做出質疑——喬家的方式可謂大氣，但同樣可謂之精明，因為他關注的利潤更長遠。
（這樣的事情經歷了不少，但是大部分是小精明，在經營這一大塊，關注利潤長遠的不多，這樣是制約經濟發展的。而且不利于企業壯大）
同是山西人的精明，只是隸屬的時代不同罷了。
三
這次回山西并沒有去喬家大院，原因有二：一是因為由于電視劇《喬家大院》的熱播必將置喬家大院于山西乃至全國旅游業的風口浪尖之上，此乃旅游之大忌也；二，有內行說法曰喬家不如王家，跟王家一比喬家就不算什么了。所以，我們一行三人最終選擇了位于山西靈石的王家大院。
跟團旅游的弊端之一就是不自由性，于是這次在王家大院游覽了僅僅不到一個半小時。雖然不甚過癮，但這么短的時間已經足夠讓我感慨頗深了。這個占地15萬平方米的建筑群誠然無愧于“民間故宮”的稱號，它的規模之龐大，房屋之眾多以及雕刻之細膩精美足以讓任何擁有大片豪宅的富商顯貴們自慚形穢——甚至包括擁有紫禁城的朱氏與愛新覺羅氏們，如果他們真的身臨其境的話。我有理由相信，這個大院的建筑成本至少不在紫禁城之下。
在感慨于王家大院的規模、房屋以及雕刻的同時，我卻又感到了一些其他的東西，從這些東西中不難窺出晉商一族乃至整個山西頹敗的些許原因。
誠然，我贊嘆于王家大院龐大的規模、眾多的房屋以及細膩精美的雕刻，但是另一方面我不得不承認，這座建筑群并不大氣——這一點是無法和氣勢磅礴的紫禁城相比較的。這個龐大的建筑群，不過是由一個個狹窄猥瑣的院落鱗次櫛比地堆砌而成的。從此許能推想出山西商人獨特的樸素觀念：他們根深蒂固的小民意識決定了院落的猥瑣規模，這種意識也使他們把大部分的銀子都花在了力求窗棱、門飾甚至石階雕刻的精美之上。
（這時我想到了山西的豪華車是在一個地區是那么的集中，為什么集中？不會是攀比……那會是什么呢？）
再把話題扯大一些。在這個蜂窩般的建筑群中，那些叱咤風云數百年的晉商形象于此不見了分毫。我很難想象，那些一手遮天的山西商人為自己設計修葺的家族建筑群竟然感覺不到絲毫的大氣與魄力。除此之外，也許從這里還能體現出晉商一族的理財觀念：在外邊掙了錢，運回家，修房子或存著。如果這是真的，那中國金融業的發展可能就是歷史開的一個大玩笑——推動中國金融流動的，竟然是這么一種觀念；不過這么一看，中國的票號業的發端于山西也就是很正常的了。
于是乎歷史上真實的喬致庸成了一個謎。我不知道這位晉商的代表人物是否真的在做著莊周化蝶的那個夢，是否真的有著那扶搖直上九萬里的壯志，是否真的有著那非比尋常的魄力，是否真的具備著那超越傳統晉商的思想……
我突然覺得王家大院變成了一個偌大的監獄，它牢牢地鎖住了晉商們的金銀、觀念和理想。（何止是商人啊，放大點說是整個山西人）
上述幾篇文章在網絡刊登后，到處轉載，引來憤怒一片罵聲不斷。所有人都不可否認，這篇文章有點以偏概全，但是，在憤怒聲中，我們山西人民是不是需要理性地思考：怎么了？為什么一個外省人會有這樣的看法？為什么離開山西、深愛這片土地的三晉游子也會同樣的思考？……
只是，這樣的理性似乎很少，面對凡是說山西不好、晉商不好的，你看看，幾乎都是驚人地一致：罵！罵的狗血噴頭！更為好玩的是，幾乎所有的回帖里面，總少不了這樣的經典：
山西真的沒什么，只是女媧在這里補過天而已！
山西真的沒什么，只是神農在這里播過種而已！
山西真的沒什么，只是蚩尤在這造過反而已！
山西真的沒什么，只是三皇堯舜禹在這里而已！
山西真的沒什么，只是四大佛教名山之首在這里而已！
山西真的沒什么，只是五岳中的北岳在這里而已！
山西真的沒什么，只是大同的石窟比洛陽的強點而已！
山西真的沒什么，只是獨一無二的木塔在這里而已！
山西真的沒什么，只不過山西有座古城敢說第二，就沒人敢說第一而已！
山西真的沒什么，只是黃河流經了七省卻把魂留給了山西而已！
