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人為什么做慈善
文/鄧新華 鉛筆經濟研究社理事、專欄作者
自從2008年5·12之后，公益慈善成了這個社會的熱點話題，仁富榜的發布也是應著這樣的潮流所做的一個趨勢性的判斷。因為所擁有的財富，富人首先受到了社會關注，而我愿意更多的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談論這個話題。
仁富榜只反映了富人貢獻的一個方面。中國社會一個顯著的觀念轉變就是從改革之初的“羨富”變成今天的“仇富”，但是，富人的慈善行為實際上卻在增長。為什么富人群體做了更多的捐助卻形象下降呢？這是因為，一些反市場的因素，比如通貨膨脹、國進民退等，壓制了老百姓的致富空間。過去羨富是因為大家都有致富的廣闊空間，現在仇富則是因為致富空間變小，很多人直觀上把自己的致富空間變小歸結為富人的為富不仁，他們希望富人做出更多的貢獻。
“中國仁富榜”把一些富人的慈善行為和他們的財富增長進行對比，有助于大家更好地了解富人的形象，化解仇富情緒。但是仁富榜反映的只是富人貢獻的一個方面，即他們在慈善方面的貢獻。實際上，仁富們在積累財富時，就已經為社會做出了巨大貢獻。當然，這樣說的前提是，那些財富是通過市場交易獲得的。
仁富是市場自發生長的，而不是靠政府管出來的。仇富情緒讓很多人呼吁政府多對富人進行管制，一些官員、學者拿著書本教誨富人說，亞當斯密不僅寫了《國富論》，贊揚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還寫了《道德情操論》，來彌補市場的缺陷。實際上，這些人并沒有認真地讀這兩本書。《道德情操論》寫作于《國富論》之前，“看不見的手”已經包含了斯密的道德情操論。在斯密看來，人類天然就有同情心。理性人假設和助人為樂并不矛盾，因為助人為樂本來就是人性的一部分，也可以看成一種交易。而在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的指引下，人類能更好地發揮同情心、幫助他人。慈善心本來就是人類天生就有的，不是官員、學者發明的，如果人類天生沒有慈善心，那么政府也不可能管出慈善心來。
并不是只有富人才做慈善，窮人一樣會做慈善，但是富人做慈善的能力的確要強很多。富人做慈善有兩種目的：第一，滿足自己的慈善心；第二，滿足他人的慈善心。因為人類普遍存在的慈善心，富人會意識到，如果自己多做慈善，會改善自己的形象，贏得或者穩固客戶的認可。不管是哪種目的，都是慈善。
那些號稱要糾正市場缺陷的官員、學者，他們想做的事情會毀掉正在發育的市場慈善機制。他們想的是均貧富、多征稅。
在對富人管制之下，富人不能根據自己的慈善偏好選擇慈善行為，那么慈善就不再是一件發自內心的事，就不能提供心靈的滿足，他們的慈善心就會受到壓制，這會造成富人階層乃至全社會道德水準的普遍下降。
重稅均貧富只會造就一大批從政府開支中獲取好處的官僚、學者，他們打著為窮人著想的名號，其實只是為自己謀取利益。
政府的慈善官員依靠的是撥款，他們只需要征稅就能獲得款項，因此他們很少考慮納稅人的慈善感受。他們只要做到表面上為窮人服務就行了，龐大的福利官僚機構浪費掉慈善資源的大部分，只有少部分能到窮人的手里。
但是富人做慈善，不管是出自內心的慈善心，還是為了樹立形象，都需要真心地替窮人考慮。如果不真心替窮人考慮，他們要么無法滿足自己的心靈需求，要么無法樹立起良好的形象。因此，他們的效率比政府效率要高得多，他們比政府更愛窮人。
富人一般把善款交給專門的民間基金打理，這些民間基金之間存在著競爭，誰使用善款的效率高，誰就能獲得更多的善款，競爭壓力讓它們不得不提高效率。并且，由于他們沒有特權，因此會受到來自社會各方面的監督，他們用專業的慈善手段取代政府的官僚習氣，這是窮人的福氣。
仁富榜不僅應該以展示富人的慈善形象為己任，還應該理直氣壯地為富人吶喊。只有富人的發展環境更好，仁富榜才能越來越輝煌，中國社會的道德水平才能提升。
人與人之間幫扶互助的仁富行為是建立在一種自發基礎之上的內心行動的體現，而自然會有一種自發的規律在社會中間起著作用，但其中若是夾雜任何的強制、甚至是政府行為，都會使之變味變質，甚至走向反面。
