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經濟之名: 歷史斷面里的人性密碼
戰爭中誰在獲取福利？
誰的錢包在戰爭中變鼓
有句在軍閥中流行已久的俗語叫“槍炮一響，黃金萬兩”，是形容現代戰爭一旦開始，將會產生巨大的經濟收益。這通俗易懂的八個字，可以說是戰爭經濟學具體的表現形式，道理古今通用，在古代戰爭里，這同樣不失為一條真理，只是要改上兩個字，“槍炮”改成“戰鼓”。
戰爭一旦打響，是幾家歡喜幾家愁。到底是誰在歡喜誰在愁，我們不妨把答案隱藏在后文里，讓大家自己慢慢品味。這里要做的是，將戰爭進行一種換算，根據其作用于經濟上的效果，將它計算成一種福利。而我們，則重點著力于探討這福利該按什么樣的形式分配。
在我們未進入現代社會之前，社會宏觀結構的形態一直是處于正金字塔狀。金字塔可分為三層，塔尖的食利階層，塔腰的次食利階層，和塔底的被食利階層。而社會的福利分配卻是倒置的，呈倒金字塔狀?？偟膩碚f，戰爭福利的分配原則大致也是如此。
然而細化來看，還有少許不同。
最大福利的獲得者，毫無疑問是最高統治者：他會獲得更多的土地，以供養他自己；他還能獲得更多的人口，這包括即時掠奪來戰敗方的人口，也包括未來新生的人口，新生人口可以依靠搶來的土地產生經濟價值；他還可能獲得一些高經濟價值的奢侈品，以及獲得戰敗方的直接經濟賠償。
而次級福利獲得者，相對比較復雜。次級福利獲得者，從參與戰爭的角度分析，大致分為直接參與戰爭者和非直接參與戰爭者。
直接參與戰爭者獲得福利方式有兩種：第一，直接從敵手或敵生活區掠奪而得。典型的福利如食物、衣物等，或可進入商品流通領域的奢侈品，如珠寶等，或是通用貨幣，如貴金屬、鑄錢等；第二，從統治者所得利益中二次分配來獲得，比如提高自身的政治地位，以獲得更高的經濟供養，或者獲得土地等其他經濟資源。
間接參與戰爭者獲得福利方式，如得到二次分配的利益，同直接參與戰爭者差不多，都是等戰后由統治者統一發放。而直接經濟利益的獲得方式，卻有所差別，雖然同為掠奪，但是并不像戰場中那么血腥，他們針對的掠奪群體是與其生活在同一社會群落中的底層，或在支持戰爭的經濟行為中進行貪污。典型的獲利渠道如軍糧或后勤物資籌集，武器生產、管理或交易，以及征兵。
說到這，我們會發現其中一個規律：能獲得戰爭福利的人，所從事的社會分工，一定和戰爭即時必須資源有著密切的聯系，如人財物等，而他們獲得經濟收益的時間段與戰爭密切相關。只要有戰爭，他們的工作就處于動態中，于是便有了可觀的經濟利益收獲。
這里要說清楚的是，次級戰爭福利獲得者一定來源于次食利階層，但是不見得每一個次食利階層都具備獲得戰爭福利的機會。絕大多數在戰爭中，將處于一個被掠奪者的位置，或是被敵人掠奪，或是被己方以支持戰爭的名義而掠奪。哪怕沒有被掠奪，也是處于經濟獲得減緩或停滯的狀態中。我們退一萬步講，即便這些戰爭福利非獲得者，在戰時同日常的經濟獲得相差無幾，他們在相應的次食利階層中，也是損失者。因為戰爭福利獲得者的經濟收益效率將使得自身的經濟積累速度變得驚人，隨著戰爭時間的延續，他們將在經濟儲備上遠遠甩開那些無法獲得戰爭福利的人。
為研究而建立的模型，往往是理想狀態下的，對負面效應考慮并不充分，聯系到現實中具體情況可知，戰爭福利，對于同一個社會群落來說，仍然不是一種廣普的福利，更不是社會的整體福利，而是少數人的福利盛宴：通過戰爭對現有的政治、經濟權利進行再分配，從而淘汰一批次食利階層。
被食利階層在戰爭中經常扮演著最悲慘的角色：在戰場上，他們是流血流汗的主體；在非戰場上，他們是被掠奪的主體。戰場上大部分繳獲歸次食利階層所有，非戰場上他們既要創造經濟價值支持、供養戰爭繼續，又要防止被敵方掠奪。
他們是當之無愧的最低福利的獲得者，甚至在非良性制度下，幾乎沒有福利可言。例如社會階層涇渭分明，導致被食利階層永遠無晉升到次食利階層。具體如后世的兩晉時代，庶民幾乎永無見天日的機會。做為庶民，無論他個人多么優秀，給社會帶來多么大的貢獻，一個出身門第先天不足，就把他徹底卡死在底層社會里而永世不得超生。