山西真的沒什么，只是山西古代有一群人會做生意而已！
山西真的沒什么，只是占了全國的七成煤炭而已！
山西真的沒什么，只是八大名酒里有一種而已！
說山西沒有圣人，關羽就笑了：“昨天還和孔子論《春秋》來著。”
說山西沒有思想家，荀況就笑了：“你應該叫我荀子。”
說山西沒有一方霸主，晉文公就笑了：“給你個面子，我讓你90里。”
說山西沒有駢文家，王勃就笑了：“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
說山西沒有散文家，柳宗元就笑了：“怎么說也進了八大家了啊。”
說山西沒有詩人，白居易就笑了：“數完李白杜甫就該說我了吧？”
說山西沒有詞人，溫庭筠就笑了：“我是第一個好好寫詞的人。”
說山西沒有曲作家，關漢卿就笑了：“元曲四大家知道是誰不？”
說山西沒有史學家，司馬光就笑了：“我和司馬遷合稱‘雙司馬’呢。”
說山西沒有書法家，米芾就笑了：“‘蘇黃米蔡’里的那個米就是我啊。”
說山西沒有畫家，王維就笑了：“我寫的詩都是畫……”
說山西沒有小說家，羅貫中就笑了：“我好歹也寫過名著啊。”
說山西沒有女強人，武則天就笑了：“朕沒虧待你吧？”
說山西沒有美女，貂禪和楊玉環就笑了：“把西施和昭君叫過來合個影吧。”
說山西沒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徐向前就笑了：“元帥不好當啊。”
說山西沒有強悍軍閥，閻錫山就笑了：“山西在我手里38年沒出事。”
實際上，我們都明白：俱往矣，數山西風流人物，都在往昔！
更何況，我們可以夸自己早前是多么的富，地上多少文物，地下多少文物，歷史上出了多少名人。問題是，中原大地孕育了燦爛的華夏文明，而華夏文明影響了整個的東亞文化，為人類發展史譜寫了最為華麗的一章。我作為炎黃子孫感到無比的驕傲和自豪。在山西這塊先祖生活的大地，無論是地上還是地下，留給我們炎黃子孫的都是文明的結晶、智慧的精華。我們的先祖因為智慧，因為文功武略，在歷史長河中留下了他們天才的名字，讓我們后輩在驕傲自豪之余，充滿穿越時空的景仰。可這一切，與現在的山西人有什么關系呢？創造輝煌的是炎黃血脈的一族，和你今天的山西人有什么關系呢？
而我們山西的老鄉啊，依舊在晉商的華蓋下，在往昔的輝煌里憤懣、郁悶著。
一位山西老鄉如此慨嘆：我們能告訴他們些什么呢？便是把他們擦得锃亮，一一擺放出來，又能如何呢？這個質疑，首先不是來自別人，而是祖先他們自己。在他們看來，貧窮，永遠不能成為抱怨的理由。痛苦，也總是成功的原發動力。他們吃苦耐勞，開創黃河文明，他們能文能武，獨領一代風騷，他們能謀善斷，氣吞錦繡山河，他們精工善賈，錢財富可敵國；他們進則仕，濟天下養蒼穹，退則師，立賢言守氣節；若逢亂世，必赤膽忠心，金戈鐵馬，成就不世之業；若遇太平，則安守其業，厚積薄發，求成有益之人。面對這樣的祖宗，除了恐慌，除了難堪，除了羞愧，我們能說些什么，又有什么好抱怨的呢？失落的如我輩的山西人，除了一邊喝著老陳醋，一邊酸溜溜地回想“那些曾經闊過的日子”外，我們還應該做些什么呢？那個《人說山西好風光》里風景秀麗的山西那里去了？那個自古“表里河山”的山西那里去了？輝煌，財富，名氣，曾經我們什么都有過，如今，我們好像什么都沒有了。現實的山西人在沒有了現實的憑靠后，人格精神竟也萎縮、疲軟得一蹋糊涂。不說那浩然之氣，不說那風流之風，我們竟連最起碼的方向都已經迷失了。如今，說起山西來，除了冷冰冰的石窟，輕緲緲的五臺，四方方的古城，我們的印象好像就剩下臟、亂、窮了。遠古的輝煌早已褪色，政治的喧鬧早已經冷場，只剩下一種畸型的繁榮，鬧哄哄，香艷艷地斜撐著山西可憐又可悲的名聲。想著這一切，總會感到深深的悲哀。不為別的，只為我的故鄉山西，我是山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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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何興起？出路在何方？
