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訪西柏坡
——華麗轉身背后的性格秘密
文/本刊記者 侯耀晨 圖/楊雷
2010年3月20日，黃永軍又一次來到西柏坡。
十幾年前，為了人生中的一次重大轉折，他曾經參訪過西柏坡，這一次同樣和“轉折”有關。
“每個人都會遇到人生中的重大決擇，我建議你在做決定之前去一下西柏坡”黃永軍在啟程前如此“忽悠”我。
浙江人是善于冒險的，他們的冒險精神為其贏得了雄厚的財富積累。但黃永軍可能是一位更讓人感到意外的“有計劃的冒險家”。
媒體廣泛報道過的“中國第一個到國外成立出版社的民營書商”這樣的“冒險“經歷且不說，比如浙江人有錢人都喜歡把孩子送到海外去留學，黃永軍也把自己的女兒黃潤之送出國。不同的是，黃潤之出國時可能是浙江留學生中年齡最小的，去英國時她才十歲，而此前在加拿大已經有過短期的留學經歷。
這么小的孩子就被送出國，是不是也算一種“有計劃的冒險“？
“我曾經也有擔心，但我的女兒就像我，她很優秀，跟老師、同學方方面面都處得很好。“黃永軍談起女兒來總是很開心，”她每年在英國的費用需要五十萬，但我認為值得，我希望她將來能成為對國家有用的人才。“
或許，在很多人看來，黃永軍的一些行動總讓人感到意外，但在黃潤之看來，他的父親可能正好是一個冒險的模范。
對于創業生涯中的多次冒險和人生轉折點，黃永軍說自己要感謝很多人，首先要感謝的一個人是盛名一時的改革家步鑫生。
大學畢業后，黃永軍決定投奔這位老鄉——他當年也想做一個像步鑫生那樣的改革家。然而千里迢迢跑到遼寧盤錦見到步鑫生后，最終卻由于種種原因無功而返。
第一次投奔老鄉，想當改革家的愿望受挫，黃永軍僅有的盤纏也幾乎用盡，只好鎩羽而歸，打道回府。沒想到，在海鹽賓館，一張報紙改變了他的命運。
“這張報紙對我的價值，正如毛澤東在決定二萬五千里長征之前看到的那張報紙一樣，如果沒有那張報紙，中國紅軍可能不會選擇陜北，而沒有延安時期的休養生息，中國革命可能是另一種命運。”黃永軍說：“我也一樣，沒有這張報紙，以我這個人的性格和興趣，可能至今還是窮光蛋一個。”
這究竟是一張什么樣的報紙呢？
原來，走投無路的黃永軍在海鹽賓館等同學時，看到賓館里有一張過期的《浙江日報》，不知是那位客人留下的。報上登了一個嘉興老鄉在清華大學邊上學邊創業的故事。
黃永軍眼前一亮。
第二天，黃永軍踏上了去北京的火車。等他在北京豐臺站下車時，身上只有五毛錢了。
這一次投奔成為黃永軍的轉折點，老鄉把清華大學宿舍樓的床位讓給他，酷愛讀書的黃永軍由此戲劇性地接觸到了“出版”這一塊未曾夢想過的行業，并由此開始走上成功之路。
“我曾經有一本書幫我買了一套房子。”黃永軍說，“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黃金屋，古人的話有道理啊。”
黃永軍最崇拜三個人：毛澤東、張元濟和李小龍。
“當我在國外搞出版時，我感覺李小龍就是我的榜樣。我要向西方人證明，中國人不只是可以制造衣服和鞋子，還可以搞很牛的出版社。“
張元濟則是他一生奮斗的榜樣。當中華民族遭遇“千年未有之變局”時，張元濟終其一生為中國人的精神“補鈣“、為中華民族“續命”。“而在中國需要國際社會更多理解與合作的這個大轉折時期，我的任務就是終其一生通過出版來推動中國與世界各國的精神文化交流。”
毛澤東呢？在創業中的每個階段，黃永軍認為可以吸取毛澤東在不同時期的戰略思想。
“我相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進京創業，用井崗山精神鼓勵自己；到海外成立出版社，我做好了第二次創業的精神準備，這個時期我需要延安的艱苦奮斗精神。”黃永軍說：“現在，我在國內國外的出版業務已基本完成布局，我想起毛澤東警告共產黨人的一句話：共產黨人不要做李自成。”
創業難，守業更難。這就是黃永軍之所以要再訪西柏坡的原因。
西柏坡是共產黨人繼井崗山、延安等革命勝地之后又一個精神高地。在西柏坡這個小小的村莊里，“西柏坡精神”由此誕生，其具體內涵包括：兩個“敢于（敢于斗爭，敢于勝利）的革命精神；兩個“善于”（善于破壞舊世界，善于建設新世界）的科學精神；兩個“堅持”（堅持依靠群眾，堅持團結統一）的民主精神；兩個“務必”（務必保持謙虛謹慎的作風，務必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的創業精神等多種革命精神，而其根本仍然是“實事求是”四個字。
黃永軍認為，處于中國革命偉大轉折點的西柏坡精神值得好好研究，中國的民營出版業完全可以科學地借鑒西柏城精神，勇敢而平等地參與到國際文化創意產業的交流與競爭當中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