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為什么？中國商人要知道的底牌
文/木棉小樹
是什么造就了中國GDP高增長的奇跡？
眾所周知，企業要管理的內部對象包括三個方面：人、財、物。在我看來其實這三個因素可以合并為兩個因素，人和財。因為“物”也是財。但當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財”又發展為兩種：一種是看得見摸得著的“財”；一種是看不見摸不著的“財”。
看不見摸不著的“財”，就是技術，既包括研發技術也包括管理技術。假如你是一個老板，你的公司看不見摸不著的“財”比較多，那你這個公司肯定不一般。就算不是微軟、IBM起碼也是華為這樣的。就算房地產開發商或者家電廠商，如果不在無形的東西上下功夫，你肯定成為不了萬科或者海爾。因此，今天企業管理的對象可以歸納為三類：人、財、技術。
同樣，一個國家發展經濟要考慮的也不外乎這三個方面。用經濟學術語來說，決定經濟增長的要素就是勞動力投入、資本投入和技術進步三方面。無論是古典經濟增長模型，還是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都是基于這三方面對經濟增長進行分析。由于中國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始于1991年，因此我就從1991年以后的中國經濟說開去。
勞動力在中國經濟發展中的貢獻
偉大領袖毛主席曾經說過：人定勝天。中國別的不敢說，三條腿的王八沒見過，但兩條腿的人多的去了。由于文化的原因，在中國做事首先要考慮人的因素，因此，我首先可以肯定地說，中國這些年來的經濟奇跡最重要的是人的因素，用術語表達就是：人口紅利是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源泉。
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1981年到2000年，中國人口自然增長率13.98‰，到了2009年人口自然增長率降低到5‰，這主要歸功于中國計劃生育國策的實行。自1991年開始，中國經濟進入了一個高速發展的階段（之前兩年的GDP平均增速為4%）。從勞動力的供應來看，1960年到1970年出生的人口共計1.3億，這部分人口在1991年時的年齡在20歲到30歲之間，構成勞動力的主力軍。1970年到1980年出生的人口為1.57億人，1980年到1990年期間出生的人口為1.56億。這3個10年可以說人口平穩增長。
據人口學家統計，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人口生育高峰，形成了之后30年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維持在65％以上的較高水平。這意味著，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實際上是享受了計劃生育政策實施前10年內人口大幅增長帶來的“紅利”。從1978年到1998年，在中國持續20年的經濟高速增長中，資本的貢獻率為28％，技術進步和效率提升的貢獻率為3％，其余全部是勞動力的貢獻。
1990年中國的人口自然增長率和凈增人口開始雙雙下降。1990年之后到2009年末，19年共計出生人口才1.91億，與之前的幾個10年相比下降超過50%。1990年出生的人口今年剛滿20歲，剛剛步入新增勞動力的供應階段。也就是說，單純從勞動力供應來看，從2010年開始，中國的新增勞動力供應將逐年下降。
自2003年起，60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超過10%，中國開始逐步步入老齡化社會，年青人的養老負擔開始凸現。而恰恰在2004年，沿海地區開始出現“民工荒”，甚至當時有媒體稱“民工荒席卷中國”。珠三角地區在2004年初現“民工荒”時，更多人相信，這僅僅是局部和暫時的結構性勞動力短缺。但不久之后，長三角地區也出現了“民工荒”，而且從那一年開始，“民工荒”成為中國歲末年初的常規熱點。“民工荒”出現的時間點和勞動力供應的下降以及老齡化社會的來臨在時間點上保持了一致，這已經無法用巧合來解釋了。
對于勞動力為GDP增長做出的貢獻的具體比率，我們沒有必要去測算。但有一個不爭的事實是，由于90年代凈增人口的急劇下降，中國的“人口”紅利正在或者已經消失，勞動力對于GDP的貢獻率今后將會不斷下降，而且下降速度有可能會超過我們的想象。
不僅如此，到本世紀中葉，大概到2045年左右，中國60歲以上人口將占到30%。從2005年的11%到30%，中國用了不到半個世紀的時間，而許多國家用了100年的時間。因此，“未富先老”也將成為中國未來不得不面對的一個難題。
因此，今后我們仍然可以說中國人口眾多，但恐怕不能再說“勞動力眾多”了。