為什么要成為、誰有資格成為“新晉商”？
侯耀晨先生是一位資深記者，他傾心研究區域經濟國際化戰略傳播。面對“新晉商”這一概念與群體，他提出了自己的一個思維方式與觀點。那就是，在全球商業背景下審視“新晉商”這個概念的時候，需要設立幾個參照系，在這個參照系的背景之下來探討“新晉商”。他開列出來的四個參照系是：美國持續200多年的商業實踐；猶太商人在全球各地的商業流浪史，尤其是猶太種族在納粹的政策中陷于全球化絕滅危機中的商業奮斗；日本、韓國商人在全球的勃興和濫觴；新浙商、新粵商、新魯商、新徽商在中國大陸的商業割據以及在國際空間的商業突擊。
侯耀晨先生提出，在這幾個參照系的燭照下審視和考察“新晉商”的現實意義以及它的種種可能性的時候，首先可以摒棄幾個誤會：
新晉商應該是參與全球商戰，在全球商業空間里發揮集體智慧、創造商業奇跡的山西商人，而不是僅限于在山西土創業和發展的山西商人，因為今天的山西盡管社會經濟的發展規模較之很多地區明顯滯后，但它實際上已經成為全球市場和商業競爭的一部分；
只要是祖籍山西的商人，都可以稱之為“新晉商”，正如猶太人在全球各地經商，我們稱之為“猶太商人”一樣；
“老晉商”未必就是舊的、“新晉商”未必就是新的，新晉商應該是一個承前啟后的概念而不是一個“劃時代”的概念。因為，即便在純商業層面上作為，依舊沒有資格跟“老晉商”相提并論。
清除了以上誤會，一個最核心的問題，就是，新晉商代表的是一種商業勢力呢，還是一種人生信念？也就是說，解決一個基本的問題，如果新晉商是一雙新鞋子，那么放在鞋子中的腳，應該是怎樣的兩只腳，應該走什么樣的道路？
侯耀晨先生這樣提出自己的分析思路：
提起美國的憲政歷史和200年來持續繁榮的商業奇跡，無論理論界學者還是工商巨子，大家都忘不了亞當-斯密的貢獻。他的《國富論》不僅明確了國家之所以存在的合理性和理論依據，也界定了個人財富、個人創富對國家和社會的價值。因此，《國富論》被尊為美國200多年憲政和經濟成功的第一塊奠基石。
然而，國內的商業人士和學者們在研究美國這個參照系的時候，至少在根本性的問題上對亞當-斯密的貢獻以及他本人的價值觀的認識是不夠全面的。
亞當-斯密的貢獻，不僅在于他寫了《國富論》，《國富論》之后，它的另一本巨著《道德情操論》也是同樣重要的。
簡單點說，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在理論上解決了一個國家和他的每個公民如何賺錢的問題，而《道德情操論》解決了一個國家和它的公民如何花錢的問題。
如果一個商人讀了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他可以理直氣壯、合理合法地創造財富，把從事商業奮斗當作自己一生的事業和榮耀；
如果這個商人正好也讀了亞當-斯密的《道德情操論》，他就會對社會和諧，對財富的終極價值有全新的認識，繼宗教價值的號召之后，從事推動社會和諧的公益事業，就會成為他的理論動力。
這樣的商人，既有勇氣和智慧去賺錢，也有理性和責任感，抱著感恩的心理去回報社會，而不是把公益事業當作為自己的企業和個人賺取更多商業資源的手段，更重要的，一個優秀的亞當-斯密的信仰者不會把夸富斗狠當作自己的榮耀，而這正好是老晉商最終走向覆滅的可怕心理根源之一。