這樣的制度，是典型的失衡制度，是種危險的制度，經濟上的風吹草動都會引發大規模的社會動蕩，說成是安定的天然大敵一點也不為過。而這樣的制度在戰爭活動中，是經不起考驗的，都必將走上失敗之路。原因在于，作為參與戰爭的主體階層沒有取得戰爭勝利的欲望和動力——即便勝利了也與其無關，這使得他們的戰斗積極性大為降低。
{分頁}勞有所得是個好制度
良性制度則使被食利階層有機會獲得戰爭福利，最大的福利是晉升到次食利階層中，這對于他們將有非常的誘惑力。我們可以把這看成是一種價值交換，以在戰場上達到食利階層的政治目的為標的物來交換福利。合理的價值交換，可以刺激被食利階層提高戰斗積極性，因為這和自身利益密切相關。接下來簡單聊聊貿易壁壘和商業壁壘的背后到底有何利益糾葛。
從根上講，還是經濟運作的理念問題。從純經濟角度來說，貨幣與商品的交換，或者貨幣發揮資本職能的時候，有個不對稱性。就是貨幣的流動速度與商品的流動速度有一個微妙的時間差，這個時間差，我們通常管它叫信用，這個時間差越大，代表貨幣周轉速度與商品周轉速度背離就越大。
根據費雪方程MV=PQ（M是貨幣量，V是貨幣使用次數，P是商品價格，Q是商品交易次數）可知，在貨幣量恒定不變，貨幣流動增速小于商品流動增速，商品價格是遞減的。
這個是什么呢？通貨緊縮！
在金屬貨幣時代，隨著經濟的繁榮而經常出現的通貨緊縮，就是這個深層的經濟原因所導致。因為金屬貨幣不像信用貨幣，可以根據經濟的運轉需求而適度向社會投放貨幣，因此，在金屬貨幣時代，貨幣往往不能滿足經濟的需求而制約經濟的發展。
在金屬貨幣時代，做為孤立的經濟體看，貨幣問題成了個無解的難題，然而經濟體并不孤立。有識之士發現了這個問題，選擇了使經濟有出路的辦法：戰爭！直接搶貨幣過來，通過利益獲得者消費投放到社會中，以滿足社會的經濟發展需要。但是戰爭這東西風險太大。
還有什么辦法可以解決這個問題呢？答案是貿易。貿易無疑可以促進貨幣流動起來，但是僅限于自己的社會群落內，生產出來的產品干嗎？外銷??！我們拼命外銷，但是不進口，把大量貨幣截留在我們境內，這不就可以解決我們社會貨幣量不足的問題了么？
于是貿易壁壘就產生了。
貨幣政策跟不上經濟的發展，是個很可怕的問題，它嚴重地限制了經濟發展的速度和有效性。在信用貨幣出現之前，這個問題一直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杀氖?，直到今天還有人鼓吹黃金，說貨幣要恢復到金本位，這是種多么愚蠢的想法。
軍功，做為軍人的績效考核，作為衡量獲得福利的標準，是相對公正公平的。
通過戰爭獲得軍功，通過軍功確認相應的政治地位，根據政治地位來確認應獲得的經濟供養。這樣的流程，基本符合良性制度下獲得戰爭福利的情況。按照這個標準來看，商鞅變法時為秦擬訂的制度，可以算得上是良性制度。
分別執行良性和非良性制度的社會群落間的戰爭，相當于兩種制度的碰撞。在其他物質條件大致相等的前提下，良性制度獲勝的概率非常高，幾乎立于不敗之地。
秦攜良性制度，打破了當時的歷史僵局，我們反觀當時的關東六國，都不具備這種應和戰爭狀態的良性制度，于是最終覆滅了。這是再所難免的，只是時間問題罷了。
由此，我們不難理解這樣一個有趣的現象：建立在良性制度下的社會群落，軍事技能熟練的人群并不懼怕戰爭，甚至樂于看到戰爭。對于這些無處覓封侯的半職業軍人，戰爭那簡直就是他們安身立命的本錢，是快速致富的陽關大道，不說明碼實價，童叟無欺也相差無幾。
看來戰爭這種福利，還真不是每個人都能享受得到的，這不僅和社會制度密切相關，還和人群的社會分工有關。應該說，只有特定的人群才有獲得這種福利的機會，而不論他們是主動還是被動。
有一筆福利是戰爭獲勝后的利益二次分配，作為食利階層與其統治下的社會群落成員共享戰爭福利的手段。打個比方就是企業老板在年終歲尾給員工發紅包，大多是非透明的，做不到明碼實價。這在為數不多的時候，是最大手筆的福利分配，然而通常的做法是雷聲大雨點小，從實際分配效果看，并不樂觀，套用經濟術語的說法是通貨膨脹率頗高。當然，還有一種最壞的可能是負福利分配。