資本投入時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東路 1991年來，中國GDP年平均增長速度為10.21%，而同期固定資產投資年平均增長速度達到23.3%，貨幣供應量（M2）的年平均增長速度為20.6%。后兩者的平均增長速度都是GDP增長速度的兩倍多。需要指出的是，在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前，三者的增長都基本呈現出正相關關系。但在2009年，貨幣供應量和投資的增長呈現出完全正相關，而兩者和GDP的增長則呈現出非相關甚至是負相關。
再來看中國1997年到2007年GDP的構成情況。這10年間中國名義GDP的構成當中，資本投入所占的比例越來越大，而消費尤其是居民消費所占比例越來越低。
不僅如此，中國的投資在1991年以來不僅保持了高達23.3%的年平均增長速度，并且投資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也越來越大，從2001年的大約34%提高到2008年58%，并且在2009年達到了驚人的67%。
技術進步對經濟的邊際貢獻不斷遞減
從邏輯上講，由于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前和世界的技術水平差距相當大，因此改革開放初期國外的科學技術和管理技術的引進，對經濟增長肯定會有很大的促進作用，否則鄧小平他老人家就不會搞改革開放了，更不會講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但隨著中國社會的經濟發展水平和發達國家快速接近，這一要素對于中國經濟發展的貢獻將會越來越小。我只能用數據來簡單說明一下，畢竟量化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還是有難度的。
2008年12月，著名經濟學家樊綱表示，在過去的15到20年中，中國制造業的全要素生產率每年可以提高6%以上。而在發達國家，這個數字一般為3%至4%，發展中國家則是1%至2%。“國際商業組織大企業聯合會”隨后的一項研究報告顯示，2006年中國勞動生產率增速全球第一，達9.5%；印度緊隨其后，為6.9%，歐盟是4.1%，而美國在該年度勞動生產率僅僅增長1.4%。
{分頁}無論是樊綱所謂的6%，還是國際商業組織大企業聯合會的9.5%，這一速度都遠低于中國過去19年來的GDP發展速度。而技術進步對于GDP增長的貢獻率，僅僅是3%。
在上述三要素當中，勞動力的投入是無法通過人為的技術手段去改變，只能順其自然地加以利用。技術進步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有賴于科技進步和管理水平的提高。只有資本投入，是中國經濟增長要素當中唯一可以通過人為方式來改變經濟增長速度和模式的手段。
對于中國而言，盡管過去“人口紅利期”產生的勞動力為中國GDP增長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但這一貢獻是上帝賜給中國的禮物。可以肯定的是，今后上帝不會再賜給我們這樣的禮物。中國的體制和文化也使得追求技術進步的目標幾乎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今天神州大地千瘡百孔的自然環境和令人嘆息的資源危機就是例證。并且隨著技術進步的不斷積累，技術進步本身對于經濟的邊際貢獻一定是在不斷遞減，也就是說，除非發生類似于工業革命的事件，通過技術進步來促進經濟的增長將越來越難。唯有投資，才是過去20年來中國人為的GDP增長手段。在過去20年中，固定資產投資年平均增長速度是GDP年平均增長速度的2.3倍就是最好的證明。
再來看國際上的情況。根據世界銀行《2002年發展報告》，2000年低收入國家投資率為21％，中等收入國家為25％，高收入國家為22％；低收入國家消費率為80％，中等收入國家為74％，高收入國家為79％。
誰在投資中國？
在我剛開始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我認為沒有什么新意，因為固定資產投資不同于證券投資，普通老百姓是不可能進行固定資產投資的。因此固定資產投資主體只能有兩個：一是企業，二是政府。還有一個來源就是外國資金，畢竟引進外資是中國改革開放的重要目標之一。但當我找到相關的數據的時候，我驚奇地發現外資在固定資產投資中所占的比例在1996年的最高點也只有11.8%，之后竟然逐年下降到2007年的3.4%。這遠遠低于在我的直覺印象中應當占有的份額。
那么，誰是投資主體呢？國有投資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比重自2000年以來呈逐年下降趨勢，但2004年最低時也占到35.5%。在城鎮固定資產投資總額中，國有資本所占的比例始終超過一半。
自2008年第四季度中國政府宣布4萬億投資計劃以來，相信國有資本在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中的比重會在2009年開始的幾年內大幅提高。