再來看猶太人，猶太人在上個世紀納粹猖獗的時期，其群體命運和個人空間被壓縮到空前逼仄和悲哀的地步。由于包括猶太人在內，大家都認為下一個被清除的可能輪不到自己，這種僥幸心理，導致猶太種族以及全人類蒙受了可怕的災難。在那個充滿悲劇的歷史階段，最終覺醒的猶太商人們被迫把個人及種族的生存擺在第一位，很多猶太商人為了最后的救贖貢獻了自己的個人智慧和財富。此后，這種恐怖的洗禮導致的人生覺悟成為猶太商人繼續稱雄全球商界的精神資源。
和猶太人面臨的種族災難相比，歷史上的晉商們沒有面臨過如此殘酷的災難，即便跟異族統治者的關系中，他們也是相對處于被保護被尊重的地位。在走西口的歷史中山西晉商有無數的個人曾經犧牲在漫長的商路上，這個數量沒有精確的統計，但是考察中國的歷史，其總體數量不會少于猶太人的死亡數據。不同的是，前者主要死于尋找財富的道路，后者死于納粹的直接殘殺。還有，山西商人在明清時期對于歷代統治者都有過巨額的“捐助”，有時因為當局囊中羞澀，有時由于國破家亡的危險。
無論一個商人，還是一個商人的群體，在他們的商業和人生之路上總會遇到各種各樣的困境，有的是空前的政治災難，有的是商業領域的殘酷競爭，但是猶太商人能夠屢次挫折，屢次崛起，山西的老晉商曾有著500多年持續的商業實踐，最終一蹶不振，這不是值得今天的新晉商們反思嗎？
第三個參照系，韓國商人和日本商人在戰后的勃興以及他們如今在全球商業領域的濫觴，對今天的“新晉商”們也有可資借鑒的啟示。
眾所周知，日本和韓國都是深受中國傳統文化影響的地區，日本韓國的商人，一方面把中國傳統文化的“誠信、仁義”等重要價值觀作為自己的人生信條，同時，并沒有封閉自我，而是以開放的心態，以走出去的勇氣，以不斷創新的精神磨礪自己，最終不僅實現了亞當-斯密《國富論》開辟的商業可能性，也正在走向亞當-斯密《道德情操論》指向的個人規范和人生理想。
日本、韓國商人在上世紀以來的成功之路是老晉商們所沒有的，也是今天的新晉商們需要從中總結經驗教訓的。
最后，我們看看新晉商在國內的對手們，新浙商、新粵商、新魯商、新徽商這些群體。在上世紀中后期以來，浙商、粵商、魯商以及徽商由于地緣優勢，得到了長足的發展，現在，這幾大區域的商人群體祭出新浙商、新粵商、新魯商、新徽商的旗號，在國內形成幾大勢力，在國際上謀求新的突破，他們不僅有已經創造出來的經濟勢力，也有歷史上他們的先輩們積累的文化資本。
和新浙商、新粵商、新魯商、新徽商比較，新晉商們除了在文化資本——老晉商遺存的歷史輝煌和商業智慧方面可以自豪一下，在其他方面則沒有什么自信感可言。
但是，新晉商需要開放自己的心態，跳出這個怪圈，因為無論新浙商、新粵商、新魯商、新徽商還是新晉商，都有他的局限性，都還不能作為一個長期成功的樣板來參考。同時，山西是國際市場的一部分，浙江、廣東、山東、安徽乃至中國的每個地方，又何嘗不是呢？所以，如果新浙商、新粵商、新魯商、新徽商還是新晉商僅僅停留在地緣商業勢力和地方群體力量的號召，是沒有意義的。商業不相信故鄉，在全世界都是這樣的。
由此，侯先生提出了這樣的觀點：
如果新晉商，是一個特大號的鞋子，那么新晉商群體必須擁有一雙勇于走向市場，敢于浪跡天涯的熱血男兒的大腳丫，他們的腳步應該走出山西，行進在國際競爭的道路上。在沒有盟友的時候，他們能夠像歷史上的祖先一樣以空前的韌性進行個人奮斗，在機緣到來的時候，則無論是新晉商、新浙商還是猶太人、日本人、韓國人、美國人，只要符合商業利益，都可以作為自己的盟友。
相反，如果今天的新晉商群體還是“穿新鞋、走老路”，總是在一個封閉的心理空間中打滾，則談不到什么出頭之日。
浙江德士風服裝有限公司董事長董水榮曾經談道：其實商幫構成并不是因為地域的特點，它是精神層面的東西。浙商從精神層面上講它就是一個浙江精神，而不是簡單意義上的浙江范圍內的商人，而不是全球浙江商人的思維模式，而是浙商代表精神的一種體現，