采取何種二次分配方式，取決于最高統治者的性格，看其是否足夠慷慨，如果他過于吝惜財物，他在戰前或戰爭期間做出的政治承諾很可能跳票。為了避免自身的信用折損，他可能會編制非常美麗的謊言來掩飾這一切，或者是將福利摻水份發放。另一種使政治承諾成為空頭支票的原因是，最高統治者因客觀原因而導致無力負擔并兌現承諾，這往往與個人品格無關。比如說，對戰爭的后續發展預估不足，原本預計達到的目標打了折扣，而承諾給參與戰爭者的利益遠超過戰爭得來的利益，這使失信成為一種不得已的選擇。
政治利益，大多時候很難量化，這成了利益分配無法明碼實價的難題。
至于最壞的情形，如負福利這種情況出現，大多是因戰爭中損失過大，雖勝猶敗。倘若統治者又不肯舍利，那么將會給社會帶來雪上加霜的災難。
戰爭總福利減去分配給次食利階層和被食利階層的福利后，獲得的福利都歸食利階層所有。這部分利益，用馬克思的經濟理論解釋叫“剩余價值”。吳思先生在他的《血酬定律》里，把相似的這部分福利定義成“血利”。對于這個看法，我是沒有異議的。
假定把分給次食利階層和被食利階層的福利看做成本，根據收益＝總收入－成本這個公式可知，食利階層可獲得收益的多寡，取決于外分的利益多寡，兩者間成反比關系。為了降低因福利發放而導致高企的成本，食利階層的借口層出不窮。最常見且屢試不爽的策略是偷換概念，顛倒是非。動輒用集體利益、民族利益、國家利益做噱頭繞圈子，用“無私奉獻”來降低福利的發放標準。其實，這些借口除了遮羞布的作用外，再就是營造一種環境，使得克扣非食利階層的福利成為合理行為。
{分頁}戰爭的風險由誰來承擔？
戰爭，同其他一切經濟行為一樣，都有風險。風險的預算是確保自身獲得福利的必備方案。作為戰爭的策動者，大多是食利階層，最不濟是次食利階層，但概率偏低。根據前文福利分配的規律，我們可以看到，戰爭福利的最大受益者多是這些戰爭策動者，這是他們樂于策動戰爭的根本原因。當然，我們只是討論的假定前提條件是非戰敗。
如果一旦戰敗，扣除喪失權力的政治風險或因戰敗而導致丟了命的風險外，幾乎不再有額外的風險。如果需要經濟賠償，大可以把這份經濟壓力轉嫁給被食利階層。甚至在外交上吃了虧，都可以用同樣的辦法來解決問題。
對被食利階層敲骨榨髓，然后營造出一種氛圍，將這影響社會的經濟災難嫁禍給天災人禍，或者將仇恨外引，樹立一個虛擬的敵人群體。這是最常見的轉移經濟壓力的手段。
在進入現代社會前的歷史上，沒有戰爭法庭的說法，戰爭策劃者也沒有被推上戰爭法庭的風險，而社會群落間的經濟索賠都需要有人來負責，保留既有的食利階層有助于戰勝一方索取賠償，作為戰勝方，多是愿意保留戰敗方的舊食利階層的，因此他們常常能逃脫戰敗的懲罰。那么這又變相縱容了這些戰爭策動者們。
有一點是我們一直沒做精算的，那就是通過戰爭獲得福利的方式，對于這些被動接受的人是否劃算，或者說，這到底是不是他們真正所需要的。
我們再次建立一個非常理想的模型，按戰爭勝利后，食利階層在不倒搭利益的基礎上盡可能多地給其他階層分配福利。次食利階層和被食利階層獲得到了經濟利益，但是他們失去了自己的休息時間，也失去了安全感，也失去了獲得精神愉悅的條件。他們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以戰爭為核心的社會活動中去，或是殺戮，或是生產。
我們很容易聯想到一個類比：企業中的員工無限度地加班加點，以求得最大生產效能。若按這個觀點來看，戰爭帶來的福利，對于這些次食利階層和被食利階層來說，無非就是相當于“加班費”而已。
雖然老板支付了加班費，可是員工仍舊疲憊不堪，并無幸福感可言。脫離模型聯系現實可知，老板們并不都很慷慨，個個都會支付“加班費”，大多是經常性克扣這種“加班費”。從這個角度說，戰爭福利對于被食利階層，無論如何計算，都算不得真正的福利。
說到這，我們又可以看出一點，戰爭福利中的責任與權利是不對等的。擔負最大責任者，權利往往最小，甚至低微到可以忽略不計。由此可推論出，食利階層捏造的“無私奉獻”，或是“愛集體利益就是愛自己利益”等相似話語，無非是種搶占道德制高點的謊言。剝去謊言的外殼，我們不難看出，標榜這些“集體利益高于一切”的，多是些野心家，所謂“集體的利益”，實際上卻是他們的利益訴求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