因此，我們可以認為，投資，尤其是政府和國有及控股企業主導的投資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但同時也產生了一個疑惑，我們當初改革開放的目的就是引進外資和技術，但從投資的構成來看，1996年之前，外資的比重確實是在逐年上升，但1996年之后，外資的比重卻逐年下降，1996年的最高點也不過11.8%，2007年這一比重下降到3.4%。這可不可以說我們引進外資的目的沒有實現？
在此期間，根據世界銀行《2002年發展報告》，1990年以來，世界平均投資率已從24％降至2002年的19．9％，此期間世界平均消費率呈現明顯上升趨勢。同時世界平均儲蓄率總體上同樣在走低，2000年為22．8％，2001、2002年分別降為21．7％和20．4％。
與此形成對照的是，中國的儲蓄率和投資率自改革開放以來到2000年都呈現出增長趨勢，并且這種增長基本上是同步的。
從邏輯上講，在貨幣總量與經濟發展速度同步增長的情況下，儲蓄率的增長會導致投資的增長低于GDP的增長。但在過去19年中，中國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除了個別的幾年與GDP的增長同步之外，絕大部分年度其速度都遠遠超過GDP的增長速度，這使其平均增長速度達到GDP平均增長速度的2.3倍。這種“反常”現象從邏輯上只能用兩個原因來解釋：一是居民銀行存款份額始終在下降，二是政府和企業通過發行大量鈔票或舉債進行了固定資產投資。如果這個邏輯成立，那么，在居民儲蓄、企業儲蓄和政府儲蓄之間有著什么樣的關系？
是誰的錢存在銀行？
中國的高儲蓄率很多年都在世界上排名第一，2005年全球平均儲蓄率僅為19.7%，但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在2009年7月由工商銀行舉辦的首屆全球智庫峰會《全球消費、儲蓄及金融安全》上表示，中國2008年的儲蓄率已經上升到51.3%，是全球之最。這樣從表面上看，中國的居民應當是比較有錢，否則不會導致儲蓄率如此之高。但如前所述，既然我們推斷居民儲蓄應該是在下降，似乎和高儲蓄率之間是一個矛盾。那么我們只有通過分析儲蓄的結構來看我們的判斷是否正確。
上圖是周小川行長2009年“全球智庫峰會”上提供的。是1992年到2007年儲蓄構成統計數據。儲蓄在任何國家無非分作三類：企業、政府和居民。我們從上圖看到的是企業儲蓄率從1992年的11.3%增長到2007年的22.9%，增長幅度為203%；政府儲蓄率從1992年的4.4%增長到2007年的8.1%，增長幅度為184%；而居民儲蓄率則從1992年的20.3%下降到2007年的20%，不僅沒有增長，反而下降了。
如果拿老百姓的儲蓄率和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相比較，我們的儲蓄率并不高，而且長期以來也比較穩定。答案出來了：中國高儲蓄率的原因并不是老百姓把錢存在了銀行，而是企業和政府變得越來越有錢，而中國老百姓的銀行存款相對變得越來越少，也就是說，改革開放之后中國經濟高速增長過程中所創造的大部分財富居然和老百姓沒有關系！
因此我可以得出結論：中國企業和政府的高儲蓄為高增長的投資提供了資金來源。現在又出來新的問題：既然老百姓的銀行存款比例越來越少，是不是老百姓把錢都花了呢？
{分頁}中國的老百姓花錢了嗎？
早在2006年底，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蘇寧就表示，我國最終消費占GDP的比重已從上世紀80年代的超過62%下降到2005年的52.1%，居民消費率也從1991年的48.8%下降到2005年的38.2%，均達歷史最低水平。
2008年居民消費率則進一步下降到36.8%，2009年則為37.38%。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則是投資率的逐年提升。看來老百姓并沒有花錢，這說明企業和政府的儲蓄確實是用到固定資產投資上面。
從建國至今，政府消費在總消費中所占的比例由建國初期的17%上升到現在的27%，居民消費在總消費中所占的比例由建國初期的83%下降到現在的73%。也就是說，在消費構成中，居民消費所占的比例越來越小，而政府消費所占的比例在逐年提升。
這樣看來，不僅總消費額占GDP的比重在逐年下降，居民消費在總消費中的比重也在逐年下降，中國的老百姓越來越不敢花錢了。
我們再來看國際比較。和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相比，中國的消費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實在太低，這至少是不符合經驗性的規律。也就是說，這種經濟增長模式從經驗來看是無法持續的。
國家統計局國民經濟核算司司長彭志龍2009年12月2日表示，與投資和出口增速相比，我國居民消費增長相對較慢，在GDP中的比重較低。2008年中國居民消費率（居民消費占GDP的比重）為35.3%，美國為70.1%，印度為54.7%。
中國的老百姓為什么不花錢？
我先列舉一下可能的原因：第一，沒有錢或者沒有足夠的錢。第二，未來存在不確定性導致產生不安全感從而不敢花錢。第三，該買的東西都買了，沒有必要再花錢。用列舉法應該找不到第四個原因了。然后我們對上述三個原因逐一進行分析和論證，看看上述原因是否正確。