套用《世紀末的山西》一文作者的一段話：作為新晉商，我們不能僅僅理解為一個地域上的概念，不是說我們生在山西就是新晉商，同樣也不能說那些在山西的外地人不是新晉商。作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新晉商的定義應該是一種文化上的，是一種由于歷史的社會的甚至經濟的因素把許多人聯系在一起的那種紐帶。它決不單單是一個名詞是一個符號，應該是一面旗幟一種咒語一尊神像。一個新晉商應經過自覺的奮斗，依靠有意識的抉擇，經過自覺的反省而把三晉的文化內化，才有資格成為真正的新晉商。
然而。
然而的背后是，我們還應該從另外一個角度來思考包括“新晉商”在內的“商幫熱”。
面對近年來越來越熱鬧的商幫活動，包括新晉商的不斷升溫，我們也應更加冷靜地思考，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今天，是否有必要刻意強化和經營新的“商幫”概念，是否應以更加開放合作的心態豐富“商”的內涵。
我們可以看到，侯耀晨先生上述的分析與結論，是建立在新晉商這個概念可以成立的基礎上。實際上，在“世界是平的”、“地球都成了一個村子”的今天，有一個概念已經浮現出來，那就是，現在的“商幫”與時俱進了嗎？或者說，到處冠以“新X商”的新商幫概念到底有多少實際意義？因利益而聚合的“新商幫”與古時“以地域為中心，以血緣、鄉誼為紐帶”的舊商幫相比，究竟有多少傳承關系？市場經濟的自由環境與蘊含強烈地域色彩的“商幫”概念是否能夠相依共存？這個問題直指一個核心：新晉商以及與新晉商類似的概念與組織是不是該就此死去？
我們縱向分析就可以知道，因利益而聚合的新商幫與古時的舊商幫相比，新商幫們植根于當地共同的商業氣質和文化脈絡。細細考察，則可以從他們身上解讀出他們所代表的時代、環境、地域特征。因利益而聚合的“新商幫”與古時的“舊商幫”相比，業務上既少傳承，即便在文化上也無太多承繼關系。換言說，這新商幫頂多只是一種“借殼”現象。
值得注意的是：在對“商幫”的“瘋炒”中，絕大多數都是在夸大商幫的精神力量。有人說，山西人天生就有經商才能，以“誠信”著稱天下，崇信“管鮑遺風”，把經商視為“陶朱事業”；徽商則是講究誠信、吃苦耐勞、注重文化傳統的“徽駱駝”；廣東商人敢拼敢闖，處處都想喝“頭啖湯”；福建商人也不差，沒事就愛用閩南話吼上兩嗓子“愛拼才會贏”；浙商喜歡從小物件做起，成立商會、抱團發展。仿佛一個地方的商人就應該是一個模子刻出來的，只要把昔日傳統商幫成功的“DNA”檢測出來，堅持下去，便能順著來路，從一個勝利走向另外一個勝利。然而，卻很少有人注意到，當年的十大商幫如今已乘黃鶴去。
歷史上出現的商幫有其特定條件。在小農經濟時代，由于受到諸多環境因素的制約，我國各地商界形成了“幫”的概念，“幫”是“商”的支撐，行“商”必有“幫”。而現代工業文明強調合作、開放，強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強調建立規范有序的市場環境，尤其是當今全球一體化趨勢加劇的形勢下，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已融為一體，行“商”必在世界范圍內配置資源方能生生不息，可謂開放贏得合作，合作成就未來。