首先可以排除第三個原因，因為只有有錢人才會出現第三種情況，中國大多數老百姓應當都屬于“二八法則”中的“八”，否則我寫這篇文章也就沒有意義了。因此我只對前兩個原因進行分析。
其實前面分析中國儲蓄構成的時候，順理成章還出來一個問題，就是政府和企業那么多的銀行存款哪里來的，但這個問題暫且一放，先從老百姓的情況著手分析。
老百姓有錢嗎？
央行官方網站上的《金融機構本外幣收支信貸收支表》顯示，2009年末“儲蓄存款”也就是居民儲蓄合計26.08萬億元，全國人口以13億計，人均存款20062元。
國家統計局《2009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2009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5153元，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175元。也就是說，中國國民目前人均現金財產狀況是：銀行存款2萬元，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鎮居民1.7萬，農民5153元。盡管2008年中國人均收入的世界排名為第109位，算是中游水平，但這些錢能夠干什么呢？生一場大病？一個孩子上了大學？不吃不喝攢幾十年錢買套房子？
盡管中國的儲蓄率表面上非常高，但是，如果從老百姓的儲蓄率20%來衡量的話，中國老百姓的儲蓄并不比亞非拉兄弟們更多。也就是說，即使是和這些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等待我們去“解放”的“第三世界國家”兄弟姐妹們相比，至少在銀行存款方面看，中國的老百姓并不比他們更有錢。
在民間消費占GDP的比重不斷降低的同時，農村相對于城市的收入比率也在同步下降。二者幾乎完全成正比。在中國持續20年的經濟高速增長中，主要來自于農村的勞動力為GDP作出的貢獻達到了70%，但勞動力的所得與其貢獻根本不成正比。不僅如此，農村相對于城市的收入比例還在不斷下降，這才是中國的老百姓不敢花錢的根本原因。
當多年以前我第一次在媒體上看到“民工”這個字眼的時候，我曾經一度迷惑：“民工”到底屬于農民階級，還是工人階級？今天我早已不再迷惑，唯愿為中國經濟發展做出巨大貢獻的“民工”能夠早日成為“公民”。
老百姓敢花錢嗎？
對于老百姓不花錢原因的第二個判斷是大家對未來的預期不確定從而不敢花錢。所謂對未來的擔憂，就是對人的基本生活需要得不到滿足的擔憂，用俗話說，就是“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八個字。
釋迦牟尼有一天晚飯后到城外散步，步出城門時突然悟出“生老病死”這個人生四大悲劇其實是人根本無法避免的。既然無法避免那就不如不去尋求破解之道，而致力于尋求和提升有限人生的意義和價值，由此釋迦牟尼成為佛教開教之領袖。但宗教是負責精神教化之功能，政府則應負責物質之保障。改革開放的第一個任務就是解決吃飯問題，也就是“食”的問題。到了今天，“衣食行”這三個問題基本上得到妥善解決，但是另外五個問題雖然不能說沒有得到妥善地解決，但要說解決得很不成功估計不會有人反對，起碼民眾的非議越來越多。“生”和“病”是醫療體系的問題；“老”是養老體系的問題；“死”，鑒于殯儀館火葬場都是民政管理的，列為社會保障問題；“住”這個問題在中國這些年爭議最大，很多人因此成為富翁，無數人因此成為“奴隸”或者“蝸牛”。
對于這五個問題不必舉太多實例，相信大家都有深刻的切身體會。我只想對“死”這個問題說一下親身經歷。歲末年初的時候我連續去了兩次所在城市的火葬場，之前從來沒有去過。在吊唁親友的同時我吃驚地發現一個骨灰盒居然需要數千元，這還不包括其他費用。在中國，一個人“死的成本”居然如此之高。也就是說，在目前的中國，老百姓的“生老病死住”五大需求都不靠譜。不僅如此，除了這八大需求外，現代社會還有教育需求。盡管中國幾年前總算真正實行了“九年制義務教育”，但“九年制”的前后兩頭，即幼兒園和大學教育卻開始變本加厲。
也就是說，在六大基本需要都不靠譜的情況下，老百姓怎么可能敢花錢？當然有很多的學者、專家可能對此不以為然，但我仍然想通過數字來說話。
印度作為“金磚四國”中和中國最為接近的國家，和中國的情況最具備可比性。印度2008年人均GDP1024美元，而中國2008年人均GDP3266.8美元，是印度的三倍以上。即使中國統計體系存在缺陷，但比印度人富得多的中國居民消費率偏低卻是不爭的事實。反觀印度，雖然經濟發展水平不高，貧富差距懸殊，但社會保障體制卻相對完善。不僅所有國民都享有免費醫療，65歲以上、生活貧困的老人，每月還可從政府領到一定數量的老年人津貼和免費的糧食。教育方面，印度公立高校一直實行低收費政策，教育支出在家庭總收入中所占比重并不大。這也難怪印度人比中國人敢花錢了。結果就是：印度2008年的居民消費率是54.7%，比中國的居民消費率高出近20個百分點。
再來看同為“金磚四國”的巴西。巴西雖然是擁有1.8億人口的發展中國家，但是早在上世紀90年代就趕上發達國家的城市化水平，并且實行全民免費醫療、全民免費義務8年教育和全民社會保障制度。農民在醫療、教育和社會保障方面享有與城里人同等的權利，差別只是農村醫療和教育條件不如城市。農民進城后則享有與城里人同樣的待遇。農民與城里人享有同等公民權利和待遇是憲法規定的。根據巴西1988年頒布的憲法，醫療和教育是所有巴西人的權利和國家的責任，不論種族、宗教信仰和社會經濟狀況如何，每一個巴西公民都有權在政府各級醫療機構享受免費治療，在公立教育機構接受免費義務教育。這部憲法還規定將農村人口納入全國社會保障體系。其結果是：1985年到2003年間，阿根廷、巴西、智利、秘魯四國的平均消費率分別在70％-80％之間，雖有一定波動，但始終穩定在高于70％的水平。與上述國家相比，我國的消費率大約要低20個百分點。
事實上，在世界主要經濟體中，中國的消費占比是美國的二分之一，歐洲和日本的三分之二，并且低于除沙特阿拉伯以外的所有國家，而沙特是因為石油出口占了其經濟總量的很大一部分。
中國的老百姓既沒有錢，也不敢花錢。可是畢竟中國改革開放所取得的經濟成就舉世矚目，那么，老百姓的錢都到哪里去了呢？
{分頁}誰“劫持”了我們的財富？
中國老百姓不花錢的根本原因是老百姓既沒有錢，也不敢花錢。那么，老百姓的錢哪里去了？
對于GDP這個概念，大家再熟悉不過。中國的GDP是采用生產法核算的，簡單一點講就是把每個行業的總產出價值減去投入后的余額加總到一起。但這種方式如果從老百姓的立場來看，跟我們的收入沒有直接關系。但GDP還有另外一種算法，就是收入法，計算公式為：增加值=勞動者報酬+生產稅凈額+固定資產折舊+營業盈余。國民經濟各部門的增加值之和等于GDP。
通俗一點說，從收入角度看，GDP就是一個國家每年所產生的收入之和，如果把這個收入做一下分類，可以分為三類：老百姓的工資薪金獎金等現金形式的收入、企業的現金利潤和政府的稅收收入。如果老百姓的錢越來越少，只能說明企業和政府的錢越來越多。因為蛋糕就這么大，給你切少了，必然就給其他人切得多了。政府的任務不僅僅是為社會創造財富，如何合理地分配財富甚至比創造財富更為重要。
蛋糕是如何被分割的？
所謂切蛋糕的過程就是經濟學上所說的“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我們通過數據來看財富是如何被分配的。
從1992年至今，財政收入的增長速度遠遠超過了GDP的增長速度。這18年的財政收入年平均增長速度是18.75%，同期GDP的年平均增長速度僅為10.27%，前者是后者的1.83倍。
同時還會發現了三個關鍵的時間點或者分水嶺：1993年之前，財政收入的增長和GDP的增長基本上是同步的。但從1993年開始，中國財政收入的增長陡然加速，遠遠超過GDP的增長速度。
從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變化來看，可以以1995年作為分水嶺：之前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斷快速下降，從1979年的28.39%下降到1995年10.67%的最低點；但從1996年開始，這一比重開始不斷地快速提升，近年來穩定在20%左右。這一變化，應當和1994的財稅體制改革有直接關系。如果說1994年之前的改革主題是“放權讓利”，那么，1994年的這次改革的中心思想就是“收權”，把原來中央政府放出去的權利收回。也正是從1995年開始，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開始快速回升。
1998年之前，財政收入的增長和GDP的增長表現出近乎完全的正相關性。但從1998年開始，財政收入的增長與GDP增長的相關性明顯下降，財政收入的增速明顯要高于GDP的增速。就在1998年發生了讓很多人至今記憶猶新的亞洲金融危機，“臭名昭著”的金融大鱷索羅斯帶領一批對沖基金將整個亞洲玩弄于股掌之間。當時的中央政府和今天一樣，大興土木修建“鐵公基”（鐵路、公路和基礎設施），從而平安度過金融危機，也使得政府的財權進一步加強。
1995年，國家財政稅收、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民人均純收入在增長速度上是在同一水平，但從1996年開始，前者的增長速度開始遠遠超過后兩者的增長速度。而且越靠近今天，這種背離越明顯。
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編寫的2007年企業藍皮書《中國企業競爭力報告(2007)——盈利能力與競爭力》指出，1990至2005年，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例從53.4%降至41.4%，下降12個百分點。而同期營業盈余占GDP比例從21.9%增加到29.6%。也就是說，企業利潤的大幅增加相當程度上是以員工的低收入為代價的。