正如有關專家指出的，今日商幫的概念用于同鄉交流等倒未嘗不可，但過于強化地域概念，路子會越走越窄。一位商人戲言：“英雄不問出處，做生意又不是挑寵物犬，不必細查祖宗八代的血脈。”事實上，現今意義上的“商幫”實際上只是一個大的商業族群的方便叫法，早已與傳統商幫“以地域為中心”的特征相去甚遠。曾經有一位在英國學成歸國的專家，在聽了一場關于“新商幫之崛起”的講座后，饒有興趣地詢問了在英國讀ＭＢＡ時結識的倫敦商人杰克：“您是否為自己是‘倫敦商人’而感到驕傲？”結果這個問題倒讓那個留絡腮胡子的英國人大吃一驚：“為‘倫敦商人’稱號而感到驕傲？你大概是說伊麗莎白時代吧。今天，‘倫敦商人’跟‘曼徹斯特商人’沒什么不同，無論‘倫敦商人’、‘巴黎商人’還是‘紐約商人’，除了說明他們住在‘那旮旯’之外，沒什么特殊涵義。”這位專家頓感自己問了一個愚蠢的問題。
而今的中國的商人，已經穿山越嶺，萬里跋涉，投身于全球市場這一塊老商幫們見都沒見過、想都想不到的天地之中。因此，有專家指出，在中國商人本應有更大的胸襟和氣度的今天，沒有必要把狹小的地域之見、血統之論堂而皇之地請到堂上、冠個“新”字招搖過市。傳化集團董事長、浙江省政協副主席、省工商聯會長徐冠巨認為，在各國文明相互交融、我國加速融入世界的時代背景下，總結研究有區域文化特點的“商幫”很有必要，但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今天，沒有必要刻意強化和經營新的“商幫”概念，而應以更加開放合作的心態豐富“商”的內涵。他認為，今日“商幫”的概念用于同鄉交流等倒未嘗不可，但過于強化地域概念，路子會越走越窄。“一個好漢三個幫”，從商本就是個講人緣、講關系的活計。一位學者表示，“商幫”的興起其實在很大一個層面上是今天的商人為了拉關系而找的理由。這些本來不過是依各地商人性格特色總結出的訣竅，卻有好事者非要歸納出個“一二三四”，并貼上“×商”的標簽。
朱芳文先生更是干脆，他提出包括“新晉商”在內，所謂的商幫文化是一種虛擬的自慰而已。
他認為，在世界上，我們最熟悉的商幫（如果有的話），莫如猶太商人。在無數歷史典籍及文學作品中，我們知道這是一個最會賺錢的商幫（而非民族），其經商的觀點與手段在世人的心智中占有極強的印象：最會賺錢。
可是，在我們對徽商、晉商的總結上呢？找不到最具說服力的特征來總結其價值。如果僅僅是局限在地域上，那么這種研究的角度就不該是他們本身，而是他們在資源分配、資源調整、促進社會物質進步等方面的成就和意義了。中國的商幫文化，其實根本沒有存在過！至少在現在的中國，就是這樣。我們不能因為《喬家大院》的熱播，就一廂情愿地相信山西人就是怎樣地信守誠、義；我們也不能因為胡雪巖，就一定要說左延安、尹同耀如何如何，中國的其他地方有更多的（有政府背景的）企業，他們也是紅頂商人么？
他認為，所謂的商幫以及新商幫的概念之所以喧囂塵上，是出于媒體的炒作與報道需要，涌現出了美商、日商、韓商、臺商、港商、浙商、蘇商、京商、新滬商、新徽商、新晉商等名詞。所指無非是一些具有共同屬地的商人，并人為地把他們強加在一個群體之列。
他以臺商為例來說明這一問題。官方資料顯示，在現在的中國，有100多個大、中、小型城市居住著120多萬臺籍人士，其中大約有10萬臺籍人士是大陸6萬多家臺資企業的企業主，或者是一些大型跨國公司的企業高管。而我國官方及民間合作的機構，臺灣同胞投資企業協會的企業會員及個人會員，卻只有2萬余名。也就是說，認同這種劃分標準的商人，不足這個群體的1/5（或者說1/60）。而臺商還是目前華人世界中公認的最具代表的商幫群體之一。
朱先生認為，這說明了商幫文化的幼稚。如果硬要說有商幫文化的，那這種文化也僅僅處于萌芽期。如果僅僅依靠過去的記憶來引導現在的商幫進化，無疑是一個無趣的過程。
由此，我們吶喊：打倒商幫！打倒晉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