從國際比較看，世界重要經濟體的勞動者報酬在GDP中的份額近年一般介于50%到58%之間，根據世界銀行數據計算，2004年發達國家如美國、德國、英國勞動報酬占GDP的比重為57.3%、51.2%、55.7%，亞洲的日本為51.4%，比我國2007年39.7%的水平高10—17個百分點。而這些國家的企業營業盈余介于20%—25%之間，比我國31.3%的水平低6—11個百分點。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近日剛剛公布了多份政策調研報告，分別是《“十二五”期間優化收入分配格局的思路與途徑》、《擴大消費的三個主要著力點》等，該報告系統梳理了當前我國收入分配格局存在的突出問題。問題之一就是“勞動者報酬在初次分配中占比偏低”。該報告援引數據稱，2007年，我國初次分配中勞動者報酬占GDP比重已從1995年的51.4%下降到2007年的39.7%，比1995年下降了11.7個百分點；生產稅凈額占GDP的比重為14.2%，比1995年提高了1.9個百分點；營業盈余占GDP的比重為31.3%，比1995年提高了8個百分點。
這僅僅是問題的一個部分。更重要的問題是勞動者報酬的內部分配不公平的現象不斷加劇。據上市公司年報分析，208家上市國企高管與一線職工的收入差距，從2006年的6.72倍擴大到2008年的17.95倍。2008年20個行業門類收入差距平均接近5倍，有的行業職工實際收入是其他行業的10倍。
2010年3月11日《工人日報》一篇名為《勞動收入增幅跑輸GDP令人擔憂》的報道中提到了這樣的事情：全國政協委員、全總政策研究室主任李濱生在一次國際會議上，尼加拉瓜的一位工會領導人詢問李濱生，中國最低工資標準是多少？李濱生想了想，選了當時標準最高的深圳為例，告訴對方是90美元。本以為這個數字已經不低了，可對方一聽就樂了：“也是90美元，和我們國家一樣。”
原來，切蛋糕時政府和企業切的蛋糕份額越來越大，老百姓分得的蛋糕越來越少。不僅如此，就在老百姓所分得的蛋糕不斷縮水的同時，這塊蛋糕中老百姓最終所能夠分到的蛋糕也在不斷減少，也難怪儲蓄中企業和政府的比例越來越高。
蛋糕該如何切？
用經濟學術語來講，國民收入二次分配是初次分配的重要調節手段。在蛋糕切割比例不盡人意的情況下，可以通過二次分配來進行調節，而二次調節的最重要的手段就是財政公共服務支出和稅收。通俗一點講，就是要劫富濟貧，使社會財富的分配公平化。
上圖是新華社發的2008年中央財政支出結構圖。圖中所顯示的醫療、教育和社會保障三項支出合計占總支出的比重為14.2%。而人口不足800萬的香港，2008至2009財政年度預算中，教育、社保分別占特區政府開支的23.8%和17.6%。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最近公布的多份政策調研報告指出：2008年，我國人均GDP已達3260美元左右，然而2007年，我國教育、醫療和社會保障三項公共服務支出，占政府總支出的比重合計只有29.2%，與人均GDP3000美元以下國家和人均GDP3000-6000美元國家相比，分別低13.5和24.8個百分點。
“由于政府公共服務支出總體不足，迫使居民用自身收入來抵付，從而擠壓了其他消費增長”。究其原因，研究員余斌分析稱，一方面，初次分配過于“親資本”，勞動者報酬占比總體偏低，而且行業間差別過大，使廣大居民相對無錢可花；另一方面，二次分配力度又不夠，政府公共服務供給不足，公共服務和社會安全體系不健全，使得居民有錢也不敢花。
我們再看社會保障支出占中央財政支出比重的國際比較。中國2008年是7.5，發達國家德國是55.5，加拿大是45.6，美國是30.2，在居民的消費支出中，城市居民消費所占比重上升，農村居民消費所占比重下降。城市居民消費支出占居民消費支出比重從1952年的31.1%上升到2008年的74.4%，而農村消費支出比重由1952年的68.9%下降到2008年的25.6%。
全國總工會目前的有關數據顯示，在城鎮就業人員中，養老、醫療保險參保率僅為62%和60%。農民工的參保水平更低，參加養老、醫療保險的不足20%和31%，許多勞務派遣工的社保繳費基數低于工資水平，甚至按最低工資標準計算。
我國目前對二次分配起作用的稅種主要是個人所得稅，目的就是為了“殺富”。但個人所得稅的征收起點目前只有2000元，這個起征點還是2008年3月1起實施的，至今不過兩年多。2000元的起征點是高是低，我相信普通民眾不會有爭議，但當我們發現個人所得稅已經成為我國第四大稅種時，估計不會有人再相信它本來的作用是抑制收入差距。
西方國家普遍征收的財產稅，我國從來沒有實施，現在也沒有看到實施的計劃。也就是說調節國民收入二次分配的稅收工具，幾乎就沒有發揮過作用。
無論如何，有一個不爭的事實是：中國財富及收入分布不均程度逐年升高并達到危險水平。據世界銀行相關研究報告，中國80年代初期的基尼系數為0.28，2000年達到0.458。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城市調查總隊所進行的城鎮居民財產調查，2003年中國城市居民家庭財產基尼系數達到0.51，遠超過國際警戒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2005年12月發布《中國人類發展報告2005》認為，目前中國的基尼系數很可能已經達到0.45，不同群體之間發展差距過大，該報告提出很多政策建議，建議縮小存在于中國不同收入階層、不同性別、城市和農村以及沿海與內地之間的發展差距，建議實施就業優先政策、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加大農村基礎設施投資等。
無論從國際比較來看，還是從政府的實際財政支出結構來看，財政支出作為最重要的國民收入二次分配的手段，遠遠沒有發揮其應有的作用。換句話說，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務遠遠滿足不了民眾的實際需求。
{分頁}政府的錢花到哪里去了？
政府的錢怎么花？
下圖是1982年到2004年的中國財政支出結構統計表。從這個統計表可以得出三個結論。首先，公共財政逐漸成為“養人”財政，因為行政管理費比重從1982年的6.87%上升到2005年的26.49%，從當初年度最小的開支項目一躍成為最大的開支項目。并且只有行政管理費這一個項目有預算外開支。更為重要的是，行政管理費預算外開支的增長速度遠遠超過預算內開支的增長速度。
其次，從花錢的角度看，盡管經濟建設費用開支到了2006年是第二大開支項目，但之后就一直在下降，到了2005年居然下降到了23.78%。而與此同時行政管理費用開支大幅上升。
第三，2007年財政開支中行政管理費用和經濟建設費用合計占比為50.28%，就是說我們的財政主要功能就是“養人”和搞建設。
為了避免上述結論下得過于草率，我找到一些國家的行政管理費支出比例。
德國（1998年）2.7%
埃及（1997年）3.1%
英國（1999年）4.2%
韓國（1997年）5.1%
泰國（2000年）5.2%
印度（2000年）6.3%
加拿大（2000年）7.1%
俄羅斯（2000年）7.6%
美國（2000年）9.9%
中華人民共和國（2000年）25.7%
中央黨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2004年寫過一篇《中美財政支出結構和公共服務程度比較》的文章，里面提到：加上統計的預算外資金的支出后，2003年國家財政中最大的支出項目是行政公務費用（不包括公安和武裝警察費用），高達27%。其次是經濟建設費用21.7%，而用于社保、教育、衛生等公共服務的比例全部加起來只占16.6%，我們的財政實際是一個養人和搞建設的財政。
既然政府沒有把錢主要用于提供公共產品，而將這部分錢挪作它用，就勢必會造成公共產品的短缺。
政府的錢夠花嗎？
2008年，在金融危機的陰影籠罩全球的的情況下，中國政府提出了4萬億的經濟刺激計劃。當這個計劃剛出臺的時候，我不禁嚇了一跳，因為政府每年都會發行國債，也就是說政府每年的錢本來不夠花，那么大的投資，錢從哪里來呢？
我找到了下面的數據：2010年兩會期間，地方政府的債務問題已經受到廣泛關注。據《21世紀經濟報道》2010年3月3日的報道，商業銀行對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貸款余額已達7.1萬億。以地方政府負債中85%來源于銀行信貸來粗略計算，當前地方政府負債余額已超8.3萬億。也就是說地方政府的債務占2009年GDP總額的比重已經達到24.7%。
關于中央財政的負債情況我目前沒有查到2009年年末的準確國債余額，但2008年末國債余額為5.33萬億，2009年中央財政國債余額限額為62708.35億元。以2009年的數字加上地方政府負債余額8.3億元，中國各級政府的債務余額已經達到14.5萬億元。截至2009年第三季度，中國外債余額為3867.72億美元，折合人民幣約為2.63萬億。這樣各級政府債務總計占2009年GDP總額的比重達到51%。2009年全國財政收入約為6.85萬億元，政府的財政收入負債率達到250%。
目前，國際上評價一國財政赤字風險有兩個指標：赤字率（赤字占GDP比重）不超過3%，負債率（國債余額占GDP比重）不超過60%。從這兩個指標來看，用溫總理的話說，這是中國綜合國力“可以承受的”，總體上也是安全的。
但是，問題出在中國地方政府的債務主要是向銀行借來的。政府從銀行融資往往是用土地轉讓收入甚至是財政收入作為未來還本付息的保證，這將使得地方政府未來可支配財政收入減少。優化財政支出結構，增加公共產品及準公共產品的供應將變得越來越缺乏資金保障。香港中國銀行的報告保守估計中國地方政府債務余額超過6萬億元，這樣每年還款額將達5200億元以上，相當于去年地方財政收入的16%。如果其中一半還不出錢來，銀行業一年盈利將減少4成4，不良貸款率將增加7%。若央行為因應通膨而升息，對地方政府債務更是雪上加霜。 在西部的一些地區，由于當地財政收入來源較少，地方政府事實上已經面臨“破產危機”。2008年9月美國阿拉巴馬州杰佛遜縣政府的破產事件不知未來會不會在中國上演。
由于債務壓力，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對土地轉讓收入依賴性越來越強，從而導致地價和房價高居不下，使地方政府成為房地產市場的“價格推手”。
政府主導的投資行為往往是和市場規律背道而馳的，因此銀行提供的借款也多是通過行政命令的方式而無法履行正常的風險評估程序，因此銀行業擔負了巨大的未來呆壞賬風險。
地方政府向銀行舉債實際上等于變相地投放貨幣，人為地制造通貨膨脹。
近日湖北省曝出12萬億元的天量投資計劃，我大概看了一下湖北省的經濟數據。12萬億的總投資規模，相當于2009年湖北省GDP總量的10倍，相當于湖北省年財政收入的147倍。根據湖北省的規劃，僅在2012年前開工的項目就有1.3萬個，約需資金6萬億元。地方政府財政只能拿出4300億元。
企業的錢花到哪里了？
上圖是1998年到2007年投資率、消費率和凈出口率的對比。凈出口的增長仍然緊跟投資率的增長。而投資和凈出口的增長仍然伴隨著消費率的下降。并且在1998到2001年間，投資率和凈出口率同時下降。
凈出口率的增長之所以在時間上落后于投資率的增長，是因為固定資產投資從建設到產出需要一定的時間。但問題在于投資—出口的擴大循環會造成對外部需求的過度依賴。在金融危機發生前的2007年中國的外貿依存度（進出口額/GDP）達到了70%，出口依存度（出口額/GDP）達到了40%。如果外部需求下降，就會形成產能過剩。
如果在google搜索“產能過剩”四個字，你會得到352萬條結果，這樣的結果你不必經過大腦就知道中國是否存在產能過剩危機。
工信部2010年3月18日發布了2010年中國工業經濟運行春季報告，報告稱，中國工業經濟呈現出回升向好的運行態勢，但當前工業經濟運行仍然面臨六大困難，多個行業產能過剩問題依然嚴重。工信部運行監測協調局局長辛國斌表示，目前原材料、船舶、紡織工業的產能過剩尤為突出。
銀監會隨后在3月23日表示，將禁止鋼鐵、水泥、造船、電解鋁、煤炭、化工等六大產能過剩行業的央企今后入股商業銀行。
據報道，當前我國主要產業產能利用率只達到60%到70%，正常情況應該在80%左右。我國電石產能利用率只有68%；焦炭產能閑置近億噸；甲醇產能閑置過半。據行業協會統計，在建的電石、焦炭和甲醇產能還有約700萬噸、3000萬噸和860萬噸。此外，部分無機鹽、無機堿、化肥、農藥等也存在不同程度的產能過剩問題。
三十年中國GDP增長路線圖
1978年—1993年。這一時段的經濟運行的特點是：GDP、固定資產投資和財政收入基本保持同步變動，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連續下降，除了投資率，消費率、儲蓄率和財政支出結構與國際相比基本上沒有異常差異。但考慮到當時處于經濟起飛階段的初期和計劃體制的因素，投資率偏高也算正常，日本和韓國在經濟起飛階段的投資率也比較高，貨幣供應量在這一時段的末期增長很快，外貿依存度快速提高。
1994年—2000年。這一時段的經濟運行特點是：固定資產投資、財政收入和貨幣供應量的年平均增長速度都兩倍于GDP的年平均增長速度，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開始逐年上升，儲蓄率高于投資率，消費率有所上升，投資率有所下降。貨幣供應量的增長速度低于GDP和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長速度，外貿依存度與前一個時段相比有所提高。本階段最明顯的變化是財政收入的增長速度遠遠超過GDP的增長速度，并且表現出非相關性。行政開支費用在財政開支中的比重快速增長。
2001年—2009年。這一時段的經濟運行特點是：固定資產投資先是快速平穩增長，財政收入的增長遠遠高于GDP的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長，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繼續不斷提高。儲蓄率的增長快于投資率增長，消費率持續快速下降。貨幣供應量的增長幅度仍然高于GDP的增長幅度。財政支出結構與國際相比其中國特色更加明顯。本階段最明顯的變化是外貿依存度大幅提高到2007年的70%。
由此，可以得出中國的GDP增長路線圖：政府改變了切蛋糕的比例，導致企業和政府分得的蛋糕越來越多，而老百姓分得的蛋糕越來越少；企業和政府手里有了錢之后，就大舉投資固定資產，隨后形成的產能，則主要通過進出口來消化。這造就了中國長期以來的高儲蓄率（企業和政府的錢存在銀行）、高投資率（企業和政府進行固定資產投資）和高外貿依存度（投資形成的產能主要通過進出口來消化）。但財政支出結構發生明顯改變；在這個過程中，原來的隱性失業人群參與到這一過程當中，并且人口紅利為這一過程提供了至關重要的基礎。參與到國際化進程中使得這一過程中技術進步也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孟子說治大國如烹小鮮，烹制方法的改變當然會直接導致菜肴味道的改變。現在這道菜，在味道上面臨三個主要問題：
首先，人口紅利面臨消失的危險，老年化社會已經來臨，但社會保障體系遠遠沒有達到健全的地步。這個增長循環過程的基礎將不復存在。
其次，隨著技術積累的不斷提高，中國的技術和發達國家的差距越來越小，或者說可以通過分工和交換所能夠引進的技術越來越有限。技術進步對經濟的邊際貢獻開始遞減。
第三，蛋糕切割方法和國民收入的再分配解決不力導致貧富不均現象日趨嚴重，公共產品短缺程度可能超出想像，有引發社會問題的可能性。
第四，投資沖動造成貨幣供應量超出實際需要，通貨膨脹的壓力越來越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